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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8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374(2001)05-0531-08
　　魯迅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最具革新意識的思想家，他對舊中國意識形態腐朽、黑暗一面的認識在當時是無人可比的。魯迅前期（這里，前后期的分界采用通常的說法，即以1927年大革命失敗為界）的立場基本上是人本主義的，他所持的武器主要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他認為，對人，具體來說，對人的生命持何種態度，是進步與反動的重要分界線。他說，人作為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生命，首先是“保存”，其次是“發展”。“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現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1]（第 131頁）。正是從生命的意義上，魯迅強調：“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密制膏丹，全都踏到他”[2]（第45頁）。
　　魯迅前期的思想主要就是以這種人道主義與進化論相結合的生命哲學為基礎的。他的美學思想亦建構于此。關于他前期的生命哲學，學術界批評的多，肯定的少。這是不正確的。其實，他的生命哲學就是在20世紀也是先進的，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對于新世紀精神文明的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尊個性而張精神”
　　魯迅在20世紀初投身文學活動時寫了四篇重要的文章：《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這四篇文章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尊重科學，尊重民主，“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1]（第37頁）。這里，從美學角度言之，最重要的是他對精神、個性的重視。
　　魯迅重視科學技術的進步對人類生命的生存和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固不必言，它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擴展與提高不可忽視。人類對自然、對世界的認識遠非過去可比，不惟科學家們“擴腦海之波瀾，掃學區之蕪穢”，就是普通人士，也觀念一新。科學的高度發展可說刷新了整個時代。魯迅說：“科學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人性之光；時危，則由其靈感，生整理者如加爾諾，生強者強于拿破侖之戰將云”[1]（第35頁）。盡管如此，魯迅認為，“顧猶有不可忽者，為當防社會入于偏，日趨而之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1]（第 35頁）。這段話非常重要。在一片科學萬能、科學全有的科學至上主義思潮中，魯迅冷靜地看到，科學并不能代替一切。“惟知識之崇”即唯科學主義，這有可能使人失去精神世界中的重要部分——美與善。科學主義是講理性的，理性誠然是人心理文化結構中重要的一部分，但人的心理文化結構不只是理性，它還有情感，有意志。情感的地位剝奪了，人生必大歸于枯寂；意志的地位剝奪了，人生就失去了活力。人生沒有了情趣，沒有了活力，又有何意義呢？科學本是有助于人生意義的，然而，走到這一步，科學也就趨于無有了。
　　正因為如此，魯迅說：
　　故人群所當希冀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詩人如狹斯丕爾(Shakespeare)；不惟波爾，亦希畫師洛非羅(Raphaele)；既有康德，亦必有樂人如培得訶芬(Beethoven)；既有達爾文，亦必有文人如嘉來勒(Gaflyle)。凡此者，皆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見今日之文明者也”[1]（第35頁）。
　　是的，人們需要科學家奈端、波爾、達爾文，需要哲學家康德，但是人們也需要詩人狹斯丕爾（莎士比亞）、畫家洛非羅（拉菲爾）、音樂家培得訶芬（貝多芬）、歷史學家嘉來勒（卡萊爾）。這里，魯迅從“致人性于全”的高度將審美的需要作為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而特別提出來了。
　　魯迅對于西方物質文明給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對它并不迷信，他指出：“物質也，眾數也，十九世紀末葉文明之一面或在茲，而論者不以為有當”[1]（第46頁）。為什么不以為有當呢？按魯迅的看法，“蓋今所成就，無一不繩前時之遺跡，則文明必日有其遷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則文明亦不能無偏至”[1]（第46頁），那么，若為今立計，稽求以往，當如何呢？魯迅說：“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從數。人既發揚踔厲，則邦國亦以興起”[1]（第46頁）。這里，魯迅提出兩條：一是掊物質而張靈明，二是任個人而排眾數。人們先看第一條。所謂“掊物質而張靈明”，就是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建設，重視人內在的靈魂的陶冶。魯迅認為，在物質主義大潮的沖擊下，諸凡事物，無不質化，而靈明日以虧損，人的旨趣流于平庸，人唯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內面的精神則舍置不之一省。這樣，物欲橫流，重外輕內，取質遺神，使社會憔悴，進步以停。西方19世紀末葉的一些思想家如尼采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大聲疾呼，或崇奉主觀，或張皇意志的。尼采對資產階級物質文明的尖銳批判，深得魯迅的贊賞，認為“功有偉于洪水之有方舟”。
　　魯迅棄醫從文，很大程度上受尼采的影響。他在《吶喊·自序》中談到的“電影事件”只不過是他棄醫從文的一個契機，深層的原因，是他的“掊物質而張靈明”的思想。不是用別的手段而是用文學的手段去從事“張靈明”的工作，這固然與興趣愛好有關，但未嘗不包含有對審美的重視。他講得很清楚：“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1]（第417頁）。
　　魯迅對個性也是非常重視的。這個思想也來自尼采。尼采崇尚天才，崇尚個性，鼓吹超人，這自然有他特有的背景。而魯迅的張揚個性，則處于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下，與尼采不一樣。魯迅的崇尚個性，明顯地具有反封建的意義。魯迅說，“個人一語，傳入中國未三四年，號稱識時之士，多引以為大詬，茍被其謚，與民賊同。”魯迅這話是在《文化偏至論》中說的，《文化偏至論》發表于1908年，此時辛亥革命還沒有發生，然中國已處于大革命的前夕，魯迅強調個人的價值，其目的正是為了反對封建主義對生命的扼殺，也是對民主平等的吁求。他認為；“既知自我，則頓識個性之價值；加以往之習慣墜地，崇信蕩搖，則自覺之精神，自一轉而之極端之主我。且社會民主之傾向，勢亦已大張，凡個人者，即社會之一分子，夷隆實陷，是為指歸，使天下人歸于一致，社會之內，蕩無高卑”[1]（第50頁）。“社會之內，蕩無高卑”這只有在尊重個性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實現。
　　當然，魯迅對個性的張揚，明顯地借鑒了尼采的天才論。如何評價尼采的天才論，那是需要專門論述的另一問題，而就魯迅來說，他的張揚個性，包含有呼喚改造世界的英雄的意義。在中國，中庸、寬恕、從眾，越來越走向一種可怕、可憎的茍且、疲憊、消極、怠墮。中國太需要反潮流的勇士，太需要先知先覺的天才，太需要不同凡俗的狂狷。魯迅說：“與其抑英哲以就平庸，曷若置眾人而希英哲”[1]（第 52頁）？魯迅的天才論向來為論者詬病，其實，魯迅的天才論是一種革命的理論。
　　魯迅對英哲的呼喚，在《摩羅詩力說》中得到富于美學化的展開。在這篇長文中，魯迅論述了近代歐洲裴倫（拜倫）、修黎（雪萊）等“立意在反抗，旨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的詩人，稱他們為“摩羅詩人”。所謂“摩羅”就是佛教中說的魔鬼，亦即歐洲說的“撒旦”，魯迅頌揚這些詩人，在政治上是倡導對封建主義的革命，在文藝上是高揚使命意識的旗幟；在美學上則是標舉一種剛健的美，雄強的美。
　　是的，就一般的美學意義而言，美不就在鮮明的個性，不就在強盛的生命力么？
　　魯迅說；“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1]（第192頁）。這里提出一個系列：立國——立人——尊個性——張精神。換一種表示法，則是：立美——立人——立國。魯迅是在這樣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架中來談地的文藝，來談他的美學的。
　　二、“生命的路是進步的”
　　魯迅從沒有正面談過他對美的本質的看法，但我們從他對生命的理解和贊頌可以分析出他的美本體現。魯迅的生命觀充滿著革命的精神、創造的意識，它與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魯迅對生命的贊頌體現出他對革命的贊頌，對創造的贊頌和獻身民族解放、祖國進步事業的熱誠渴望。魯迅將他對生命的理解與贊頌與他所從事的文學事業聯系起來。因此，魯迅的生命觀亦包含他對文藝的理解，對美的理解。
　　1919年魯迅發表了一篇名為《生命的路》的文章，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他生命哲學的宣言，也可以看做是他生命美學的宣言。這篇文章云：
　　想到人類的滅亡是一件太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們的滅亡，卻并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而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生命賦予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么黑暗來防范思潮，什么悲慘來襲擊社會，什么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
　　什么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1]（第368頁）。
　　魯迅在這篇文章中概括而又精辟地表述了他的生命觀。主要有5點。1.生命是戰斗的；2.生命是勇敢的；3.生命是悲壯的；4.生命是進步的；5.生命是樂天的。這5點可視為他生命美學的基本原則。現在我們結合他在其他文章中所表述的類似觀點來做些分析。
　　魯迅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認識戰斗的人生。他說，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平和”。強謂之平和者，不過戰事方已或未始之時。外表平靜，然暗流涌動。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也是如此。從文明的發生、發展來看，都離不開戰斗。魯迅說：“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戰斗，漸進于文明矣”[1]（第237頁）。由戰斗而進入文明，進入文明后還需戰斗，才能讓文明發展。魯迅深深地感受到歷史所賦予給他們這一代人的重大使命，多次表示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第130頁）。這“他們”是青年。處“風雨如磐”的中國，面對黑暗的舊勢力，魯迅強調的就是戰斗。杭州西湖上雷峰塔的倒掉，他為之做過兩篇文章，他慶賀雷峰塔的倒掉，因為這意味著某種諸如“十景病”這樣的舊觀念的崩塌。魯迅強調的戰斗首先是對舊社會的破壞，但是，破壞不是目的。他高瞻遠矚地說：“無破壞即無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在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1]（第194頁）。這些話足以說明，魯迅的戰斗是積極的，它是在理想指導下的戰斗，是建設新生命、新生活的戰斗。
　　魯迅特別強調要正視現實，直面人生。從精神上來看，是自欺欺人還是直面人生，首先是一個生命意志問題，是堅強還是脆弱，是勇敢還是膽怯，不惟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民族、國家生命力強弱的重要標尺。它是關系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國家能否立世、能否發展的大問題。魯迅堅決反對自欺欺人的態度，反對懦夫的行為。在《論睜了眼看》中，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圣賢，本來早已教人叫‘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斜視’也不許”[1]（第237頁）。古訓既然如此，千百年來造就的民族精神也就可知。魯迅說，現在的青年在體質上，大半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這種凡事怕出頭、有事縮回頭的態度對于須得解決的問題先是不敢，后便不能，再后自然是不視、不見了。如果說，這種畏事如虎、畏敵如虎的態度如果能自甘承認，也不失為一種坦白真誠，可怕的是他們還要自視為“英雄”。這“英雄”要說得像，就只有自欺欺人了。魯迅對這種自欺欺人深惡痛絕。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魯迅將這種可惡的國民性的危害提到亡國滅種的高度。他的著名小說《阿Q正傳》其主題正在此。魯迅倡導的生命精神首先就在這“敢”字上，敢做敢為，敢笑敢哭，敢愛敢恨，他在許多文章中談到了這一點。而在若干的“敢”中，須以敢于正視為前提。魯迅說：“誠然，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么氣候”[1]（第237頁）。
　　敢于正視現實，作為人生的哲學，它是人自強自立的前提。而就文藝來說，它是文藝創作的基礎。不能正視現實，那怎么可能反映現實呢？魯迅對于藝術創作，非常看重它的真實性。他認為這是文藝的生命，也是藝術美所在。他提出“真美”這一概念，是有深意的。關于這，我們以后還要談。
　　魯迅對生命的悲劇性有獨到、深刻的見解。死是任何人不可逃避的，在這種鐵定的自然法則面前，持何種態度最能看出一個人的人生觀。魯迅在許多文章中談到過死的問題，這里我們不擬展開，從正面來看，最能表現魯迅死亡觀的還是《生命的路》。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強調的是兩點，一是“人類的滅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二是“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這兩點結合在一起，給人的感覺就是既悲又壯了。悲哀是情感性的，不怕死是理性的。這里，情感與理性的統一，前提是對生命的觀念，魯迅認為生命是不可摧毀的，生命總是行進在向上的道路上。
　　由此，也決定了魯迅對悲劇的看法。魯迅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魯迅自然無意于為美學的悲劇、喜劇下個定義，他也不可能想到，在今天許多的美學概論中，上引的他關于悲劇與喜劇的話成為悲劇與喜劇的定義。當然，嚴格來說，魯迅關于悲劇與喜劇的兩句話是不能作為美學上的悲劇與喜劇定義的，讓我們震撼的是他對悲劇與喜劇內在精神的深刻理解。不錯，悲劇中毀滅的是人生有價值的東西，這“人生有價值的東西”足以使我們為之愛戀、珍惜，因而它的毀滅不能不使我們悲痛。它的積極意義在哪里呢？一是讓我們認識到有人生價值的東西之可貴，因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學會珍惜它，不再讓它毀滅；二是人生有價值的東西的滅亡不是自然的消亡，如果是那樣，雖然可悲哀，還不能令靈魂震撼，因而也不能說是悲劇。悲劇中有價值的東西的滅亡是遭到邪惡勢力打擊所致，這就太讓人憤慨了。另外，在悲劇中，人生有價值東西的死去是“毀滅”，既是毀滅，必然有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真善美與假惡丑的斗爭。也許，這場斗爭的過程更有意義，更能給我們以啟發與振奮。從美學效果來看，這種真善美與假惡丑較量中所導致的真善美的毀滅必然產生崇高之美。這種崇高之美猶如劃破黑夜的閃電，它的奮力一擊使整個天宇為之閃亮，盡管只是一瞬間，盡管毀滅了，然而，它給人的心靈震撼是一般的優美無法可比的。可以說，魯迅的整個審美趣味是偏于崇高的。
　　魯迅說，“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撫哭叛徒的吊客”[3]（第142頁）。是的，中國的文化中那偏于陰柔的方面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始生命力中的蠻野、粗獷和強勁。怕失敗，也許是人類共同的心態，問題是人不能怕失敗而不行動，不前進。好比孩子學習走路的第一步，很可能是摔倒，我們卻不能因為怕孩子摔倒，而不讓孩子走出這重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失敗了，如何看待失敗，如何面對失敗。這也是衡量人的生命力強弱的嚴峻的標尺。失敗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有的失敗，肉體、精神全垮了，那是徹底的失敗；有的失敗，肉體雖然垮了，然精神仍然不屈，也就是說，他的生命力仍然是昂揚的，這不能說是完全的失敗，他在肉體上失敗反高揚了他在精神上的勝利。中國自古有“成敗論英雄”一說，這其實是片面的，失敗者也有稱得上英雄的，如兵敗垓下的項羽。失敗而讓人感到是英雄，那就足以震撼人心，那就談得上是悲劇了。魯迅將失敗推到生命的意義上去認識，從悲劇的意義上去認識。這是他深刻之處。
　　這種勇敢的、戰斗的、不怕失敗、不懼滅亡的生命必然是剛健的、雄強的、具有陽剛氣概的。魯迅說；“什么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魯迅主張對舊勢力的斗爭堅韌不拔，主張打壕塹戰。因為，他清醒地看到，中國的舊勢力太強大了，在中國就是搬動一張桌子也是困難的。生命的剛健不只是表現在勇敢，更表現在頑強。魯迅對生命剛健性質的高度推崇，也表現在對藝術審美風格的認識上。在《摩羅詩力說》中，他明確表示他贊揚的歐洲近代的詩人都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聲之雄桀偉美”者。這些人雖然處不同的國度，有不同的經歷，藝術個性也不盡一致，但在一個重要的方面實統于一宗，這就是：“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時俗；發為雄聲，以起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魯迅就是以這些詩人的美學風格作為藝術理想的。在魯迅自己的文學創作和藝術批評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他一直推崇那種剛健、雄強的藝術風格，而拒斥所謂飄逸、靜穆、幽遠、高雅的風格。他對白莽的《孩兒塔》的高度評價也是因為這部作品的風格是剛健雄強的。他說：“這《孩兒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的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愛的豐碑，也是對于摧殘者憎的大纛，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4]（第494頁）。這種剛健雄強的美是力的美，它與劉勰所推崇的“風骨”有某種繼承性。
　　魯迅對生命認識的核心是：生命是進步的。盡管前期的魯迅還不能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進步，他的主要思想武器還只能是進化論，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非常可貴的。魯迅一個基本的觀點就是青年要勝過老年，未來要勝過現在。在著名的小說《狂人日記》中，他喊出“救救孩子”的呼聲。魯迅痛斥封建禮教殘害年輕生命的罪惡，那些頑固的封建遺老“要占盡了少年的道路，吸盡了少年的空氣”。在《現在的屠殺者》這篇雜感中，魯迅尖銳地批判這些反對改革的復古者：“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1]（第350頁）。
　　魯迅對生命的未來是充滿樂觀主義情調的，他豪邁地說：“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他認為“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1]（第339頁）。魯迅堅信光明的未來，堅信他的主義，正是這種堅信，鼓舞他在黑暗時代不屈不撓地戰斗。魯迅說：“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1]（第356頁）。
　　魯迅對生命的這些認識其實就是他對美的本體的認識。
　　三、“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
　　魯迅關于文藝與生命力的看法有助于我們理解他的美本體論。魯迅大體上從兩個角度闡述他的觀點：一是民族的興衰與文藝的關系；二是文藝與人心的關系。這兩個問題在《摩羅詩力說》中都談得很充分。
　　關于民族興衰與文藝的關系，魯迅接受尼采、伯格森的觀點，認為“進行不息的生命力是人類生活的根本”[5]（第232頁），文藝是生命力的一種表現。當人類還處于原始時代，文藝就產生了，它是原始人生命力的體現。人類的文明，孕于蠻荒。“文明如華，蠻野如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1]（第64頁）。魯迅將蠻野看作文明的母體，這是因為蠻野雖然落后，但蠻野充滿原始的生命力，正是這生命力創造了文明。魯迅說，尼采不惡野人，說野人中有“新力”，“新力”之新，就在于它有創造性、進取性。
　　魯迅比較了兩種國家、兩種民族，一種是所謂文明古國、古老民族，一種是新興的國家、民族。就文明古國、古老民族來說，它們曾經有過輝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其中包括文藝。如天竺有《韋陀四種》，瑰麗幽美，堪稱世界大文，其《摩訶波羅多》暨《羅摩衍那》也極美妙。希伯來、古埃及亦同樣創造了令后世驚嘆的文明，但這些民族后來怎么樣呢？它們衰落了。魯迅說，“讀古國文化史，循代以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覺，如春溫而入于秋肅，勾萌絕朕，枯稿在前”。這原因在于民族的生命力萎縮。另一類為新起之邦，它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向上，縱文化未昌，然大有希望于未來。魯迅環顧全球，深深地感到“新聲爭起，無不以殊特雄麗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紹介其偉美于世界”[1]（第64-65頁）。
　　中國也是文明古國，我們的先人所創造的燦爛文明的確足以讓后人為之驕傲。但是，這都已成為過去，不能不承認，我們在近代是落伍了。作為后代子孫，我們有愧于我們的祖先。值此世界進步大潮掀天揭地之際，不看現實，不瞻未來，一味地懷古，一味地陶醉在“四大發明”之中，那是危險的。魯迅尖銳地嘲弄“中落之胄”喋喋語人“厥祖在時”是如何地尊榮顯達。他嚴正地指出：國民發展，“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1]（第65頁）。中國的再度輝煌，在當時的魯迅看來，關鍵是振奮國民精神，激活民族的生命力，他強調一個“爭”字，也就是戰斗。他說：“不爭之民，其遭遇戰事，常較好爭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殤亡，亦視強項敢死之民眾”[1]（第 69頁）。說得憤激，說得沉痛，卻是事實。中國的近代史足以證明這一點。
　　從文藝與人心的關系來說，魯迅強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1]（第 68頁）。這涉及詩的本質。魯迅認為：“古民神思，接天然之ｂì＠①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道其能道，爰為詩歌”[1]（第63頁）。這個說法是古典的，但強調了“靈會”即心靈的感應、激發作用。魯迅突出詩的“攖人心”的性質與他看重生命力對民族、國家的重要作用直接相關。“攖”不是一般的感應，它明顯地是一種激發之力，振奮之力。魯迅認為，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果沒有，就不能感受詩了。問題是一般人只有詩的情緒，沒有詩的語言，詩的技巧，因而寫不出來，詩人則能夠。所以，詩人寫詩，既是抒發自己的詩情，又是代一般的人抒發他們不能為之語的詩情。詩的“攖人心”的作用就這樣實現了。詩人好比彈琴的音樂家，“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其聲澈于靈府，令有情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而污濁之平和，以之將被。平和之破，人道蒸也”[1]（第68頁）。詩以其強勁的攖人心的作用，激發人們去打破平和，去推動社會前進。
　　正是從“詩人者，攖人心者也”這一立場出發，魯迅贊同“詩言志”的觀點，而不贊成詩“持人性情”的觀點，其根本原因在于詩言志的“志”有一種強勁的生命力在；而“持人性情”的“性情”固然也有生命力，但此力也成了溫湯水，實則無力可言了。基于此，魯迅對中國古代那些持人性情的詩評價甚低，認為它們“多拘于無形之囹圄，不能舒兩間之真美”。他高度贊揚的是屈原的詩歌，認為那些詩“抽寫哀怨，郁為奇文”，是真正“攖人心”的詩。
　　魯迅對文藝的精神品格有超越前人的深刻認識，在寫于1925年的《論睜了眼看》一文中，他用更為準確的語言表述了他的觀點，“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
　　四、“發揚真美，以娛人情”
　　魯迅對藝術的功能、作用的認識，在他從事文學活動的早期，主要是從改造國民性、振奮國民精神這個基本立場出發的。這與后期強調文藝階級性、文藝須為階級的利益戰斗有所不同。
　　就是在前期，魯迅重視文藝的社會作用的時候，他對文藝的審美性質沒有忽視。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專門談到了文藝的本質問題。他說：
　　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視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之卷。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于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術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觀誦而后，似無裨于人間者，往往有之。然吾人樂于觀誦。如游巨浸，前臨渺茫，浮游波際，游泳既已，神質悉移。而彼之大海，實僅波起濤飛，絕無情愫，未始以一教訓一格言相授。顧游者之元氣體力，則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于人生，其為用決不次于衣食，宮室，宗教，道德[1]（第71頁）。
　　魯迅在這里比較完整地揭示了藝術的審美特質：
　　第一，藝術具有或可視或可聽的感性特征。魯迅實際上說的是藝術的形象性。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魯迅曾將藝術與科學做了一個比較。首先，他肯定，“世界之大文，無不能啟人生之ｂì＠①機”，他說的“大文”，即藝術包括文學。這“ｂì＠①機”是指“人生之誠理”，“此誠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學子”。打個比喻來說，熱帶人未見過冰，你給他說冰，雖用上了物理學的理論，還是不能將冰講清楚。如果將冰放在面前，那冰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誠理”就是隱藏在物之中的理，真實存在的理。它不可以分析，而是籠統的存在；也不可抽象，與物分離，而是囫圇的整體。藝術就是這樣，“人生誠理，直籠其辭句中，使聞其聲者，靈府朗然，與人生即會”[1]（第72頁）。魯迅在這里將藝術的形象性說得很透辟。
　　第二，藝術具有使人“興感怡說”的性質。這實際上是說藝術的情感性與愉悅性。情感性與愉悅性是藝術最重要的特性。魯迅重視詩的“攢人心”的性質，這“攖人心”首先將人的情感攪動了，“其聲澈于靈府”。魯迅贊賞屈原的作品，重要的一條是屈原的作品充滿強烈而又真摯的情感。重視藝術情感的性質，古今中外的藝術家概莫能外，魯迅在這方面的貢獻主要是他提出感情的提煉。他不贊成那種感情很外露、表面看來很激動、很強烈的文學作品，它其實不能真正地感動人，由于缺乏提煉，這種情感內涵膚淺，讓人覺得矯情、虛假。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6]（第 97頁）。魯迅這個觀點是很正確的。
　　關于藝術的愉悅性，魯迅給予充分的重視。他提出對“興感怡悅”應做廣義的理解，藝術不同于科學，也不同于道德，它要給人以一種快感，這種快感可能是甜性的，它讓人在輕松恬靜中陶醉；它可能是苦性的，然品嘗這份苦澀之后又油然而生甘美；它也可能是咸酸苦辣甜五味俱全的。然不管情感的內涵多么豐富、多么復雜，它最后總是將人的情感引向升華，引向超越，引向一種凈化的精神境界。
　　第三，藝術具有超功利性。很看重藝術社會價值的魯迅怎么會認為藝術有超功利的一面呢？這里，首先牽涉到對藝術職用的看法，人的任何創造都是有一定價值的，也就是說有其職用。藝術的職用是什么呢？魯迅說：“涵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1]（第71頁）。這種職用當然不同于衣食、宮室這樣的物質職用，也不同于科學、宗教、道德這樣的精神職用。科學的職用是求真，給人增加知識，擴大對世界的了解，它是理性的。宗教讓人超越紅塵，凈化靈魂，它具有很強的非理性的因素。道德主要是用道德律令來約束人的行動，以維護整個社會的安定、健康發展，道德亦是理性的。這三者與藝術屬于一個大類，它們都屬于人的精神生活，但是它們的職用顯然彼此有別，亦不同于藝術。藝術里有真，因而它能讓人增加知識，但通過藝術去獲得的知識是有限的，它不能代替科學；藝術里有善，它能凈化靈魂，能提高人的道德修養，但它顯然不能取代宗教與道德。藝術雖然有很多的用處，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輔翼科學、宗教、道德，但這都不是它自身的主要職能，它“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之卷”。它的職能是“涵養神思”。在這方面，科學、宗教、道德都不可代替。魯迅說：
　　文章之于人生，其為用決不次于衣食，宮室，宗教，道德。蓋緣人在兩間，必有時自覺以勤劬，有時喪我而惝恍，時必致力于善生，時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出入于醇樂，時或活動于現實之區，時或神馳于理想之域，茍致力于其偏，是謂之不具足。嚴冬永留，春氣不至，生其驅殼，死其精魂，其人雖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1]（第71頁）？
　　是的，人同時生活在兩個領域，物質與精神，現實與理想，善生與樂生，勤劬與惝恍，有我與忘我。缺少一個方面，人生就不完美了。藝術之用不就在無用之用嗎？
　　魯迅是深刻的，他相當全面地透視了人的全部生活，他為藝術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他實際上也為美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因為藝術的使命歸到一點，不就是審美嗎？魯迅1912年還在教育部任職時，為教育部寫了一個關于美術教育的文件，他認為美術(art or fine art)有三個要素：一曰天物，即客觀的世界；二曰思理，即思想感情；三曰美化。這美化是最重要的，前兩個要素都要經過美化，否則就不能成為藝術品。魯迅明確地說：“顧實則美術誠諦，固在發揚真美，以娛人情”[7]（第47頁）。
　　魯迅的生命美學在后期有所變化，他很少談生命哲學了。但并不等于放棄了生命哲學，只是對生命的解釋有新的拓展。尼采的強力意志悄然改換成階級斗爭。關于美，他更多地從社會生活、從生產、從物質功利而不是從生命意志去考察它的起源與本質，更自覺地堅持真、善、美的統一。有些魯迅研究者執意將魯迅的前期與后期對立起來，認為前期的生命哲學包括生命美學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后期談階級斗爭才是馬克思主義，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平心來看，魯迅前期的生命哲學與20世紀人文潮流是合拍的，對新世紀精神文明的建設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531～538B7美學陳望衡20012001魯迅前期的思想是以人道主義與進化論為基礎的，他的生命美學觀建構于此。他主張“尊個性而張精神”，表現出他對個體生命的重視，具有反封建的意義。他提出“生命的路是進步的”，鼓勵青年在創造新文明中讓青春煥發出美。他提出“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出的光”，“發揚真美，以娛人情”，對藝術的價值、意義從生命美學角度提出了具有進步意義的觀點。魯迅前期的生命美學觀與新世紀的人文潮流是相吻合的，對當今精神文明的建設具有積極的意義。魯迅/生命美學觀/生命/美LU Xun/life/beauty/life aestheticsLU Xun's Life Aesthetics in His Early StageCHEN Wang-heng(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CHEN Wang-heng(1944-),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esthetics and Chinese classic culture.The thoughts of LU Xun's earlier period are based on humanitarianism and evolutionism,which constructs the foundation of his 1ife aesthetics. He puts forward to "respect individuality and encourage spirit", express his emphasis on individual life and thus has anti-feudal significance. He proposes, "the road of life is progressive",encourages youths to create new civilization and radiate the beauty of youthful vigor. He advances that "literature and art is the light generated from nation's spirit",and "develops the authentic beauty to delight mankind's affection", and other viewpoints as for ar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In general, LU Xun's life aesthetics in his early stage is compatible with the humanitarian trend in the new century,and manifests positive value toward construction on mental civilization.陳望衡(1944-)，男，湖南邵陽人，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美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武漢大學 人文科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作者：《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531～538B7美學陳望衡20012001魯迅前期的思想是以人道主義與進化論為基礎的，他的生命美學觀建構于此。他主張“尊個性而張精神”，表現出他對個體生命的重視，具有反封建的意義。他提出“生命的路是進步的”，鼓勵青年在創造新文明中讓青春煥發出美。他提出“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出的光”，“發揚真美，以娛人情”，對藝術的價值、意義從生命美學角度提出了具有進步意義的觀點。魯迅前期的生命美學觀與新世紀的人文潮流是相吻合的，對當今精神文明的建設具有積極的意義。魯迅/生命美學觀/生命/美LU Xun/life/beauty/life aesthetics

網載 2013-09-10 2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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