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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
　　上個世紀中后期，帝國主義列強用槍炮強行與中國對話，一次次掠奪、一次次賠款，使清政廷破蔽、國力大衰，變法圖強成為先進中國人的共識。資產階級維新改良運動是一次悲壯的努力，改良派在政治與文化領域同時出擊，對西方近現代思潮包括自由主義學說進行了較多的介紹。中國文化因其早熟性和模糊性，對外來文化有非凡的同化力，幾乎每一種西洋學說和名詞，都有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人在古舊典籍中找到“原版”，這已經成為老大帝國、“世界之中”的中國人的思維定勢。然而，自由和自由觀念，是無論多么善于圓滑變通的人也無法在古代中國找到對應物的。更可悲的是，“自由女神”一踏上中國就有些近乎女巫、女魔的形象。誠如美籍華人學者費正清在他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
　　——西方自由主義的神圣概念'freedom'和'individualism'，一如在日本，當譯進中國時，保留了任性胡為這樣一種含義，它們成了人人為自己這一信條的附庸。正經的儒學中人對此避之唯恐不及。這里，西方個人主義的美德演變成為了一種無責任感的自私放縱。（注：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這似乎注定了自由主義在中國一開始就是不夠純粹和背運的。近代研究介紹西方自由主義用力最勤的是嚴復。這位曾留學英國的思想家，洞察到自由主義與西方進步的實質關系，并由此推出中西文明最大的區別乃“自由不自由爾”。他獨具慧眼地看到了歐美國家的民主富強同自由意識的發展的內在聯系，看到了提倡自由觀念的巨大的歷史意義。他譯介了西方近代尤其是19世紀自由主義大家的著作，把英美等國關于理性政府、法制、經濟、教育方面的自由主義學說介紹到中國，這是他心目中的西方價值系統中最優秀的東西。尤為可貴的是，他認為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的最大特征，是促進科學發達、工業文明的“心力”。康有為在“托古”的幌子下，販運了西方自由觀念的洋貨，《大同書》更是集中表達了求個人自由的烏托邦理想。譚嗣同抨擊舊傳統的猛烈武器中也包括西方自由學說。梁啟超把自由視為“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注：梁啟超《新民說·論自由》，《新民叢報》第7號。）。但是，近代對自由和自由主義的鼓吹，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不僅闡揚的深度不夠，而且僅限于少數知識分子圈內，廣度也不夠。康有為遲遲不拋出《大同書》，因他以為不合時宜，梁啟超很快意識到自由主義由于注重個體會削弱國家利益，譚嗣同十分勉強地把古代五倫中的朋友一倫與平等自由觀念混為一談，即使是嚴復，他的自由主義的形象中仍有一根民族主義的主心骨，他視自由主義觀念為改造國人“力、智、德”，實現國家富強的工具，有著明顯的功利目的。維新思想家既要以新的價值觀轟毀舊的封建勢力，本身亦免不了傳統意識的諸多影響，因而維新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潮是十分微弱的。
　　如果說自由和自由主義在嚴復、梁啟超那里主要是作為一種文化層面的宣傳的話（他們也有君主立憲，以國會代君權的政治嘗試和主權在民的社會思想的宣揚。但很快被推毀），那么，中華民國——這種至少在形式上應是民主的政體的建立，則為自由主義的政治運作提供了可能性。霍布豪斯在寫于辛亥革命同一年的《自由主義》一書的最后一章里，先是描述了自由主義在歐洲遭到毀滅性打擊的命運，接著在充滿希望地展望自由主義的未來時，寫道：“近年來，最使西歐自由主義歡欣鼓舞的，莫過于亞洲國家的政治覺醒的跡象。……亞洲從君士坦丁堡到北京的覺醒是當代最偉大、最有希望的政治現實。”（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義》，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9-120頁。）
　　民國頭兩年，黨派組織與黨派競爭較為活躍，各種治國方略都有。不少人對代議制政府和聯邦自由主義階段的綱領十分推崇，對憲法的意義也十分重視。作為民國初年自由主義政治嘗試的兩大標志是1912年憲法的制定和1913年國會的活躍。民國招牌剛掛、參議院組成后，民國第一個根本法產生。“主權在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原則，三權分立的中央制度，是憲法中的重要內容。其表述方式與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頗有幾分相近。在廣大社會階層，新興職業階層興起，報紙數量激增，自由表達機會增多，對女子教育和婚姻自主的提倡，以及新型的服飾與發飾，也顯出自由主義氣象。但從武昌起義到袁世凱解散國會并廢棄臨時約法，歷時不到兩年。袁世凱在1913年夏季把自由主義體制和地方自治掃蕩殆盡，1914年更是加緊了控制，民選議會和公共生活中的自治領域都被縮小了地盤。“這些做法狠狠打擊了那場以社會上層為基礎的廣泛的政治自由主義運動，使其舊傷未愈又添新傷。”（注：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頁。）袁世凱獨裁時期，反袁、倒袁的志士仁人把憲政、代議制、自治等民主自由主義階段的綱領作為理論依據和號召的旗幟。袁死后，民初的自由主義有復活的跡象。但在北洋政府時期，國會屢被操縱、憲政成為某些人玩弄的把戲等令人作嘔的行為，使公眾對共和政體的熱情明顯下降。“沒等到自由主義的精神重新伸張并取得某種行政優勢，一種非集權化的軍事專制主義便出現了。由此，民初的兩種試驗形式也主要是作為否定的政治樣板而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注：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頁。）
　　一個非常矛盾而有趣的現象是，軍閥混戰時期，軍閥們制造的分裂與混亂反而為思想的傳播提供了機會。大學、期刊及出版業在此期異常活躍，新文化運動應時而生，應勢而生。在政治實驗中失敗的自由主義，又在文化的層面上得到伸張。
　　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以啟蒙家姿態領導現代文化潮流，在聲勢頗壯的反對封建文化建立新文化的運動中，自由主義是他們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五四”真正掀起了人本主義、個性解放的大潮，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自由主義學說得到了最廣泛的傳播，啟蒙思想家的價值重建工作，落實到人的解放、個性解放的意義上。“五四”運動前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氣勢、規模和深度方面遠遠超過了維新時期，影響也更為深遠。它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使自由主義成為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中心價值觀。它深刻地影響了文學藝術，使“五四”及20年代的文壇形成了人道主義和個性主義的主潮。不僅如此，它不局限于文化界的單純宣傳，而且在政治經濟等一定范圍內，也有著自由主義的嘗試。商會和金融團體對自治和自主的要求，《努力周報》等刊對自由主義政治和法律的鼓吹，對“好人政府”的呼吁和幾個“好人”的臨時入內閣，對議會權力的強調，都可看出自由主義者的積極行動。如同《劍橋中華民國史》所指出：“資產階級的參與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賦予了政治和社會的含義”，“這種自由主義的努力決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史的表現，它與那個以大商業和現代工業為基礎并集中于通商口岸的都市社會的崛起是相輔相成的。”（注：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0、838頁。）
　　“然而，對于人本主義、自由主義宣傳者來說，1919年‘五四’風潮最終爆發前的中國社會，幾乎已經籠罩著不祥之風。事實上，不管《新青年》同人如何高揚人本主義、自由主義旗幟，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人是純粹的個性抗爭者，沒有一個純為解脫個人困惑而尋求意義、評估價值。他們是一群試圖通過救個人實現救社會的救世關懷者，或者是以為兩者可以自然統一的自由主義者。”（注：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16頁。）此時歐洲自由主義正處于危機之中，自由主義誕生地的歐美國家在巴黎和會上不給中國人民以主權和自由的行為也激起了人們對自由主義的困惑與反感。學生愛國運動中民族主義情緒的激昂，鄰國俄羅斯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又昭示了一條新路。新文化同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分化，胡適對自由主義仍持著樂觀態度，李大釗、陳獨秀把眼光轉向了蘇俄。“顯然，李大釗和胡適的動向，指陳著1919年后的中國知識界除了將要出現新保守主義思潮的興盛，還將從《新青年》中分化出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并且共同組成現代中國思想界的三大主要流派。”（注：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19頁。）
　　北伐革命結束，國共合作破裂后，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國民黨假借三民主義為武器，既攻擊共產主義亦抨擊自由主義、踐踏人權、大肆獨裁、鼓吹什么“個人無自由，黨要有自由”的謬論。30年代初，日冠侵華步伐加快，也為蔣介石提供了排斥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借口。但“五四”以來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呼聲，也日益強烈，各階層各政黨希望開放政治、擴大民主、實現憲政。30年代資本主義有了較大的發展，大眾傳媒更加普及，自由職業者逐漸增多，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上相對獨立的階層，也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呈現社會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但缺乏法律保障和和平秩序，自由主義總是處于無序狀態，甚至是處在左翼與右翼的夾縫之中。這一時期最有名的輿論刊物是《新月》和《獨立評論》，先后由上海北平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編輯。前者有轟動一時的“人權運動”的討論，后者有關于“民主與獨裁”的論爭。這些知識分子既有對自由、獨立、民主的信仰，亦有對德治、仁政的期待。言之鑿鑿，卻回應無聲、無關大局。帶有左翼和自由主義雙重色彩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先生的被害，就顯現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對自由主義的真面目。
　　在抗日戰爭最激烈的關頭，知識分子難有余力關注新的思潮和學術文化，但民族危亡的形勢又使更多的人關心政治，要求民主、救亡。國民黨的戰時集權，極大地限制了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學理探討和社會化努力。共產黨越來越強大，獲得了農民和自由民主派的廣泛支持。抗戰勝利后，滿懷希望的自由主義者自以為迎來了發展自由主義的黃金時期。他們組政黨、搞聯絡、辦刊物、寫文章，要求政治經濟的自由民主和憲政，得到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的廣泛支持。1946年9月，《觀察》周刊創刊，這是本世紀中葉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最后一塊陣地，其“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宗旨吸引了當時最著名的自由主義作者。《大公報》、《文匯報》、《民主周刊》、《聯合增刊》等宣傳自由主義的刊物也廣有影響。但戰后自由主義運動很快受到現實的無情打擊，他們期待的和平解決方法沒有行通，多元政治格局未能出現，和平——理性——改良的運作模式受阻。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共產黨的節節勝利及對知識分子的友好政策，使眾多自由主義者成了共產黨的擁護者。政治自由主義日漸退潮、文化自由主義又有所抬頭，部分人又熱衷于討論人的解放、啟蒙等話題，試圖守住自由主義的最后防線。隨著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反動勢力被摧毀了，自由主義者被教育改造了，中國自由主義，也就難以為繼了。
　　總的來看，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和運動雖未曾斷裂，卻始終發展得很艱難。平面地說來，它主要是一場知識分子圈內的運動，既得不到當局的支持，也沒有廣泛的民眾基礎。即使涉及政治，也書生論政，很少實際“干”自由主義政治。其發展具有間隙性。民國時期，自由主義占據了國內外敵對勢力尚未明朗化的和平間隙這一天時地利（注：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9-30頁。）。在軍閥混戰的“五四”時期，國民黨忙于軍事圍剿的30年代初，以及抗戰勝利后的內戰時期，政治高壓的松動和集權主義政治專注于軍事，使文化界的自由主義較有聲勢；與此相聯系，中國的自由主義也以文化自由主義收獲較大。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在現代一直處于陪襯地位，經濟自由主義受制于外敵入侵和舊有封建勢力，發展斷斷續續，難以獨立前進。而文化自由主義在20年代嶄露頭角。30年代自成一家，40年代有較多的理論建樹，然而它始終處于邊緣狀態。民國初年在政治和法律范圍內在幾聲自由主義的吶喊中卻很快沉寂。“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在文化范圍內大張旗鼓地宣傳過自由主義學說，但很快轉為了社會改造。30年代談政治的自由主義僅僅限于談談而已，文化領域的自由主義受到左翼文壇和國民黨御用文人的猛烈沖擊。40年代曾在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出擊，卻也很快消聲匿跡。中國的自由主義總是處于社會的邊緣，從沒有過全面運作的機會。
　　而且，中國自由主義的失勢幾乎是一開始就注定了的。從社會現實來說，民國時期，既有外敵入侵，又有封建勢力的包圍，國破民苦，自由主義沒有從容發展的現實可能性。“在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激烈沖突的暴力年代里，自由主義的理性聲音不是被保守的力量所扼殺，就是被革命的激情所吞沒。”（注：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頁。）這是中國學者相當準確和清晰的概括。“自由主義的政體只有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中才能發揮作用。……說自由主義對治療飽經內戰以及主權受到威脅的中國的病癥無能為力，這還是不夠的，實際上這些病癥十分嚴重，使自由主義無從扎根生長。”（注：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頁。）西方學者這一總結更為精辟。自由主義的運作需要秩序，在無序的國度與歲月里，自由主義是“無根”的。
　　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而言，自由主義在中國也是“無根”的。陳獨秀欲以西方個人本位主義易中國家族本位主義的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在商業化程度低下，農耕文明心態極重的中國，個人主義極難發揮正面的積極價值，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至今未能成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念，宗法的倫理的集權的儒家意識形態并沒有輕易地被自由主義取代，相反，不少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走了一條從親近到疏離的道路。
　　毫無疑問，作為一種社會政治運動，自由主義在中國失敗了。臺灣著名自由主義學者林毓生這樣認為：“雖然，毋庸諱言地，在分散各地的中國人士當中，有些人私下仍然珍惜著一些未經精確界定的自由思想與價值；但是，自由主義——如果把它當作一個自覺的運動來看——簡直可說在中國已經死滅。因此，我們可以根據甚佳的理由指出：自由主義在中國并無前途。的確，在五四時代初期盛行的脆弱的自由主義的理想，早已被來自左派與右派的勢力所摧毀。”（注：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61頁。）胡適研究專家、美國人格里德也指出：“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生這類價值生活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用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簡言之，自由主義之所以會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么答案。”（注：德里格《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頁。）
　　誠然，自由主義作為一場社會運動在中國是失敗了。但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在中國并沒有“死滅”。即便自由主義文化思潮經歷了多少曲折、多少挫傷，然而，文學界的自由主義思潮和創作實踐仍然留下了值得珍視的豐厚成果。精神的價值具有獨立性，而文學創造作為一種個體性最強的特殊精神價值具有遠較其它精神文化領域更多更強的獨立性。我們還將在后面的文字中較詳盡地論述：提高中國自由主義文學概念的理由、中國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發展道路及與中國自由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聯系。
　　　　　　二、中國自由主義文學概念
　　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至今仍然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這既因研究對象本身的模糊性，亦因文學史家尚未全方位地深入地探討。當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中提倡表現個性的文學、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開辟“自由的園地”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在提倡自由主義文學，盡管他們本人并沒有這樣直截的稱謂。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中，稱《新青年》時期的文學指導思想為“人道主義”，稱語絲社的思想表現為“自由主義”和“趣味中心”。樊仲云譯日本學者廚川北村的《文藝思潮論》是在1924年，該書介紹歐洲文學兩大主潮，一是基督教思潮即希伯來思潮(Hebrevism)，二是與之對立的異教思潮即希臘思潮(Helle-nism)，后一思潮的十大特征是：肉的，本能的；爾當自知；個人的自覺；自由主義；現世，人間本位；自我的滿足；自然主義；智識的藝術；科學的，實驗的；客觀的傾向。這些特征明確包含著自然人性、個人主義、客觀理性等自由主義內容。“這些見解，成為我國二十年代對西方兩大思潮認識的統治思想，常常加以引用。”（注：王錦厚《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學》，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頁。）至30年代，“自由人”、“自由文藝”的提法在文學論爭中屢見不鮮。40年代，朱光潛明確表示：“我在文藝的領域內維護自由主義。”（注：朱光潛《自由主義與文藝》，1948年8月《周論》第2卷第4期。）在他的手中，自由主義文藝理論已較為成熟。以上可見，自由主義文學概念及相近提法在自由主義文學發生的同時空中已存在。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建國后17年間，隨著資本主義思想受到猛烈地批判，對自由主義文藝從未有過真正切實的學理上研究。十年浩劫期間，更是空白狀態。“新時期”初，又開始有了對自由主義文學現象的零星探討，但大都從個別作家和社團著眼，且停留在局部肯定的層次上。80年代初，唐ｔāｏ＠①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中，有了把30年代的左翼作家、民主主義作家與自由主義作家并稱的提法，不過所論極短、語焉不詳。香港學者司馬長風在1979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中，把聞一多、沈從文稱為自由派，與人生派、浪漫派平列。1982年，蘇光文發表《論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文藝思想派別及其消長》（注：蘇光文《論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文藝思想派別及其消長》，《西南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把20年代的現代評論派、30年代的自由人、第三種人、40年代的“民主個人主義”等自由資產階級文藝派別串在一起，分析其“隨著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與中國自由資產階級的升沉而消長”的“軌跡”，并評價了其共同特征及文學史地位。這恐怕是新時期第一篇從整體上論述自由主義文學的文章。特別值得提到的是，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流入大陸后，由于作者對西方文學價值觀念的熟稔與認同，該書對不少中國現代作家作出了有別大陸史家的全新評價，尤其是對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朱光潛、李健吾、師陀等自由主義作家和理論家的肯定，對大陸學界帶來了不小的沖擊，并明顯推動了大陸對自由主義文學的研究。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中期（即所謂“后新時期”或“轉型期”），既深化了此前對這一文學現象的個體研究或群落研究，也陸續出現了一些從整體上談及自由主義文學的文章。錢理群在《試論五四時期“人的覺醒”》一文中，論述過“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文學史上始終不占主導地位，卻又從未斷絕過的自由主義、個性主義思潮”。（注：錢理群《試論五四時期“人的覺醒”》，《文學評論》1989年第3期。）甚至在他那本薄薄的小冊子《人之患》的第三輯“沉沉默想”中，也多次提到自由主義文學現象及對它的評價問題（注：錢理群《人之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汪暉在《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一文中，對“五四”自由主義思潮與文學也有精辟見解（注：汪暉《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文學評論》1989年第3、4期。）。陳思和在借談周作人道路時，對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亦有精彩的闡發（注：陳思和《關于周作人的傳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1年第3期。）。對自由主義文學的個體研究或群落研究，更有一些出色成果。如易竹賢、耿云志先生的胡適研究、錢理群先生的周作人研究、陸耀東先生的徐志摩研究，以及吸引了眾多中青年學者注意力的沈從文、張愛玲、林語堂、徐志摩研究，和對現代評論派、新月派、京派、海派、九葉詩派的研究。這些成果不僅拓展了學術領域，而且沖擊了舊有的研究格局。不僅形成了學術界的熱點，而且也是出版界的熱門。在這些論著中，研究者采用了“自由派”、“自由作家”、“自由主義作家”、“自由主義文學”等等提法。不過，限于研究課題的原因，幾乎未見對這一學術概念的深入細致地探討。
　　由此看來，自由主義文學作為一種文學史現象和文學研究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提出“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整體概念有著充足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應該說，自由主義文學概念，如同“民主主義文學”、“民族主義文學”、“社會主義文學”、“人道主義文學”、“法西斯主義文學”一樣，是一個從外部概括文學現象的提法，或者說是一個文學社會學概念。自由主義文學是針對中國現代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政治色彩較濃、思想意識紛繁復雜的現象所作的一種社會學概括，是對原有的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社會學概括的一個補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重提這一概念并注重研究這一現象本身就是對既有的現代文學史研究格局的一種調整，一種新的理解。
　　所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大體是指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出現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和文學觀念影響的獨立作家和松散組合的文學派別，他們創作的那些具有較濃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專注于人性探索和審美創造的文學作品及相關的文學現象。它包括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三個方面。這些作家通常抱著遠政治近藝術的創作態度，具有獨立性；其作品注重人性的發掘和藝術美的構造、注重文學的自身價值，具有主體性；作為文學思潮，它總是處于非主流狀態，具有邊緣性。它擁有現代作家中的龐大陣營，至少下列著名人物屬于此列：胡適、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聞一多、徐志摩、李金發、戴望舒、胡秋源、蘇汶、施蟄存、穆時英、劉吶鷗、朱光潛、蕭乾、師陀、宗白華、梁宗岱、李健吾、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穆旦等。具有較明顯的自由主義意味的群落如“現代評論派”、“語絲派”、“新月派”、“第三種人”、“自由人”、“京派”、“新感覺派”、“九葉詩派”等，由于它們通常不具有結社的宗派意義，而更具有創作態度創作方式和思潮上的相似性，因而筆者不用“自由派”而用“自由主義”這一較寬泛的提法。
　　本文所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與“自由派文學”、“自由作家”等概念是一個種屬關系。“自由派文學”一般用于某一流派，“自由作家”（“自由主義作家”）只是指其創作主體，而“中國自由主義文學”既包括作家也包括作品，既包括社團也包括流派，既包括思潮也包括創作。
　　這一概念具有兩個文學史參照系：就不同時空來說，它相對于中國古代無自由主義文學思潮和近現代西方沒有明顯的非自由主義文學反自由主義文學而言；就同時空來說，它相對于中國現代文壇的左翼文學、民主主義文學、右翼文學、大眾通俗文學而言。
　　　　　　三、中國自由主義文學思潮概觀
　　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與文化思想界的自由主義思潮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可以把它當作后者在文學領域的顯現。“五四”及20年代民主自由思潮在文壇亦十分活躍，在自由主義老巢歐美國家留學后歸國的許多知識分子，結成了一些純文學的、非純文學的社團，文學與文化并舉，也滲透在政治領域（換屆頻繁的軍閥政府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占有一定比重，但往往起不了大作用）。30年代革命文學大興，左翼文學運動幾乎成為當時惟一的文學運動（魯迅語），那些堅持“五四”個性主義的作家們以“保守”對激進，他們捍衛文學的“武器”便是自由主義。但在階級斗爭激烈的時代，自由主義的聲音微弱無力。抗戰和抗戰勝利后，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壯大，它的領導者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參與文學文化事業，它的敵手則瘋狂詆毀壓制自由民主之聲，因而自由主義思潮也呈衰弱之勢，但在40年代后期，它還有過一次“最后的輝煌”。簡要說來，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與中國社會的自由主義思潮基本上是一種同構關系：彼長此長，彼伏此伏。當然，二者并不直接等同，自由主義文學的概念更模糊一些。并非所有自由主義作家都直接宣揚過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思想，他們并非口口聲聲喊自由。并非所有非自由主義作家都不要自由。他們有時甚至是十分強調國家的、階級的自由。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價值觀有著自由主義的思想根基，如對個性自由的強調、對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文學獨立性的肯定、對自由和美的關注等。就寫作態度與方式而言，他們不受組織和口號的限制而呈現“自由”的品性。這是最起碼的兩點，比如這一些作家中，既有視自由為文藝之生命而著力張揚的朱光潛，亦有從不標榜自由旗號從不涉及政治哲學的張愛玲，他們都是典型的自由主義文學家。
　　當然，在現代中國文壇，自由主義作家并非是完整全面堅持和宣傳自由主義的所有原則的宣傳家，也并非視文學為宣傳自由主義的全部教義的工具。自由主義作家往往不把文學當“宣傳”工具，他們強調的是自由主義的文化、文學活動。有的作家對自由主義政治有強烈向往，更多的是對自由主義的精髓——個人自由的追求，而且還體現著文學自由的精神，包括自由創造文學藝術、充分發揮創作個性的態度、獨立的寫作立場等等。
　　受西方尤其是英美自由主義文化熏染的自由派作家，當他們較集中地面向社會和文學發言的時候，自由主義文學思潮便出現了。
　　古代中國雖有少數在局部意義上爭自由的個體，但并無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更無自由主義的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筆者一般用中國自由主義文學指代出現在現代中國的這一文學現象，只因古中國無自由主義文學可言。19世紀中葉以后，西方文化包括自由民主思想傳入中國，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自我角色意識有了較大轉換，自由作為一種反封建的新式武器被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廣泛運用，有的表述亦有相當深度。但“自由”只是變革者的政治學說而非人生哲學，他們沒有把自由主義精神融合到文學中去，仍然把文學當作功利的載道的工具，如同把“自由”當工具一樣。只有王國維的超功利美學思想散發著自由主義的光芒，標志著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理論的萌生。但王國維的光芒被梁啟超所掩蓋，功利文學壓倒自由主義文學，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創作思潮并未出現，但自由主義文學在現代中國艱難發展的伏筆，在近代已深深埋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開展，思想文化問題的重要性凸現于歷史進程，大批知識分子（包括作家）成為自由職業者，自由主義文學的局面初步形成，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兄弟比近代啟蒙思想家更多地強調了個人自由的價值，他們對個人本位主義都十分重視。尤其是胡適對自由民主思想的大力宣傳介紹，使他成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文化（文學）的始祖。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明確追求，他的遭遇，則幾乎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的縮影和象征。而周作人“人的文學”的主張，使他成為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理論奠基者。當然，“五四”及20年代的文壇是一個復合體，民主主義作家、自由主義作家和少數提倡革命文學的理論家，其思想和組織都處于雜陳狀況，區別并不特別明顯。在反對封建舊文化這一點上，他們努力的目標是一致的。作為思潮流派的自由主義文學可以說是以“現代評論派”為先河，但在胡適與陳獨秀等人關于《新青年》編輯方針的爭論時期實際上已露出了自由主義與其他陣營分野的最初端倪。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的發起者參與者雖同途卻殊歸，在1927年后的新的社會形勢下各有其舞臺，有時甚至是針鋒相對的。左翼文學適應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中國革命的形勢，自覺繼承了功利的載道的文藝觀，以文學為斗爭工具，對當時的革命斗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確也存在著近政治而遠藝術、理論先于創作大于創作、集體話語淹沒個人話語、聲勢壓倒獨思的現象。如果說左翼作家視文學為反國民黨政治斗爭和反抗外敵侵略的工具的話，那么巴金、老舍、曹禺等民主主義作家則視文學為反封建思想斗爭的工具。巴金一輩子都在聲稱不是為當作家而寫作，而是為表達“我控訴”而寫作，老舍的平民意識和溫和的人道主義立場，曹禺對“損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正世道的批判，承襲著“五四”民主主義的傳統，具有強烈的憂患感使命感和批判鋒芒。支配著他們的創作動機的，不單純是審美創造，而更帶有啟蒙主義的情懷，當然啟蒙也是一種隱性的“載道”方式。至于國民黨扶持的“民族主義文學”，更是自甘把文學當槍使，不過他們所持的是一桿破槍、廢槍，沒有多少力量。在階級斗爭激烈的年月，這幾類文學都有著明顯的功利性質，雖然程度有異、指向不同。唯有自由主義作家堅持文學之為文學的獨立價值，梁實秋的以人性論對階級論，“自由人”胡秋原的“勿侵略文藝”觀，蘇汶的“第三種人”姿態，沈從文的在文學神廟中供奉人性的告白，林語堂的抒性靈倡幽默，他們之所以幾面不討好，皆因“不合時宜”。這是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與其他文學陣營分化與對立的階段。到了40年代，則進入了它掙扎與斷裂時期。作為思潮，僅是沈從文、朱光潛掀起過一點小波瀾，但很快偃旗息鼓。在延安，自由主義文藝觀受到了嚴厲清算。不過自由主義文學家在此期也奉獻了一些較出色的作品。比如站在人生邊上的錢鐘書拷問現代知識分子的靈魂，躲進公寓的張愛玲挖掘都市男女的心理，都有相當的深度。在40年代中后期散發著自由主義之光的“九葉詩派”，則成為現代自由主義文學的最后輝煌。在理論建設上，朱光潛的有自由乃有真文藝觀、李健吾的美學批評，也有著不凡的建樹。
　　從以上極為粗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國自由主義文學在理論上以王國維美學思想為萌芽，但作為思潮則肇始于“五四”。它的演進是曲折的，發展是艱難的。究其原因當然十分復雜，它牽涉到對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總體認識，中外文學文化傳統如何影響中國現代文學進程等問題。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弓加（屮下加又）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71～186J1文藝理論劉川鄂19981998 作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71～186J1文藝理論劉川鄂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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