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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S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587(2001)02-0005-06
　　世紀之交中國美學的現代轉型，是以對美學學科本性的審思為其先聲的。對美學學科本性的審思主要在兩個層面上展開：其一，美學是區別于自然科學也有別于一般社會科學的第三種學科，即人文學科；其二，美學學科存在的根據主要不在于提供一種類似于自然科學的關于自然、社會和人生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識或規律，而在于尋思生活的意義，創設人生的價值，提供人文的智慧。美學的學科定位帶動了美學研究從本體論承諾到方法論立場的轉變，也使走向現代的中國美學的人文關懷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一、美學不是自然科學
　　美學不是自然科學，這幾乎是學術界的共識。但共識并不意味著對美學研究采取了一種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有明確的學科意識的態度和方法，美學向自然科學的靠拢幾乎是伴隨著自然科學的勃興而產生的一股強大的趨勢。在西方，最典型的要數美學研究的科學主義思潮了。所謂科學主義思潮，即要求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觀念、手段及其過程來研究美學、藝術現象，并認為惟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才是科學的。科學主義成為一種思潮，是與自然科學的成熟和迅速發展、走向精密化和研究的專門化趨向、以及它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績分不開的。實證主義思潮可以看作科學主義的現代起點。實證主義的核心是否定形而上學的抽象思辨的哲學傳統，力圖把一系列的哲學問題還原為自然科學問題，使哲學成為具體實證主義的總和。而美學和藝術研究中的如丹納的實證主義、費希納的實驗美學，以及稍后的分析美學、結構主義美學、自然主義美學、完形心理學美學、信息論美學等等，無不打上科學主義的理論色彩。在我國，隨著80年代中期以來圍繞著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的爭論，一種科學主義的訴求十分引人注意。有學者熱衷于采用自然科學研究的方式和手段（如系統論、信息論、統計學、模糊數學等），來探討審美和藝術現象，主張研究的定量分析、數學化和模型化。
　　上述事實說明，雖然沒有什么人主張美學應該納入自然科學之中，但自然科學無所不在的力量，卻使美學有意無意地樹立起趨同的坐標，以至于美學研究長期徘徊在自然科學“走不出的焦慮”的陰影之中而難以有所作為。當美學認同于自然科學的時候，美學的學科本性便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一般來說，研究對象的特性，要求研究主體采取一種與之相適合的方法。美學研究的對象是一個異常豐富的、充滿鮮活靈性的生命現象，對這個對象的把握，既不應該是邏輯化、符號化的，也不應該是純然客觀的、絕對明晰的、精確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然科學所張揚的原則、方法，恰恰是美學研究所要努力超越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美學可以背對自然科學，置自然科學的成功與成就于不顧。當一種美學理論只是在背對現實的醉醺醺的思辨中去建立所謂知識的王國大廈時，需要借鑒自然科學的力量去沖擊這個王國大廈的根基，以提醒人們對他所研究的對象保持應有的尊重。而且，美學在自身可能的條件下對自然科學方法的吸納，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動美學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有利于美學觀念的現代變革。如系統科學被引進美學研究時，借助系統科學關于功能質的理論，人們欣喜地發現了過去被美學所長期忽視的要素，從而有助于美學對某一薄弱環節的重視。而結構主義所張揚的結構的思想，甚至可以看作是對辯證法的補充而被納入到美學的研究方法武庫之中。但是，當我們在美學研究中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時，必須對其有效性和適用范圍保持足夠的警惕，不能夠把自然科學的方法奉為方法論的楷模，更不能因自然科學在美學研究上的局部成功而使美學研究自然科學化。歷史已經證明：“大部分提倡以科學的方法研究文學的人，不是承認失敗，宣布存疑待定來了結，就是以科學方法將來會有成功之日的幻想來慰藉自己。”[1]韋勒克、沃倫總結的雖然是文學現象，但對我們反思美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是有啟發的。
　　二、社會科學如何可能
　　那么，美學是否可以被納入社會科學，按照社會科學的學科范式建立起自己的理論大廈呢？長期以來，美學是一門社會科學，這一看法似乎已成定論，無人懷疑。我們就是按照社會科學的提問方式、學科規范和邏輯框架建立起美學的學科體系的。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是以對那些幾乎是不證自明的理論預設的重思(rethinking)或否思(unthinking)為推動力的。因為，某一種理論預設一但失去存在的合法性根據，就有可能對人類文化的發展構成知識上的障礙。[2]在這種情況下，對某種理論預設的懷疑和否定就成了至關重要的問題了。
　　自從E·杜克海姆在上個世紀后葉為“社會學”在眾多的標榜“科學的”學科領域開辟出一個獨立的領地之后，社會科學一直被認為是與自然科學配對的戰馬，因為它與自然科學同樣具有客觀性、非心理干預性和經驗的可驗證性等特征。這種被稱為“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曾長久地影響了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社會科學學步于自然科學，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盧曼曾經評價道：“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雖不是社會科學的巨匠，但卻是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大師。”[2]但是，隨著人類社會生活中一系列的問題特別是全球問題的出現，隨著人類對現代文明和生活質量的反思，人們逐步認識到，那種按照自然科學的邏輯建立起的社會科學，只能解決人類面臨的一部分問題，但并不能解決人類所有問題。特別是人類的價值追求和精神表現，并不是“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所能解決的。從理論上說，社會科學是對一切社會現象和社會存在的研究，試圖通過這些研究，尋找人類活動的某些普遍的規律。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人類活動并不是像自然科學的對象那樣客觀、透明，通過工具可以解析，而是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復雜性和不可預測性。社會研究中形式化與非形式化，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等因素的糾纏，使人們有理由懷疑，“社會科學”真的能像自然科學那樣發現對象的規律并作出“因果性的說明”嗎？這個疑問可以轉化為“社會科學如何可能？”
　　1988年，美國喬治亞大學的哲學教授亞里山大·羅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出版了《社會科學的哲學》一書，引起了社會科學界的熱烈爭論。1995年這部書再版時又一次引起反響（注：參閱Alexander Rosenberg,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WestviewPress,1995.有關該書的介紹，可參閱江怡《社會科學抑或人文科學》，《讀書》1996年第12期，第94-99頁。）。在這部書里，作者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社會科學如何可能？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某些社會科學家指望能像自然科學一樣肩負起尋找和發現規律的使命，并相信以因果說明就能對社會的未來作“先定式”的科學預測的圖謀的虛幻性。他反問道：1、由單一的個體行為如何能對社會的整體現象作出判斷？2、社會科學真的能像自然科學那樣發現所謂“規律”嗎？羅森伯格試圖清理以自然科學為藍本建立社會科學大廈的哲學根基。他認為社會科學的不同方法是不能比較的，因為它們體現著不同的本體論根基以及對人類和人類行為的不同看法。他堅信一切社會科學都應當表達對人類自身的關懷，主張建立一種植根于一定的哲學觀念的社會科學。而植根于一定哲學觀念的社會科學與以自然科學為藍本的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核心一點是后者相信能對社會現象和行為給予類似自然科學一樣的“因果說明”，而前者則認為只能對各種社會現象作出“解釋”。而一但建立起解釋的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性質也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為，“說明”(explanation)和“解釋”或“理解”(interpretation of understand)的差異一直被用于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區別。狄爾泰有一句名言：自然為我們所說明，心理（精神）生活為我們所理解。另一位哲學家哈貝馬斯更是將“科學說明”逐出了人文學科的領地。當代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認為“解釋”不是要發現某種客觀意義，而是要創造意義。這樣，社會科學實際面臨著無家可歸的局面：要求研究的精確化和規律性，它只能導向科學領地，而當落實于對人類的關懷之中，它就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科學了，而是人文學科了。
　　羅森伯格重建社會科學的努力實際昭示了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局限以及人文學科在現時代的重新崛起。如果說，羅森伯格的努力表明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轉向的話，那么，這種轉向的背后有著深刻的內在的根據和動因。
　　20世紀是對人類文明進行全面反思的世紀。以理性為標志的現代科學技術在引導人們擺脫愚昧、保守和落后，走向光明的坦途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人們相信“科學是人的精神的最高智力形式”[3]。人們憑借理性創造出了一個足夠理性化的世界，卻也使每一個個體的生活完全外在化。工具的制造和應用使人可以成為凌駕于自然萬物之上的主宰，卻同時使人失去了人性的自由和尊嚴。科學技術的片面應用“不僅導致日趨嚴重的人的自我疏離，而且最終導致人的自我喪失。那些看起來是為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結果卻制造出無數虛假的需要。”以致于卡西爾感嘆道：“生活領域為技術所征服。”[4]于是，一種值得憂慮的現象出現了：“雖然取得了一切令人驚異的成就和持續不斷的進步，我們實際上并不幸福。沒有一種普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相反，倒有一種強調人的微不足道、藐視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傾向。”人“對于所追求的目標和所走的道路的性質越來越沒有把握。”[5]科學主義把科學知識的有效性推向歷史真理的普遍性位置，并由此成為一種世界觀。這就是費耶阿本德所注意到的現象，科學的意識形態化，即科學建制成為現代政體基本結構的一部分。正如中世紀教會與國家的結合，在社會控制、教育、醫療業等方面，全面監管人的生活，成了獨斷的意識形態[6]。人的生活世界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價值評價的“應然”的正當性受到經驗理性的限制，人文精神被驅趕，被役使、被擠壓，人漂浮在一個沒有根基的空間里。人與自然的沖突、人與社會的沖突、人與人的沖突、人與內心的沖突不是受到扼制而是空前劇烈。而有著深厚傳統的人文學科則“整體性地經歷著嚴重的令其日見衰落的制度化危機(Institutionaldifficulties)”，并且“在總體社會話語中越來越邊緣化。”[7]應該承認，在一個以農業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里，人文學科往往處于主導地位，而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和現代化的迅速推進，人文學科由于其自身的非生產性、非營利性和非直接實用性，它的主導地位逐漸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所取代，這帶有某種必然性，幻想人文學科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導學科，只能是一廂情愿。西方一些學者把人文學科的式微和人文精神的危機，片面地歸結為科學技術的發展，這其實只說對了一半。人文學科的式微和人文精神的危機，并不必然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果。自然科學和技術本身并不排斥人文精神，而是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的市場經濟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將人推到追物逐利軌道上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困境的問題和人文精神的危機才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來。人們逐步確立了這樣的信念，人生活在世，不僅需要科學技術來幫助人擺脫蒙昧，也需要為人的生活給出解釋的的人文智慧，以弄清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并據此來調節他的活動，而避免耽溺于任何有悖于萬物之理、有悖于他自身的誠實本性的幸福。”[5]于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發出的"To Be or Not To Be"的疑問，重又成為思考的焦點。以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為研究對象的人文學科，在經歷了一度的式微和沉寂之后，又成為熱烈談論的話題。
　　三、人文學科的邏輯
　　按照《大英百科全書》第15版的介紹，“人文學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學也非社會科學的學科的總和。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構成一種獨特的知識，即關于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的人文主義學科。”
　　人文學科作為與自然科學相對立的獨立的知識領域，出現在19世紀。德國哲學家率先提出人文學科的一般理論。W·狄爾泰用"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學、人本科學或人文學科）來命名。而H·李凱爾特則稱這種學科為"Kulturwissenschaften"（文化科學）。李凱爾特指出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區別是自然科學是“抽象的”，目的是得出一般規律，人文研究是“具體的”，關心個別和獨特的價值觀。而狄爾泰特別指出了是否研究人的活動是區別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關鍵。并認為人不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自己的文化、動機和選擇的產物，因此要對人的活動采取一種完全不同的分析和解釋的方法。20世紀盡管存在著對于人文學科的內容、對象的不同的看法，以及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是否存在著根本區別的爭論，但即使那些認為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不存在根本的區別的人士也承認這樣的事實：科學從多樣性和特殊性走向統一性、一致性和必然性；而人文學科則突出獨特性、意外性、復雜性和獨創性。更多的人傾向于認為，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確存在著在探討和解釋世界方式上的根本區別，它們屬于不同的思維能力，使用不同的概念，并用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表達。科學是理性的產物，使用事實、規律、原因等概念，并通過客觀語言溝通信息；人文學科是想象的產物，使用諸如現象與實在、命運與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語言來表達。所以彼此是無法比較的。
　　通過對人文學科歷史的簡要考察可以看出，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無論是從研究的對象、旨趣還是從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方面，都存在著重要的區別。這區別的核心是研究主體是否采取了人文主義的視野。自然科學以純然客觀的態度研究它的對象，而人文學科則以人文主義的視域賦予自在的自然以意義和價值。所以，人文主義視域里的世界，不是一個純然事實的世界或物質的世界，而是經由人所創設的“文化的世界”、“意義的世界”[4]。與研究對象相適應，人文學科采取一種有別于自然科學占主導地位的因果說明的方法——解釋學的方法。正如芬蘭當代著名的邏輯哲學家馮·賴特(Von Wright,1916-)所指出的那樣，人文學科“根據現象存在的理由去理解現象。它們是‘詮釋學的’或‘解釋性的’。”[8]解釋不是客觀的被動的認知，而是理解基礎上的參與、體驗。按照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說法，“解釋”的目的不是獲得某種客觀的知識，而是相反，為了在解釋過程中使未來的結論具有實踐的旨趣。海外學者林毓生特別強調不能按照自然科學的邏輯將人文學科稱為人文科學。他認為，人文學科以意義的找尋為使命。人文學科關注的是具體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人文學科的創造活力往往表現在“未可明言的知”以及“邏輯的缺口”上。他引用博蘭霓的話說，人文學科研究與創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不能明說的，從他的文化與教育背景中經由潛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9]。
　　將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并列，共同支撐起人類知識學科體系的大廈，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是，不要以為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沒有什么可以互補、對話的契機。不是的，人文學科不僅可以而且應該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攜起手來，共同解決人類面臨的危機與災難。其實，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交流互滲，早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如果說，19世紀還存在著C·P·斯諾所說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互不理解的鴻溝”，那么，在斯諾所生活的時代，人們已經認識到“兩種文化”的兩極化，“對我們大家只能造成損失”[3]。也許《大英百科全書》的“人文學科”條目的撰寫者的話是正確的：“科學和人文學科誰也不比對方更真實、更好或具有更多的價值，但它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幫助人們認識現實。”“在同一個領域內，它們大體上可以協調一致，因為它們彼此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補充。”在歷史上，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分家，實際是在“科學不僅趨于更加專門化和專業化，并且開始出現了一種關于人的明確科學觀點后才發生的。”[10]而如果按照孔德關于神學——形而上學——科學三階段的劃分，到了科學階段，一方面，“科學成了人文主義的后繼者，人類理性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不少科學家“對于藝術和人文學是同樣欣賞的。”[10]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仍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融合、相互協調的。造成兩者的真正對立的原因，在我看來，實際是自然科學對科學主義的無限度的推廣和人文學科對人文精神的無限度的張揚。而這已經是19世紀的事情了[11]。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每一種知識型話語，都有其影響的特定的場域，超出了這個場域，它就有可能變成荒謬。單純發展自然科學，以為自然科學可以包羅萬象，解決人類所有問題，無疑會造成科學主義的泛濫，導致對人文精神的漠視，破壞人的精神生態系統；而片面理解人文學科，獨尊人文精神話語，也有其不可忽視的消極后果，會造成理性的匱乏，甚至滑入神秘主義和信仰主義的泥淖。人類文化是由多個層次，多個側面組成的復雜的動態的系統，在文化的最高層次即精神理念層，既有以理性為代表的科學精神，也有以表達對人類價值關懷為核心的人文精神，因此，文化發展的動力系統必然是這兩種因素的互動和互補。不僅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不被認為是對立的了，而且，“科學的世界圖景與宗教的現實方向、政治干預與宗教思想，至少是在西方進步社團中，已不再被認為是對立物了。”[12]在我們這樣一個科學意識并不發達，人文素質也相對低下的國家里，將人文學科與科學、人類學科所張揚的人文精神與科學所張揚的科學精神對立起來，其危害甚至更大。其實，人文精神的真正對立面不僅是對人文領域構成僭越的科學主義，而且是藐視人的尊嚴、漠視人的價值的政治上的專制主義、消費上的享樂主義，和文化上的蒙昧主義。因此，張揚人文精神在中國有著特定的內涵和意義。
　　四、美學作為人文學科
　　把美學定位于人文學科，強調美學作為人文學科的獨特的功能和價值，主要是針對我國長期以來社會科學缺少分化、人文學科并不發達、美學對人的生存境況漠不關心的現實而提出的一個有意義的理論命題。眾所周知，建國以來我國當代美學的理論形態基本是從哲學認識論移植而來。這種美學形態可以表述為：美是存在于客觀事物身上的一種客觀屬性，是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美感是對美的認識。藝術創造是作家對社會生活的反映。顯然，這樣一種美學形態在堅持了美的哲學的唯物論的前提下，卻忽視了美學對象、方法和致思方向上的特殊性，更為嚴重的是忽視或基本忽視了人這個具有特殊規定的存在，成了見物不見人的美學。到了80年代中后期，這種理論面對眼花繚亂的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已基本喪失了闡釋的效力。不少學者已經意識到：“我國既有的美學理論嚴重地落后于時代的要求，是一種缺乏當代性或當代意識的過時的理論，因此，形態的轉變是不可避免的。”[13]而形態轉變的關鍵是從根基上清理美學的學科基礎，恢復美學作為人文學科的人文品性。于是，關于美學學科定位的思考，竟成為學術界的熱點。
　　較早提出美學的學科定位問題的是一篇題為《當代美學研究要解決的兩個問題》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作者首先分析了歐美近代哲學以“知識論”為基礎的邏輯和實證主義的傾向對人文學科的沖擊，以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眾多人文學科如文化人類學、神話學、語言學、深層心理學和藝術理論、藝術批評等等，紛紛擺脫理性主義傳統和知識論陰影而趨于獨立和發展的事實，指出，西方美學和藝術理論的現代發展是以逐步脫離傳統的形而上學思辨傳統而走向人文化的道路為其鮮明的標志的。然后，作者明確指出，中國美學要實現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有賴于“人文品格的重新獲得”，“首先要恢復美學作為人文學科的學科本性。”[13]之后，青年學者吳瓊在《社會科學》雜志1994年第10期上發表了《論美學的學科定位》，可以看作是對上一篇文章的詳細闡述和論證。實際上，關于人文學科的內涵、旨趣的討論，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開始了，到90年代已成為學術界對人文社會科學反思的基本內容（注：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尤西林《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未定稿》1987年第1期。劉恒健《為人文學科正名》，《學術月刊》1996年10期。袁振輝《論人文學科的地位和功能》，《哲學研究》1996年第12期。黃克劍《人文學論綱》，《哲學研究》1997年第9期等。）。這場討論的核心是張揚一種人文主義的向度，從而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物質與精神之間，劃出一條既相互聯系又明顯區別的人文主義的界限，從而更好發揮人文學科的功能，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協調，功利追求和人文超越的互補。
　　美學作為人文學科的定位，帶動了美學研究在三個向度的轉變：第一，對美學學科本體認識論上的轉變。美學的學科本體是構成美學概念系統或話語系統的基礎的那個特定存在。美學作為人文學科，其學科本體應該是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或活動，美學領域的一切現象應該由人的存在或活動來說明。從這個意義上看，美學必然不是論證世界存在的知識哲學，而是關涉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的人生哲學。審美本質上是人的一種旨在超越人生有限性以求獲得終極意義和價值的生命活動。美學本體論視界的確立，使美學重建當代理論話語，實現自身的現代轉型成為可能。它表明，一種不同于傳統美學的富于鮮明的時代特色的人文主義美學崛起。90年代前后出現的所謂標舉體驗的生命美學、主張超越的“后實踐”的美學和注重文化語境的修辭論的美學，都可以在人文主義的本體視界中找到存在的合法性根據。第二，美學方法論立場的轉變。方法論是一個包括對美學一系列問題根本看法的理論體系，又是一個有著特定層次內涵的系統。方法論建立在一定的哲學觀念基礎之上，因此，方法論立場的轉變，一定程度上昭示著哲學視域的轉變。方法受研究對象的制約，不能離開研究對象的特性孤立地應用某一種方法。在充分尊重研究對象的基礎上，方法的應用也體現研究主體的選擇。就是說，方法體現了研究主體以什么樣的理論籌劃和先行視域打開研究對象這一特定的文本存在。對美學學科本性的反省使美學界在以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美學不是自然科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而是一門充滿人文氣息、富有人文精神的人文學科，人文主義視域是美學的當然視域。美學存在的意義在于創設一個人文的世界，文化的世界，意義的世界。與這樣的旨趣相適應，美學必然要采取一種有別于自然科學的方法。我們姑且把這種方法稱為解釋學的方法。解釋學作為理解的藝術，關注意義的生成，強調主體的體驗和參與，打破邏輯認知的一統天下，正可以經過批判改造而成為包括美學在內的人文學科的獨特的方法。我們并不贊同西方哲學解釋學的基本歷史觀，也不贊同解釋學對理解主體的無限度的張揚，而只是想強調，解釋學的方法開啟了人文學科的獨特視域和對人文現象的可能的理解方式，自有其不可低估的方法論意義。解釋學的方法，包含著對對象的充分尊重，也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尊嚴和追求。以理解為前提的解釋并不必然陷入主觀隨意，因為解釋也有其嚴縝、自律的邏輯，并不亞于自然科學。但它并不追求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明晰性和精確性，而只是在意義系統的理解、互動和主體間的交流中，推動人類自我反思的能力，創造人文的意義空間。第三，美學對人文精神的張揚。美學對人文精神的張揚，在我國這樣一個轉型期的社會里有其特殊意義。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人文精神的傳統，重視人的精神生活的質量和生存的境界是中國哲學／美學的一個特點。無論是儒家美學還是道家美學，都標舉一種境界，前者強調一種社會關懷和道德義務的境界，后者推崇內心寧靜與自我超越的境界，這兩種境界之間雖有某種緊張，但又相互補充，目的都在于完成對“有”的超出，與天為一。中國古典哲學與美學中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對于中國美學的現代轉型應該說是頗多啟示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隨著我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的工商業社會的歷史轉型，市民階層憑借著強大的經濟力量而進入社會結構的權利中心，一種以平面化、官能化和快餐化為特征的文化消費行為替代了對意義的尋覓和對深度的追求，重物質、輕精神，重經濟、輕人文的傾向開始蔓延。物質世界的增值與精神世界的貶值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文學藝術上，是理想的式微、崇高的消隱、詩意的淡化，而代之以欲望的膨脹、“零度”的寫作、“游戲”的盛行。在這種情形下，美學對人文精神的張揚無疑具有特殊意義。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對人文精神的呼喚，一概指責為烏托邦的沖動，并賦予后現代式的消解態度。當然，美學對人文精神的張揚，不能超出自身可能的閾限。因為，人文精神本質上是歷史的人文精神，不能離開一定的歷史文化語境而侈談人文精神。如何建立既根植于特定的歷史的、現實的語境，又具有開放視野和未來之維的現代人文精神，是文化建設和美學建設必須面對的課題。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一種是以某種先驗的理論模型設計出人文精神，從而喪失了對中國特定現實和歷史的真切把握。有人把人文精神設計為知識分子的“道統”，有人認為人文精神是對人的生存意義乃至整個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有人理解的人文精神是“信仰主義的宗教精神”，還有人將人文精神規劃為“道德理想主義”或“新理性”，在各具“特色”的人文精神的旗幟里，是某種抽象的理念模型的作祟，對中國現代的文化建設基本無補。另一種是審美主義話語的無限度的張揚，構成審美場域對其他文化場域的僭越。審美主義是無限制地將審美的法則推向一切文化領域，并認為惟有審美主義是高尚的、純潔的、具有導向作用的。在西方，從盧梭、康德、施勒格爾、席勒等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經尼采、波德萊爾和本雅明到當代的阿多爾諾、福柯，審美主義式的致思成為“現代性問題的堅核”[14]，在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中，也一直有一股審美主義思潮的流淌。審美主義話語向其他文化場域的擴張，有其不容忽視的消極后果：以富有誘惑力的口號導引一種政治、文化乃至行動上的烏托邦沖動，把理想世界轉嫁為現實世界；與文化激進主義合謀導致對固有文化資產的破壞；在極端的情況下轉化為意識形態的工具。可見，人文精神一但脫離了賴以生成的歷史文化語境，極有可能成為一種曼海姆所說的文人話語，激情吶喊有余但沉靜理性的分析不足，缺乏知識學意義上的規范與限制，甚至因道德的義憤而干擾判斷。因此，美學對人文精神的張揚，必須在自己可能的范圍而不是無限制的話語的漫溢。
　　轉型期的社會引發的文化思考是多方面的。美學的現代轉型離不開對轉型期社會這個總體語境的體悟和洞察。當年，一位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面對資本主義社會急劇動蕩的社會變革，曾以清醒的學者立場試圖確立一種自覺自愿、自我領悟的宗教信仰，以填補由傳統的價值觀的失落所造成的價值空缺。貝爾的努力，應該對我們有所啟發。在市場經濟的今天，追求世俗生活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人不能因此而沉淪于世俗生活之中，喪失精神之維，泯滅良知、正義和是非標準，去承受一種沒有敬畏心情和崇高儀式的生命的貧困。畢竟，人是文化的、符號的當然也是精神的擁有者，而這，無疑體現了人揖別動物界和人性升華的程度。從這種意義上說，美學的學科定位以及相應的理論立場、價值取向的轉變，正是在新的歷史語境中人對自身生命境況理性反思而對美學提出的必然要求。
　　收稿日期：2000-09-15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石家莊5～10B7美學邢建昌20012001世紀之交中國美學的現代轉型，是以對美學學科本性的審思為其先聲的。對美學學科本性的審思主要在兩個層面上展開：其一，美學是區別于自然科學也有別于一般社會科學的第三種學科，即人文學科；其二，美學學科存在的根據主要不在于提供一種類似于自然科學的關于自然、社會和人生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識或規律，而在于尋思生活的意義，創設人生的價值，提供人文的智慧。美學的學科定位帶動了美學研究從本體論承諾到方法論立場的轉變，也使走向現代的中國美學人文關懷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強。美學/人文學科/人文精神aesthetics/humanities/humanistic spiritThe nature of aesthetics as a branch of learningXING Jian-chang(Chinese Department,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Hebei,050091,China)The change of Chinese aesthetic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nature of aesthetics as a branch of learning.The study of the aesthetics has touched upon two points:1.Aesthetics is the third branch(e.g.humanities)which is different from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s 2.The purpose for the texistence of aesthetics is not to offer a body of knowledge or a general law of nature,society or human life,but to ponder what life means or human values,and offer humanistic intelligence.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aesthetics has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s of aesthetic study from standardization approach to methodology approach and the unprecedented humanistic spirit has been put into Chinese aesthetics to make it more realistic.邢建昌(1963-)，男，文學博士，河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文藝學、美學。河北師范大學 中文系，河北 石家莊 050091 作者：《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石家莊5～10B7美學邢建昌20012001世紀之交中國美學的現代轉型，是以對美學學科本性的審思為其先聲的。對美學學科本性的審思主要在兩個層面上展開：其一，美學是區別于自然科學也有別于一般社會科學的第三種學科，即人文學科；其二，美學學科存在的根據主要不在于提供一種類似于自然科學的關于自然、社會和人生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識或規律，而在于尋思生活的意義，創設人生的價值，提供人文的智慧。美學的學科定位帶動了美學研究從本體論承諾到方法論立場的轉變，也使走向現代的中國美學人文關懷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強。美學/人文學科/人文精神aesthetics/humanities/humanistic spirit

網載 2013-09-10 2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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