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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變遷理論成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熱點的背景是，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盡管內容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還是體制的轉軌過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而體制轉軌屬制度變遷范疇。具體地說，一方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迫切需要一種解釋力強，而又切合中國制度特點的現代經濟學的指導；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學正面臨著范式危機，此時，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便“乘虛而入”。中國對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可分為兩條線索。第一條線索：制度變遷理論以改革方式的理論出現，它以研究改革的戰略或過渡方式為中心；另一條線索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為主導。其中一部分經濟學家提出要盡快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同時對西方的制度變遷理論做“追蹤式”研究；另一部分經濟學家則對此持謹慎態度。
　　一場偉大的改革實踐需要理論的詮釋和指導。在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性達成共識之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改革以及向什么目標改革的問題。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便成為關注的焦點，于是出現了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研究。根據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結合我國改革的實踐，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供選擇的模式至少有四種：第一種是將傳統的集中計劃經濟模式，改為改良型的集中經濟管理模式；第二種是將傳統的集中計劃經濟模式，改為指導性計劃加間接行政協調的模式；第三種是將傳統的集中計劃經濟模式，改為基本非控制型的市場協調的模式；第四種是將傳統的集中計劃經濟模式，改為宏觀計劃控制下的市場機制協調模式。（注：楊啟先：《關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1986年第5期。）隨著改革的深入，人們逐漸明確了以市場取向的改革模式才是一種現實的選擇。“實踐已經證明，市場取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走向復興的必由之路。”“我們應當根據實際生活的進展，進一步發展我們的理論。因此，有必要對我國經濟體制提出一個既能體現我國十多年的改革經驗，符合我國大多數人共識，又能準確概括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屬性的明確提法。初步考慮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一個是最低的方案。更鮮明的方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注：吳敬璉：《建議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財貿經濟》1992年第7期。）鑒于蘇東改革的失敗，人們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采取激進方式還是漸進方式產生了興趣。絕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改革是一種漸進式改革，他們從中國農村改革實踐和信息的連續性出發來論證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成功改革方式。但也有一些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可以簡括表述為：鄧小平思想指導的反‘休克療法’的激進改革。”（注：宋承先：《中國經驗：反“休克療法”的激進改革》，《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學者還注意到，中國不僅面臨著改革還面臨著發展，如果經濟不能保持發展，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必須正確地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注：厲以寧：《轉型發展理論》，同心出版社，1996年版。）有的學者還用“增量改革”、“存量改革”、“帕累托改進”、“非帕累托改進”這些概念來解釋和分析中國的經濟轉軌。第一條線索的優點是，它一開始就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出發，融合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內容，更多地使用我們熟悉的語言和邏輯來描繪和分析中國改革的現實、戰略和制度變遷，具有一定的解釋力，某些內容還具有可操作性。其缺點是缺乏統一完整的分析框架和先進的分析工具，其研究對象也不明確。
　　另一條線索是從引進科斯和諾思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開始的。“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的改革思維也經歷了從忽略制度到重視制度的嬗變。”（注：柯武剛 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偉大的經濟轉軌實踐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其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有所創新的范式理論和重視案例研究的傳統，讓正在摸索的中國經濟學家仿佛看到了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總的說來，中國的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尚處于萌芽階段。起初從第一條線索開始，后來兩條線索時有交叉，最后又以第二條線索占優勢。這種理論上的演變既取決于實踐，又取決于理論本身的魅力。第一條線索尚未形成嚴謹的分析框架，其中有更多的政策經濟學的成份。隨著改革實踐的推進和理論研究的深入，第二條線索以其嚴密的邏輯內在一致性、科學的分析工具和對現實問題的強解釋力而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國制度變遷理論研究存在以下問題：第一，研究方法尚不規范；第二，研究選題抓不住重點；第三，理論研究缺乏創新。而對這三個問題的解決也構成了中國制度變遷理論研究的路徑、內容和方向。
　　1.研究方法的規范化。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沿著不同的線索發展有助于促進理論的競爭和繁榮，但科學、規范的研究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將改革方式的研究等同于制度變遷方式的研究會使其流于表面化。改革方式是一種寬泛意義上的整體框架式的制度變遷方式，它側重于改革的戰略、目標重點、步驟、時限等方面的研究。改革初期，這方面的研究連篇累牘，但并未能在一個科學的框架結構內展開。這方面也有一些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如《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注：林毅夫等：《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漸進式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注：樊綱：《漸進式改革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等。改革方式的研究必須有它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才有可能提高它的層次，形成一種科學的理論體系。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曾指出過，有兩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世界，一是均衡的方法，二是演進的方法。（注：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由于均衡的方法適于處理理性的經濟因素，所以這種方法一直比較發達。后來又出現了博奕論、進化博奕論的經濟學方法。中國制度變遷研究的另一線索一開始就是“舶來品”。它過分迷戀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認為除此以外的制度變遷理論都是非正統、非主流的。盡管也有一些學者對此有所警覺，但“推進實證和融入主流”仍是兩種主要聲音。有些人用中國的事實來檢驗科斯等人的研究方法在中國是否有效。但從中國二十多年改革實踐經驗看，漸進式改革方式強調信息的分散性、連續性，其背后的制度變遷理論則強調動態的演化過程，強調個人、自愿團體和政府之間長期重復博奕的進化。從這種意義上說，靜態的均衡分析和動態的演化分析相結合的進化博奕論的研究方法也許是研究中國制度變遷的較好的研究方法。青木晶彥等人從進化博奕論的角度研究了經濟體制的進化，從對進化安定戰略(ESS)、最佳反應動力與歷史的路徑依賴性的研究中，認為社會體制是由歷史的初期條件以及過去已有環境變化過程中進行的實驗、政府的介入以及同異文化的接觸等因素決定的。實際上，他提出了在進化博奕論的基礎上的制度的協調進化的思想，這是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
　　2.研究選題要抓住重點。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所面臨的問題與中國不同。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危機的產物，它的任務是補充、完善和發展西方正統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而中國的制度變遷理論的需求是由改革的實踐直接創造和拉動的，所以它應該有自己的研究重點和方向。在內生性制度變遷研究中，要突出對產權博奕進化的研究，這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特點決定的。在這方面，汪丁丁試圖以博奕分析來研究演進過程，認為制度變遷是一個在知識傳統約束下的博奕均衡過程。（注：汪丁丁：《“盧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經濟研究》1996年第3期。）在外生性制度變遷方面，要重視對意識形態、不同利益集團和政府作用的研究。中國濃厚的文化傳統和政府居于核心位置，并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活，這些是研究中國制度變遷問題決不能忽視的。在這方面，張宇燕等人的工作值得注意。（注：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孫廣振 張宇燕：《利益集團與“賈誼定理”——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經濟研究》1997年第6期。）運用合作博奕論來研究制度變遷中的妥協、契約和可自我執行的協議。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基于中國制度變遷的制度環境或制度背景。
　　3.理論研究要注重創新。中國制度變遷理論研究的現狀是：一方面，用西方經濟學的最新方法來剪裁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經驗事實；另一方面，從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分析中并未能引出多少有效的結論，在理論上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理論的研究缺乏創新，只是跟在別人的后面做亦步亦趨的“追蹤式”研究，那么中國經濟學家豈不成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代言人”了。理論的創新特別是原創性的研究對中國制度變遷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不能排除在中國或亞洲現象背后潛藏著有別于西方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的邏輯。
　　必須明確的是，中國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不是對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做精細化的工作，而是在引進的基礎上有所創新，這種創新既包括方法論上的也包括內容體系上的，一味地“融入”或一味地“排斥”均非正確的路徑。就目前來說，中國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方向應是：在方法、工具上要以引進為主，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內容、體系上要以創新為主，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第一條線索和第二條線索在高層次上的融合不失為最佳的“理性選擇”。
經濟學動態京50～52F11理論經濟學孫良20022002孫良 安徽師范大學 作者：經濟學動態京50～52F11理論經濟學孫良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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