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道德前景令人担憂，除了現有體制法規的松散，原有的社會道德體系日益失效，使得全社會陷入人人自危的惡性深淵。現代性文化資源匱乏已成為當前中國現代化發展與社會轉型的致命傷。中心大都市本該是胚造和傳播現代文明的搖籃，可中國大都市缺乏這種現代性文化張力，它的冷漠和麻木成了惡化整個社會肌體的病源體。

　　中國農民因生存壓力而大量涌入都市，從賣力到賣身，無所不有。中國中產階級市民社會是一個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體，也缺少成熟的現代性價值觀念，對外來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與此同時，城市也是兩極分化最突出的地方，其商業繁榮和教育發達與道德水平的低下不成比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級市民，有著自己堅定的道德、信仰、價值觀念，是維系社會和諧穩定的核心支柱。中國長期任由政治作孽，衍成一個百病叢生的畸形社會，權錢交易和裙帶關系使財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們越缺德性；中層社會則普遍的麻木不仁，這是中國都市歌舞升平背后不可忽視的嚴峻實現。可以說，中國城市已是道德荒蕪之地，嚴重匱乏現代性道德文化資源，單一經濟發展以犧牲道德和法制為前提，更談不上整體有序性。

　　當中國廣大農村興起“向城市人看齊”的新大躍進運動，都市成了農民們羨慕和仿效的標座。在貧富懸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壓力下，進城民工們在道德上無所適從，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終因殘酷現實而降服，轉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們都能做”的簡單道德邏輯。然而，中國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氣者寥寥可數，城市“好人”的哲學則是壞事不干、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動物，傳統美德在他們身上蕩然無存，又缺乏現代性的價值觀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寬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碼的平常心態。無論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里有多么微不足道，當他們面對比他們更弱勢的農民時，就表現出驕橫自大和沾沾自喜，毫無良知的內疚感和羞恥心，更缺乏反思內省的道德勇氣。因此，當十億農民都向這些所謂“高等國民”看齊，其結果使整個國家走向徹底缺德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大凡到過大城市的農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變壞”。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嚴重匱乏個性精神和正義元素，宗法倫理又是一種缺乏正義勇氣的貧血道德，使得中國文化整體無比陰森，以致審美與價值上傾向消極冷漠，缺乏人性張力和正義熱情，這大概是中國人冷血“國民性”的文化根源。所以，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在中國大行其道，即使今天，城鄉兩級戶籍制度毫無松動，這一戶籍制度顯然是集權與奴役的新變種，那些在這一制度中受益的市民社會持著天經地義和麻木不仁的態度，而農民有一種認命的扭曲心態，那就是他們訴不盡然的自我埋怨和自我嘲弄：“誰要我們是農民呢？”。路遙是最早對城鄉戶籍不公制度發起抗議之聲的文化人，與《人生》同期的“傷痕文學”便是一片哭訴聲，通篇充斥著“下鄉者”、“下放者”的不幸經歷，這固然沒有錯，但本質上漠視了那些土生土長的農民們的不幸命運。換言之，傷痕文學哭訴的背后，隱藏著城市人的道德危機。中國雖是個傳統農業文明大國，卻有著以“農”字為恥的國民心態，“農民”一詞是中國城里人貶人的口頭禪，實際利益的歧視就更指不勝指了。趙本山每年在春節聯歡晚會上扮演農民那套絕活之所以那么受歡迎，就是因為愚昧、丑陋、窮酸的農民形象已成為人們捧腹笑料。城里人習慣以歧視農民而獲得價值優越感的滿足，也是一種幸災樂禍與變態心理。當前學界“貧富”、“城鄉”或“三農”問題炙手可熱，實質上并非一種社會自覺的良知，而是一種社會兩極分化矛盾的危機反應，因為今天中國農民越來越不安分守己、低眉乖順，而是有些蠢蠢欲動，似乎愈來愈缺德性，這才引起市民們的恐慌和學術界注視。由于市民社會對現有戶籍制度改革的冷抵制，使得“一國兩民”問題遙遙無期，甚至有人公開起來維護這一丑陋的制度。

　　最近，北京官方對外地人采取頒發給外國人的“綠卡”政策，只適用于那些對北京有“特殊貢獻”人士，通常都是些暴發富商，普通民工顯然無法享受這種特殊待遇，暫住證、挨罚挨關是他們人人不可逃脫的惡運。目前大城市戶口價值三至十萬不等，連一般城鎮戶口也需三至五千元，許多地方公安部門以抓人罚款、販賣戶口為生財之道。城市中小學校對無戶口求學者高額收費，使得大部分民工家庭不敢問津，子女喪失接受教育的機會。

　　通常而言，愈是現代性大都市愈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國則不然，僅北京上海兩地便有一種普遍嚴重的都市病態人格，京滬人那種沾沾自喜的優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兩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謂中國之最，與其國際大都市的地位極不相稱。荒唐的是，網上京瀘兩地網人互相貶斥、拆臺，一決高低，顯然是狹隘而偏執的市儈習氣在作祟。總體上，兩地人都惡劣地排斥、歧視外地人，民工被無辜傷害最為嚴重。北京人一貫的霸道狂妄與上海人一貫的驕傲自大，皆成中國都市人格病態特征。尤其北京人皇城根觀念更為膨脹病態，事實上，北京哪一樣值得自滿的東西不是來自全國人的血汗？北京人把繞幾句不陰不陽的京腔視為了不得的高明文化，殊不知那是過去宮人專有語言方式，既不高雅深奧斯文，更不是什么貴族派頭，熱愛故鄉或家鄉的本位主義無可厚非，可謂人之常情，但絕不是沾沾自喜和攀比壓人的寶器，可見中國城市階層是多么缺乏包容與開放的現代素質，跟紐約、倫敦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無法相比，這種冷血城市，居然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經濟和教育的中心，似乎就注定了中國現代化走向徹底“缺德化”。

　　中國都市人習慣把善良與誠實當作“傻冒”行為，視臟活苦力為賤民職業，意味著對勞動與勞動者的藐視，顯然是因為城市人在長期的皇糧制度中養尊處優所致，再加上城市又是集權勢力的中心地帶，權力本身充滿了冷酷和血腥，戕傷良知和正義，可是它現在成了改造十億農民的靈魂加工廠。

　　那些搞旅游觀光的山區，常常率先城市化，人們普遍見錢眼開，坑蒙拐騙和敲詐勒索漸成常態，跟城市人接觸多了，即使在深山溝里也會道德敗壞起來，而且經濟意識提高就意味著道德水平的降低，在中國可以說是普遍現象。筆者曾到瑤族山寨，見當地婦女的服飾很有特色，便請求給她們拍幾張照片，她們卻一致拒絕，說除非給錢，不然她們是不讓國內游客拍照的，她們卻很樂意讓外國人拍照，我一打聽，說是從前國內觀光客和攝影者給她們拍照，總是許諾寄給她們，結果卻是杳無音訊，反而外國旅客很守信用，只要給個地址都能收到相片。我在麗江，也遇到同樣的事情和同樣的說法。農民傳統德行，一遇城市人或一進城，便不堪一擊，土崩瓦解。

　　中國本來就缺少宗教信仰，拜神磕頭也只是求財避禍，難以成為一種行為規范和價值信仰的普遍準則。長期的封建專制，只有統治者才可以唯我獨尊、自我神化，絕不容許任何普世性宗教超越世俗皇權之上，一旦政權腐敗，社會風氣隨之糜爛。道德本是一種從下而上的普遍社會自覺，它不足以取代法律的功能，重德嚴法，兩者都是任何一個健全社會所不可缺少的，道德只是社會肌體的免疫力，法律則是一種不得已的外科手術。道德高度依賴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意識和經驗判斷，這是它相當脆弱性的一面。

　　今日，中國自詡“便宜勞動力是中國傲居世界的最大優勢”，而中國這個“世界加工廠”，卻是建立在奴役與剝削、壓迫與歧視之上的。大量的外匯，便宜的糧食，高高的洋樓，充足的商品，五花八門的洋貨奢侈品和神話般的經濟增長率，全建立在歧視和排斥農民之上；民工進城，成為檢驗中國中產階級市民社會以及知識分子道德素質的試金石，也是社會公正與良知的一道砝碼，丑惡政治和缺德文化的一個見證。一個不知羞恥、懺悔、公正、寬容和同情的社會，必然是個毫無內聚力和希望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