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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美學對中國當代美學的一重大貢獻在于：其從人的存在出發，把實踐納入美學研究的領域，使美的本質與人的本質不可分的聯系在一起。從而，美的本質在于人，美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學。作為人學的實踐美學的核心觀點是自然人化的思想，其認為：美的本質，根源來于實踐。美是實踐的產物，是自然的人化。然筆者認為，僅從單方面的自然向人生成（自然人化）的角度并不能真正解答人與美的奧秘。只有在“自然人化——人的自然化”的雙向結構的探尋中，人學、美學之秘才會向我們敞開。
　　“自然人化”說展示出了這樣一條美的實現的道路：自然——實踐（人）——人——自然人化（美）。由此，自然、實踐、人構成實踐美學探討的核心。而正是從這一核心及其相互關系出發，我們發現“自然人化”說的內在局限與矛盾。
　　在自然、實踐、人這三者中，實踐是規定性的。所以，我們首先考察實踐。在實踐美學那里，實踐不僅是人的起點，人與自然通過實踐而從混沌中相互分離，人成為實踐的人（主體），自然成為實踐的對象（客體）；而且也是美的起點，自在的自然在實踐的作用下成為人化的自然——美。從而，實踐不但規定了人，也規定了美，美是實踐的產物。而實踐本身不“等同于感官或語言活動”，也不是“包羅萬象的主觀活動”，而是“人類使用，制造工具改變物質世界的活動”。但是，實踐作為這樣的一種活動，它首先是（人）類存在的確證，而非獨立的個體性活動；其次是直接現實的，功利性的活動——作為人類維持基本生存需要，解決“人如何衣食住行”的手段；再次，實踐雖不是主觀的理性活動，卻是以人的理性為指導的——作為實踐的人的“合目的合規律性”的活動。所以，用這樣一種活動的結果直接作為美的本質來源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美的意義恰恰在于對個體性，個性的肯定，對功利性的超越（非功利）和對理性的排除（感性呈現）。康德認為，美的特點在于不涉及利害計較，理性判斷，是普遍的使人感到愉快。而席勒則在游戲沖動中尋找美，因為游戲最能表達美的個體性，自由感，非功利追求和無目的性。所以，固然美離不開實踐創造這一現實條件，但從實踐到美應有必要的轉化。“自然人化”還只是美的一個方面而非全部。
　　其次，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實踐美學的代表人物認為，“實踐論所表達的主體對客體的能動性”，即是“以生產力為標志的人對客觀世界的征服和改造”。人與自然不是一種平等關系，而是征服與被征服，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而這種征服與改造的中心是“主體的人”，是人的目的與尺度。所以，自然人化無疑指向這樣一種審美活動：以人自身為目的和尺度的主體性活動同時將人的目的和尺度運用到對象上，使對象屬人的對象性活動。但不論是主體性活動還是對象性活動，都依賴于人的尺度。由此，人的尺度成了人與自然間溝通的唯一途徑，自然本身所固有的尺度消失。自然失去了其本身的豐富性，而只具有對象，客體的意義。所以，由自然人化所規定的美便成為單方面的客體自然向主體的人的生成。這種生成關系實質上是主體對客體的征服，改造和占有。由此，自然人化最終所呈現的結果便是：一方面，自然界越來越受到人的有力的控制，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成為人自身，即實踐美學所主張的“美”；另一方面，現在的社會現實卻表明，由于忽視了自然的革命性，自然反過來卻又變成了控制人的力量，變成了社會伸展出來的手臂和它的抗力。自然界的商品化，嚴重的污染和軍事化等，不是使人與自然走向統一而是使人與自然陷入了更加嚴峻的對立中。這種對立，是人化的自然對人的本質力量的否定。所以，自然人化最終不僅產生了美（對人的肯定），也產生了丑（對人的否定），這種矛盾是實踐美學始料未及的。而從人的存在的意義上，自然本是人的來源，源泉和歸屬，但這樣的結果卻不僅縮小了人的生存環境，而且也使人失去了自然這一根本家園。人忽視了自然，自然也拋棄了人。人成為孤獨的主體——不知何所來，何處去。如果人失去了意義，沒有了規定，那美又向何處尋呢？
　　第三，以自然人化作為美的本質無法解答審美的超越性問題。實踐美學認為：外在自然人化構成美，內在自然人（人的感官，情欲等）化即為美感。所謂審美，審美自由便在于這種美的形式（外在自然人化）與審美心理結構（內在自然人化）的對應中。從人的深層的心理結構中探求審美的發生并以實踐自由作為審美自由的前提（因審美中對應的雙方都以實踐為中介）是實踐美學的深刻之處。但對應，同構還只是審美的低級階段，若僅從對應，同構，實踐自由解釋審美，則忽視了審美的另一重要方面：精神性，超越性。超越是審美的本質特征，是從有限進入無限。實踐美學認為“自由是對必然的支配，使人具有普遍形式的力量”。所以，實踐自由實質是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和把握，雖不乏超越的一面，即從不自由（必然）進到自由。但從本質上講，這種自由是現實的，也是有限的。因為它不但受到實踐的主體——人的素質，能力，環境等的限制，而且處于客觀必然性的規定之中，所以實際上并不自由，更無從超越。而審美自由本質上卻要求從這些限制與規定中超離出去，從對應關系中升華開去，更注重精神自由的含義，不僅自身規定自身，而且規定對象，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只有在這一層面上，人才能不失自由，美才會真正實現超越。
　　綜上所述，“自然人化”說并未向我們展示完整的人學與美學的答案。其缺陷與矛盾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其僅從自然到人的單向生成關系來規定美的本質，而忽視了自然人化的對應面——人的自然化。而要解決“自然人化”的危機，筆者以為，必須賦予“人的自然化”以獨立的意義，并通過它，消解自然人化的片面性，使人與美在“自然人化——人的自然化”的雙向關系中得到圓滿實現。
　　人的自然化并不是一個全新的命題。早在戰國時期的莊子就高揚過“回歸自然”的理想，要逍遙游于天地自然之間。西方十七世紀的法國思想家盧梭也提出這一口號，并成為近代浪漫主義的先導。人的自然化之所以被中外哲人如此重視，是因為其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再覺醒與向自我的更高層次的回歸。筆者認為，人的自然化從其本質上來說是人與自然的解放——肯定并恢復人與自然中的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即使人與自然成為自身并向自身生成。由此，人與自然之間不再是單純的主客關系。作為實踐的對象，自然是客體，但自然也是主體，它有自身內在的尺度。人的實踐的主體，但同時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必須尊重自然的尺度，必須學會傾聽，并走向自然。人的自然化使人與自然間的親緣關系得以恢復，從而自然不僅是人的衣食之源，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之源——在向自身的生成中，自然與人真正實現了統一：自然成為人的真正生命力的象征；人恢復了自然的對象和自然的感覺并在自然中觀照到自身的真正生命力量。由此，人才能克服分離狀態而作為整體的人全面呈現——人與自然合一，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合一，人與自身合一。這種合一是通過消解自然人化的片面性而實現的。但對自然人化的消解并不是要完全拋棄自然人化，徹底否定實踐。相反，人的自然化也必須以實踐為基礎。因為從人的存在出發，實踐貫穿人類歷史的始終，并且實踐本身蘊涵著人與自然的最終統一。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整個歷史中，人類的進化是以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斗爭為特征的，人類將使自然的生產資料發展到那樣的程度，以至人和自然之間的對抗能夠起到最終的解決”。由此，實踐的意義便在于在更高層次上揚棄人與自然的分離關系。實踐不僅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中介），而且就是目的本身，是人的能力的一種有意義的表達。所以，人的自然化必然要求作為人的“感性活動”的實踐徹底貫穿，表達在人的存在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一方面要借助實踐，不但根據人的尺度，也從物自身固有的尺度出發，通過否定之否定，使自然從被占有被破壞的困境中解脫出來，不僅向人生成，也向自然本身生成。另一方面，人向自然（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的回歸：即要去除過分的人化痕跡，全面肯定人的感性，使人立于現實與社會，但又超越人當下的現實性、社會性，不為物所物而趨向簡明、自然。簡明、自然的內心才是美的創造與欣賞的源泉。由此，作為人的自然化的結果，自然與人都直接的是其所是。所以，人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才真正構成了人與自然的統一與和諧。在此基礎上，人的本質才能與美的本質溝通。因為作為人學的美學的目的就是人的全面實現，使人非它物而直接的是其所是。
　　所以，筆者認為，作為人學的美學的美的本質必然應包含這樣的內容：一方面，自然人化——物質對象變成人的本質力量的肯定，變成人自身即自然向人生成；同時，人的自然化——人向自然的回歸和對當下的超越，但并不是向人的原始蒙昧狀態的回歸和無條件的超越，而是要在自然人化與人的自然化之間所形成的張力中去掉人化，回到人的自然本性并達到對現實的超越。由此，美的本質才能最完滿的表達人的本質。人與美的奧秘才會真正向我們敞開。因為在“自然人化——人的自然化”的過程中，人與美都走向并呈現了自身。
　　“自然人化——人的自然化”，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
理論月刊武漢17～19B7美學周玉萍19991999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作者：理論月刊武漢17～19B7美學周玉萍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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