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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 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9639(2006)05-0010-05
　　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版本問題，正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原因在于這些作品不斷地被改寫，同一個作品的不同版本其內容和意義有所不同，所以研究一個作家，選擇什么樣的版本和如何選擇版本，就顯得十分重要。沈從文的小說自發表以后不斷地被修改，除了初刊或初版本外，流傳廣、影響大的有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簡稱“修訂本”)、1982年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文集》(簡稱“文集本”)和2002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簡稱“全集本”)。全集本最大限度地恢復到了初刊本或初版本。考慮到具有歷史意義的初刊本或初版本已經不容易找到，它們作為“古董”在市面上已經基本絕跡，而且全集本已經恢復到初刊本或初版本，而文集本又保留了修訂本的痕跡，為表述的簡潔起見，本文選擇《蕭蕭》、《丈夫》、《三三》、《貴生》的全集本和文集本加以對校，從這兩個版本的比較中，探討沈從文小說修改的規律、得失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義，為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版本研究提供一個實例。
　　一、版本的變遷
　　《蕭蕭》、《丈夫》、《三三》、《貴生》的版本變遷情況大致如下：
　　《蕭蕭》初刊：1930年12月10日載于《小說月報》第21卷第1號，署名沈從文。
　　初版：1936年11月收入上海良友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新與舊》集子。
　　修訂本：1957年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集》。
　　文集本：1982年收入廣州花城、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文集》(第6卷)。
　　全集本：2002年收入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第8卷)。
　　《丈夫》初刊：1930年4月10日發表于《小說月報》第21卷第4號，署名沈從文。
　　初版本：1936年5月收入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從文小說習作選》。
　　修訂本：1957年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集》。
　　文集本：1982年收入廣州花城、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文集》(第4卷)。
　　全集本：2002年收入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第9卷)。
　　《三三》初刊：1931年9月15號載于《文藝月刊》第2卷第9號，署名沈從文。
　　初版本：1936年5月收入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從文小說習作選》。
　　修訂本：1957年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集》。
　　文集本：1982年收入廣州花城、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文集》(第4卷)。
　　全集本：2002年收入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第9卷)。
　　《貴生》初刊：1937年5月1日載于《文學雜志》第1卷第1號，署名沈從文。
　　初版本：1939年12月收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主婦集》。
　　修訂本：1957年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集》。
　　文集本：1982年收入廣州花城、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文集》(第6卷)。
　　全集本：2002年收入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第8卷)。
　　通過這幾篇小說的文集本與全集本的對校，可以發現，相對于基本恢復了初版本的全集本，文集本的改動較大。為了使讀者對這樣的修改有一個大致的印象，下表列出了文集本與全集本的不同處，即相當于文集本對早期版本所做的修改數。我們歸類的標準是：字、詞的更換為一個修改單位，若一句的文意發生了變化，不管這句中有多少變更，都以一句為單位，一段的變化同樣如此。雖然有這樣一個總的計算修改數的原則，但在具體操作中，還是會有出入，難以做到絕對的準確，因此這種計算也只是一種相對統計，供讀者參考。

    作品  《三三》  《丈夫》  《貴生》  《蕭蕭》類型  標點       61        75        75        49增加  字     24        24        13        24      詞     11        39        38        43      句     23        44        66        61      段     無        無         1         1刪除  字     15        13         7         7      詞      9         5        10         6      句      5         1         2         3      段     無        無        無        無更改  字     31        38        15        28      詞     48        43        25        26      句     19         4         2        21      段     無        無        無        無  合計      248       286       254       269

　　二、修改的動因
　　這幾篇小說的文集本是以修訂本為基礎編校出版的，它的修改反映了初刊本發表或初版本出版以后在上個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這一時期作家的精神狀態、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形勢及其影響。就其修改的原因而言，大致有3個方面：一是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二是語言規范化的要求，三是文字上的糾錯(文字的糾錯主要發生于初刊到初版這一過程。很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結集時，為了能使其以最好的形象出現于世人面前，往往會更正一些錯別字，在字詞句上加以潤色)。文字上的糾錯不必詳論，下面僅對前兩個原因做點分析。
　　首先是對于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文學規范的服從。雖然與同時代的茅盾、郭沫若等主流作家有所不同，沈從文一向對政治采取比較疏遠的立場，但他在1957年出版修訂本時仍然對作品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們還可從沈從文為這本集子所寫的《選集題記》中看到他暗藏的苦衷：“習作中文字風格比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戀愛抒情事件，過去一時給讀者留下個印象的，怕對現在讀者無益有害，大都沒有選入。”由于《沈從文小說選集》影響很大，加之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政治才開始解凍，所以這些改動在《沈從文文集》中基本保留下來了，也就是說文集本并沒有恢復到初版時的面貌。
　　通過文集本和全集本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出于政治禁忌的原因所做的修改，如改變對人的稱呼，即把解放前那種表現地位尊卑的稱呼改成不顯示階級身份的中性稱呼。在《三三》這篇作品的全集本中，不論是小說人物還是故事敘述人，對那個城里人與“砦子里”的主人都稱呼為“少爺”、“總爺”，而文集本則分別改為“先生”、“砦子里”。同時，在文集本中，勞動階級艱難的經濟處境變得更加嚴重。在作品《貴生》的版本對校中，筆者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為了說明貴生的貧窮狀態，文集本竟然對貴生到底得了幾担桐子“斤斤計較”。在全集本中為“多得了五担桐子”、“檢荒還可得三四担”(第377頁)，文集本中則為“多得了三担桐子”、“檢荒還可得兩三担”(第350頁)，這樣全集本中有“八担桐子”的貴生在文集本中只有“五六担桐子”。文集本之所以如此關注這幾個看似無多大差別的數字，是因為桐子担數越少，則雇農越窮，同時受剝削的程度也越深。此外，文集本往往會增添一些話語來突現敘事者的階級立場。在全集本中，《蕭蕭》沒有涉及到與階級相關的話語，但在修訂本中，在祖父和蕭蕭的一段關于女學生的對話中，則加了這樣一句話：“和做官的一樣，專吃鄉下人，吃人骨頭渣渣也不吐。”(第225頁)而在《丈夫》的文集本中，更是通過幾個當兵的“醉鬼”之口來罵當時的軍閥：“我們軍長司長，都是混賬王八蛋！是皮蛋雞蛋，寡了的臭蛋！我才不怕。”(第16頁)
　　與出于政治禁忌的原因所做的修改相關的是小說中存在“去性”的敘述，凡與性有關的句子都遭到一定程度的修改。這種修改與建國后性成為批判人的道德品質標準之一有一定的關系，也與新中國文學的潔化敘事成規緊密相關。這種修改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都有體現，如金宏宇在他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中談到巴金《家》的版本變遷情況時說到的。而在沈從文的作品中，同樣存在這樣的情況，雖然這幾篇小說中的潔化敘事現象不是很多，但是作為一種修改的現象我們還是不能忽略。如小說《丈夫》中，文集本也許嫌“女子出鄉賣身”敘事不雅訓，就把“賣身”改為“討生活”。作品《貴生》中，四爺和五爺在貴生家里的一段對話中說到八月瓜的不雅訓的對話都給刪掉了。這種修改在這幾篇小說中雖沒有對文本的本性帶來什么影響，但是卻反映了當時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文化現象。
　　其次是對語言規范要求的順從。文集本涉及到語言方面的修改，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藝術修辭上的考慮對作品進行修改。通過對校發現，文集本相對來說是一個擴充了的文本，如《三三》中有這樣的一些更改：當聽到城里人要三三坐時，三三的情態在全集本中為：“……三三眼望到另一邊，傍近母親身旁，一句話不說”(第24頁)在文集本中為“……三三眼望到另一邊，傍到母親身旁，一句話不說，巴不得即刻離開，可是想不出怎樣就可以離開。”(第134頁)這說明文集本試圖建立自己的語言敘述模式。闡釋性語言的運用目的是為了使行文變得更流暢，也更能明確地表達敘述者的敘事立場。二是解放后語言規范化運動的直接影響。沈從文小說的寫作年代在“五四”后到解放以前，與其他的作家一樣，他所使用的語言是白話文，且含有少量的文言因素，又有不少從“偏僻一隅”的家鄉所帶來的方言。這種糅白話、文言、方言于一體的語言是那個時代作品的典型特征，魯迅、茅盾等人的小說都有這一特點。解放后，政府為了規范語言，1955年10月推行了語言規范化運動。為了響應這一運動，很多作家根據規范要求對解放前的作品做了修改。1957年結集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集》當然也不例外。由于文集本中所編選的作品基本上也是采用這個修訂本，因此其語言文字風格與1957年版基本相同，而全集本除了一些錯字的矯正之外，基本上“保持了作品原貌”。
　　因此，比較文集本與全集本在語言文字上的差異，同樣可以幫助我們窺探修訂本對新的文學規范的歸順。文集本中，主要通過調換音節、增刪詞匯等方法，使文言詞句、古白話或近代白話詞句和方言詞句符合現代語言的規范。在這幾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發現，全集本中的“皆”、“故”、“沿了”、“類”，在文集本中都改為“都”、“所以”、“沿到”、“象”。現代漢語習慣用結構助詞“的”構成偏正短語關系，全集本卻較少使用，而在文集本中，則在很多情況下都添加了“的”字。如《丈夫》初版本中：“這樣丈夫在黃莊多著”(第50頁)，在修訂本中則改成：“這樣的丈夫在黃莊多著”(第5頁)。除了這些現象外，還通過增刪或更換將“五四”時的一些詞匯、句子的用法改為符合現代語言習慣的用法。如作品《丈夫》，全集本為“我怕皇帝么”(第61頁)，文集本則是“我怕皇帝我不是人”(第16頁)。作品《三三》中，全集本為“另外同一個從不見面的年青男人”(第15頁)，文集本則是“另外同一個從沒見過面的年青男人”(第124頁)。此外，對標點符號的修改也屬這一類修改，而且處數很多，但總的來說沒有對作品帶來重要的影響。
　　三、修改的影響
　　沈從文小說的修改，不同程度上影響了原來的文本。不管是出于主動的修改還是被動的迎合，它們都在客觀上都改變了文本本性。考察這種修改的影響，我們認為有積極和消極之分，而總的來說其消極的方面要遠大于積極的方面。
　　先說情節。為了遷就新的包含意識形態內容的文學規范，文集本往往會對作品中的故事進行修改、潤色，這樣勢必會影響到原本具有連貫性的情節。如在《貴生》這篇小說中，當貴生知道金鳳已許配給五爺后，他一方面心里很難受，但這種難受就像“丈夫”那樣處于一種懵懂狀態，不知道自己該怎樣辦才好。這可以通過一系列的事件來說明：鴨毛要他挑水他就挑水，五爺問什么答什么，而且在百無聊賴的苦痛中竟來編草鞋。他對杜老板是一種既無可奈何、又有所不滿的態度，但這種情感總的說還是處于被壓抑的狀態，并沒有表現在行動上。事實是要經過五爺娶金鳳時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的刺激，他的被壓抑的情感才會爆發出來。而在這一過程中，他一般是保持沉默，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該干些什么。因為有了這么久的沉默，才導致了后面的大爆發。一顆沉睡的心醒了，等到“半夜里”時，他才會去“放火”。因此，在全集本中描述貴生到橋下去看金鳳時，他的動作是在沉默的狀態下進行的，這很符合貴生的性格，也符合情節發展的邏輯。可是文集本所做的修改(加了貴生對金鳳說的諷刺話及他對杜老板“狠狠”的看)，就影響了這種邏輯性。當時的貴生哪有心情對金鳳說諷刺話呢？像貴生這樣的人，最痛苦的時候應該是無言的。而且他對杜老板的不滿也是無聲的，不會是動作強度很大的“狠狠”，不應加上這種激烈的言詞和行動。也許文集本對作品的修改是為了突出雇農貴生的階級覺悟，但這種修改無形中破壞了原作情節的一致性。再如小說《三三》中的三三與那個“白帽子女人”的關系。三三對這個城里來的女人始終抱著一種隔膜，也不愿和她一起玩。同時敘述她倆的只有三次，第一次見面時不得已和她一起出去玩，但一旦聽到媽媽的叫喚，三三就急忙跑回母親身邊；第二次和她見面時三三始終沒說一句話；第三次沒有見到，但三三不想去見了：“娘，走。”可見，三三對白帽子女人并沒有什么友好的表現。但文集本中，在她們的第二次會面時，很突兀地加了一句“笑中包含了一種純樸的友誼”。根據她倆的情感發展線索，三三是不會在這種笑中包含“友誼”的。也許，文集本為了突現出三三所具有的勞動階級樸素的情感，才增加了這么一句話。此句對整個文本來說不會有什么影響，但破壞了三三與女醫生交往這一情節的邏輯性。
　　再說人物。對新的國家意識形態的歸順必然會導致階級意識的介入。這樣，文集本對人物形象的修改就會產生兩極化敘事方式，即丑化與美化并存。文集本丑化地主和落后人物，而美化和理想化正面形象。如在《丈夫》這篇作品中，提到了一個巡官，據全集本，作者并沒有表明自己對這個人物的態度，而在文集本中，則有“那巡官裝成很有威風的神氣開了口”(第20頁)，來說明反動階級的走狗耀武揚威的形態。這種丑化階級對立人物的現象在其他幾部作品中也同樣存在。如《貴生》在全集本中有一句“(貴生)望著這退職軍官”(第372頁)，在文集本中則是“望著這退職軍官私欲過度的廋臉”(第345頁)。當涉及到普通勞動者的形象時，對有損他們形象的字句進行修正，或根據需要美化他們的形象。同樣在《貴生》中，當四爺說了一些要貴生“不用怕”的話后，貴生的表現是如何的呢？在全集本中：“貴生還是呆笑，因為記起剛才在廚房里幾個人的談話，……隨即縮著肩膀同鴨毛走了。”(第372頁)而在文集本中為：“貴生記起剛才在廚房里幾個人的談話，……隨即同鴨毛走了。”(第345頁)這樣一改，作為雇農貴生的那種委瑣形象就不見了。金鳳對四爺五爺這類人的行為有過不滿，但并不是很堅決。沒能嫁給貴生，她也只是有過遺憾，不是完全的無助和被動。因此，金鳳雖對貴生有好感，可一旦要嫁給五爺時，她也是順其自然。但到文集本中，通過對金鳳一些言行的修改，似乎金鳳是一個痛恨四爺五爺這類紈绔子弟并為自己的婚姻感到極大的悲哀的女性形象。
　　三說主題。根據闡釋循環的原理，對作品的理解需注意整體與部分的相互依賴關系，如個別部分發生了變化，勢必會影響對整體的理解。因此，出于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對情節和人物形象的修改，必然會導致作品主題的滑變。在《貴生》這篇作品中，貴生始終不是作為一個有階級覺悟的雇農形象而出現的。他沒能如愿娶到金鳳，當然與四爺五爺染指金鳳有關。但是作品通過貴生的心理活動一再告訴我們，他迷信和延宕的性格是他沒能如愿的主要原因。他担心鋪子里的毛伙，担心那些過路的“賣豬攀鄉親的浦市人”，担心“上貴州省販運黃牛收水銀德州客人”。可以說這些担心都是有根據的，而且金鳳的父親也說要他“得留點心”，可見四爺五爺沒出現，同樣會出現其他的競爭者，只是貴生沒有料到會是四爺五爺罷了。因此，他的失敗其自身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更何況，他與四爺五爺之間雖是一種雇傭關系，但據書中所描述的，兩者的關系也不是針鋒相對的帶有階級對立的關系，如五爺送他東西，他不安，“必在另外一時帶點東西去補償。”(第339頁)可以說這種關系也傳神地說明中國的一個古老的傳統——“禮尚往來”。貴生的失敗，誰說金鳳父女沒有責任呢？但在文集本中，當貴生得知五爺將要娶金鳳時所做的修改，如“你個當官的”的增添以及上面所談到的出于政治原因對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修改，似乎把貴生娶金鳳的失敗歸咎于四爺五爺這些豪強地主的干涉。這種帶有政治意味的修改，改變了《貴生》的主題內涵，使一種生存景象上升到一種階級對立的關系，不免有一種牽強附會之嫌。
　　我們再來看小說《丈夫》，由于預設了政治性的立場，文集本增添了一大段話：“地方實在太窮了，一點點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貼地的鄉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勞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時間，即或用紅薯葉子絆和糠灰充饑，總還不容易對付下去……”(第5頁)。這樣，小說的內涵就發生了變化。“丈夫”的覺醒本來只是一種人性的復蘇，一種作為人的尊嚴在幾番刺激之下終于得到自我肯定的過程，并非是一種階級的反抗，一種階級覺悟的提高。沈從文寫作的初衷是試圖用落后的生存景象來批判湘西社會的停滯不前及現代文明給這偏僻一隅的社會帶來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也是稍縱即逝的，如同塘里投入一塊石子所激起的漣漪。再如小說《三三》，全集本的主題是為了說明現代文明的無藥可救。連鄉下的水、鄉下的魚、鄉下的雞蛋甚至鄉下漂亮又健康的三三姑娘都救不了城里人。作者是用“城里人”來批判城里的現代文明及其對人性的壓抑的。然而文集本經過修改，就把這種批判導向了一種對“城里人”帶有階級批判意味的情感。雖然這種修改很少，但是仍然會影響到讀者對作品主題的理解。如稱呼的一再改換，母女倆幻想城市美景時神氣的更改，儼然把城里人看成了對立階級，這就與小說本來要表達的主題有了一定的出入。
　　四說風格。沈從文小說的修改，不管是他自己做的還是別人做的，不管是由于意識形態的規范強制還是出于語言修辭方面的考慮，客觀上都影響了原作的敘事風格。沈從文的湘西生活題材小說，寫得那么自然，一點不矯揉造作，不堆砌詞藻，不無病呻吟，從從容容，娓娓道來，樸素平淡，在語言方面，形成了獨特的文白雜糅的“沈從文文體”。但是文集本的修改，影響到了沈從文小說的敘事風格。在文集本中，由于詞句的增加，敘述沒有原作簡潔生動。如在全集本中，蕭蕭唱歌快入睡時是這樣描述的：“唱著使自己也快睡去的歌。”(第253頁)而文集本中改為：“唱著那自編的山歌，唱來唱去卻把自己也催眠起來，快要睡去了。”(第222頁)一句很簡潔的話就能很好地表達這種意思了，修改后反而缺少了原作的那種韻味，似有刻意求全之嫌。同樣，從容的敘述能給讀者想像的余地，但在文集本中，有時唯恐讀者不知，總會加上一些解釋性的話語，從而失去了原作的特色。如那城里人見三三不怕人了，在全集本中說了一句：“你不怕水沖去嗎？”(第16頁)在文集本中，這一句為：“你住在這個山溝邊，不怕大水把你沖去嗎？”(第125頁)其實讀者只要想像一下，就會知道那城里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三三住在山溝邊，因此修改后反而使讀者參與思考的機會減少了。還有，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大量描寫他家鄉湘西的歷史和傳統習俗以及富有少數民族特色的山歌和語言，他的敘述是自然而然的敘述，沒有斧鑿的痕跡，不是靠展現湘西獨特風俗和語言來增添作品的魅力的。可是在文集本中，有時就有這種故意為之的現象。最后，沈從文文體的“文白雜糅”本是其努力追求的結果，而刻意的修改，卻影響了沈從文文體的生動自然，有時甚至不符合特定歷史時期的語境。如上面提到的把文言詞匯、早期白話及湘西方言換成符合現代漢語規范所做的修改。其實每一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其語言都能反映出當時的風尚，原本就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刻意的修改是反歷史性的。
　　當然，文集本的修改也有一些積極的方面。首先，沈從文作為一個在湘西長大的作家，他對湘西很熟悉，因此在某些特定行業或領域的描寫中，他總是一筆帶過，讀者在閱讀時往往會感到莫名其妙，文集本通過簡單的闡釋，就會使讀者一目了然。如在作品《三三》的末尾，相對全集本來說，文集本增加了這樣幾句話：“水閘門的閘板一提起”、“為碾盤軸木加油”。如不增加這幾句，誰知道那個母親莫名其妙的找油瓶干嗎。其次，原作雖然文筆優美，但有時作者的敘述顯得邏輯性不強，讀來有晦澀難懂之弊。修改本通過增刪，使原文讀來更流暢貼切。如《蕭蕭》中講到那些女學生的時候，原作只說到她們“自己仍然整天看戲打牌”，修訂本緊接其后又說“讀那些沒用的閑書”。作為女學生，如果只知打牌，而不去讀書，又怎么是女學生呢？再如，作品《丈夫》修訂本中，在敘述語言中多次把“妻”換成“媳婦”。筆者認為，初版本的“妻”對丈夫來說太文雅了點，不符合他的身份和習慣，倒有點像那個年代讀書人對自己妻子的稱呼。這樣一改，顯然更為貼切。
　　四、結論
　　相對于全集本來說，文集本的修改雖然具有上述積極的效果，但是文集本對原作的不少修改影響了原作敘述的從容優美，同時也影響了小說內涵的豐富性、情節的完整性以及小說人物的豐滿性。全集本尊重沈從文創作的初衷，使一個命運多舛的民主派愛國人士被刪改的作品得以恢復原貌，對我們全面深刻地了解這位作家及其作品有很大幫助。通過比較，我們認識到最大限度地恢復沈從文作品初刊、初版本的原貌有重要的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的版本問題必須予以重視，我們要有善本概念，在文學研究中努力使用那些最能反映作者思想藝術成就的版本。就沈從文的作品而言，我們最好能使用他的初版本或全集本，即沒有為了刻意順從現代漢語規范和迎合政治意識形態而對作品做出修改的版本。

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0～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國恩/孫霞20072007
沈從文小說/修改/版本
沈從文的小說經歷了幾次改寫，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通過比較流行范圍最廣的文集本與基本恢復了初版本原貌的全集本，可以發現文集本基于迎合主流意識形態和新的語言規范等方面的原因所做的修改，雖有積極的一面，但總的來說影響了小說內涵的豐富性、情節的完整性和人物的豐滿性，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原有文本的本性。由此看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很重要的是必須確立善本觀念。
作者：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0～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國恩/孫霞20072007
沈從文小說/修改/版本

網載 2013-09-10 21: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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