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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谷梁傳》的作者和寫作時代等問題，自古異說紛紜。本文擬就諸家之說，對此問題試作清理和判斷。
　　　　　　一、《谷梁傳》不是劉歆偽作
　　《谷梁傳》屬于今文經，但近代的今文學家崔適在《春秋復始》中卻考定為古文經，同屬劉歆偽作。書中指出：“《漢書·梅福傳》，推跡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禮記》相明，《后漢書·章帝紀》令群儒受學《左氏》、《谷梁》、《古文尚書》、《毛詩》，此于《谷梁》，一則明言古文，一則與三古文并列，其為古文明矣。古文為劉歆雜取傳記而造，則武、宣之世，安得有《谷梁》。……歆造《左氏傳》，以篡《春秋》之統，又造《谷梁傳》為《左氏》驅除，故兼論三傳則申《左》，并論《公》《谷》則右《谷》……然則《儒林傳》謂《公》《谷》二家，爭論于武、宣之世者，直如捕風系影而已矣。至成帝綏和元年立二王后，采梅福所上書，引《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谷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是為引谷梁氏之始，去河平三年劉歆始校書時十八年矣。歆所造偽書已出古文也”〔1〕。過去一般都以《公》、《谷》并稱，作為今文載籍， 自崔適書出，《谷梁傳》的真偽也成問題了。其后張西堂先生還專門寫了一部《谷梁真偽考》以擴張崔氏之說。這些翻案文章是近代疑古思潮下的產物，所列證據都不夠堅強有力，所以絕大多數的學者仍維持舊說。
　　事實上，崔氏所論是有誤的。《谷梁》并非真是古文，它雖曾與三古文并列，是有其歷史原因的。縱觀經學歷史，《谷梁》之學向來殆如附錄，只有在西漢宣帝時期尤為興盛。在漢代主要是受到《公羊》學的壓抑，在立官的道路上多次受挫。參加宣帝親自主持的“石渠閣”經學討論大會的《谷梁》學派代表尹更始，本是重要的《谷梁》學傳人；“擢升諫大夫、長樂戶將”之后又受《左傳》，“取其變理合者（變通而合于《谷梁》之理者）以為章句（為《谷梁傳》之章句）”〔2〕， 這便在《左氏》、《谷梁》兩傳間，架設了橋梁。之后又有不少《谷梁》傳人兼治《左傳》，所以此后《左》、《谷》兩家乃較為接近。《毛詩》因與《左傳》同受壓抑，所以在東漢，兩家也較為親近，于是《左氏》、《谷梁》、《毛詩》再加上《古文尚書》，便成為東漢“古學”的骨干，并因爭立學官組成聯盟。這都與文字上的今文古文之分無關。
　　再說，劉歆之父劉向，據《漢書》所載是宣帝時期《谷梁》學的主要傳人之一；《史記》中也有了關于《谷梁春秋》的簡單記載，而崔氏卻認為《谷梁》是劉歆偽作以供《左氏》驅除對立學派的，實在是不可置信。顯然，《谷梁傳》不是劉歆偽作的。但是，能就此肯定《谷梁傳》不是一部偽作嗎？這個問題還需作進一步的考辨。其實，它所以遭到“偽作”的懷疑，問題就出在來源、作者、寫作跟成書的時代，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
　　　　　　二、《谷梁傳》是不是子夏所傳的
　　《谷梁傳》在唐代的“九經”、“十二經”和宋代的“十三經”中，都被列為“《春秋》三傳”之一。所謂“傳”，就是闡發和解釋經義的意思。它和《公羊傳》，確是以闡明《春秋》的“微言大義”為目的，相傳均是子夏私相傳授的。很明顯，如果《春秋》中不含“微言大義”，《公》、《谷》之書就是后人杜撰出來的。可是，關于《春秋》的文義問題，由于缺少真實可信的史料依據，至今還是糾纏不清的。所以《谷梁傳》的來源問題，很難說清楚。筆者認為，《谷梁傳》很有可能是源于子夏所傳的《春秋傳》〔3〕， 但決不是一部子夏口傳的《春秋》經義實錄。以下分兩點來說：
　　首先，一些史學家認定《春秋》中沒有所謂的“微言大義”，是沒有根據的。誠然，依靠所有現存的史料還很難斷定《春秋》就是孔子的著作。但是，從現有的學術成果來看，至少可以肯定：1、 《春秋》與孔子的學問有著密切的聯系；2、 《春秋》是從周代（主要是魯國）的舊史中刪定出來的。由此我們又可以得出：1、 孔子很可能對舊本《春秋》作過一些整理、解釋和個別文字訂正等刪修性的工作；2、 孔子對《春秋》一書有著自己特別的見解，并按一定的“義例”，賦予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模式來編撰和講解《春秋》的；3、 不論孔子是否修訂過《春秋》，作為一部史書，應該會有它的記事體例和對史實的褒貶，即使不便直書而隱約其辭，也應該是稍加探索而即可明其真相的。例如魯桓公“薨于齊”一事，三傳都有或詳或略的記載說明，證之以《詩經·齊風》中的《南山》、《敞笱》、《載驅》，就可以真相大白。4、 《春秋》作為我國第一部編年史，而記事極為簡單，大多是點到為止，這是不能用當時書寫工具落后來說明問題的。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春秋》既是刪定之書，就不可能為了記史而修史，說它在記史之外別有寓義，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們應當把《春秋》也當作經書來看待，才能還它的本來面目。當作經書，就不能否認其中有“書法”、“義例”的存在。
　　但是，《春秋》里面并不是幾乎每一條都表現了圣人的“微言大義”。顧頡剛先生1925年有答錢玄同書，扼要地提出《春秋》并不“處處有微言大義”，“《春秋》為魯史所書，亦當有例。故從《春秋》中推出些例來，不足為奇”〔4〕，不失為恰當之論。可是， 究竟是誰最早從《春秋》里“推出此例來”呢？一般認為，從《春秋》里尋找“微言大義”，開始于戰國時期；那時，《公羊》和《谷梁》已開始私相傳授。按此說法，即以為《公》、《谷》之書完全是后人杜撰而成的。其實，既然我們肯定《春秋》原有舊史書之例，就不應否定它還有刪定者的“書例”，更不應因此否定這些“書例”會為后世所傳習。《公》、《谷》之書專講“微言大義”，一定源有所據，不可能全憑牽強附會杜撰出來的。從《公》、《谷》傳文中也可看出，《春秋》并非每條都可以講“微言大義”的。
　　其次，《谷梁傳》如果不是子夏傳給后世的文本，就是后人根據子夏所傳的重新編撰而成的。它很可能是源于子夏的。這可以先從兩方面加以考慮：1、孔子對于《春秋》的理解， 在他現存的言論中沒有明文；據說是秘傳給弟子。然而，孔門弟子所傳的《春秋》經學，后世多無從稽考，據說只有子夏有經傳于世〔5〕。2、《谷梁傳》解《春秋》時，所依據的大量材料不知從何而來。相傳是子夏私相傳授的。如果這兩種傳說可信，證明《谷梁傳》是源于子夏所傳的，就很容易了。但是，正是這些傳說沒有足夠的史料依據，所以歷來對此爭論不休。其實，我們還可以借助《谷梁傳》本身所含的內容來加以證明。理由如下：
　　1、《谷梁傳》和《公羊傳》是同源異流、同本異末的兩部著作。一方面，《公》、《谷》大體上有一個共同的藍本。除了兩傳的體例均為問答式的解釋體和所據的《春秋經》文本基本相同以外，據筆者考證，《公》、《谷》文中許多含有敘事成份的，所述內容大同小異，可起互補互證的作用，并不自相矛盾。如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一條。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谷》有經文不立傳的約1130條，占總數的三分之二。而《公》、《谷》同時不立傳的就有1040條左右，且同樣兩條以上連續無傳的有95處之多。此外，《谷梁》獨有傳文和《公羊》獨有傳文的所占比例極小，分別是263條和90條。
　　另一方面，從《谷梁》本身看，傳中闡述經義，多引前人之說。有前代傳經者的語錄，如“沈子（定元年）”、“尸子（隱五年、桓九年）”等諸經師的說法；還有作者師說以外的傳聞十余處，如“或曰”、“傳曰”等引文。《公羊》闡述經義也如此。這些引論看似道聽途說，實可算是博采眾長，有超越師承擇善而從的嚴謹態度。
　　根據漢代的文獻記載，《谷梁》和《公羊》一樣，最早只是口耳相傳，至西漢始著于竹帛，成為定本。既然，二傳都是在傳授和記錄經義的基礎上并經過長期的口耳相傳才寫定成本的，就不只是對第一個解經者言論的實錄，必然雜有歷代傳經者對原有經義重新加以闡釋的成份。換句話說，同一師門的弟子，即使是最早的傳經者，對同一經師傳授的經義內容單憑口耳傳授和人腦的記憶力保存，肯定有不少的出入，更不用說他們再憑記憶的內容所作的闡釋會有側重點的不同，甚至產生意見分歧。加上各自秘密遞相傳授日益久遠，以訛傳訛，所存在的差異性有增無減更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二傳一開始就寫定成本，也不能排除因流傳產生互相矛盾的可能。由此推知，發現“《公》、《谷》有不少矛盾之處”，還是不可否認它們是同源的〔6〕。
　　2、《公》、《谷》的作者大講“微言大義”， 一定是確信它們是孔子秘傳的。他們距孔子的時代很近，如果所信無據，那么他們的所作所為就真是宛如癡人說夢，實是自欺欺人。從他們在傳文中所露的才華看，不象是那等無聊好偽之徒。而后世學者卻以為他們“皆據一二字各逞私臆妄為解說，或無中生有，或顛倒史實，要皆為憑空撰語自圓其說者，《公羊》誕矣，《谷梁》尤甚焉。”〔7 〕，所以否認《春秋》中隱含著“微言大義”，以為《公》、《谷》中的“經義”是其作者挖空心思發揮出來的，并不是子夏所傳的。
　　誠然，它們的經義有不少牽強之處，但是不足以肯定“皆為憑空撰語自圓其說”。倘若《公》、《谷》都是牽強附會出來，更應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因為這“憑空撰語”非但不是曇花一現，而是不僅口耳流傳百年不亡，而且剛寫定成書之后便引起統治者的重視并相繼成為官學，甚至是雙雙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文化典籍的一部分得以千古流傳。莫非古往今來的學者都看不出它們杜撰的破綻，以致不能把它們拉出經學的殿堂？看來，它們的內容決非全是“妄為解說”、“無中生有”，而應是源有所據，更可能是前代所傳的。
　　3、《谷梁傳》“源于子夏所傳”的說法基本可信。 雖然已無先秦的史料以供考證，但是，離先秦不遠的漢人都篤信此說；自從唐人楊士勛《春秋谷梁傳序·疏》明載“谷梁子受經于子夏之門”以后，清代以前的學者也極少有對此產生懷疑的。即使有些學者考證谷梁子不是子夏的學生，可按清人鐘文ｚｈēｎｇ＠①《谷梁補注·論傳》所論“蓋谷梁受業于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為子夏門人”，《谷梁》也還是子夏所傳的。其實，只要作傳者有參考子夏所傳的《春秋傳》，就可算是源于子夏的。而從可證《公》、《谷》同源的材料進一步分析，二傳作者很可能都是以子夏所傳的《春秋傳》為主體加以改編的。再說，那些對傳統說法提出質疑的學者，其所持的論據并非堅強有力、無可爭辯。
　　4、肯定或傾向于“《谷梁》源于子夏所傳”的說法， 并非認為《谷梁》是子夏所傳《春秋》隱義的實錄。毋庸置疑，今天所見到的《谷梁》，其所傳之義僅有部分合于《春秋》作者的本意。由于《春秋》經文，本源于舊史；《谷梁》在寫定成本之前，曾長期流傳于眾經師之手。倘若其本意是由“書法”、“義例”而見，則所謂“書法”也應包括四部分：①、周代史官（主要是魯國）的書法；②、刪定《春秋》使之由史變成“經”并傳解“經義”者的書法；③、由師承或揣測而作《谷梁》傳文者的書法；④、流傳過程中歷代著名傳經者的書法。因為，它不止源于子夏，根源是周代史官和刪定者創制的書法，但是又因為流傳久遠導致這些書法產生變異和發展。其中，子夏所獨傳的《春秋傳》，很可能就是《谷梁傳》最主要的來源。
　　　　　　三、《谷梁傳》是不是谷梁子所作的
　　《谷梁傳》作者，最早提及的是《漢書·藝文志》，以為是谷梁子，但具體名字不詳。而后世學者卻不知何來所據，給谷梁子取了六個名字。比較不同的文獻記載，計有喜、嘉、赤、淑、ｃｈù＠②、ｚｈì＠③六種不同的名字。對此，不少學者提出了考證意見。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引王應麟云，“谷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ｃｈù＠②，顏師古又以為名喜”，按云：“作‘ｃｈù＠②是也。齊召南云：《爾雅》‘ｃｈù＠②’訓始，故字元始。”清代今文經學家皮錫瑞認為谷梁子的幾個名字不是專指一人，可能是代表不同時代的傳經者〔8〕。而皮氏此說， 近代吳承仕先生在《經典釋文敘錄疏證》中卻把它看作是“不明聲類，而妄為說”。吳氏依靠聲類轉換的分析，指出一人六名是“字異而人同”。
　　綜觀有關谷梁子其人的記載，雖存在著名字不同，但幾乎沒有人否認歷史上有谷梁子之人。可是，他是不是《谷梁》的作者呢？這個問題史闕有間，也很難說清楚。筆者認為，谷梁子與《谷梁傳》的關系，就好比孔子跟《春秋》的關系一樣。他很可能是《谷梁傳》的重要傳經者之一，主要是對子夏所傳給后世的《春秋傳》文本作過一番修補和刪定工作，以致后世學者把著作權歸給他。這可通過考辨漢代以前《谷梁》的流傳情況和谷梁子生活時代的有關記載，得到推證。以下分兩點來說：
　　第一，“子夏傳谷梁子”的說法不可信。因為，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子夏小于孔子四十四歲，當生于公元前508年；這樣，要是有子夏傳谷梁子之事，至晚也不會遲于前420年左右。 但按桓譚《新論》“《左氏》傳世后百余年，魯人谷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糜信注以為谷梁子“秦孝公同時人”的說法，谷梁子的生活年代不應早于前四世紀中期。據一些學者考證〔9〕，“谷梁子傳荀子”的說法基本可信， 即可證明谷梁子跟荀子的生活年代相距不遠。如此說來，谷梁子不可能是子夏弟子。很可能正如鐘文ｚｈēｎｇ＠①先生所猜想的一樣，谷梁子是受業于子夏之門人，而不是受業于子夏之門。
　　第二，既然谷梁子不是子夏弟子，就不能肯定《谷梁傳》全是子夏所傳的，更不能肯定它是谷梁子所作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就說：“舊題赤撰，亦非也”，因為“《公羊》《谷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后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谷梁子’曰，傳既谷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為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于蜀，其人亦在谷梁后，不應預為引據。”同樣的理由，馬培棠《國故概要》不僅用來懷疑“谷梁子為子夏門人”之說，而且進一步提出：“則《谷梁傳》是否出于一人之手，實亦成問題。”其實，《谷梁傳》既是源于子夏所傳，說明在谷梁子之前已有子夏《春秋傳》的流傳。關于漢代以前《谷梁》的流傳情況所據一向不明， 傳統說法包括三方面：1、僅靠師徒之間的傳承；2、是口耳相傳的，不見諸文字；3、是一線單傳，不公諸于眾。假如傳統說法是指《谷梁傳》成形之后的流傳情況，則從《谷梁傳》文中所引的補充解釋來看，至少表明在其文本定形之后還有不少改動。而使其定形的傳經者可能就是谷梁子。由此得出：谷梁子既是子夏《春秋傳》的傳經者，又是刪定者。真正意義上的《谷梁傳》當始于谷梁子。但在他刪定之后，仍有后代傳經者不斷修正，以至出現抄襲他傳的現象。
　　　　　　四、《谷梁傳》是不是作于戰國，成書于漢昭、宣時期
　　應該說這個問題是難以解決的。由于《谷梁傳》在先秦時期的情況缺乏史料可供考據，對于這些問題，兩千年以來的研究者只能提出疑問而不可能作什么補充。也正是如此，我們才有必要根據有關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本問題的結果來進一步推證。試論如下：
　　1、作于戰國時期。這可從兩方面加以考察：第一， 如果《谷梁傳》是子夏所傳的并在流傳過程中被輯為定說，則其當作于戰國時期是無疑的；第二，如果它是谷梁子憑空杜撰出來的，則其寫作時代就難以確定，有可能是在戰國，也有可能是在秦漢之際。據列申叔先生的《谷梁荀子相通考》，以為“以上十二條，皆荀子傳《谷梁》之證”，而荀子是生在秦統一天下之前，則《谷梁》也應作于荀子以前的戰國時期。相反，據日本學者本田成之所論，則以為“《谷梁傳》是從荀子而傳，在秦漢之際加以種種要素；至于現在之書，可以斷定其成于漢初。 ”〔10〕其實，既然谷梁子是《谷梁傳》的刪定者，《谷梁傳》至少早在谷梁子之前已存世。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作于谷梁子所處的戰國時代之前。
　　2、它不是成書于漢昭、宣時期。主要理由有二：第一， 《谷梁傳》雖然不是經過相當長的口耳相傳才被寫定成書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認有口耳相傳的事實。不妨稍作推測，倘若可以肯定孔子在《春秋》文字以外另有褒貶之義，則“其義”只是口傳給他的某些弟子，并未由他親自寫之于書，后由他的弟子把他口傳的“義”，筆之于書的或繼續口傳的也決非一人，而相傳卻只有子夏經傳于世。可以推測在子夏時代，孔子所傳的《春秋》經義是以子夏傳授的為主，而其他弟子所傳的都不及子夏，以致逐漸失傳或僅有片言只語流行于世。子夏所傳的“經義”，經過若干年后口傳到谷梁子時，由于相隔幾代的口耳相傳，難免“殘略、多所遺失”，但文本的主體尚在，于是谷梁子作為一代《谷梁》的傳人不忍圣人經義流散于當世，便廣采博覽有關解說《春秋》經義的言論，重新加以刪定并編著成書，所以后世學者把他的姓氏作為書名，把他當作該書的作者。
　　按理說，《谷梁傳》如果是成書于戰國時期，就應該用古文寫錄，而它卻是用今文（即漢代流行的隸書）寫成的。筆者推測，《谷梁傳》在編定成書之后，仍然是以口說相傳于師徒之間，后來，才逐漸以口說流行于世，并成為先秦較有影響力的一種思想。所以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時，《谷梁》為數不多的文本也沒逃過秦火之厄，以致再次靠口耳相傳，到漢初才被著于竹帛的。
　　第二，《谷梁》不是成書于《公羊》之后。前人指出，《公》、《谷》相同者十之二三。對這一前提，因為二傳文字具在，一般學者都可以同意，不過有人用這一事實證明二傳同出于子夏，有人則以之證明《谷梁傳》晚于《公羊傳》。持后種觀點的，根據《公羊》大致成書于漢景帝時，且《谷梁》依《漢書》記載是在宣帝在位時立于學官的，由此推測《谷梁》是成書于漢昭、宣時期。其實不然。
　　前已論之，筆者認為《谷梁傳》是源于子夏所傳的，經過谷梁子刪定成書之后仍有不少改動，才出現抄襲的現象。所以，并不能因此證明它是成書于《公羊》之后。根據徐復觀先生的考證〔11〕，漢初董仲舒的學說更接近于《谷梁》；而董仲舒據《史記》、《漢書》明載，是很著名的《公羊》家，不可能既專治《公羊》，又兼治《谷梁》。由此似乎可推測：在仲舒時代，《谷梁》已有專書流行于世。
　　進而論之，根據《漢書·儒林傳》所載，有《谷梁》在漢初的傳人瑕丘江公，為爭立學官跟董仲舒在漢武帝面前論辯《春秋》經義之事。關于這件事，《史記·儒林列傳》中也有簡要的記載。由此分明可見：《公》、《谷》兩家在武帝時已經引起朝廷的重視，具有一定的影響。話說回來，倘若那時的《公》、《谷》之學還是師徒口耳相傳，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學者傳習它們，并引起那么激烈的爭論（在武帝面前爭辯，作裁判的是丞相公孫弘）。再說，《公》、《谷》之學在武帝時既然已受到重視，為何《史記》、《漢書》都不知道它們是何時著于竹帛的，難道史遷、班固都是明知而不記？抑或是在他們生前，《公》、《谷》早已著于竹帛？
　　另外，既然武帝時，《公》、《谷》兩家已互相攻詰，為什么在此之后把《谷梁》寫定成書的人還要抄襲《公羊》的文義？難道不怕《公羊》學家借此來非難《谷梁》嗎？其實，如果在漢武帝之后還有抄襲之事，那么多位居顯位的漢代《公羊》家是決不會錯過良好的攻擊機會的，而漢史并無記載此事。再說，西漢昭、宣時期《谷梁》的傳人榮廣、皓星公、蔡千秋、尹更始等已都是有史可查的名家，如果《谷梁》是在這時段里寫定成書的，應該有其中的主要傳人介入此事，而漢史也不時載。參照前面所論，應該可以推斷《公》、《谷》早已著于竹帛，至遲是在漢初，而不是在漢代昭、宣時期。
　　總之，通過對《谷梁傳》來源、作者、寫作時代的考察，我們得到了如下結論：它是源于子夏所傳的《春秋傳》，經谷梁子的刪定成書后又慘遭秦火之厄，至遲在漢初用今文著于竹帛。可見，它不是一部偽作。
　　注：
　　〔1〕崔適：《春秋復始》卷一《谷梁氏亦古文學》， 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第二頁。
　　〔2〕《漢書·儒林傳》。
　　〔3〕《春秋傳》在這里專指傳說中子夏秘傳的《春秋》經義， 是一部虛名的文本。
　　〔4〕《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第一期。
　　〔5〕參見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十四“子夏經學”）。
　　〔6〕近代學者大多是抓住《公》、 《谷》之間“有不少矛盾之處”，來論證它們“同出子夏的不可信”。
　　〔7〕顧頡剛講授、劉起ｈàｎ＠③筆記的《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
　　〔8〕《經學通論·論〈公羊〉〈谷梁〉二傳當為傳其學者所作，〈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
　　〔9〕劉申叔《谷梁荀子相通考》，摘錄于范文瀾《群經概論》。
　　〔10〕江俠庵編譯的《先秦經籍考》中所載本田成之的《春秋谷梁傳考》。
　　〔11〕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原史·孔子修〈春秋〉的意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丞下加灬
　　＠②原字為亻加叔
　　＠③原字為宀加十下加貝
　　
　　
　　
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福州9-13K1歷史學謝金良19961996 作者：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福州9-13K1歷史學謝金良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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