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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發言：
　　時間：2002年8月12日
　　地點：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
　　 背景
　　自1992年出現中國威脅論以來，國內外關于中國崛起或是中華民族復興已經有了許多討論，今天之所以再次討論這個問題是希望能引起國內學者們從中國的角度討論這一問題，而不是從外國的角度討論問題。自有“中國威脅論”以來，中國一直都在討論如何在國際社會上減少“中國威脅論”，如何讓周邊國家，特別是讓美國別認為中國是威脅。阿富汗戰爭的主要軍事行動一結束，美國就出臺了大談中國威脅論的國防部報告和國會中美關系評估委員會報告。這說明盡管我們一直想辦法消除“中國威脅論”，但美國認為中國是威脅的觀念是不斷加深而不是日益淡漠。那么，中國實力的增長如果可以縮小了中美實力差距，這對美國和世界將產生什么影響呢？也就是說美國不把中國作為主要戰略防范對象是否可能？中國崛起面臨的最大國際困難是什么？是經濟的，是政治的，還是安全的？中國應采取什么策略來應對這些困難？如果美國超強實力地位20年不變，其防范中國的戰略目標又是既定政策，那中國應該怎么辦呢？值得關注的是，美國這次宣傳“中國威脅論”，東盟國家和歐洲國家都沒有附和。這是不是說明情況已發生了變化，但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是中國實力增長的客觀影響變化了呢，還是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認識發生了變化？
　　——閻學通
　　 中國的崛起正接近事實
　　房寧 建國五十多年，改革開放二十多來，中國的走向始終吸引著世界的目光。我認為，應充分估量我國在政治、經濟和精神領域獲得的巨大的發展和進步。現在國際上有兩種極端的看法，一是“中國威脅論”，一是“中國崩潰論”，二者雖各執一端，但共同點卻是對中國未來的共同關注和興趣。對中國未來的判斷，國際上已成為一門顯學。
　　中國發展的確是個復雜的問題。費正清先生曾提到過的“中國例外論”，在我看來，其實就是“中國神秘論”。無論從國際經驗還是經濟史方面的專門考察看，中國的發展確實讓人感到有些困惑。比如，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盡管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初期擁有一些有利條件，但隨著參與程度的加深，經濟發展就會受到抑制，即在全球化過程特別是產業資本國際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獲得的有利條件會向相反方向轉化。應當說，這是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一般規律。但是，中國情況就比較特殊，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仍處于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受益期。在經濟上，隨著市場體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快車道，進入了工業化發展的高潮期，生產、消費高漲，盡管現在仍然是問題多多，如經濟結構、金融風險、社會分化等方面的問題，但隨著發展，這些問題相信是可以逐步得到解決或緩解的，不至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阻礙。可以說，現在如果沒有外來的不可預見和不可避免的巨大沖擊，中國經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發展的前景是很好的。在國際經濟方面，中國作為全球化過程中低端的初級產品加工基地，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這與西方經濟的金融化、空心化、實物經濟的消退有著密切聯系。在政治上，中國整個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文化正在發生轉型，或者說，基本朝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體系過渡，基本找到并逐漸形成了一個適合中國目前經濟基礎及其他社會關系的政治結構。在文化方面，從80年代的“反思文化”，過渡到90年代以愛國主義為基調的本土文化、民族主義的復興，可以說近十多年來中國民眾、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國家民族意識，發生了一次巨大轉變。一國的發展不僅僅取決于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即與政治經濟相互作用的精神意識方面。回想80年代后期，當時那種以《河殤》為代表的反思文化達到極端程度，結果是形成了一種顛覆性的語境。現在，權力與社會、執政黨與知識分子的整合性加強了。或者說，在全社會更多地達成了一種共識，這就是90年代以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復興，以及以此為基調的當代政治文化逐步形成并成為主流。概括地講，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正在完成轉型，逐步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積極、健康的軌道，百年來中華民族崛起的夢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事實。
　　 中國崛起會帶來震蕩
　　唐永勝 中國的崛起已是個現實問題。中國甚至沒有辦法顯示它的不重要，應該說中國已具備了成為擁有很強實力的大國的一些基本條件。這必然會在亞太范圍內、甚至在全球范圍內帶來權力結構的變化。從歷史的經驗看，像中國這樣重要的國家，無論其衰落抑或是崛起，都會引起整個世界體系劇烈的動蕩。從中國崛起這二十年所帶來的影響看，一方面，引起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防范、戒備和限制；另一方面，也給世界帶來了某種活力和希望。當前我們感受較深也是必須有所準備的是受限制的一面。如果中國自身對所受限制處置不當，便會與外界發生較為劇烈沖突。但是在現有的國際條件下，發生像過去那樣大規模戰爭或國家間利益碰撞的可能性在減小。當然，威脅也是存在的。如果我們處置不當的話，中國崛起過程有可能會終止，或者雖未引起大震蕩，但卻可能使中國真正實現現代化國家的進程大打折扣，這兩方面都應該規避。中國崛起的路仍很漫長。
　　閻學通 現在大家討論中國崛起的問題時，對中國崛起本身的影響，討論得不是太多。這似乎是認為，我們無論做好、做壞，外部的環境都不會發生變化。這種看法也許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我國外部環境的好與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們自己發展的影響。如果我們把自己的經濟搞不好，我們的國際環境也許會變好。我們實力越來越弱，美國就不會防范我們了，周邊國家就沒有中國威脅論了，那么我們國際環境就會發生變化。問題是我們目前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很小，核心原因是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趨勢在可見的未來不會改變。我認為，中國崛起的勢頭是擋不住的，因此外部的壓力中短期內仍會很大。
　　中國崛起有三個層面的影響：在政治上，由于中國還無法與美國平起平坐，這就使得美國不能像尊重前蘇聯一樣尊重我們。然而，中國又在發展、在崛起，美國無法忽視你，結果導致美國覺得芒刺在背，要防范中國，這種結構性矛盾會不斷加劇。只有到了中國的實力能與美國平分秋色時，美國才愿意與中國和平共處了。這就是為什么當美蘇矛盾勢均力敵的時候，赫魯曉夫提出“和平競賽”，當時美國覺得這是蘇聯友好的表示。而如今中國如果提出“和平競賽”，美國會認為中國有野心挑戰美國，是不友好的行為。對周邊國家也是一樣，周邊國家先是不適應中國在地區事務中的作用增長，然后是利用中國在地區事務中與美國的矛盾；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講，他們希望中國的作用增長，為他們利用大國矛盾創造更好的機會。我想也說明為什么這次東盟國家沒有附和美國的“中國威脅論”。
　　經濟上，隨著中國實力規模的擴大，發達國家包括美國都會積極爭取進入中國市場，而后則是在相似水平上的經濟競爭加劇；周邊國家先是担心中國與他們形成出口競爭，而后則要求中國對地區經濟承担更多的責任，要求中國促進地區經濟共同市場的建立；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越來越要求中國承担更多的國際經濟援助責任。
　　安全上，今后五至十年中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矛盾將因臺灣問題而惡化。除日本外，多數東亞國家將在中美安全矛盾中采取中立的立場，而國際社會則會要求中國更多和更直接地參與國際維和。
　　 美國強勢下缺少“自由”
　　時殷弘 我這里不說我們所處環境中使我們放心和鼓舞的許多有利因素，而只說需要我們全面和勇敢地正視、認真和細致地對待的不利因素。我們如果要認識中國在當今和未來一個長時期里所處的世界政治總體環境，要大致正確地判斷和在方向上預感中國在其中崛起的基本困難，就首先需要從世界基本格局和世界基本潮流的角度來做大框架式的考察和分析。世界基本格局主要指國家間力量和權勢的基本分布狀態。這20余年來尤為突出的大致是這么一個事實：美國及其主導的西方發達國家共同體在總的力量、權勢和大部分功能領域（即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技術、財政、思想文化影響和國際規則體系等）占有非常顯著的優勢。冷戰結束以來的10余年內，美國的優勢更是多半由于下列四大事態得到了新的巨大增長：蘇聯瓦解、美國發動和展開信息技術革命、大力進行“新軍事革命”以及美國經濟在90年代大調整和大增長。9·11事件以后，美國霸權性優勢的支配或嚴重影響范圍可以說出現了進一步的躍進式擴展。這首先是因為在恐怖襲擊引起的全國性安全恐慌背景下，美利堅民族行使優勢和為此承担代價的意愿大為增長，美國大部分公眾對一個懷抱“進攻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念和強烈的美國極端民族主義、霸權主義情緒的政府給予了近乎“空白支票”式的支持。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美國的霸權性優勢、特別是在軍事領域的霸權性優勢之巨大，在我們所知的歷史上幾乎絕無僅有，甚至超過了羅馬帝國。
　　以這樣一種力量分布為最大特征的世界基本格局存在著嚴重問題。美國的巨大力量優勢難免導致其強權態勢和強權行為，許多其他國家因而缺少在國際體系中的基本自由，世界政治缺少基本公正。就美國的“制度霸權”來說，雖然往往不像它不時直接行使的武力霸權那么殊難容忍，但同樣并非真正的國際合作；而且，一年多來美國的單邊主義表明，霸權甚至在一些關鍵領域發展到排斥“制度”、因而造就實在和潛在的混亂的地步。顯而易見，在這樣一種基本格局中，中國的崛起已經、并將繼續遭遇因全球國際體系內力量對比嚴重失衡而來的各種困難，尤其是由于美國越來越著意防范、阻滯中國力量壯大而來的困難。美國權勢的真正衰落還需要要很長一個時期，我們在這方面所處的困難局面也將持續很長一個時期，盡管困難的程度可以有變化。
　　 兩大潮流的雙刃性
　　當代世界有四大基本潮流：全球化、多極化、國內社會政治生活現當代化、國際規范（國際法和國際倫理）的重大變化。就中國崛起的困難而言，全球化和社會政治生活現當代化特別值得關注。由于這兩大具有雙刃劍性質的基本潮流，當代世界大多數欠發達國家都在經受著可以說往往是巨大、深刻的痛苦：現當代化痛苦。在這痛苦當中，有些來自現當代化轉型和沖擊中，落后國家、落后社會不同程度的嚴重不適與自我更新能力的欠缺，連同轉型的分解、裂變和混亂效應，還有些來自在世界潮流的涌動中按照本國社會實情來選擇、試驗、推進現當代改造和發展的固有困難。此外，還痛苦還包括美國及其他西方強者的、往往自以為是甚至只圖自利的壓力，或者說強加西方影響甚至西方模式所加劇的不適和紊亂。很明顯，崛起中的中國也在并將繼續多少經受著這些痛苦和困難。它們表明，我們的國家安全問題還包括在這樣的基本環境中我們的社會和政治穩定能不能持續，我們國內的種種有關問題能不能在不引起過大痛苦或震蕩的情況下得到解決，如何處理這一方面困難同剛才講的前一方面困難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些都與我們的安全、發展和崛起前景休戚相關。
　　 難以避免的“安全兩難”
　　時殷弘 從東亞區域層面來看，中國在崛起過程中面對三大長時期的安全環境問題：地緣政治、“安全兩難”、“權勢轉移”。
　　中國處在亞太地緣政治格局的中央，又是一個陸海復合型國家，既面對海權壓力，又面對現有的或潛在的陸權壓力。中國周邊有最強大的、并且與之有多種矛盾和抵觸的美國，有經濟力量巨大、軍事實力和潛力令人担憂、民族心理復雜并且對中國多少用心叵測的日本，同時還存在有特殊的強國抱負并與中國有歷史宿怨的印度以及越南。與我們相鄰的朝鮮半島、東南亞和中亞地區也包含著難免不時引起我們安全關注的種種因素。從地緣構造來看，中國與這些鄰居的關系完全理順是不可能的。
　　不僅如此，國際政治的現實和理論都告訴我們，中國避免不了基本的“安全兩難”（而且是多項安全兩難）問題，雖然可以爭取緩解、甚或從長期說有可能爭取解脫這個問題。安全兩難是國際政治的某種“心理動力學”，往往成為國際緊張和對立的一個大深層動因。我們對一些周邊國家，特別是美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美國也算作我們的周邊國家）、日本、印度感到不放心是很自然的，實際上也有相當正當的理由。反過來，對于中國國力的騰飛，再加上中國作為“洲級大國”的民族國家規模，周邊一些國家對我們不放心也是真實的和正常的，盡管它們的有些担憂在我們看來往往簡直荒唐，也盡管那里有些勢力別有用心地制造、渲染和鼓噪“中國威脅”。我們只有通過同其他有關國家一起，長期性地逐漸創設、培育和形成東亞區域和次區域國際安全體制，才能夠逐漸地大大緩解、甚而爭取擺脫多項安全兩難。否則，我們越是強大，它們對我們的疑懼和防范就可能越是加劇，我們在安全兩難的意義上就可能越不安全。
　　至于國際政治理論中所說的“權勢轉移”趨勢，目前大多發生在中國經濟力量發展及其引起的經濟實力對比變化方面。近些年來，中國經濟力量有很大增長，綜合國力也因此顯著上升，這勢必引起一些人、特別是一些美國人對于中國的担心，而且這種担心有時必然會達到在我們看來簡直荒唐的程度。他們担心甚至確信中國照這樣發展下去，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將發生根本變更，從而使得（依據他們的唯能力思維方式，或能力決定意愿邏輯）中國在此前后將全面挑戰美國的地位和勢力。他們關于過去500年的近現代國際關系史的全部書本知識、他們那種超強國家慣有的過度敏感心理，都使他們相信這一點。除非中國的發展勢頭夭折，要基本改變這種觀念、或大大縮小其信仰者范圍恐怕至少需要一代人或更長時間。而且，對“權勢轉移”的担心加劇了安全兩難問題；而且，“權勢轉移”還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中國和日本、甚至中國和印度之間，它們使得中日和中印關系更為復雜化。
　　總之，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因素、傳統的國際政治思維、國家間的心理關系因素和“權勢轉移”問題使得中國在整個東亞區域格局中面臨困難多多，問題多多，而且它們都首先關系到中國的長遠安全。
　　 我們的兩種民族心理
　　時殷弘 中國國內也存在許多深刻和長期性的困難問題，包括人口問題、生態和自然資源問題、社會的道德素質問題、我們民族的“戰略文化”問題等。在這里，我只想談談我們許多人那里存在的兩種心理，或許可以稱為兩種民族心理，它們都可能會給中國的崛起帶來重大障礙或風險。一種心理或許主要存在于較低收入、較低受教育程度或在改革過程中遭遇較大個人困難的人群中間。它的特征，在于過度的國際“受害者”、“受困者”情結和過激的民族主義情緒，簡單、粗糙和片面地看待中國面對的外部困難，缺少大戰略的全局觀念和對國家根本目的之經濟、外交和政治工具的重要性的理解，缺少歷史信心、戰略耐心和戰略思維的起碼精細性。持有另一種心理的人大概主要集中在那些從改革開放中得到較多實惠、收入較高以及個人對外聯系較多的人群中間，而且主要分布在沿海的經濟較發達城市。他們中間一些人對國際環境和中國國運的態度和看法可以說相當大程度上“經濟論”、“個人化”了；說得不客氣些，他們不多考慮中國所處的安全環境和基本國運。他們中間還有一些人雖然對這些考慮得較多，有真正的民族國家關切，但同樣缺少大戰略的全局觀念，缺少對于國家目的之軍事工具的重要性的理解，連同對于外交工具的內在豐富性和多選擇性的認識，缺少戰略決心。這兩種心理都不是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應有的、健全的心理，但它們在我們中間卻分布得相當廣泛，影響也比較大，而且很可能是困擾我們的長期性問題之一。實際上，即使環境再困難，如果民族心態比較好，既有歷史信心和戰略耐心，又有戰略決心，中國崛起為偉大強國就大有希望。
　　 中國怎么辦
　　唐永勝 在崛起過程中，中國會受到來自整個國際體系比較持久的束縛。維持原有力量結構的慣性非常明顯地存在著，我們可以感受到來自大國及周邊國家的限制與防范，但這僅是一方面。我所講的國際體系更注重一些背后的東西，比如國際經濟關系的基礎，它雖無形，卻長期發揮作用，而我們也必須面對。簡單說，我們所受的束縛更深刻地體現在一種資本邏輯對后起國家一種結構性的限制上。在全球化發展的今天，世界經濟體系已比較穩定，這種結構傾向于維持原有利益分配，即傾向于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后起國家要突破經濟結構的束縛來獲取利益，會遇到難以預料的困難，一百多年來還未有非常成功的先例。而要突破更深層次的價格結構就更難完成。有一種現象非常值得重視，原來的經濟震蕩如經濟危機總是首先在英美等發達國家爆發，而現在卻反復發生在比較落后的國家，這種現象就是國際經濟體系原有慣性加強的表現。慣性的基礎性和長期影響是不應忽視的，由此中國的崛起也必將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當然，國際體系發展也并不只體現于束縛，可資利用的方面也存在著。比如，全球性問題的增加和國際關系脆弱性的增強對國家間尤其是大國間協調提出了新的需求，無形中給落后國家提供了機會。
　　目前，中國很難找到直接的促進崛起的戰略，戰略途徑只能是間接甚至是迂回的。其實這也是弱國地位的自然約束。和美國接觸中的種種無奈表明，我們的力量確實不足，不可能過多地指望通過硬碰硬的方式來獲取利益。對中國的慣性制約在很大程度上是無形的，靠短期行為不可能實現突破。因此，我們在戰略途徑的選擇上應該采取間接一些，迂回一些的思維方法。具體來講，應盡可能加入國際機制，比如入世，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全球和地區安全網絡等，這就會擴大我們的回旋余地，獲得更多協調的可能。在目前外界壓力較強的形勢下，我們跟大國以及國際體系的接觸點多一些，會更安全一些。前一段時間，學術界曾討論俄通過改善與北約的關系而緩解所受壓力的問題，我認為，中國應尋找適當的時機，創造條件以某種形式加入類似像八國集團那樣的機制中，如此將標志著中國安全環境的重要改善。而現在，我們能夠利用的大國之協調機制還是顯得太少了。另外，在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時，不論是積極還是無奈，我們必須把國內市場的整合協調與融入國際市場結合起來，認識到國際化過程的漫長和可能遇到的諸多風險，不能一廂情愿，真正增強我國資本積累的能力，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最需要解決同時也是最急迫的問題。
　　房寧 20多年來我們所選擇的道路，決定于我們的崛起最終會跟國際秩序發生矛盾甚至是激烈沖突。如果說剛剛對外開放的時候，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上“互補性”還比較強的話，那么現在競爭性正在成為主導。對中國未來崛起的約束首先來自于現有國際經濟體系，同時也來自政治體系，其實，簡而言之，就是來自美國。當代世界經濟體系是一種典型的雙重結構。一方面，是"intel inside"，另一方面，是"Made in China"，這是一對最生動和最典型地表達當今世界經濟結構特點和經濟秩序特征的關鍵詞。而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正是這兩個關鍵詞所代表的。中國的崛起正處在與美國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矛盾的碰撞的發展軌道之上，中國和美國就好比兩列相對而馳的火車，早晚要迎頭相撞。中國發展必須要過美國這一關，過不了美國這一關，中國在現代化的這所大學校中就永遠畢不了業。而美國絕對不希望中國崛起。那么，是否能找到一個雙贏的結果呢？我認為，經過努力，有些矛盾是會得到緩解。但是，這絕不是一個相互諒解、理解和協商的結果，而是一個斗爭結果，是實力和戰略角力的結果。中國發展所面臨的主要課題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方位的限制。對中國自己來講，一種可能是打進世界秩序，迫使對方接受，中國在現有的經濟基礎之上，擴展自己的政治軍事實力，在可預見的將來，建立以亞洲為主，以中國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共同體，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抗衡。如果我們不能把美國勢力從亞洲趕出去，我不能設想是否還能按目前的思路（共同富裕）發展下去。當然，在看到世界秩序險惡的同時，還應看到其矛盾性和脆弱性。中國如果策略得當，中國未必不能與美國競爭。美國在去年一年中的成績究竟有多少？我們應看到自己的有利條件和他們的問題。中國的崛起如果按目前整個歷史邏輯向前延伸的話，即要沖破西方的制約，但如果沖不破制約，那么，我們可能會被拉美化，改革開放成果殆盡。另外一種情況，我們在保持大致的統一和穩定的前提下，作大幅度的內部調整，搞內斂，來緩解社會內部壓力、矛盾，走一條內向發展的道路。
世界知識京42～47D6中國外交閻學通/房寧/唐永勝/時殷弘20022002焦點一：中國是否正在崛起　　焦點二：中國實力的增長對美國和世界將產生什么影響　　焦點三：中國崛起面臨的最大國際困難是什么　　焦點四：中國應該怎么辦閻學通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時殷弘 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唐永勝 國防大學國際關系教研室教授　　房寧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作者：世界知識京42～47D6中國外交閻學通/房寧/唐永勝/時殷弘20022002焦點一：中國是否正在崛起　　焦點二：中國實力的增長對美國和世界將產生什么影響　　焦點三：中國崛起面臨的最大國際困難是什么　　焦點四：中國應該怎么辦

網載 2013-09-10 21: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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