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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王星拱的科學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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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學學報21-26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屠承先19961996 本文指出，王星拱的科學哲學，既從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出發，有著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思想；又深受實證主義代表人物馬赫的影響，有著主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思想。正是由于兩者的內在矛盾以及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弱點，使王星拱在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之爭”中，站在“科學派”一邊，反對“玄學派”，同時也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它說明，自然科學家雖然從根本上說，是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者，但若要始終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立場，則必須把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提高到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 ＊ ＊ 王星拱（1887～1949），字撫五，安徽懷寧（今安慶）人，曾任北京大學化學教授、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校長等職。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又是一位哲學家。作為自然科學家，他有著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有待于我們去概括和提高；作為哲學家，他又深受第二代實證主義代表人物馬赫的影響，在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之爭”中，站在“科學派”一邊，反對“玄學派”，同時也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相對立，有待于我們作出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而王星拱在哲學理論思維方面的經驗教訓，更值得我們反思和借鑒。 一 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的客觀存在，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觀察和實驗。故而自然科學的根本精神是與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一致的，并由此決定了自然科學家大多是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者和辯證法者。王星拱也不例外，而且具有典型性。 首先，在自然觀方面，王星拱贊成實在論者，亦即唯實家的物質實在觀。他說：“依唯實家說來，桌子有二觀：其一，是由觀察點而定的，叫做心理觀；其二，是不由觀察點而定的，叫做物理觀，桌子的物理觀，是可以離精神而獨立的”。〔1 〕這是自然科學家根據現代科學的成就，對實在概念作出的解釋。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2 〕同樣，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客觀實在，對于人類來說也是“無”。正因為如此，王星拱在當時認識到，物質的客觀實在性既有“由觀察點而定”，依賴于觀察過程的一面，又有“可以離精神而獨立”的一面，確是難能可貴的。 基于以上的認識，王星拱分析了物質與現象、物質與能量的關系。他說：“現象界是什么呢？就是物質改換能力表現所生出的。物質、能力兩樣東西，是不能分開的，物質籍能力而改換，能力依物質而表現。……這些不同的物質，改換不息，這些不同的能力，表現不息。所以在這個無限的時間空間之中，生出這種不同的現象”。〔3〕在此， 王星拱堅持和發展了嚴復提出的“質力相推”的唯物主義觀點，認為紛繁復雜的現象界的所有現象都是物質變化所產生的，而能量（能力）則是物質的表現。這在當時盛行“物質消滅了”的說法和普遍提倡唯能論的情況下，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基于對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的了解，王星拱尤其強調，物質總是處在永恒的發展、變遷之中。他說：“自放射化學和火云之分光鏡的分析發明之后，我們都知道原質也是進化而變遷的。”〔4〕由此看來，“無時無處沒有現象，因為無時無處沒有物質改換、沒有能力表現，換個名詞來說，就是無時無處無有變遷。現象就是變遷，無變遷就不能有現象。”〔5〕在這里， 王星拱認識到了物質與運動的不可分離性，表明運動是物質的根本屬性。 王星拱還認為，運動著的千姿百態、千差萬別的大千物質世界是受一定的內在規律支配的。他說：“天然界中的異，簡直是無窮的。在這個無窮的異之中，我們要找出各現象的彼此一定的關系，然后制定出定律來管理他。于是，在理論方面，才能用過去預測將來；在應用的方面，才能使萬物歸用于我。總括一句說：我們遵守天然界的定律來統轄天然界。”〔6〕他特別篤信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恒定律， 認為即使發現了象鐳那樣的放射性物質，也不能使它有絲毫的改變。他明確指出：“魯滂物質消滅之說，并無科學的根據。……此不過一空浮無著之玄想，非科學家所承認之定論也。”〔7〕 總之，由于王星拱有比較堅實的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為基礎，所以他比較好地堅持了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并且使他的自然觀帶有現代自然科學的色彩和若干辯證法的因素。 其次，王星拱在以上的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基礎之上，系統地探討了認識論的問題。 在認識來源問題上，王星拱認為，人們的器官對客觀物質世界的感觸是認識的唯一源泉。他說：“知識最初的起源，都由于器官的感觸，但是在這些感觸的時候，有一個智慧的我在里邊認識他。”〔8 〕往往是，“心理的情境，各人不同，對于無機界之鑒別，已經可以生出不同的意見，至于對于有機界——社會問題之研究，更可以生出不同的意見了。”〔9〕王星拱強調，作為認識基礎的原始資料的“張本”， 必須是真實的。為了獲取真實的“張本”，“得確切的結果，不能有主觀的偏見。”〔10〕在此，王星拱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在堅持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同時，注意到了認識主體的狀況對認識過程的影響，是正確的，也是很不容易的，體現了他在探討認識問題時嚴肅認真的態度。 在認識的有限性與無限性問題上，王星拱認為，在人類認識的長河中，不可能有完全掌握了客觀真實的一天。人們“不能把真實完完全全地表托出來，然而可以和真實相逼近。”〔11〕其原由在于，就整個人類認識的歷史來看，“現象無限，我們所能觀察到的，能有幾何？況且宇宙間不同的原素，又可以聯合換合而生出新現象，我們哪里能觀察得盡呢？”〔12〕由此，王星拱得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人類的知識“無論如何進步，終不能達到完全真實之所在。……真實是無窮的，我們永遠在這條無窮的路上前進前進。”〔13〕 在真理標準問題上，王星拱非常重視試驗或行的作用。他說：“真實之最后的判斷，還要靠著試驗。……從前的人說，知而不行，知是無益的；現在我們說，知而不行，并且知也不能算作知啊。”〔14〕在這里，王星拱指出，人們的認識是不是真實的，最根本的一條是要通過試驗去檢驗，認為離開行不可能有真知，應該說是一種比較深刻的見解。 第三，王星拱下大功夫，全身心地致力于方法論的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寫成了《科學方法論》一書。 在該書中，王星拱把尋求客觀世界各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確定為科學的最重要的任務，并為此而闡述了一系列能更好揭示客觀因果關系的方法。他說：“科學最注重因果律——科學之成立就是靠因果律作脊椎，當然承認宇宙是有定的。”〔15〕從而堅持唯物主義的決定論，反對唯心主義的非決定論。這即使在他接受了馬赫主義的錯誤觀點以后，也還仍然堅持這一點，說：“同因必生同果。假使沒有這個原理，則宇宙之間只有千千萬萬一點一滴的事實，我們很難尋覓因果關系出來，那么，科學也就無從構造了。”〔16〕為了更好地揭示事物及其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他認為：①要搜集盡可能多的證據，進行多方面地考求。“因為根據不同的證據之數，和‘錯誤同一方向’之或然數成反比例；換一句話說，證樣越多，則‘錯誤同一方向’之或然數愈小，而可逼近于真實。”〔17〕②要注意從事物的變化發展中去尋求事物的內在規律。因為“天然界既是一個漸變的連續，凡不同的物，都有過渡物介乎其中，各物之性質又多。”〔18〕所以，人們認識客觀世界，也必須適應這個狀況，注意事物的變動和變動中產生的中介。 王星拱還系統地探討了科學研究中的邏輯思維方法問題。他認為，為要正確認識客觀事物及其規律，除了要有充分的材料，注意從變化發展中去尋求事物的內在規律以外，還要運用一系列正確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以及假定、比較、推理等等。王星拱比較多地研究了分析與綜合的方法。關于分析，王星拱很重視典型分析的作用。他說：“我們解剖植物，每類……之中，分個之數，可謂為無窮的，我們只能取出一二可為表式（即典型）的而解剖之。又如我們分析有機化合物，每類……之中，分個之多，也是不勝數的，我們只能取出一二可為表式者而分析之。即如研究一國一時代之思潮，也須取一二有勢力的學說以為表式，為研究之門徑。”〔19〕至于綜合，他認為，綜合是歸納過程的一個環節，是一種推理的方法，主要地就是“從分個推論到共總，”〔20〕即在分析事物各別特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掌握事物的共性和內在規律。因此，綜合意味著認識的深化。“不然，森羅萬象，異不勝異，若將分個記錄起來，那就勞而無功了。……所以每次綜合，都在科學進步上加一個頭銜。”〔21〕 除了分析與綜合的方法以外，王星拱在《科學方法論》一書中，還特辟專章具體地論述了“假定”的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法，都不乏辯證法的因素。 總之，王星拱以上有關方法論的論述，特別是他的《科學方法論》一書，是當時這個領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他為此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 王星拱既是自然科學家，同時也是哲學家。作為哲學家的王星拱，深受第二代實證主義代表人物馬赫所鼓吹的馬赫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從他1921年10月發表《物和我》一文開始，他起勁地宣揚馬赫主義的感覺論，并且以此作為立論的根據，站在“科學派”的立場上，參與了1923～1924年間所發生的關于科學與人生觀的關系問題的辯論（亦即“科玄之爭”）。 王星拱所宣揚的馬赫主義，主要表現在他在“科玄之爭”中所寫的《科學與人生觀》一文和爾后于1930年出版的《科學概論》一書中。具體來說： 首先，從王星拱的哲學路線，從他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來看，他的哲學思想既因襲販賣了西方的馬赫主義，又與中國唯心主義哲學中的“心學”一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說：“我們試想想什么是我們所叫做的針，不過是尖銳的形式、白的顏色、金的光澤等等性質。這些形式、顏色、光澤等，都不過是視覺器官所供給的感觸（即如盲腸，也不過是如蟲的形式、肉紅的顏色等等感觸）。”〔22〕這既是馬赫所說的“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體），而是顏色、聲音、壓力、空間、時間（即我們通常稱為感覺的那些東西）”〔23〕的復寫，又是王陽明所主張的“心外無物”、“心即物”的翻版。其哲學認識路線是：頭腦中的思想→視覺器官所供給的感觸（尖銳的形式、白的顏色、金的光澤等）→物（針）。即：從思想和感覺到物。對此，列寧曾尖銳地指出：“從物到感覺和思想呢，還是從思想和感覺到物？恩格斯主張第一條路線，即唯物主義的路線。馬赫主張第二條路線，即唯心主義的路線。”〔24〕據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星拱與馬赫和王陽明一樣，都把客觀存在的事物，歸之于自己的主觀意識，并以其主觀意識作為衡量客觀存在的準則。所以王星拱在這個問題上只能是個主觀唯心主義者。 其次，王星拱作為中國的馬赫主義哲學家，即作為一個主觀唯心主義者，他以“感覺”為唯一的實在，著力宣揚了馬赫主義的“感覺復合論”。王星拱在其《科學概論》一書中以不同人所視的毛筆為例說：“一個國民學校的學生看見了它，就構造起來下列的概念：一根長圓堅硬的蘆管，管梢有一撮柔軟的麻和羊毫。一個生物學家看見了它，就構造起來下列的概念：長圓堅硬的蘆管，中間有如星的水管束，柔軟的麻和羊毫，每根中間都有洞通的微管。一個化學家看見了它，……這是因為各人過去的經驗不同，所以各人的興趣不同，所以對于同一的東西，可以構造起來不同的概念。”以此論證感覺是認識的前提，是決定言論是非的標準，因而是唯一的實在。這正如列寧所說的：“唯心主義哲學的詭辯就在于：它把感覺不是看作意識和外部世界的聯系，而是看作隔離意識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墻壁；不是看作同感覺相符合的外部現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25〕王星拱作為馬赫派的主觀唯心主義者，正是由于把“感覺”視為唯一的實在，從而使這本來是人們認識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即聯系人們的主觀意識與客觀外界的紐帶，變成了隔絕二者的工具。為此，他否定客觀事物的實在性，鼓吹主觀“感覺”可以決定一切，認為主觀意識可以塑造出一切事物來。于是，王星拱就赤裸裸地斷言：“毛筆并不是一件外界的東西，它不過是一群感觸之匯合。”〔26〕甚至，連“迷惑、誤憶、妄想，也是現在或過去的感觸，它們都是實在的。”〔27〕這與馬赫用觀念的實在，論證宗教迷信的合理以“物是感覺的復合”，為信仰主義服務；是同出一轍的。 而且，因為中國的馬赫主義者畢竟晚出，故而大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勢。例如，在中國馬赫主義者的西方祖師爺那里，感覺只是單個人的感覺。所以，他們認為世界的存在，是源于個人感覺的存在，而導致了公開的唯我論，認為整個世界只剩下一個大寫特寫的“我”是實在的、萬能的。而中國的馬赫主義者則從“感覺”（或經驗）是唯一的實在出發，竟連他們自己的客觀實在性，也統統否定掉了。王星拱在《科學概論》中就說：“所謂形式的‘我’，乃是隨經驗分子之增加而變遷的。經驗變遷不息，‘我’亦變遷不息，如果經驗大致相同，則其所構成的‘我’，也是大致相同，經驗是器官的感觸，‘我’就是這些感觸之集合，并不是另外有一個形而上的‘我’，可以脫離經驗而存在。”中國的馬赫主義者王星拱在這里顛倒了人與其在實踐中所創造的經驗之間的關系，從而最終把自己的客觀實在性也完全徹底地否定掉了。 最后，中國的馬赫主義者同其西方祖師爺一樣，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喜歡在所謂“科學”的旗號下，談論哲學。 眾所周知，所謂科學，就是指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而所謂規律性的認識，則是要揭示客觀過程和事物現象內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給科學提出的任務和要求。但是，在中國的馬赫主義者那里，“科學”則不然。王星拱就說：“現在的科學把許多向來所承認為客觀的存體，例如時間、空間，都簡約為器官的感觸。即如物質、能力，也都是從我們所觀察的性質（即感觸），用邏輯方法構造起來，并不是客觀的實在。外而物是如此看待的，內而我又何曾不可以如此看待呢？將這些形而上的存體一概取消，也是合乎奧康刀的規則的。”〔28〕在此，他顯然是利用現代科學的高度抽象性來否認客觀實體及其存在的形式，實質上是反科學的。 三 學術界一般認為，王星拱在1921年10月發表的題為《物和我》的文章，標志著王星拱的哲學思想由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轉化。因為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確否定主觀的我與客觀的物之間的界限，宣揚了馬赫主義的觀點。他說：物的“形式、顏色、光澤，都不過是視覺器官的神經所供給的感觸……若是不幸把針刺到指頭上，指頭上又有一束神經供給我們一種感觸……試問除實用的方面，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把前引的感觸，推到假定的針之實體上去，而說它是物；把后引的感觸，卻留在假定的心之實體上去，而說它是我呢？所以羅素說：宇宙之間，心也不是真的，物也不是真的，另外還有一件東西是真的。這個另外的東西就是感觸。”〔29〕而實際上，王星拱的哲學思想中一直存在著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認識論的內在矛盾。是這種內在矛盾和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弱點，驅使著王星拱的哲學思想由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轉化。只不過，在他1921年前后接受了馬赫主義的感覺復合論后，加速了這種轉化而已。當然，由于他的哲學思想始終存在著自然科學唯物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認識論的內在矛盾，又使得他即使在接受了馬赫主義的感覺復合論以后，也仍然保留了若干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觀點。 王星拱哲學思想中的不足之處主要在于： 第一，王星拱在堅持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同時，也有不少主觀唯心主義觀點和傾向（特別是他的物質觀）。 首先，他的物質概念中雖有若干辯證因素，但這僅是他的物質觀中的個別成分而已。在一些帶根本性的觀點上，他卻表現得遲疑、含混而不敢將自己的正確的觀點堅持到底，甚至陷入了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例如，關于世界的本原，他曾作如下的回答：“我們推求宇宙的原始，有人以為萬眾之多，是由少生出來的，少是由一生出來的，一是由無生出來的；……我們在這個兩難的兩只角上，我們都不能得結論的。”〔30〕這里，說“一”是由“無”生出來的，顯然是一種不符合實際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觀點。 其次，他的物質觀雖然具有一些辯證的因素，但從根本上說來，他并不懂得事物進化發展的源泉。他說：“生物有機，礦物無機。無機物之消長由于外，有機物之消長由于內。二者之消長，皆受物理的定例之管束；此近今科學進步中最要之點也”〔31〕這個論斷，在正確肯定整個物質世界必然受客觀規律支配的同時，卻不了解“近今科學進步”已經證明了發展的源泉在于事物內部的對立統一，無機物也不例外。王星拱的這一對物質的理解，明顯具有形而上學的性質。 以上這些缺陷，使他的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顯得很不徹底，是他的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最終倒向主觀唯心主義的內在原因。 第二，王星拱過分看重直覺，甚至把直覺神秘化。 王星拱曾經把知識分為經驗的、理解的、證實的、引伸的這四大類。他認為，其中的所謂理解的或理性的知識是由經驗的知識發展而來的，而這個過程必須運用分析和綜合的方法。但是，由于他對整個認識過程缺乏深刻和完整的理解，不能解決證實了的知識為什么不是經驗的或理解的知識，這樣，他就只好抬高和擴大直覺的作用，把直覺神秘化。他說：在運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時，“這綜合一層，若是靠智慧理性，是沒有用的，我們只能靠直覺去選擇。但是既靠直覺，就不是方法所能范圍的了。”〔32〕在這里，他把直覺說成是與理性和智慧相對立的，不是屬于科學方法范圍的東西，這樣的直覺就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他認為，在運用綜合方法時，不能靠智慧理性，而只能靠那種神秘的直覺。這就違背了他前面所說的“從分個推論到共總，叫做綜合”，把綜合作為一種推理方法的正確說法。 應當指出的是，王星拱對直覺以及直覺在人們認識中的作用作如此神秘的理解，便使得認識在由感性經驗向更高階段的理性思維發展時，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從而有可能令人懷疑認識由感性向理性發展后的可靠性，在認識論問題上留下一個缺口，成為他在哲學上的一個失足之處。 第三，王星拱不加分析地肯定馬赫的思維經濟原則，從而跌入馬赫主義的感覺復合論的泥坑。 王星拱在對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關系問題的認識上，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是，為了使人們的認識在前人的成就的基礎上不斷地深化，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勞動，以盡快地把科學推向前進，他就不加分析地肯定馬赫的思維經濟原則，認為經過推論等思維抽象活動形成的認識都是煩瑣無聊的，都不能反映客觀實在，只有靠感覺直接得來的印象，才是最經濟的東西和最可靠的實在。他說：“拿各人的眼光看起來，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桌子存在，可見桌子的本身并不能獨立存在，所能存在的，只不過是許多硬度、顏色、形式等性質集合而成的一種現象罷了。這些性質，是直接由感觸得來的桌子的本體，也是由感觸的張本（原始材料）推論出來的。凡由推論而來的，都不能算作實在。縱令我拿頭和墻碰一碰，所得的結果，仍不過是一定痛感，并不能證實墻之物質的本體。”〔33〕這段話的關鍵在于，他認為“凡由推論而來的，都不能算作實在。”這是由于他對認識過程缺乏深刻的理解，把認識的深化過程僅僅了解為使思維經濟或簡化，只相信直覺，不相信推理所造成的。 事實上，人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總是首先接觸各種各樣的現象，形成多種多樣的感覺，然后通過大腦對這些感覺或信息進行處理或加工，才形成對事物的比較完整的認識。從邏輯思維的過程來看，這是對各種具體現象進行抽象的過程，推論就是這個過程經常使用的方法之一。這個過程雖然“煩難”一點，但經過這樣一番抽象思維和反復認識過程，卻能更全面和深刻地認識事物的本質，更符合客觀實在的狀況。而王星拱卻未能認識到這一點，這就使他由此而從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滑向主觀唯心主義。 第四，王星拱不能全面、正確地對待科學發展和進步，在科學新成就面前感到迷惘。 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使人們愈來愈認識到，整個世界從宏觀到微觀都處在不斷變動和緊密相聯系的狀態中，它們之間的差別只是在認識論范圍內才有絕對意義。這些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一方面，給王星拱帶來積極的影響，使他的物質觀具有辯證因素。即使到了1930年，他還仍然一再指出：“近來放射化學及電子論，發現了原質可變之事實，于是物質之可變之觀念，自原質以上的范圍，移入原質以下的范圍了。”〔34〕他甚至認為，由于電子論的進展，“各原質之原子皆由于電子之集合，故物質一元論，至此而集其大成。”〔35〕在此，他既承認物質一元論，又看到物質處于永恒的變動中。這樣的物質觀，可以說是達到了辯證唯物論的高度的。但是，另一方面，面對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他又感到迷感不解，而宣揚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他從包括人的軀體在內的各種物質是不斷互相轉化的科學知識出發，指出：“野蠻人所看做的物和我之界線——他的一張皮——若用分子的眼光看起來，實在是內外交通，一點兒障礙也沒有。”〔36〕從而得出物和我是沒有根本差別的結論，認為心也不是實在的，物也不是實在的，只有感觸是實在的。 綜上所述，王星拱哲學思想中積極與消極、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矛盾混雜狀態，說明了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和道理，這就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科學的進展要求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如果不能完整地接受這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則必然會通過種種途徑走到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邪路上去。王星拱盡管作為一個自然科學的學者，在有些問題上自發地接近辯證唯物主義，但由于沒有完整地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確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仍然抗拒不了馬赫主義的侵襲，滑向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所以，自然科學家雖然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者，但若要始終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的立場，則必須把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提高到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注： 〔1〕王星拱：《環境改造之哲學觀》，載《哲學》第二期， 1921年出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4〕、〔5〕、〔6〕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7頁，23頁，18頁，23頁，北京大學出版部1920年4月出版。 〔7〕王星拱：《答莫等》，載《新青年》第5卷6 號通信《鬼相之研究》。 〔8〕王星拱：《什么是科學方法？》，載《新青年》第7卷5號。 〔9〕〔10〕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39頁。 〔11〕王星拱：《科學的起源和效果》，載《新青年》第7卷1號。 〔12〕、〔13〕、〔14〕、〔15 〕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54頁、第243頁、第318頁、第313頁。 〔16〕王星拱：《科學與人生觀》， 載《晨報副刊》第177 號，1923年7月出版。 〔17〕、〔18〕、〔19〕、〔20〕、〔21〕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33頁，284頁，291頁，244頁，258頁。 〔22〕王星拱：《科學概論》第256頁，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 〔23〕馬赫《力學及其發展的歷史批判概論》， （見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列寧選集》第2卷第35頁）。 〔24〕、〔25〕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第37頁，第47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 〔26〕、〔27〕、〔28〕王星拱：《科學概論》第270頁，272頁，277頁。 〔29〕王星拱：《物和我》，載《新潮》第3卷1號。 〔30〕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8頁。 〔31〕王星拱：《未有人類以前之生物》載《新青年》第6卷1號。 〔32〕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316頁。 〔33〕王星拱：《環境改造論之根據》，載1922年6月26 日《時事新報·學燈》。 〔34〕、〔35〕、〔36〕王星拱：《科學概論》第27頁，第102 頁、第268頁。 （責任編輯 莊道鶴）＊ 作者：杭州大學學報21-26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屠承先19961996 本文指出，王星拱的科學哲學，既從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出發，有著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思想；又深受實證主義代表人物馬赫的影響，有著主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思想。正是由于兩者的內在矛盾以及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弱點，使王星拱在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之爭”中，站在“科學派”一邊，反對“玄學派”，同時也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它說明，自然科學家雖然從根本上說，是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者，但若要始終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立場，則必須把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提高到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 ＊ ＊ 王星拱（1887～1949），字撫五，安徽懷寧（今安慶）人，曾任北京大學化學教授、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校長等職。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又是一位哲學家。作為自然科學家，他有著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有待于我們去概括和提高；作為哲學家，他又深受第二代實證主義代表人物馬赫的影響，在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之爭”中，站在“科學派”一邊，反對“玄學派”，同時也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相對立，有待于我們作出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而王星拱在哲學理論思維方面的經驗教訓，更值得我們反思和借鑒。 一 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的客觀存在，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觀察和實驗。故而自然科學的根本精神是與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一致的，并由此決定了自然科學家大多是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者和辯證法者。王星拱也不例外，而且具有典型性。 首先，在自然觀方面，王星拱贊成實在論者，亦即唯實家的物質實在觀。他說：“依唯實家說來，桌子有二觀：其一，是由觀察點而定的，叫做心理觀；其二，是不由觀察點而定的，叫做物理觀，桌子的物理觀，是可以離精神而獨立的”。〔1 〕這是自然科學家根據現代科學的成就，對實在概念作出的解釋。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2 〕同樣，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客觀實在，對于人類來說也是“無”。正因為如此，王星拱在當時認識到，物質的客觀實在性既有“由觀察點而定”，依賴于觀察過程的一面，又有“可以離精神而獨立”的一面，確是難能可貴的。 基于以上的認識，王星拱分析了物質與現象、物質與能量的關系。他說：“現象界是什么呢？就是物質改換能力表現所生出的。物質、能力兩樣東西，是不能分開的，物質籍能力而改換，能力依物質而表現。……這些不同的物質，改換不息，這些不同的能力，表現不息。所以在這個無限的時間空間之中，生出這種不同的現象”。〔3〕在此， 王星拱堅持和發展了嚴復提出的“質力相推”的唯物主義觀點，認為紛繁復雜的現象界的所有現象都是物質變化所產生的，而能量（能力）則是物質的表現。這在當時盛行“物質消滅了”的說法和普遍提倡唯能論的情況下，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基于對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的了解，王星拱尤其強調，物質總是處在永恒的發展、變遷之中。他說：“自放射化學和火云之分光鏡的分析發明之后，我們都知道原質也是進化而變遷的。”〔4〕由此看來，“無時無處沒有現象，因為無時無處沒有物質改換、沒有能力表現，換個名詞來說，就是無時無處無有變遷。現象就是變遷，無變遷就不能有現象。”〔5〕在這里， 王星拱認識到了物質與運動的不可分離性，表明運動是物質的根本屬性。 王星拱還認為，運動著的千姿百態、千差萬別的大千物質世界是受一定的內在規律支配的。他說：“天然界中的異，簡直是無窮的。在這個無窮的異之中，我們要找出各現象的彼此一定的關系，然后制定出定律來管理他。于是，在理論方面，才能用過去預測將來；在應用的方面，才能使萬物歸用于我。總括一句說：我們遵守天然界的定律來統轄天然界。”〔6〕他特別篤信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恒定律， 認為即使發現了象鐳那樣的放射性物質，也不能使它有絲毫的改變。他明確指出：“魯滂物質消滅之說，并無科學的根據。……此不過一空浮無著之玄想，非科學家所承認之定論也。”〔7〕 總之，由于王星拱有比較堅實的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為基礎，所以他比較好地堅持了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并且使他的自然觀帶有現代自然科學的色彩和若干辯證法的因素。 其次，王星拱在以上的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基礎之上，系統地探討了認識論的問題。 在認識來源問題上，王星拱認為，人們的器官對客觀物質世界的感觸是認識的唯一源泉。他說：“知識最初的起源，都由于器官的感觸，但是在這些感觸的時候，有一個智慧的我在里邊認識他。”〔8 〕往往是，“心理的情境，各人不同，對于無機界之鑒別，已經可以生出不同的意見，至于對于有機界——社會問題之研究，更可以生出不同的意見了。”〔9〕王星拱強調，作為認識基礎的原始資料的“張本”， 必須是真實的。為了獲取真實的“張本”，“得確切的結果，不能有主觀的偏見。”〔10〕在此，王星拱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在堅持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同時，注意到了認識主體的狀況對認識過程的影響，是正確的，也是很不容易的，體現了他在探討認識問題時嚴肅認真的態度。 在認識的有限性與無限性問題上，王星拱認為，在人類認識的長河中，不可能有完全掌握了客觀真實的一天。人們“不能把真實完完全全地表托出來，然而可以和真實相逼近。”〔11〕其原由在于，就整個人類認識的歷史來看，“現象無限，我們所能觀察到的，能有幾何？況且宇宙間不同的原素，又可以聯合換合而生出新現象，我們哪里能觀察得盡呢？”〔12〕由此，王星拱得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人類的知識“無論如何進步，終不能達到完全真實之所在。……真實是無窮的，我們永遠在這條無窮的路上前進前進。”〔13〕 在真理標準問題上，王星拱非常重視試驗或行的作用。他說：“真實之最后的判斷，還要靠著試驗。……從前的人說，知而不行，知是無益的；現在我們說，知而不行，并且知也不能算作知啊。”〔14〕在這里，王星拱指出，人們的認識是不是真實的，最根本的一條是要通過試驗去檢驗，認為離開行不可能有真知，應該說是一種比較深刻的見解。 第三，王星拱下大功夫，全身心地致力于方法論的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寫成了《科學方法論》一書。 在該書中，王星拱把尋求客觀世界各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確定為科學的最重要的任務，并為此而闡述了一系列能更好揭示客觀因果關系的方法。他說：“科學最注重因果律——科學之成立就是靠因果律作脊椎，當然承認宇宙是有定的。”〔15〕從而堅持唯物主義的決定論，反對唯心主義的非決定論。這即使在他接受了馬赫主義的錯誤觀點以后，也還仍然堅持這一點，說：“同因必生同果。假使沒有這個原理，則宇宙之間只有千千萬萬一點一滴的事實，我們很難尋覓因果關系出來，那么，科學也就無從構造了。”〔16〕為了更好地揭示事物及其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他認為：①要搜集盡可能多的證據，進行多方面地考求。“因為根據不同的證據之數，和‘錯誤同一方向’之或然數成反比例；換一句話說，證樣越多，則‘錯誤同一方向’之或然數愈小，而可逼近于真實。”〔17〕②要注意從事物的變化發展中去尋求事物的內在規律。因為“天然界既是一個漸變的連續，凡不同的物，都有過渡物介乎其中，各物之性質又多。”〔18〕所以，人們認識客觀世界，也必須適應這個狀況，注意事物的變動和變動中產生的中介。 王星拱還系統地探討了科學研究中的邏輯思維方法問題。他認為，為要正確認識客觀事物及其規律，除了要有充分的材料，注意從變化發展中去尋求事物的內在規律以外，還要運用一系列正確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以及假定、比較、推理等等。王星拱比較多地研究了分析與綜合的方法。關于分析，王星拱很重視典型分析的作用。他說：“我們解剖植物，每類……之中，分個之數，可謂為無窮的，我們只能取出一二可為表式（即典型）的而解剖之。又如我們分析有機化合物，每類……之中，分個之多，也是不勝數的，我們只能取出一二可為表式者而分析之。即如研究一國一時代之思潮，也須取一二有勢力的學說以為表式，為研究之門徑。”〔19〕至于綜合，他認為，綜合是歸納過程的一個環節，是一種推理的方法，主要地就是“從分個推論到共總，”〔20〕即在分析事物各別特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掌握事物的共性和內在規律。因此，綜合意味著認識的深化。“不然，森羅萬象，異不勝異，若將分個記錄起來，那就勞而無功了。……所以每次綜合，都在科學進步上加一個頭銜。”〔21〕 除了分析與綜合的方法以外，王星拱在《科學方法論》一書中，還特辟專章具體地論述了“假定”的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法，都不乏辯證法的因素。 總之，王星拱以上有關方法論的論述，特別是他的《科學方法論》一書，是當時這個領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他為此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 王星拱既是自然科學家，同時也是哲學家。作為哲學家的王星拱，深受第二代實證主義代表人物馬赫所鼓吹的馬赫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從他1921年10月發表《物和我》一文開始，他起勁地宣揚馬赫主義的感覺論，并且以此作為立論的根據，站在“科學派”的立場上，參與了1923～1924年間所發生的關于科學與人生觀的關系問題的辯論（亦即“科玄之爭”）。 王星拱所宣揚的馬赫主義，主要表現在他在“科玄之爭”中所寫的《科學與人生觀》一文和爾后于1930年出版的《科學概論》一書中。具體來說： 首先，從王星拱的哲學路線，從他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來看，他的哲學思想既因襲販賣了西方的馬赫主義，又與中國唯心主義哲學中的“心學”一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說：“我們試想想什么是我們所叫做的針，不過是尖銳的形式、白的顏色、金的光澤等等性質。這些形式、顏色、光澤等，都不過是視覺器官所供給的感觸（即如盲腸，也不過是如蟲的形式、肉紅的顏色等等感觸）。”〔22〕這既是馬赫所說的“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體），而是顏色、聲音、壓力、空間、時間（即我們通常稱為感覺的那些東西）”〔23〕的復寫，又是王陽明所主張的“心外無物”、“心即物”的翻版。其哲學認識路線是：頭腦中的思想→視覺器官所供給的感觸（尖銳的形式、白的顏色、金的光澤等）→物（針）。即：從思想和感覺到物。對此，列寧曾尖銳地指出：“從物到感覺和思想呢，還是從思想和感覺到物？恩格斯主張第一條路線，即唯物主義的路線。馬赫主張第二條路線，即唯心主義的路線。”〔24〕據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星拱與馬赫和王陽明一樣，都把客觀存在的事物，歸之于自己的主觀意識，并以其主觀意識作為衡量客觀存在的準則。所以王星拱在這個問題上只能是個主觀唯心主義者。 其次，王星拱作為中國的馬赫主義哲學家，即作為一個主觀唯心主義者，他以“感覺”為唯一的實在，著力宣揚了馬赫主義的“感覺復合論”。王星拱在其《科學概論》一書中以不同人所視的毛筆為例說：“一個國民學校的學生看見了它，就構造起來下列的概念：一根長圓堅硬的蘆管，管梢有一撮柔軟的麻和羊毫。一個生物學家看見了它，就構造起來下列的概念：長圓堅硬的蘆管，中間有如星的水管束，柔軟的麻和羊毫，每根中間都有洞通的微管。一個化學家看見了它，……這是因為各人過去的經驗不同，所以各人的興趣不同，所以對于同一的東西，可以構造起來不同的概念。”以此論證感覺是認識的前提，是決定言論是非的標準，因而是唯一的實在。這正如列寧所說的：“唯心主義哲學的詭辯就在于：它把感覺不是看作意識和外部世界的聯系，而是看作隔離意識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墻壁；不是看作同感覺相符合的外部現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25〕王星拱作為馬赫派的主觀唯心主義者，正是由于把“感覺”視為唯一的實在，從而使這本來是人們認識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即聯系人們的主觀意識與客觀外界的紐帶，變成了隔絕二者的工具。為此，他否定客觀事物的實在性，鼓吹主觀“感覺”可以決定一切，認為主觀意識可以塑造出一切事物來。于是，王星拱就赤裸裸地斷言：“毛筆并不是一件外界的東西，它不過是一群感觸之匯合。”〔26〕甚至，連“迷惑、誤憶、妄想，也是現在或過去的感觸，它們都是實在的。”〔27〕這與馬赫用觀念的實在，論證宗教迷信的合理以“物是感覺的復合”，為信仰主義服務；是同出一轍的。 而且，因為中國的馬赫主義者畢竟晚出，故而大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勢。例如，在中國馬赫主義者的西方祖師爺那里，感覺只是單個人的感覺。所以，他們認為世界的存在，是源于個人感覺的存在，而導致了公開的唯我論，認為整個世界只剩下一個大寫特寫的“我”是實在的、萬能的。而中國的馬赫主義者則從“感覺”（或經驗）是唯一的實在出發，竟連他們自己的客觀實在性，也統統否定掉了。王星拱在《科學概論》中就說：“所謂形式的‘我’，乃是隨經驗分子之增加而變遷的。經驗變遷不息，‘我’亦變遷不息，如果經驗大致相同，則其所構成的‘我’，也是大致相同，經驗是器官的感觸，‘我’就是這些感觸之集合，并不是另外有一個形而上的‘我’，可以脫離經驗而存在。”中國的馬赫主義者王星拱在這里顛倒了人與其在實踐中所創造的經驗之間的關系，從而最終把自己的客觀實在性也完全徹底地否定掉了。 最后，中國的馬赫主義者同其西方祖師爺一樣，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喜歡在所謂“科學”的旗號下，談論哲學。 眾所周知，所謂科學，就是指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而所謂規律性的認識，則是要揭示客觀過程和事物現象內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給科學提出的任務和要求。但是，在中國的馬赫主義者那里，“科學”則不然。王星拱就說：“現在的科學把許多向來所承認為客觀的存體，例如時間、空間，都簡約為器官的感觸。即如物質、能力，也都是從我們所觀察的性質（即感觸），用邏輯方法構造起來，并不是客觀的實在。外而物是如此看待的，內而我又何曾不可以如此看待呢？將這些形而上的存體一概取消，也是合乎奧康刀的規則的。”〔28〕在此，他顯然是利用現代科學的高度抽象性來否認客觀實體及其存在的形式，實質上是反科學的。 三 學術界一般認為，王星拱在1921年10月發表的題為《物和我》的文章，標志著王星拱的哲學思想由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轉化。因為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確否定主觀的我與客觀的物之間的界限，宣揚了馬赫主義的觀點。他說：物的“形式、顏色、光澤，都不過是視覺器官的神經所供給的感觸……若是不幸把針刺到指頭上，指頭上又有一束神經供給我們一種感觸……試問除實用的方面，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把前引的感觸，推到假定的針之實體上去，而說它是物；把后引的感觸，卻留在假定的心之實體上去，而說它是我呢？所以羅素說：宇宙之間，心也不是真的，物也不是真的，另外還有一件東西是真的。這個另外的東西就是感觸。”〔29〕而實際上，王星拱的哲學思想中一直存在著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認識論的內在矛盾。是這種內在矛盾和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弱點，驅使著王星拱的哲學思想由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轉化。只不過，在他1921年前后接受了馬赫主義的感覺復合論后，加速了這種轉化而已。當然，由于他的哲學思想始終存在著自然科學唯物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認識論的內在矛盾，又使得他即使在接受了馬赫主義的感覺復合論以后，也仍然保留了若干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觀點。 王星拱哲學思想中的不足之處主要在于： 第一，王星拱在堅持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同時，也有不少主觀唯心主義觀點和傾向（特別是他的物質觀）。 首先，他的物質概念中雖有若干辯證因素，但這僅是他的物質觀中的個別成分而已。在一些帶根本性的觀點上，他卻表現得遲疑、含混而不敢將自己的正確的觀點堅持到底，甚至陷入了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例如，關于世界的本原，他曾作如下的回答：“我們推求宇宙的原始，有人以為萬眾之多，是由少生出來的，少是由一生出來的，一是由無生出來的；……我們在這個兩難的兩只角上，我們都不能得結論的。”〔30〕這里，說“一”是由“無”生出來的，顯然是一種不符合實際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觀點。 其次，他的物質觀雖然具有一些辯證的因素，但從根本上說來，他并不懂得事物進化發展的源泉。他說：“生物有機，礦物無機。無機物之消長由于外，有機物之消長由于內。二者之消長，皆受物理的定例之管束；此近今科學進步中最要之點也”〔31〕這個論斷，在正確肯定整個物質世界必然受客觀規律支配的同時，卻不了解“近今科學進步”已經證明了發展的源泉在于事物內部的對立統一，無機物也不例外。王星拱的這一對物質的理解，明顯具有形而上學的性質。 以上這些缺陷，使他的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顯得很不徹底，是他的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最終倒向主觀唯心主義的內在原因。 第二，王星拱過分看重直覺，甚至把直覺神秘化。 王星拱曾經把知識分為經驗的、理解的、證實的、引伸的這四大類。他認為，其中的所謂理解的或理性的知識是由經驗的知識發展而來的，而這個過程必須運用分析和綜合的方法。但是，由于他對整個認識過程缺乏深刻和完整的理解，不能解決證實了的知識為什么不是經驗的或理解的知識，這樣，他就只好抬高和擴大直覺的作用，把直覺神秘化。他說：在運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時，“這綜合一層，若是靠智慧理性，是沒有用的，我們只能靠直覺去選擇。但是既靠直覺，就不是方法所能范圍的了。”〔32〕在這里，他把直覺說成是與理性和智慧相對立的，不是屬于科學方法范圍的東西，這樣的直覺就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他認為，在運用綜合方法時，不能靠智慧理性，而只能靠那種神秘的直覺。這就違背了他前面所說的“從分個推論到共總，叫做綜合”，把綜合作為一種推理方法的正確說法。 應當指出的是，王星拱對直覺以及直覺在人們認識中的作用作如此神秘的理解，便使得認識在由感性經驗向更高階段的理性思維發展時，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從而有可能令人懷疑認識由感性向理性發展后的可靠性，在認識論問題上留下一個缺口，成為他在哲學上的一個失足之處。 第三，王星拱不加分析地肯定馬赫的思維經濟原則，從而跌入馬赫主義的感覺復合論的泥坑。 王星拱在對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關系問題的認識上，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是，為了使人們的認識在前人的成就的基礎上不斷地深化，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勞動，以盡快地把科學推向前進，他就不加分析地肯定馬赫的思維經濟原則，認為經過推論等思維抽象活動形成的認識都是煩瑣無聊的，都不能反映客觀實在，只有靠感覺直接得來的印象，才是最經濟的東西和最可靠的實在。他說：“拿各人的眼光看起來，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桌子存在，可見桌子的本身并不能獨立存在，所能存在的，只不過是許多硬度、顏色、形式等性質集合而成的一種現象罷了。這些性質，是直接由感觸得來的桌子的本體，也是由感觸的張本（原始材料）推論出來的。凡由推論而來的，都不能算作實在。縱令我拿頭和墻碰一碰，所得的結果，仍不過是一定痛感，并不能證實墻之物質的本體。”〔33〕這段話的關鍵在于，他認為“凡由推論而來的，都不能算作實在。”這是由于他對認識過程缺乏深刻的理解，把認識的深化過程僅僅了解為使思維經濟或簡化，只相信直覺，不相信推理所造成的。 事實上，人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總是首先接觸各種各樣的現象，形成多種多樣的感覺，然后通過大腦對這些感覺或信息進行處理或加工，才形成對事物的比較完整的認識。從邏輯思維的過程來看，這是對各種具體現象進行抽象的過程，推論就是這個過程經常使用的方法之一。這個過程雖然“煩難”一點，但經過這樣一番抽象思維和反復認識過程，卻能更全面和深刻地認識事物的本質，更符合客觀實在的狀況。而王星拱卻未能認識到這一點，這就使他由此而從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滑向主觀唯心主義。 第四，王星拱不能全面、正確地對待科學發展和進步，在科學新成就面前感到迷惘。 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使人們愈來愈認識到，整個世界從宏觀到微觀都處在不斷變動和緊密相聯系的狀態中，它們之間的差別只是在認識論范圍內才有絕對意義。這些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一方面，給王星拱帶來積極的影響，使他的物質觀具有辯證因素。即使到了1930年，他還仍然一再指出：“近來放射化學及電子論，發現了原質可變之事實，于是物質之可變之觀念，自原質以上的范圍，移入原質以下的范圍了。”〔34〕他甚至認為，由于電子論的進展，“各原質之原子皆由于電子之集合，故物質一元論，至此而集其大成。”〔35〕在此，他既承認物質一元論，又看到物質處于永恒的變動中。這樣的物質觀，可以說是達到了辯證唯物論的高度的。但是，另一方面，面對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他又感到迷感不解，而宣揚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他從包括人的軀體在內的各種物質是不斷互相轉化的科學知識出發，指出：“野蠻人所看做的物和我之界線——他的一張皮——若用分子的眼光看起來，實在是內外交通，一點兒障礙也沒有。”〔36〕從而得出物和我是沒有根本差別的結論，認為心也不是實在的，物也不是實在的，只有感觸是實在的。 綜上所述，王星拱哲學思想中積極與消極、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矛盾混雜狀態，說明了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和道理，這就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科學的進展要求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如果不能完整地接受這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則必然會通過種種途徑走到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邪路上去。王星拱盡管作為一個自然科學的學者，在有些問題上自發地接近辯證唯物主義，但由于沒有完整地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確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仍然抗拒不了馬赫主義的侵襲，滑向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所以，自然科學家雖然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者，但若要始終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的立場，則必須把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提高到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注： 〔1〕王星拱：《環境改造之哲學觀》，載《哲學》第二期， 1921年出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4〕、〔5〕、〔6〕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7頁，23頁，18頁，23頁，北京大學出版部1920年4月出版。 〔7〕王星拱：《答莫等》，載《新青年》第5卷6 號通信《鬼相之研究》。 〔8〕王星拱：《什么是科學方法？》，載《新青年》第7卷5號。 〔9〕〔10〕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39頁。 〔11〕王星拱：《科學的起源和效果》，載《新青年》第7卷1號。 〔12〕、〔13〕、〔14〕、〔15 〕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54頁、第243頁、第318頁、第313頁。 〔16〕王星拱：《科學與人生觀》， 載《晨報副刊》第177 號，1923年7月出版。 〔17〕、〔18〕、〔19〕、〔20〕、〔21〕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33頁，284頁，291頁，244頁，258頁。 〔22〕王星拱：《科學概論》第256頁，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 〔23〕馬赫《力學及其發展的歷史批判概論》， （見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列寧選集》第2卷第35頁）。 〔24〕、〔25〕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第37頁，第47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 〔26〕、〔27〕、〔28〕王星拱：《科學概論》第270頁，272頁，277頁。 〔29〕王星拱：《物和我》，載《新潮》第3卷1號。 〔30〕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18頁。 〔31〕王星拱：《未有人類以前之生物》載《新青年》第6卷1號。 〔32〕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第316頁。 〔33〕王星拱：《環境改造論之根據》，載1922年6月26 日《時事新報·學燈》。 〔34〕、〔35〕、〔36〕王星拱：《科學概論》第27頁，第102 頁、第268頁。 （責任編輯 莊道鶴）＊
網載 2013-09-10 21: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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