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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孔子道德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治國、用人、交友的重要道德原則，孔子的誠信思想盡管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在我國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里，由于其貫穿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歷代經濟、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他所大力倡導的“以誠為本”、“見利思義”、“先義后利”的道德規范，對于消除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盛行的虛偽之氣和重利輕義之風，培養求真務實、樂于奉獻的精神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今天，批判地繼承和弘揚孔子的誠信思想，對于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以及和諧人際關系的建立，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孔子誠信思想的基本內涵
　　生活在春秋時期的孔子，針對當時禮崩樂壞、誠信缺失的社會現實，不僅在社會生活中以身作則，大力倡導誠實守信，而且對誠信思想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概括起來，孔子的誠信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誠實守信是為人之本。人的本性存在是人的本質存在，人的本質價值的實現是人的最高價值的實現。人真實無妄、誠實守信，是為了實現自身的承諾而勇于承担社會責任和嚴格履行道德義務的表現。這種以人之道來實現人的本質價值的行為，足以處理好自己與他人的關系，從而使人能立身于天地之間，正心于人的道德生活。正由于此，孔子一再告誡其弟子，誠信是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1] 人缺少了誠實守信的品德，就如同車子缺少了輗軏這類樞紐無法行進一樣，在社會上將寸步難行。對于“誠信”的意義，《論語》中反復提及。諸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吾日三省吾心，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在孔子的思想中，誠實守信是為人處事的基本態度。離開誠信，言行不符合真實無妄的本性，無論何人，在社會上都勢必難以立足。
　　2. 誠實守信是立國之基。做人要講誠信，治國更離不開誠信。誠如《左傳》所云，誠信乃為治“國之寶”。對于誠信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意義，孔子將其提到相當的高度，認為一個國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他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認為誠信是一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保證。孔子有句名言：“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強調誠信是政府取信于民的根本途徑。其大弟子子貢曾向孔子詢問治國之道，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倘若不得已，于三者之中去掉一個何者為先，孔子回答說去兵。子貢又問，如果必須再去掉一個呢？孔子回答說去食，并再次告訴子貢：“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認為統治者只有取得民眾的信任，才能順利地管理和領導民眾。這表明，在治國之道中，孔子是將誠信放在兵強馬壯與豐衣足食之上的，為政的關鍵在于誠實守信。孔子對誠信的政治價值的重視，在此表露無遺。
　　3. 誠實守信是交往之道。誠實守信是溝通人際關系、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與理解的精神紐帶，孔子把它視為與人交往的一條基本準則。他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強調一個人只有具備了“誠信”的品質，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要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認為“信則任焉”。其弟子子夏也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中就有一項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此種種，都表明孔子對人際交往中誠信的高度重視。孔子曾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強調只有誠實守信，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際關系。
　　4. 誠實守信目的在“仁”。孔子的誠信思想是建立在“仁”的基礎之上的，認為追求誠信的目的是為了求“仁”[2]。“仁”是孔子對各種善的品德的最高概括，也是他整個學說的精髓所在。在孔子看來，各種德行都不過是仁的外在表現形式。那么，究竟什么是仁呢？孔子在《論語》中指出，能夠在實踐中時時處處實行“恭、寬、信、敏、惠”五種品德便是仁。并且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者“愛人”。為此，孔子主張“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5. 誠實守信貴在踐行。誠信作為一個道德規范，一個重要表現便是言行一致，身體力行，信守承諾。從《論語》記載看，孔子十分強調踐行誠信，認為誠實守信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要體現在行動中。孔子提出了“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準則，要求人們不管處于何種地位，從事何種職業，都要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和社會義務。所謂“言必信”，就是要恪守信用；“行必果”，就是履行諾言要果斷堅決，不要言而不行，行而不力，拖泥帶水。在《論語》中，孔子對力行意識的強調隨處可見。例如：“敏于事而慎于言”、“恥其言而過其行”、“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等。孔子始終認為，最有真實感人力量的不是一個人的言語承諾，而是身體力行的品質。他甚至贊嘆老天不言而行的偉大：“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談到榜樣的作用時，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而在談到對人的評價時，孔子又說：“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從這可以看出孔子對踐行誠信的重視程度。在孔子的思想里，表里如一，身體力行，信守承諾，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看來，能否言而有信，說到做到，是判定一個人人格高下的重要標尺，也是一個人安身立命和成就事業的基礎。
　　6. 誠實守信是從事經濟活動的基本行為規范。孔子雖然主張義重于利，但對經濟利益并非絕對地排斥。他曾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對于正當、合理的利益追求予以充分的肯定。但于此同時，孔子更強調“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反對為謀取經濟利益而不擇手段。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由此可見，孔子倡導的是以合乎道義的方式去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而合乎道義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誠實守信。《孔子家語·魯相》載有“賈羊豚者不加飾”的話[3]，說的就是販賣豬羊的商人，在從事商業活動中不能制假售假，以次充好，而應遵從誠實無欺、公平買賣的行為規范。
　　二. 孔子誠信思想的主要特點
　　與其他儒學大家的誠信思想相比，孔子的誠信思想有其鮮明的特點：
　　1. 講誠信不能危及社會整體的利益
　　通觀《論語》一書，我們可以發現一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孔子提倡世人要“主忠信，行篤敬”；另一方面，孔子又反對做子女的告發親人的罪行。既提倡人們守信用、說實話，又鼓勵人們為長者諱。《論語·述而》有這樣一段記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
　　魯與吳均為姬姓諸侯，而魯昭公娶吳女為妻，按照西周禮制規定，魯昭公之舉明顯越禮。孔子對陳司敗毫不猶豫地隱瞞真情，這實際上就是一種不誠實的行為。所以陳司敗質問他“君子亦黨乎？”“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面對陳氏質問時的態度，竟然是相當坦然：“丘也喜，茍有過，人必知之”。透過這一史實，我們可以知道，孔子是認為應該為國君避諱的，即所謂為尊者諱，但同時又不認為這種隱瞞是非之行是對的。所以只好“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實際上，這正是孔子在面對宗教性私德與社會性公德產生矛盾時的復雜心態的一種反映。作為宗教性私德的“信”，在社會實踐中，必須讓位于社會性公德。所以孔子認為，為尊者諱即使背離了宗教性私德的信，也沒有違背誠信的最高原則[4]。這表明，孔子所提倡的誠實守信是有條件的。作為一種宗教性私德，任何人都必須無條件地誠實守信；但作為一種社會性公德，誠實守信不能危及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如果使用不誠實的手段可以使天下安寧、家國昌盛，這個選擇并非必須摒棄。任何道德規范都必須服務于社會整體的存在和發展，誠實守信也不例外。
　　2. 缺乏完整的思想體系
　　孔子一生“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道德理念體現在他對歷史事件的選擇和對歷史事件參與者的價值判斷的態度上。他不是通過著述立說來刻意構建一套理論體系，并以之來改變世界，而是通過自身的言談舉止等具體的道德實踐活動來展現自己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所以，我們今天也只能通過他的“片言只語”來體會和挖掘他的誠信思想。從現有資料看，孔子的誠信思想散見于相關的文獻中，它們并沒有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孔子的誠信思想是一種對誠信的道德的理性思考和經驗總結，并非邏輯的歸納。如前文所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就是建立在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之上的政治箴言，至于為什么“民無信不立”，“信”的內涵是什么等，孔子并沒有作出詳細的[4]。對誠信思想缺乏嚴密的邏輯論證，沒有完整的思想體系，這是孔子誠信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
　　3. 以“忠”、“信”為誠信思想的主要載體
　　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思想都是通過一定的詞語來表述的，誠信思想也不例外。據有關學者研究，先秦誠信思想的基本載體有四，即“誠”、“信”、“欺”、“詐”，而孔子對其誠信思想則主要通過“信”、“忠”、“忠信”四字來體現。有資料顯示，《論語》中共出現“信”字38次，單個“信”字出現31次，“忠信”出現7次，單個“忠”字出現14次[4]。這反映出孔子的誠信思想的載體主要是以“信”、“忠”與“忠信”為主。
　　4. 誠信思想主要集中在“信”
　　誠信的基本意義是誠實信用的品行，包含著“誠”與“信”兩個方面的內容，二者相互貫通并相互解釋而構成一個整體意義上的道德規范。對于誠信一詞，東漢經學家許慎在其所著的文字學專著《說文解字》中說，“誠者，信也”，“信者，誠也”，二者互為表里。但嚴格地講，“誠”與“信”的規范意義是有差異的。“誠”主要是指“內誠于心”，更多地是對道德個體的單向要求，其作用主要在于約束自己；而“信”主要是指“外信于人”，更多地是針對社會群體提出的雙向或多向要求，其作用也主要在于規范社會秩序。“誠”一般是指道德主體的內在德性，“信”則多指“內誠”的外化，體現為社會化的道德踐行。有學者考證，在戰國以前，“誠”與“信”往往單獨使用而不是連在一起的[5]。在中國古代史上，生活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人物的誠信思想大都有著較大的差異性，有的側重于“誠”，有的側重于“信”。孔子的誠信思想則主要集中在社會層面的“信”德方面。在《論語》里，“誠”字僅出現2次，即：“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與“誠哉是言也”，且都是作為副詞出現的。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孔子在對現實的反省過程中，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外在的“信”德方面，而沒有更多地從內心之“誠”方面進行反思。
　　5. 誠信思想有較多的理想主義色彩
　　如前所述，孔子提倡誠實守信的目的在“仁”，最后的落腳點在于承担社會責任，消弭當時社會的誠信危機，化解由于誠信缺失而產生的種種社會矛盾。對于如何消弭誠信危機和化解社會矛盾，孔子從“仁”的觀點出發，主張仁愛眾人，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弟子們“主忠信”，“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并要求統治者“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毫無疑問，孔子的這些思想即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在社會動蕩、道德淪喪和誠信缺失的情況下，希望統治者大發慈悲，施仁政，行德政，無異于緣木求魚。
　　三. 孔子誠信思想的現代意義
　　透過孔子的誠信思想，我們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
　　1. 誠實守信是獲得民心的基本前提
　　民眾的信任與支持是政府存在的必要條件。荀子有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心的向背是政治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正由于此，孔子提出“兵”、“食”可去而“民無信不立”的政治治理主張。誠信是政府取得民眾信任與支持的根本手段，所以孔子要求代表官府形象的官員“慎于言，敏于事”，“言思忠，行思敬”，做到“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從而形成一個自上而下、立體完整的誠信政府的形象。孔子的這種誠信觀，曾經對秦漢以降歷代王朝的治國理念產生了重大影響，歷代皇帝也都出言謹慎，而且“君無戲言”。臣子則往往以“民無信不立”來規勸皇帝信守諾言，如唐貞觀年間，大臣魏征就曾上疏唐太宗，提醒他“誠信”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意義：“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子所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也”。再如明代汪循也說：“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愿陛下毅然行之”。皇帝也時常以此警語來提醒或告誡百官[4]。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誠信是任何一個政府取得民眾支持與信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古今中外，概都如此。
　　2. 誠實守信是國家政治得以順利實施的必要條件
　　從根本上說，人民群眾是國家政權前途和命運的決定力量。
　　他們不但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任何一個政府要鞏固自己的政權，在其所管轄的區域內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都必須得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而一個政權要想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就必須取信于民。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為政者只有講究誠信，重視信譽，才能帶動整個社會的道德建設以及民風的改善，從而為國家的治理和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當前我國社會生活中所出現的誠信危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一些政府行政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失信行為，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些地方有的政策難以推行的這一惡果，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證實了誠信對于政府行政的深層次意義。“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社會結構的任何層面，社會秩序的任何舉措，社會個人的任何言行，都必須與其本性相符，達到真實無妄。批判地繼承和弘揚孔子的誠信思想，對國家政令的推行和社會的治理不無裨益。
　　3. 誠實守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要求
　　儒家向來追求人格的完美，而完美的人格必須具備多方面的要素，誠實守信即其中之一。孔子認為，善人即是信人，他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子這里所講的“成人”，正如朱熹注解所言，是“全人”之意，是一種典范性的人格。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全人”呢？孔子特別提出，若能做到誠信也就可以算是“全人”了。由此可見誠信在人格完善中的重要意義。后來的思想家孟子也十分重視人格中的誠信問題，他說：“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6]。在儒家倫理思想中，誠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
　　4. 誠實守信是市場經濟建立與發展的關鍵因素
　　誠信對商業經營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著名思想家富蘭克林在《給一個年輕商人的忠告》一書中指出：“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印尼華商巨子李文正也說：“銀行家要出售的不是金錢，而是信用”。孔子誠信為本的倫理道德準則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信譽至上宗旨的要求是一致的。講求信用，注重信譽，是現代市場經濟對企業行為的一個基本要求，也是一個企業獲得成功的基本條件。民無信不立，君無信不立，國無信不立，商同樣無信不立。在經濟領域，誠信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講求或者堅持誠信，能夠給商家帶來或多或少的利益。反之，則遲早會招致事業的失敗。近年來不少企業破產的經歷表明，誠信既是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一個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信用經濟。離開誠信，根本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真正發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提倡與弘揚孔子誠信為本的道德準則，對于市場經濟的早日完善和健康發展的意義顯而易見。
　　5. 全社會誠實守信觀念的形成離不開政府的倡導與督責
　　誠信問題涉及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那么，怎樣才能建立誠信體系？由誰來建立誠信體系？在這里，政府的職責得到了突出的體現。事實上，無論是法律誠信，還是道德誠信，政府都責無旁貸。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政府誠信，社會才有可能誠信。倘若政府不誠信，則“上梁不正下梁歪”，必然引發社會誠信危機。當前，誠信危機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從心理學角度看，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和天性。由于我國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脫胎而來，信用基礎十分薄弱。加上在新中國建立后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對傳統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批判，一部分人頭腦中的道德是非標準發生了混亂，導致誠信資源不同程度地失落和減少。重新建立社會信用體制刻不容緩。孔子關于政府在社會誠信體系建立過程中發揮倡導和督責作用的主張，對當代社會信用體制的建立，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只有政府大力倡導與督責，全社會誠實守信的觀念才有可能形成。
南方文物南昌133～136B8倫理學魏佐國20072007
孔子/誠信思想/現代/價值
孔子大力倡導誠實守信，認為誠信是為人之本、立國之基、交往之道。講誠信的目的在“仁”，關鍵在于踐行。經濟活動中尤其要誠實守信。與孟子等人的誠信思想相較，孔子的誠信觀具有較為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強調講誠信不能危及社會整體的利益，且更多地強調“信”的價值。批判地繼承和弘揚孔子的誠信思想，對促進當代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建構，有著重要的意義。
作者：南方文物南昌133～136B8倫理學魏佐國20072007
孔子/誠信思想/現代/價值

網載 2013-09-10 2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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