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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意識的形成，是由中華民族的生存狀態與人文環境直接促成的
　　中華民族生存在相對穩定的農耕文明的環境之中。這種與天相侔的農業生產及其社會形態，造成了先民將自然與社會的統一視為最高人生境界的觀念。先民從與天合一的生存意識出發，形成了物我相合的思維方式，并深深地銘刻在《周易》中的陰陽八卦與同時出現的陰陽五行學說之中。《易傳》中“物相雜謂之文”與“兼三材而兩之”的文化觀念，影響到人們的審美觀念之中，便是大文化觀念的一以貫之，它無形之中促使古人將審美活動與天道自然、人生和諧視為統一之物，從而使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與西方美學從古希臘開始善觀細部的認知觀念不同，具有濃郁的形而上之人文底蘊，注重從宇宙與人生的高度去看待審美活動與觀念意識。
　　在對人生解放和人生意義的不懈追尋中體現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意識
　　審美活動作為人的個體生命意義的爆發，在特定年代，往往獲得直接的表現。相對于哲學的理性思辨與倫理的實踐，審美活動通過“吟詠情性”，使人的生命沖動在美的王國中得到升華，精神獲取自由，意義得到形而上的超越。這一點，在魏晉南北朝表現得最為明顯。漢魏以來，中國社會陷入空前的動亂分裂之中，在各種哲學思潮展開對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時，審美活動也成為人們重鑄精神人格的創造活動，以人為本的文化觀念融入美學思想之中。當時雖然佛教活動開始興盛，然而在現實人生痛苦的解脫，精神人格重構方面，審美活動顯然更具有人文意蘊，更能契合人生需要。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關懷，主要是由審美活動體現出來的。
　　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意識能夠代替宗教意義上的人文關懷，獨立承載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頓
　　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存和奮斗中，形成了樂觀向上的人生觀，“生生之謂易”、“樂天知命而不憂”，便是這種心理的表征。這種文化心理使得中國人在遭遇危厄與痛苦時，能夠在審美活動中獲得解脫。錢鐘書先生曾在《詩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認為審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長歌可以當哭，遠望可以當歸”，是中國傳統美學看待人生與審美關系時的基本價值觀念。在中國傳統美學中，滲透著中華民族對自然和人生的體驗，這種體驗融情感與認知于一體。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的哲學，都將人格的最高境界定位在超越功利的物我一體的境界中。西方的哲學或者是以認知為特點，或者是以超驗的宗教世界為指歸，這兩種境界都是以主客體的分裂為特征，中國古代的哲學和美學則主張將人的價值建構在人與自然的統一之上，這種統一又以審美體驗為中介。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決精神信仰問題，使人生獲得審美超越。
　　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意識，還表現在它的自我教育的意識之上
　　人文意識與精神不僅表現為人格的自我完善之上，同時表現在運用這種成果來對社會進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質方面。審美活動不僅是個體的經驗，更主要的是一種社會性的文化創造與普及活動，是個體與群體，自由與功利的有機融合。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底蘊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很優秀。早在《周易·賁卦·彖傳》中就提出：“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是古人對于人文化成較早的看法。中國傳統的“人文”含義是指用人類的文明成果，來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態的人走向文明形態的人。這亦是人文關懷的重要方面。先秦時儒家強調“六藝之教”，道家重視“行不言之教”（老子語），后來如《淮南子》與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則兼融儒道，將自然之教與人為之教調和起來，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味。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底蘊，通過這種教育思想與具體實施，體現出特有的對人的關懷。
　　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人文意識激活的成果
　　它源自美學思想人物內心深處的人文關懷，表現為對特定年代中文化危機的憂患，對再造審美理想的責任感。從中國傳統美學的發展來看，美學人物首先是充滿人文憂患意識的思想家，他們往往是站在時代的前列與人生的尖峰上來考察審美現象，回應文化建設中出現的嚴峻問題，建構自己的美學理論。比如春秋以來，隨著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變，儒道法墨諸家圍繞對禮樂文明的評價，以及由此而來的天道人性問題，開展了激烈的爭鳴，對真善美問題作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為美與道家乘物游心的價值觀念，既是倫理價值的判斷，也是審美價值的尺度。人文意識與美學理論的高度統一，是中國古代美學重要的精神傳統，也成為后來中國傳統美學向前發展的動力。孔子的“詩可以怨”，唐宋時代的“不平則鳴”、“詩窮而后工”等，不僅成為審美創作的動力，也是美學家從事理論建構的精神契機，表現出人文底蘊對美學建設的激活。

社會科學報滬⑤B7美學袁濟喜20072007
袁濟喜，中國人民大學。
作者：社會科學報滬⑤B7美學袁濟喜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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