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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陰，30歲時中進士。他勸說同窗曾國藩出山辦團練，又跟隨其征戰，以后任過廣東巡撫，兵部侍O等職，又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大使，出使英、法。他目光遠大，思想開放，是我國近代放眼看世界，主張跟上世界先進潮流的敏銳卓識之士，維新變法的先驅。了解他的所為所思，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很有益處的。 

開放眼界、敏于學習 

　　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被英國戰敗。思想敏銳的郭嵩燾對西方的先進軍事裝備及制度予以關注，積極思索：西方強國為什么先進？我國為什么落后了？應該怎樣才能迎頭趕上？ 

　　在為淮軍籌餉辦裝備時，郭嵩燾來到上海。在這里他接觸了英國人主持的海關、美國的洋槍隊及西洋輪船裝備等。實地實物的考察使郭燾嵩的眼界更加開放，進一步感受到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制度的必要。 

　　不久郭燾嵩任廣東巡撫，在任上他同廣州、香港的西方人及其機構多有接觸，了解了不少國際法及外交知識，并成功地辦理了多次外交事物。比如他很好解決了洋人入住潮陽城的問題；太平天國森王侯玉山逃入香港后，眾人束手無措，他卻引經據法讓英國人將侯玉山交了出來。在廣洲的經歷使他的外交才能得到增長。 

　　在辦外交事物的過程中，郭嵩燾深切感到中國外交人才和機構的缺乏，認為應設立專門機構，培養專門人才，對外夷要悉通其情況。1859年2月他給皇帝上書寫到：“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議款又二十年，始終無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語言文字者。竊以為今日御夷之竅要，莫切于是。” 

　　1874年，郭燾嵩又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交涉，為“馬嘉理案”畫上了句號。這一年英國人布朗、馬嘉理經清廷批準率領一支探險隊到云南探險。按國際慣例，這支探險隊理應受到云南官府的保護。可云南巡撫岑毓英卻心胸狹隘，他表面熱情接待，并派兵護送，暗地了卻指使部將李珍國在途中設伏將馬嘉理等人殺害。事后對外謊稱馬嘉理等人是被當地野人殺害。英國公使威瑪妥不肯善罷甘休，派人進行了一年的深入調查，弄清了事實真相，并向清廷進行抗議、交涉。清廷北洋大臣李鴻章被迫與威瑪妥簽訂了十六款《煙臺條約》，答應借路讓其從緬甸出入云南，從印度出入西藏，開放多處內地口岸，還有派一位一、二品大員到英國陪禮道歉等。 

　　郭燾嵩對H毓英無知無理行為很生氣，上書批評他“持虛驕之氣，貽累國家”，要求對其嚴懲。誰去英國陪罪？這是個苦差，又担著罵名，重臣們紛紛后退，唯恐避之不及。這時任兵部侍郎的郭燾嵩挺身而出，為國分憂，他慷慨地說：“以為時艱方劇，無忍坐視之理。”又表示自己出使英國是為了：“能知詳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見識之高，膽量之雄，一時無二。 

　　出使之前，郭嵩燾又向朝廷上書《條議海防事宜》，對總理衙門把“船堅炮利”當作富國強兵的要務進行了批駁，主張“循行西洋政教”。他比較了西洋與中國的不同情形，指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這個“本末之論”，說明郭嵩燾在當時已經成為了“洋務派”內部的超越者，對于“洋務派”所主張的仿效西洋器物文明他不以為意，主張要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這種主張已經相當接近于后來“戊戌變法”的內容，郭嵩燾完全可以稱為維新變法先驅。 

出使英法，展現才干

　　處理完“馬嘉理案”后，郭嵩燾出任中國駐英公使，以后又兼任駐法公使，這是中國歷史上首位正式派駐外國的使臣。來到西方后，郭嵩燾更是勤于學習，學習外交禮節、外交事物，也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思想、制度。 

　　郭嵩燾很快成為一個稱職的大使。覲見英王，他不亢不卑，進退合度。按照國際慣例，遞交照會均用西歷；與洋人打交道行握手禮；在一些外交場合，他還身著西裝。使館開茶會，他也按國際慣例讓夫人出面接待。他的外交才干很快得到西方外交界的贊賞。郭嵩燾認為：“公使涉歷各國，正當考求其益處。”他認真考察西方社會，并將其見聞和心得寫成《使西紀程》，寄回國內總理衙門，以資參考。這也是駐外大使的一項職能，他完成得很出色。在《使西紀程》中，他寫出了自己的西方考察見聞并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如見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輪船進進出出卻次序井然，他不禁嘆道：“條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還盛贊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宮室之美，無以復加。”對西方數國的地理位置、異土民情、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到土耳其開始設立議會、制定憲法的改革，蘇伊士運河巨大的挖河機器，“重商”對西方富強的作用……等都作了介紹，盡可能讓國人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擺脫夜郎自大的狀態。 

　　在英國，郭嵩燾考察了以議會民主和自由選舉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現狀與歷史。從國家制度、經濟理論探究“泰西富甲天下”的根本原因。 

　　郭嵩燾發現，資本主義國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國傳統社會卻孜孜于“富國”。為探究其中道理，他對于西方的經濟理論產生了濃厚興趣，虛心向外國專家征詢，了解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經典著作。提出了“中國要務在生財，宜以開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稅”等看法。在得知英國稅法規定，其所得稅“俸入三百鎊以上，亦一例輸稅”后，認為“此法誠善，然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 

　　郭嵩燾頗為關注英國“君民兼主國政”的情形。他赴下議院聽會，得出“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的結論，并且以為這比我們傳統上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在研究了英國從君權到民權的歷史后，他認為議院有維持國是之義，市政廳有順從民愿之情，肯定了英國的議院和市政廳及其自由選舉、民主施政的進步性，認為“中國自秦漢以來，適得其反”，從而否定了綿亙中國兩千余年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之論！ 

　　郭嵩燾還注意到教育在建設現代文明中的關鍵作用。在英國，他參觀了各類學校，認為英國的學校教育“一皆致之實用，不為虛文”，而“中國收召虛浮不根之子弟，習為詩文無實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敗壞滅裂之，而學校遂至不堪聞問”。因此，他在給沈葆楨的信中力陳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國勢，關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學。”“宜先就通商口岸開設學館，求為征實致用之學。”“此實今時之要務，而未可一日視為緩圖者也。” 

　　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一直主張，“以夏變夷”，而未聞有“以夷變夏”。并且認為“道歷千載而不變”，而郭嵩燾認識到“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經過在英國的實地考察，郭嵩燾對夏夷之辯有了更深刻認識：“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郭嵩燾認識到中國不僅在器物制度上不如西洋強國，在政治制度上也遠遠落后。他沉痛地指出：中國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革故鼎新，除殘去害，急起直追，則勢必西洋日強，中國日蹙。 

　　郭嵩燾的副手劉錫鴻是個頑固的守舊派，對郭嵩燾的行為認識很看不慣。有次參觀炮臺，天氣驟變，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披夷衣有損天朝尊嚴，“即令凍死，亦不當披”。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卻將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因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曾翻閱音樂單，劉認為這是效仿洋人所為，大不應該。他又指責郭嵩燾讓夫人出面辦茶會違背中國傳統道德，中國婦女應該恪守婦德，不應拋頭露面。連郭嵩燾不用茶水而改用銀盤盛糖果款待洋人、想學外語等全都是罪過。更嚴重的“罪狀”是說郭嵩燾向英國人詆毀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對于劉的陷害，郭嵩燾當然倍感憤怒，竭力為自己辯誣。二人的關系勢同水火，無法調和。在郭、劉二人“內耗”日甚一日的情況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將二人同時調回。 本來清廷還擬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后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 

　　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是個正直有為的官員，他在向慈禧太后的保奏中給予其公正的評價：“郭嵩燾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卻聲名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后、皇上恩典保全。”慈禧接道：“上頭也知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后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人的罵也挨夠了。”曾紀澤又道：“郭嵩燾恨不得中國即刻自強起來，常與人爭論所以挨罵，總之是一個忠臣。” 

榮辱自辨，啟迪后人

　　郭嵩燾的開明先進思想，得到一些主張維新變法人的贊賞，但也遭到頑固守舊分子的指責。在郭嵩燾出使英國之時，就曾引起軒然大波。因為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其他國家都是蠻夷之邦的“藩屬”，定期要派“貢使”來中國朝拜，決無中國派使“駐外”之說。19世紀后期，中國雖然屢遭列強侵略，但這種對外觀念并無改變，認為中國派駐對外使節是大傷國體的奇恥大辱。所以，郭嵩燾的親朋好友都認為此行兇多吉少，為他出洋“有辱名節”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認為他出使即是“事鬼”，與漢奸一般。有人編出一副對聯罵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一些守舊的湖南士紳群情激憤，認為此行大丟湖南人的臉面，要開除他的省籍，甚至揚言要砸郭宅。 

　　郭嵩燾考察西方的總結著作《使西紀程》經總理衙門刊行后，立即引來頑固守舊者的口誅筆伐，痛斥他“極意夸飾西洋……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有人還以郭嵩燾“有二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為理由提出彈劾他。由于找不到合適人選，清廷未能將他召回，但下令將此書毀版，禁其流傳。 

　　郭嵩燾被罷職回鄉時，不獨當地官員對他十分輕慢冷遇，連士紳百姓也對他表達了各種形式的鄙視。當他抵達長沙時，有人 “以輪船不宜至省河，屬書阻之”，還有人四處張貼告示，指斥其“溝通洋人”。 

　　對于無知的指責，郭嵩燾蔑然視之，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表明了不以世間毀譽為進退的心跡：“謗毀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百世圣人而不惑 ，于悠悠之毀譽何有哉！”他還在詩中唱出了心中的強音：“流傳萬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充分表達了胸中的自信。 

　　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病卒。當時由王先謙等具奏，李鴻章代奏，對于他為人治學方面的優長頗做鋪陳，請求給予賜謚。但朝廷回答是：“郭嵩燾出使西洋，所著書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 
　　與朝廷的無知無情相反，當時的學者王先謙為郭嵩燾撰寫的墓志銘對其一生功績作出了高度評價：“利在國家，豈圖自私！……而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鸞鳳其儀。謗與身滅，積久彌輝！” 

　　后來的維新派杰出人物譚嗣同為郭嵩燾鳴不平，并向他致敬：“聞世之稱精解洋務，又必曰湘陰郭筠仙（嵩燾）侍郎，湘鄉曾賂眨馱螅┦湯桑湮鞴嘣迫弧Ａ絞湯煽晌瞎庖印！蔽屢傻牧硪喚艸鋈宋锪浩舫渤圃薰造饈恰白盍私馕餮У娜恕！ 

　　郭嵩燾生前曾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制訂了一個時間表，認為中國要用四百八十年完成趕超西方強國之路：學習西方軍事，三十年可初見端倪；學習西方制造工業，五十年可稍見成效；興辦新式學校，一百年方能樹立起人才；再用一百年蕩滌舊習；再用一百年砥礪精英；再用一百趨于大成。由于當時頑固守舊派的強大，郭嵩燾這個時間表制訂的時間長了些。 

　　后來的歷史進程比郭嵩燾的時間表要快得多了。郭嵩燾逝世后七年（1898年）便發生了戊戌變法；再過13年（1911年）發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再過67年（1978年）走上全面的改革開放，之后三十年大見成效，已接近了世界強國的門檻兒。郭嵩燾地下英靈如得知中國進步步伐比他想象得快如此之多，定當大欣然于九泉。

網載 2013-09-10 21: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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