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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人們常以為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文化專制，認定“天不變道亦不變”為形而上學，是為腐朽的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這種斷章取義的評論，對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認為董仲舒具有齊學風氣。他的大一統思想明顯受齊國特有的黃老之學的影響，他吸收道法陰陽名等思想，對先秦儒學加工改造，創造了一個新的儒學體系，奠定了長期封建統治的理論基礎。
　　　　一、董學齊風
　　因太公、周公之余化，“齊魯”在春秋時，已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周室衰微，唯齊魯“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論語·子張》）天下爭于戰國，“儒術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楚漢戰爭中，劉邦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以上見《史記·儒林列傳》）因此，在歷史上，“齊魯”被泛指為文化興盛之地。學者們“為學慕齊魯”。（蘇轍語）
　　然而，齊魯文化，是由兩個相對獨立，而各有特點的齊文化和魯文化構成。就學術風氣而言，魯學以儒學為宗，祖述堯舜，自為正統，循舊保守；齊學諸子并立，兼采寬容，活潑其長，具有更新進取精神。用祖述堯舜，率由舊章的孟子的話說，魯學是“君子之言”，而齊學為“齊東野語”。（《孟子·萬章》）就儒學而言，它雖產生在周禮斐郁的魯，但在齊也有一定的地位，在秦漢之際的經學中，就是魯學和齊學之分，而究義理之學的孟子，講文獻之學的荀子，又都是齊稷下先生。齊學在西漢時占統治地位，其中，春秋公羊學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史記·儒林列傳》）說：“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母生，于趙自董仲舒。”“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名于當世，更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而名于后世，“令后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漢書·董仲舒傳》）今世學者，也多有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文化專制，從而導致學術消沉，思想僵化，歸罪于董仲舒，其實是不對的。無論從董仲舒精于公羊春秋的齊學學風來看，還是從當時諸子傳說的情況來看，文化思想都是比較寬容的。董仲舒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并進，并非“罷黜百家”（按：此為班固評論之辭）。現實是“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史記·龜策列傳》）《漢志》記載劉向父子校錄群書所著《七略》中的《諸子略》，論述各家長短，就說明“百端之學”沒有罷黜。是從現存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看，他推明孔氏，獨尊儒術，是從對“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情況出發，認為以儒家思想統領，方可“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他突出儒學的地位，不是禁止其他學派，而他自己就是吸收道法陰陽等思想，對先秦儒家思想改造而創新。
　　　　二、公羊春秋大一統思想與黃老之學
　　黃老之學是從老子學說發展來的。它濫觴于春秋晚期，形成于戰國中期。它產生于齊，興盛于齊。超凡脫俗，消極無為的老子之學，一到了齊國，與齊國特有的黃帝之學相結合，便成了積極進取的用世之學。
　　老子的學生文子，學道早通，后游于齊。齊平公（前４８０－－前４５６）問“治國何如”？文子縱論道德仁義禮法。其說在《文子》。齊之隱士彭蒙，從而師之。田駢、慎到，學于彭蒙，稷下先生慎到、田駢、環淵、接子等，“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參見拙著《文子其人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
　　春秋公羊傳的作者是戰國齊人，在公羊傳的傳受過程中，正是稷下黃老之學形成和發展之時。公羊春秋大一統思想，與齊國大一統思想有著密切關系。齊威王、宣王時期，國力強大，“諸侯東面朝齊。”（《史記·孟荀列傳》）當時游學齊國的孟子，就認為齊國有希望統一中國。他說：“諸侯之三寶：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盡心》）齊國已據有二，“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民不改聚也。”只有在“政事”上“行仁者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孫丑上》）因為當時“天下方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荀列傳》）齊國統治者勵精圖治，懷有統一天下的強烈愿望，廣招學士，優厚待遇，使之講習議論，著書立說，言治亂之事。稷下學士，盛極一時，各家雖異說，但對全國統一，成為共識。孟子主仁政而王，認為“以齊王，由反手也。”（《公孫丑上》）《黃帝四經》說：“唯余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經·成法》），“抱道執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文子》說：“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王者以道蒞天下，執一無為，“君必執一而后能群矣。”（《道德》）《管子》對統一大局，描繪了種種藍圖。如《霸言》中對霸業和王業的設想，《君臣》中提出“天子出令于天下……書同名，車同軌”的大一統思想。《荀子》“四海之內若一家”的構想（《儒效》），以及向齊閔王相田文獻策，“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強國》）。齊統治者從而獲得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和理論武器，這就是以道為本，因循為用，仁義禮法為具的黃老之學。
　　以道家思想為基礎，兼采儒墨名法陰陽，構成綱紀道德，經緯人事的理論，打著黃帝旗號，一方面把自己說成是黃帝之胄，黃帝戰勝炎帝的傳說，成為田氏代替姜氏（炎帝之胄）的理由；另一方面，黃帝又成為其稱雄天下，繼承黃帝統一天下偉業的旗幟。帝統和學統組合黃老之學，是齊國的特有思想。
　　公羊春秋大一統思想，是通過實行統一歷法來標志的。《漢書·王吉傳》載王陽上疏中說春秋大一統政治含義很明確，“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大一統在這里，成了天經地義的古今常道。它不僅表現在“改正朔”的歷法一統天下，而且包括各個方面。顏師古對此作注說：“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系統天子，不得自專也。”師古之注，本于董仲舒。
　　董仲舒說：“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漢書》本傳）“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也。”所以，“唯圣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以下只具篇名）一是數之始，物之極，“謂一元者，大始也。”（《玉英》）春秋為什么貴乎元而言之呢？“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道》）這里的“一”，“元”和“天者萬物之祖”的“天”，（《順命》）實際上就是道家的“道”或“一”和“玄”。可見董仲舒大一統思想受黃老之學的影響，這是確實無疑的。
　　　　三、董仲舒思想與黃老之學
　　董仲舒思想以儒家為主，融合名法陰陽道，對先秦儒學加工改造，重新創造一個新的儒學體系，奠定了長期封建統治的理論基礎。
　　黃老之學由老子發展而來，然而它與老子有一個顯著的不同，黃老學者把超凡的“道”引向社會人事，道，不僅是物之所道，也是人之所由。《文子》說：“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圣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董仲舒援道入儒，以陰陽五行為骨架，將天道與人事組合在一起，構成其天人理論體系。“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人道者，人之所由。”（《天地陰陽》）在這個體系中，“天”是最高的主宰，它是萬物之祖，“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效義》）
　　“天”是由天地人陰陽五行十因素構成，“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官制象天》）十端組合成四時、五行的運動體系，“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制為四時，列為五行。”（《五行相生》）天通過五行生克的次序，顯示其運動的功能，這就是天道。而五行的次序與人間的倫常政治和社會制度相配合，四時有四政，木火土金水五行有仁義禮智信五行。“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四時之副》）天人相通、圣人法天而立道，故董仲舒說：“道者，所由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本傳）
　　道是適于治的必由之路，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離合根》）人主法天之行，是“其法取象于天，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天地之行》）法天之行，也就是人主“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實行無為之治道。人主“內深藏”，“外博觀”，而不自勞于事，做到“足不自動”，“口不自言”，“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離合根》）這種主逸臣勞，就是黃老之學的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思想。
　　黃老之學與老子另一個顯著的不同，是對“無為”作了新的解釋。《文子》說：“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掛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自然》）無不是不作為，而是不以主觀成見和好惡而害道，而是循理而舉事，因資立功，推自然之勢，“所謂無為者，不先物動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道原》）文子認為，無為而治的“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自然》）董仲舒的“為人君者，居無位之位，行不言之教，”即本于此。他認為，人君無為，不是不理朝政，放任臣下，而是人君執一處靜，無需每事親躬，是以君臣分職而治，各敬其事。不同的一點是“功出于臣，名歸于君也”。（《保位權》）“行不言之教”，也不是不講話，不號令，而是“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因為“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罚。”這種聲響相應，形影隨合，“＠①名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罚不虛出”的“自然致力之術”，（《保位權》）也就是黃老之學的“循名責實”的“王術”。《文子》說：“無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并應無窮。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君不自勞，使臣下“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下德》）“循名責實，使自有司……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上仁》）此亦董仲舒所謂“建治之術”也。
　　　　四、天下變道也不變與不變故易常
　　人們常認為，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是形而上學，是為腐朽的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這種斷章取義的評論，對董仲舒是很不公正的。董仲舒此話是在回答漢武帝冊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董仲舒認為，“禹繼舜，舜繼堯，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三代圣王，因循繼統，從容中道，王道條貴，故不言其所損益，因此說“天不變，道也不變”。三代之后，情況不同，夏桀殷紂，逆天暴物，殷之繼夏，周之繼殷，是繼亂世而治，天命改變了，王道也要變化。他對上述兩種不同情況的結論：“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三代所守道一，故天不變道也不變，圣王繼亂世，則“掃除其跡而悉去之”，今漢繼秦后，“如朽木糞墻”，必解而更張之，必變而更化之。董仲舒認為，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并征引“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要漢武帝“退而更化”，其更化方案是“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上見本傳）
　　“更化”是董仲舒獨特的思想，不變之道只有通過更化“變”取得，這與黃老之學變中求不變是一致的。《黃帝四經》說：“夫天地之道，寒熱燥濕，不能并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若夫人事則無常，過極失當，變故易常，德則無有，措刑不當。”（《姓爭》）人事是變化不定的，在處理其事務時，擅自改變一貫的制度和政策，德教就無收獲，刑罚也會不當，因此要不變故易常。《文子》則從另一方面說：“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下德》）“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精誠》）董仲舒引臨淵羨魚，退而織網時，稱“古人有言”，這個古人，就是文子。可見董仲舒熟知黃老之學。他稱引文子，要漢武帝更化，以求三代相受而守一道的不變之道，“復修教化而崇起之”，這也是他不同于黃老之學，而尊儒之所以。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臨下加王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093-096B5中國哲學史李定生19951995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093-096B5中國哲學史李定生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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