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光，為了時間——東師古行記

簡體傳統

（一）

10月14日晚，我在青島海洋大學做了場演講，在交流環節，一位大學生問我：你談到了陳光誠，我想知道，你會不會去看望他？我解釋了一大通，沒說去，也沒說不去，自己也覺慚愧。我曾經在微博上為陳光誠說過話，但無論從何種角度，我的言論都顯得有點輕浮——他在黑暗中孤獨地承受苦難，我卻在溫暖明亮的屋子里喝著咖啡。有人說，陳光誠的遭遇就是我們每個人的遭遇，所以看望他也如同看望自己，一個更好的自己。但我當時并沒打算去看他，我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盤：我不想自己的書被查禁；不想當敏感詞；我計劃去幾個國家演講，不想橫生枝節；還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疼，怕挨打，也怕失去自由。有人或許會說：看望一個人有這么夸張嗎？我要說，這是正常人的正常想法，但在一個不正常的世界，確實就有這么夸張。我不想為自己的懦弱辯解，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知道自由有多么珍貴，雖然只是可憐的、夾縫中的自由。我以前講過一個死囚和骨頭的故事：死囚跪在地上，只要丟給他一根骨頭，他就會跪在地上等死。而我就是那個舔骨頭的囚徒，為了一點小名聲、小利益、小安全，嚇得渾身發抖，每根骨頭都是軟的，一直哆嗦到死。
兩小時后，我在青島大劇院見到了王小山，談的第一個話題就是陳光誠，他說：我們對他負有道義上的責任。我贊同，可是依然下不了決心，小山似乎也沒有。為此我心里有點別扭，相信他也同樣別扭。
第二天中午，在青島海邊的“小漁村”酒家，與小山、恩超、中強和諾拉姑娘一起吃飯，大家一拍即合，決定飯后就出發，去臨沂，去東師古，去看望那個飽受折磨的好漢。我是個慫貨，需要有人壯膽，至此終于下了決心，心頭一陣輕松。諾拉外表柔弱，所有人都反對她去，但她異常堅定：你們能去？為什么我不能去？如果你們不帶我，那我就自己去。中強拿劉莎莎的例子勸她，說女性不應該參與這么危險的事，因為東師古離我們有好幾千年，遠在叢林時代，有許多詭異的特產：布袋蒙頭、拳頭打腦袋、腳踢褲襠，還有搶劫和猥褻。諾拉不為所動：我不怕！反正我要去，要么跟你們一起去，要么我自己去。當時的場面有些尷尬，我笑著打圓場：去吧去吧，不就是猥褻嗎？多大個事呀，又不是搶雞蛋。諾拉眼睛明亮地回答：就是，又不是搶雞蛋！
作業本幫我們聯系車輛、安排行程。為防不測，我和王小山把錢包和銀行卡都交給了我們的朋友楊瑞春，身上只帶了身份證和現金。作業本已經去過一次，熱心地向我們介紹叢林旅游攻略，以及去往野蠻時代必須注意的事項，我聽了連連點頭，在心里給自己壯膽：大不了挨頓揍，不怕。
一個小時之后，車來了，我們五個人振奮登程。通往野蠻時代的路注定不會平坦，但沒人再害怕，我們甚至談笑起來，中強說：我們要做好準備，做好被打的準備、受傷的準備和被拘留的準備。恩超補充：還有被爆菊的準備。我調侃道：最怕的是被爆之后，就愛上了爆菊這回事，一天不被爆就渾身癢癢，跑到大街上四處求爆。這些話不怎么高雅，但挺有意思，一群人哈哈大笑。
進入臨沂市區，天已經完全黑了，城中燈火閃耀，一面面廣告牌依次進入視野，上面寫著“大美臨沂”、“文明臨沂”、“宜居臨沂”，某個路口的電子屏幕上有兩行俗得不能再俗的話：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我想起陳光誠的遭遇，感覺這城市很有點黑色幽默，當時很想把它拍下來，剛拿出手機，它已經變成一個專治不孕不育的廣告。
在市中心的榮華酒店開了三間房，諾拉自己住一間，我和小山住一間，房號1310；恩超和中強住一間，房號1317。四個男人中，恩超和中強都是實名上網，怕被追蹤，用了我和小山的身份證做了登記（我們倆都是筆名，他的本名叫范春三，我叫郝群），登記時有個中年男人一直盯著我看，不知道是什么人，但心頭還是有點緊張。開完房到酒店十七層吃了頓晚餐，幾道菜都是當地土產：拌牛蒡，拌三七，一大碗土雞湯，還有恩超最愛的土豆絲。也許是因為勞累，也許是因為憂慮，平日酒量甚豪的小山和恩超都沒怎么喝酒。
飯后在我們的房間討論第二天的行程，按恩超的意思，進入東師古之前，我們應該做點有表現力的事：每個拿一張紙，上面寫著：光誠，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村口到你家。然后拍成照片發到網上。我和小山都不贊成，因為我們只是去探望朋友，這事很平常，沒必要搞得那么隆重。根據網上的消息，胡晨晨TIM所謂的“21人人團”也會在第二天到達，中強問：我們要不要跟他們會合？小山搖頭，說這21個人中，說不定就會有幾個釣魚黨，出什么事都有可能，況且，我們不過是去探望朋友，不需要聲勢浩大。
夜色漸深，心情也隨之沉重，我們共同決定：無論出現什么情況，我們決不動手，如果有人要打我們，那就任由他打；如果打得太厲害，那就跑，跑不掉就聽天由命。有人說我們此行意在作秀，但在當時，我們確實做好了準備，準備流一些血，受一些苦，我們只是想驗證，在這個國家，在這個時代，去看望一個未被判刑的“自由人”會有多么艱難。但直到最后，我們也沒能得出結論，我們付出了一些代價，但離陳光誠的家依然無比遙遠。正如恩超想說的那句話：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從村口到他家。
那是2011年10月15日，一個平凡的日子，四個胖子和一個女人去了一個陌生的城市，當夜色漸深，女人已經睡熟，某間房中的兩個胖子響亮地打起呼嚕，輪番把對方吵醒。在另一間房中，一個胖子在打呼嚕、說夢話，每過半小時磨一次牙，另一個胖子夜不能寐，坐在馬桶蓋上抽了幾支煙，心不在焉地翻著書。在不遠之處的某個村莊，一群身強力壯的人正在徹夜巡邏，目光灼灼地盯著一所房子。
那房中有一個盲人，曾為了眾人的福祉奔走呼喊，為此受盡了折磨。他坐在黑暗的底部，卻掙扎著為他人尋找光明。在這波瀾不驚的夜，但愿他有個好夢，夢見花朵嫵媚，滿世繽紛，夢見一個光明照徹的家。

（二）

從臨沂出發，沿205國道向北，經青駝、雙堠，大約70分鐘就能到達東師古。這本是一個寂寂無名的鄉村，但近段時間名揚四海，相信在不遠的將來定會譽滿全球。在網上，人們把它寫成“凍死骨”、“尸骨村”，意在嘲諷，但“師古”兩字的本意并不壞，以古為師，回歸傳統，重拾中國人溫柔敦厚的品格，這無論如何不能算壞事。當然，這里的“傳統”是民國之前的傳統，不是以階級斗爭和厚黑學為綱的現代傳統。
十月十六日早上六點，酒店打來叫醒電話。天已經亮了，我們匆匆洗漱，上了事先聯系好的出租車，司機是個笑瞇瞇的小胖子，樣子憨厚，做事踏實，對很多事都抱著善良而一廂情愿的看法，他總是担心自己的收費太高，帶著靦腆的表情請我們吃桔子，說 “能認識就是緣份”，我們在臨沂見到了許多粗暴的人，但我相信，這小胖子比他們更有資格代表臨沂，就像人們常說的那句話：世上還是好人多。
我們五個人都不習慣冒起，個個睡眼惺忪。車到青駝，在路邊小攤上吃了頓早飯，五碗豆漿，五個雞蛋，還有十二根油條，用餐環境不怎么高雅，小桌子、小板凳，豆漿鍋上滿是灰塵，王小山不敢吃，說是怕鬧肚子，我和恩超都笑話他冒充高干、想吃特供，他反辱相譏：你們就吃吧，多吃點，一會兒全給你打出來。這話有點倒胃口，但油條和豆漿都不錯，吃得心滿意足，吃完飯我去結賬，23元，比北航食堂都便宜。
青駝鎮離東師古大約10公里，我們的車開了十幾分鐘，到了一座高架橋樣的建筑，司機說這是毛澤東時代建的引水渠，已經用了幾十年。我們翹首張望，誰都沒敢把頭探出窗外。這里離東師古很近，已經到了從林邊緣，必須時刻小心。我們沒有下車，開過東師古的村口又掉頭回來，看見幾條大漢站在那里，對面有個小院，院子里也有幾十到十幾個人，有幾個正在吃早餐，看樣子全是防守陳光誠的戰士。
往青駝方向又開了大約一公里，我們下了車，諾拉沒有同行，留在車上做我們的后援。那時已經八點多了，陽光晴好，我們各抽了一支煙，正打算動身，對面遠遠地走來一個小伙子，個子不高，很瘦，懷里抱著一件軍大衣。恩超說：看，這個下班了，這肯定是值夜班的。果然，當我們走到近前，那小伙立刻停下來，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們，接著掏出手機打了個電話，估計是在通報敵情。我們假裝沒看見，頂著陽光，大步走向東師古，傳說中的神奇之地。
東師古的村口有一條土路，旁邊是兩間平房，房里房外都有人，我們慢慢走近，一個穿灰綠色夾克的矮男人迎面攔住：你們干什么？
我笑著問他：請問這里是東師古村嗎？
他不答，還是那句話：你們干什么？
我說：我們來看一個叫陳光誠的人，請問他是不是住在這里？
他大概沒想到我會這么直接，愣了片刻，走上來推心置腹地告訴我：最近吧，俺村里丟了很多東西，什么雞呀，牛呀，都有人偷，所以你們不能進去。
我笑起來：我們不是偷東西的，放心吧，我們就是來看看陳光誠，看完馬上走。
他嚴肅起來，這時屋里又出來幾個人，其中有個穿黑色絨外套的中年人，樣子樸實，說起話卻很蠻橫：現在是秋收，村里的男人都不在，怕丟東西，不能讓你們進去！中強再次聲明：我們不偷東西，你放心！小山更是講起了法律，絨外套冷笑：你說不偷就不偷？誰知道你們是什么人？我說來來來，我給你介紹：我是一個作家，叫慕容雪村；這位是王小山，專欄作家；這位是張恩超，網站總經理；這位是盧中強……絨外套急了：俺才不管你是什么人，說不能進去，就不能進去！
場面僵住了，我動了動腦筋，從口袋里掏出一沓鈔票，大約有兩千多，說你不就是怕我們偷東西嗎，這樣，我把這些錢押在你這里。恩超說：要不你跟我們一起去，如果還不放心，出來后你可以搜我們的身。絨外套連連搖頭：把錢收起來！俺不要你的錢，俺要你的錢干什么？恩超說：要不我們把身份證押在這里，這你總該放心了吧？他們不說話了，誰都不說話，我試著往村里走，剛走兩步，被先前的綠夾克一把揪住：別走了，站住！站住！
接下來大約有兩三分鐘，說什么他們都不回應。中強掏出一包泰山，轉著圈給他們敬煙，那群人表情僵硬，誰都不接，我調侃道：你們不收錢，連煙也不要，拒腐蝕永不沾啊。小山、恩超和中強都笑，絨外套不樂意了，撇著嘴回敬道：發言的也不一定是好人，對吧？（中強聽成“發煙的也不一定是好人”，也許他是對的。）
在中國，遇到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找領導，小山說：如果你們決定不了，把你們村長叫出來，我們跟他談談好不好？幾個人同時回應，說的全是方言，聽得語焉不詳，好像是在嘲笑他，意思是你還講法律呢，現在不叫村長了都不知道？（似乎是叫村委會主任）。這時我注意到村口平房里有一個眼鏡男正在打電話，其人白白凈凈的，看裝扮不像村民，估計是這群人的領導，我對他招手：哎，你出來，我們談談！那人很警覺，抬頭看我一眼，瞬間消失在窗戶后面，片刻之后又露出頭來，小心翼翼地觀察外面的形勢，按說他應該不會緊張，可我總覺得他賊忒兮兮的，像是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
僵持了十幾分鐘，我們不能進村，可是也不想離開，只能在那里耗著。期間不時有村民走過，或徒步，或騎車，沒人在意我們，個個神色安詳，一副不足為奇的樣子，顯然早就見慣了這一切。有些人還會停下來，跟絨外套們聊上幾句，笑得嫣然，說得甜蜜，彼此之間極有默契。這些人一定認識陳光誠，說不定還是他的同學、朋友、親戚，但在此時此地，沒人關心他的境況，這滿村的人都視他如路人，如仇敵，這滿村的人都團結起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齊心協力地對付一個瞎子。
據說東師古為了監視他，設置了重重關卡，村口只是第一道，或許也是最容易的，但我們費盡心機，卻始終無法闖過這一關。我說過，我只想知道去看望一個人會有多難，現在可以回答了：難如登天。我盤腿坐下，擺出一副耍賴的架勢，對絨外套發狠：你不讓我進村，我就在這里坐著，要是今天見不到陳光誠，我就不走了！心里想，這么耗下去也不錯，反正還有幾批人要陸續趕來，等到人越聚越多，看他們怎么攔得住？
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們要干什么，很快，一輛大巴開了過來，他們招手攔下，車門打開，一群人立刻忙活起來，又拉又拽地把我們往車上趕，兩個人招呼中強，兩個人招呼恩超，王小山待遇特殊，也許是被人藐視了，只有一個人對付他。開始沒人理我，等把他們三個扭送上車，幾個人都圍了過來，兩個抓我左臂，兩個抓我右臂，生拉硬扯地把我拽到車門旁。當時聲音嘈雜，每個人都在說話，我連聲嚷嚷：別拉我，我不走！幾個人還是拼命地推搡，我伸手扳住車門，說什么也不肯松開，那群人一齊發力，拽得車門連連搖晃，大巴售票員急了：你放手，別把俺車門弄壞了！我還是不肯放手，絨外套急了，在我胳膊上砰砰擂了兩拳，有人制止：別打，別打！這時小山勸我：算了，上來吧。我松開手，訕訕地上了大巴，車門關閉前，我對絨外套說：你等著，我馬上就回來！他不理我，對司機厲聲吆喝：關車門！走！
買了四張車票，因為太激動，我根本沒注意花了多少錢，也沒人問我們去哪。司機和售票員顯然是見慣了這種場面，神色極為鎮定。我揮著手跟他們解釋：我們只不過是來看個朋友！小山也站了起來：這村里有個盲人，叫陳光誠，有人知道他嗎？有位乘客回答：聽說過，好像坐過牢。我身邊有個中年女人小聲嘟囔：坐過牢？看來也不是什么好東西！我無言以對，慢慢感覺手上有點疼，這才發現右手無名指破了一處，流了不多的一點血，大概是扳車門時弄破的。這是微不足道的傷口，不值一提。
大巴又開到了毛時代的引水渠，我讓司機停車，他笑著勸我：在這兒下沒用，你看看后面，兩輛車一直跟著呢，就算你下去了，他們也會馬上把你再扭送上來。
那兩輛車，一輛是無牌照的黑色桑塔納，另一輛不知道是什么車，一直緊緊地跟著。不知道這些車屬于東師古、雙堠鎮、沂南縣還是臨沂市，但可以斷定：它們一定屬于中國。
在青駝鎮下了大巴，身后只剩下無牌桑塔納，離我們大約三四十米，我們走，它也走，我們停，它也停。車窗不透明，感覺里面好像是個中年男人，手里拿著一個東西，好像是在給我們拍照。不知道是為了建立敵情檔案，還是當成他自己的工作業績。我很想走過去跟他談談，但被恩超勸住了。
在路邊攔了兩輛大巴，但都不肯載我們。第一輛停下了，問我們去哪，我說去東師古，售票員手一揮：不去！然后砰地關上車門，徑直地駛向東師古。第二輛車停都沒停，只是稍微減慢了車速，待到看清了我們的模樣，便一溜煙絕塵而去。中強說：這沿線的大巴肯定都收到通知了，我們別指望了。另外三個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那我們就走回東師古！
從青駝鎮到東師古大約10公里，不算遠，也不算近，正如小山所說，山東的路修得不錯，算得上康莊大道，我們大步登程。這是2011年的深秋，天藍云淡，空氣中有一股干草的味道，路邊的葉子落滿灰塵。

（三）

我在網上見過一張陳光誠的照片，他穿一件舊西裝，站在自家門前，昂頭望向遠方，臉上帶著陽光般的笑容，似乎對未來充滿信心。在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中，我不止一次翻出這張照片，開始不明白他何以會笑得如此爽朗，但漸漸地，我懂了，這就是勇者與普通人的差別，和大多數人一樣，他一定也害怕痛苦，一定也會恐懼，但他依然抱有希望，相信這個世界會好，相信不正常的年代終將過完。我們這個年代的人大多都讀過食指的《相信未來》：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這首詩寫于1968年，一個不正常的年代，那一年，歷史學家翦伯贊夫婦服毒自殺，作家、《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者田漢死于獄中，那一年，許多善良的好人默默地忍受著不公正的命運，但真正的勇者依然抱有希望，相信未來會好，世界終將回歸正常。
我說這些，并不是為了夸耀自己，我不是什么勇者，我只愿意追隨在他們左右，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僅此而已。
往東師古方向走了大約一兩百米，一輛面包車遠遠開來，在我們面前倏地停下，一個小伙子率先跳了下來，這人身材很高，留著時髦的發型，穿一件黑色圓領T恤，胸口露著一個半圓形的刺青。在他身后還有六個人，其中有一些身穿黑衣，另外一些不是，但在我的印象中，這七個人全是一身漆黑，仿佛在黑夜里生活得太久，身不由己地染上了黑夜的顏色。他們一言不發，團團把我們圍在中央，為首的小伙子認定了我就是匪徒首領，徑直奔來面前，一手掐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力地把我的胳膊反扭到身后，當時恰好有幾輛車從身邊駛過，車速很快，中強或是恩超大叫了一聲：你們干什么？有話好好說，別動手！那群人不理不睬，推推搡搡地把我們趕到路對面。
我十分憤怒，相信他們三個也一樣，七嘴八舌地嚷嚷起來：你們憑什么？你們講不講道理？
對方有人回答：這是我們的地盤，不跟你講道理！
恩超大怒：這是青駝，不是東師古，還是你們的地盤？
對方答：就是，就是！
我問：你們這里誰是領導？我們談談好不好？
他們不說話，小山說：那我們不去東師古了，我們走路回臨沂，這你們管不著了吧？說完作勢要走，被一個家伙一把揪住：站住，不許走！
我急了，拿出了看家的本領：你搞清楚，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未經審判，沒人可以剝奪我們的人身自由！
我現在承認，這話說得不合時宜，顯得十分幼稚，因為在這個國家，法律并不是擋箭牌，至少不是我們的擋箭牌。果然，領頭的小伙子一句話就把我打敗了：什么法律？不跟你講法律！
這下每個人都怒了，我們本來是背靠背站在一起，現在各自尋路突圍，我印象最深的是恩超，有個家伙一直在撕扯他，恩超兩眼圓睜，長發披散，像一頭發狂的獅子，他一次次掙開那人的手，在附近的店鋪錢連聲怒吼：憑什么？憑什么？憑什么？！
不多時又一輛大巴停了下來，他們奮力地拉我們上車，我們奮力掙扎。我當時只有一個想法：走，走得越遠越好！一個中年男人一直跟著我，抓我的肩，扭我的手，他的力氣很大，可還不足以制服我，我一邊掙扎抗拒，一邊艱難前行，耳邊有各種喧囂，汽車聲、喝斥聲，還有一句話不知道是誰說的：你們，這不是土匪嗎？！
事后我才知道，他們三個人各有遭遇，恩超新買的皮夾克被撕破了，中強的肚子上挨了兩拳，小山的腿上挨了一記很專業的扁踹，我當時沒什么感覺，回北京之后才發現兩臂有多處淤青，這些并不嚴重，幾乎不能算打，以對方之實力，要打得我們重傷嘔血并不難，打死打殘也是情理中事，但我必須承認，他們并沒有真的動手，只使用了象征性的暴力，與其說是毆打，不如說是在恐嚇。
我走了大約150米，那個中年男人一直想制服我，一直未能如愿，兩個人都累得氣喘吁吁，有一會兒他大概是沒力氣了，只抓住了我的外套，我拖著他走了幾步，他大叫：別走了，衣服都撕壞了！我不聽，奮力掙扎，突然身上一松，外套被他扯了下來，我繼續前行，他不肯放棄，抱著我的外套亦步亦趨，這時小山他們都已經被弄上了車，那個刺青小伙飛奔趕來，右臂摟住我的脖子，猛然將我摔倒，厲聲喝道：叫你別動，聽到沒有？
我躺在地上大口喘氣，憤怒地嚷嚷：好，你打人！你打人！
刺青小伙回答：誰打你了？誰打你了？
我說你把我摔倒了，這還不算打？
他當面扯謊：誰摔你了？你自己跌倒的！
我氣得語無倫次：原來你也會害怕呀，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他咬牙切齒地回答：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后面的事情非常模糊，不知道是汽車開到了我的面前，還是他們把我押送回去的。我只記得路邊某家商店走出來一個小姑娘，縮在墻邊呆呆地看著我們，兩眼大睜，樣子十分害怕。
又一次被扭送上車，當時車門口的階梯上站著一個穿淺色襯衫的男人，個子很高，估計是他們的首領。小山和中強一起推他，小山說：你下去！沒人幫你買票！那男人穩穩站定，回頭怒斥：你們，忒不是東西了！小山說：我記住你了，記住你這張臉了！
我注意到一個細節：在整個過程中，他們沒講一句粗話，“不是東西”就是最嚴厲的指責。也許有領導專門交代過，也許是他們有自己的工作紀律，我不能因此說他們是文明人，因為文明人不會這么野蠻。事后我和小山討論過，我說他們不一定就是壞人，也許只是信了一些不該相信的話，如果組織上認定陳光誠是里通外國的漢奸，他們就會身不由己地恨上他，順便也會恨上那些支持他的人，這很正常。我自己就有這方面的經驗：剛上高中那一年，我聽了太多廣播，所以由衷的相信某個人就是豬狗不如的王八蛋，多年之后才知道，原來這是一個清白高尚的人，是真正的愛國者。小山說：他們也不能算什么好人，做這種事也許只為了錢，每月1600，什么都不用干，只是打打人，活動一下筋骨，到哪兒找這么好的工作？
最后我們都同意：這是一群患有“善遲鈍癥”的病人，他們不在乎什么善惡，只關心眼前盈尺之地，他們不是大奸大惡，但在某些特定的時候，他們會變成罪惡幫兇。如果手中有槍，他們會盡量瞄準，不管槍口下是暴徒、平民還是自己的親人，不管發生什么，他們都不會動搖，絕不會把槍口抬高一公分。
廈門大學前校長、《資本論》的譯者王亞南先生曾經講過一句話：前現代社會由三種人構成：騙子、傻子和啞巴。我想他一定忽略了第四種人：幫兇。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幫兇就是所謂的“群眾基礎”，他們人數極多，所以每個人都不需要負太大的責任，也沒人需要懺悔，在多年之后，大多數人都可以為自己辯護，說他們受了愚弄，也屬于受害者。這話不能算錯，但還應看到，正是因為有他們的援手，罪惡才得以實現。
在當下中國，做幫兇還是不做幫兇，這是一個問題。

（四）

我們坐大巴回到臨沂，一輛黑色別克始終尾隨，這肯定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車，我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們加速，它就跟著加速；我們掉頭，它就跟著掉頭；我們停下來喝汽水、吃拉面，它就在門口一聲不吭地等著。我不知道這輛車屬于何人，但可以斷定，它花的一定是納稅人的錢。我曾經參加過一些公款飯局，吃的時候沒什么負罪感，但這一次，我要向納稅人道歉，僅代表自己：對不起，因為我們做了一件微小而平凡的事---看望朋友，一個法律意義上的“自由人”——連累了你們，讓你們每個人都有所損失。
我們原計劃從濟南回北京，可是去濟南的路必經東師古，對我們來說，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只能取道徐州。那輛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車一直把我們送到高速路口，或許它還會繼續在那里停留，就像理查.馬克思歌中所唱的：無論你在何方，無論你做何事，我都將在此堅守等候。直到徐州方面通報我們安全抵達的消息，它才會歡快地駛回東師古，并以此結算獎金和工資。感謝它的耐心，但我希望獎金的數額不要太大，納稅人已經夠無辜了。
我們于下午三點到達徐州，已經出了山東省界，每個人都感覺一陣輕松。笑瞇瞇的胖司機要價800元，我給了1500，因為他幫了我們的大忙，也許在某些人看來，他幫的都是不該幫助的人，不知道這笑瞇瞇的兄弟回去之后會有什么樣的遭遇，但愿他一切平安。
買了四張回北京的火車票，晚上8點22分開出的G164次動車，我想起7月23日的災難，心里有點慶幸，也有點悲哀：我們沒能見證那次的奇跡，卻見證了另一個奇跡，這是奇跡之國。
五個人中，小山的經歷最為豐富，也格外謹慎，有人打電話問他身在何處，他只說我們已經離開了山東，絕口不提徐州二字。我沒什么經驗，有人問，我就直說。我的想法是：我們只是去看一個朋友，這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沒必要搞得那么緊張。
后來發生了一些事，證明小山不愧是老江湖，也證明了：在一個不正常的時代，做某些正常的事需要付出代價。因為這里是中國，而我也不是外賓。
但我還是覺得自己錯的有道理，因為做正常的事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價。雖然我不是外賓，但我也有過正常生活的權利。這是人類生活最低的要求，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它竟然會成為一種夢想。
四天之后，我們五個人在北京再次聚首。小山在上網，恩超換了一件新的皮夾克，中強在打牌，諾拉在旁邊笑嫣嫣地看著，我開了一個不恰當的玩笑，傷害了恩超，在此向他道歉。我們吃了一頓飯，喝了兩壺咖啡，說了一些不需要記住的話，我們像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我并沒忘記，陳光誠此刻還在東師古，還在黑暗中孤獨地承受苦難。我相信，諾拉也不會忘，中強也不會忘，恩超也不會忘，小山也不會忘，還有更多的人都不會忘：當我們在干凈明亮的屋子里端起酒杯，陳光誠正在黑暗中孤獨地承受苦難。
如果你生活在東師古，陳光誠離你很近。即使你不在東師古，陳光誠也離你很近。他的遭遇就是每個人的遭遇，他的命運就是每個人的命運。一人不自由，則人人不自由。你可以不關心陳光誠，但應該明白：當他的自由被隨意剝奪，你的自由也將岌岌可危。
我曾經在網上讀到一段話：在中國變成一個更好的國家之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這條路注定不會平坦，如果注定要有人流血，請從我開始；如果注定有人要承受損失，也請從我開始。如果我流血別人就可以不流血，我愿意流血至死；如果我損失別人就可以不損失，我愿意損失殆盡。
這段話的作者不是陳光誠，但幾乎就是他說的。我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在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我能將這段話讀給他聽。然后坐下來喝杯酒，慶祝我們終于實現了一個夢想：正常的生活。
10月15日深夜，我在臨沂榮華酒店讀班.哲倫的《暗夜無盡》，書中描寫了一個暗無天日的地下室，一些可憐的人活在其中，有人死去，剩下的都在等死，對他們來說，時間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但依然有人珍視時間，他叫迦罕，是個年輕人，他坐在黑暗的角落，默默地計算著時間，每天三次為囚犯們準確報時。他活在黑暗之中，卻在時間中看到了光明。他身陷囚牢，卻在時間中獲得了自由。
第二天回到北京，有位前輩給我發來一條短信：你是一個作家，做這種事有意義嗎？我回復他：有，為了光，為了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