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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戰后的大國關系中，美俄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克林頓執政期間正是新俄羅斯獨立后處于向西方式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渡時期，也是美俄關系處于相互調整定位，美對新俄羅斯政策逐步形成的時期。在世紀之交，俄政府更替和美國大選之際，對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作一系統的回顧與分析，有助于進一步認清美對俄政策的趨向和美俄關系前景。
　　一 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及其調整變化
　　冷戰時期，美對蘇實行“遏制”政策，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和意識形態上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全面的孤立、封鎖、包圍和滲透。雖然隨著國際形勢和美蘇之間實力消長的變化，美國數次調整對蘇政策，但對蘇“遏制”總體政策和戰略目標沒有變。布什政府時期正處于新舊國際政治格局交替之際，在東歐劇變的情況下，及時提出“超載遏制”的戰略，以加速蘇聯演變。在蘇聯解體，新俄羅斯獨立之初，布什政府充分認識到俄羅斯未來政治經濟演變對美國倡導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性，又及時抓住這個戰略機遇，發展與俄羅斯的關系。但布什政府對俄政策主要在于解決由于蘇聯解體而產生的軍控和核擴散問題以及穩定俄國內局勢，避免俄陷入混亂和重新轉為敵對政權的可能，如何與新俄羅斯打交道，尚處于摸索之中，還沒來得及從大戰略的層面上思考和提出系統的對俄政策。克林頓政府上臺后，在延續布什政府對俄政策的基礎上，又根據新的形勢不斷加以調整，使美在冷戰后時期的對俄政策得以初步形成和系統化。
　　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的調整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對俄戰略思想“理想化”和確立以“伙伴關系”為對俄基本地緣政治政策的時期（1993年初—1994年初）。
　　克林頓政府入主白宮時，蘇聯剛剛解體，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的主要遺產，市場改革已提上了俄的議事日程，美俄剛剛簽署了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所有這一切使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歡欣鼓舞，認為是戰后美國長期奉行的對蘇“遏制”政策和美國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勝利。（注：Donald K.Emmerson,"Americanizing Asia?"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8.）同時，由于獨立后的俄羅斯選擇了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奉行向西方“一邊倒”的對外政策，這使得美國政策制定者對俄國內政治、經濟改革的前景充滿樂觀的估計，認為俄能成為一個穩定的、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注：Zbigniew Brzezinski,"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4.）在這樣的戰略判斷下，克林頓政府對發展美俄關系抱有樂觀的估計，一是認為俄獨立后地緣政治的主要目標是維持地區穩定，美俄地緣政治的目標基本相同；二是認為美俄在廣泛的國際問題上具有相同的、至少是重合的利益，美俄之間建立“伙伴關系”是可行的。（注：The Financial Times,20 Jan.1994.）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可能造成的混亂等種種現實政治因素也使上臺伊始的克林頓政府深感與俄建立“戰略聯盟”和“新民主伙伴關系”的重要性。上述考慮為克林頓政府確定和實施對俄“戰略伙伴關系”和“融入”的基本地緣政治戰略奠定了思想基礎。
　　該戰略的兩大政策目標是：(1)通過對俄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使俄順利過渡到“民主”和市場經濟，從而將俄融入西方政治和經濟體系。(2)通過與俄建立“戰略伙伴關系”，謀求俄在軍控和地區問題上的合作，減少由于蘇聯解體所造成的核擴散給美國帶來的危險，最終將俄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歐洲安全體系中。
　　基于上述對俄戰略思想，雖然外交在克林頓政府初期不占主要地位，但卻任命了一個強大的對俄政策班子來處理俄羅斯問題，把對俄外交作為冷戰后美外交的重點。這一時期克林頓政府所采取的具體對俄政策措施是：(1)政治上，通過支持葉利欽和俄“激進改革派”，幫助其穩定政局，鞏固政權來影響俄政治進程，促使俄向西方政治制度轉變；(2)經濟上，通過對俄實行單邊以及協調西方對俄經濟和財政援助，穩定俄經濟，保持俄經濟轉型的動力，并支持俄實行“休克療法”，以促使俄經濟加速和順利向市場經濟轉變；(3)戰略安全上，通過發起組織前蘇聯地區有關國家進行談判，迫使這些國家放棄前蘇聯遺留在其領土上的核武器，并通過實施郎—盧格計劃對這些國家運輸、儲存核裂變材料以及拆除核武器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確保前蘇聯遺留下來的核武器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及核材料和核技術不流失；(4)外交上，加強兩國首腦會晤和高層互訪，成立美俄聯合委員會，以協調立場。讓俄參加西方“七國集團”會議，抬高葉利欽的身份和俄的國際地位，以期利用俄發揮西方盟國不能發揮的作用，解決一些國際熱點問題和地區問題。
　　這一時期，俄羅斯為了全面加入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安全體系，獲得西方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以擺脫國內危機，奉行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發展與美國的關系也寄予很大的希望，在削減核武器和軍事安全領域與美國進行合作。1994年1月美俄首腦會晤后發表的《莫斯科宣言》宣布兩國進入“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的新階段”，兩國的核武器互不瞄準對方。由于俄美雙方都有發展良好關系的愿望并在戰略上相互配合，這一時期是美俄關系的“蜜月”時期。
　　（二）確立“伙伴關系”和防范并重的對俄戰略思想和政策時期（1994年初—1995年底）。
　　俄獨立后，由原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向“多黨議會民主制”轉變的政治進程并不像美國當初想象的那樣順利。1993年12月的聯邦憲法，雖然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結束了長達兩年的“雙重政權”時期，但其實質則是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總統權力過大，政黨政治不成熟，法治不健全，離美國期望的“自由民主”相差甚遠，充其量僅僅在“選舉民主”方面取得一些進展。（注：Larry Dia-mond,Developing Democracy(Baltimore,M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而且在這次議會選舉中，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日里諾夫斯基領導的自由民主黨出乎預料地名列前茅。弗拉基米爾·盧金當選為俄國家杜馬副主席，俄共力量得到加強，政治影響擴大。1995年杜馬選舉，俄共又獲議會多數。俄杜馬力量對比的變化和選舉結果顯示的社會政治情緒迫使葉利欽對政府進行了徹底改組，“激進改革派”失勢，民族主義勢力增強，“休克療法”被拋棄。與此同時，由于獨立后俄國際地位的持續削弱、俄所面臨的安全環境全面惡化、俄領導集團內部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對俄經濟援助不到位等因素的影響，俄從1993年開始對“一邊倒”的對外政策進行了調整。1993年4月，經葉利欽批準，《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的構想》正式實施，明確提出俄應維護其大國地位。同年11月，俄聯邦安全會議通過的《俄聯邦軍事學說基本原則》又提出“近鄰外交”和“保護其外部邊界”。雖然尋求與西方結盟及親西方的外交原則沒有變，但葉利欽政府在國內反對派的壓力下，已開始注意“在關鍵的國際問題上適當地有別于美國和西方聯盟”。1994年初，俄確立了以“恢復大國地位，確保勢力范圍”為核心內容的總體政策目標，將前蘇聯其他新獨立的共和國視為對俄羅斯利益至關重要的地區，積極推動獨聯體一體化，并利用經濟手段控制獨聯體國家，通過維和及干預獨聯體內的武裝沖突，鞏固其傳統勢力范圍。美俄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和摩擦開始出現。1994年1月，北約正式作出“東擴”決定，遭到俄羅斯的堅決抵制。俄新政府對北約的“和平伙伴關系計劃”及在波黑危機中對美國都采取了針鋒相對的外交行動。
　　俄國內政局的變化，特別是俄共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在國家杜馬選舉中獲勝，使美對俄民主政治未來走向產生懷疑。俄加強獨聯體外交引起美國的警惕，認為俄是企圖恢復在前蘇聯地區的霸權。（注：RaymondL.Garthoff,"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Russia,"Current Hist-ory,October 1997.）俄在美國決策者中的形象開始有所改變，并在美國內引起對俄政策的辯論。埃姆斯案后，美國內對俄政策的辯論達到高潮。共和黨對外事務發言人里查德·盧格宣稱，俄羅斯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對手”，克林頓政府必須打消與俄發展“伙伴關系”的想法。1994年2月，在參議院為塔爾博特提名担任副國務卿而舉行的聽證會上，共和黨議員指責克林頓政府對俄姑息讓步太多，“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強調盡管俄目前不是美國的敵人，但也不是美國的伙伴。美副國務卿塔爾博特寫道：“必須承認，俄有可能回復到其歷史上，特別是蘇聯時期常見的、威脅性的國際行為模式。”上述一切迫使克林頓政府重新思考對俄政策與美俄關系，修正對俄戰略思想，原先的理想主義和樂觀的色彩逐漸褪去，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的考慮開始抬頭。如何與民族主義分子和俄共在議會占多數的俄羅斯打交道，如何處理北約東擴與對俄“融合”戰略的關系，一個強大的俄羅斯抑或一個虛弱的俄羅斯更符合美國的利益，成為美對俄政策必須考慮的難題，促使美對俄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開始采用發展“伙伴關系”與“防范”“制約”兩手并重的對俄政策。具體表現在：
　　(1)雖然仍強調“伙伴關系”，但拉開了一定的距離，承認美俄利益并不一定重合。美副總統戈爾在1995年10月發表的一系列講話中稱，克林頓政府打算在處理對俄關系上“同其他大國一樣”。（注：1995年10月在凱南學院和美俄商會上的講話，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在美國軍事學院的講話，Richard Holbrooke,"America as a European Pow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5.）美新任國防部長威廉·佩里1994年3月14日出訪俄羅斯前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時說，“即使今天在俄羅斯出現可以想象的最好的結果，即一個完全民主的和面向市場的俄羅斯，新俄羅斯也會有與美國利益不同的利益”，同時俄羅斯也有可能“出現最壞情況的結果”，“俄羅斯可能經過動亂之后成為同西方敵對的一個集權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國家”，因此“俄羅斯既能成為美國的伙伴，又能成為美國的對手”，美國“必須對此作好準備”。（注：The New York Times,14 March 1994.）
　　(2)推動和強化前蘇聯地區地緣政治多元化。對前蘇聯共和國略加重視，提升美烏關系，強調保持烏克蘭獨立和穩定的重要性，以發展同烏克蘭及中亞各國的關系來平衡對俄關系。以美對前蘇聯地區的經濟和財政援助為例。在美俄關系的蜜月期，美國經濟援助的2/3給俄羅斯，1/3給烏克蘭和其他前蘇聯地區國家。但到1995年和1996年，情況正好相反，約1/3給俄羅斯，2/3給其他前蘇聯地區國家。到1997年初，烏克蘭不僅接受了比俄更多的美國援助，而且成為美國第三大受援國。美開始對獨聯體南部國家進行軍事滲透。1994年，北約先后與中亞的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簽署“和平伙伴關系”協定。（注：Rajan Menon,"After Empire:Russia and the Southern'Near Abroad',"in Michael Mandelbaum ed.,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Inc.1998).）
　　(3)保持對俄接觸和“融入”的政策，以便繼續對俄政策制定施加影響，防止俄出現重新成為敵對的專制政權的可能。在對俄經濟援助方面，1994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過與俄5天的緊張談判，最終同意給俄15億美元的貸款，以使西方能夠繼續對俄國內改革進程和政策的制定施加影響，同時也是對葉利欽和切爾諾梅爾金處于最孤立的時候表示支持的象征。在發展對俄經濟關系方面，1994年春，歐盟與俄簽署了貿易協定，以推動俄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更進一步。在安全方面，與俄簽署了“和平伙伴關系計劃”。在外交上，邀請俄參加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美俄之間的軍事交流也開始啟動。1994-1995年舉行小規模聯合實戰演習。1994年5月和10月，美國國防部代表團訪問莫斯科，向俄詳細通報美國新的防務報告和核戰略態勢報告。到1995年末，俄羅斯不僅同意參加北約領導的在波斯尼亞的維和行動，而且將其參加維和的部隊置于美國的指揮之下。俄還同意參加北約的和平伙伴關系計劃。
　　（三）美對俄戰略思想和政策中孤立、遏制和弱化俄羅斯的一面進一步加強并逐步占主導地位的時期（1996年初—目前）。
　　盡管科濟列夫的外交政策在當時就受到嚴厲的批評，但直到90年代中期俄對外政策思想仍基本沒有什么變化。（注：Paula Dobriansky,"Russian Foreign Policy:Promise or Peril?"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0.）1996年1月，普里馬科夫被任命為俄外長后，完全放棄了前外長科濟列夫熱衷于與西方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外交政策思想和主張。普里馬科夫認為，俄社會和利益與西方主要國家不同，在對外政策上不能僅僅追隨西方，強調在國際事務中維護俄的利益和大國地位；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反對美國建立“單極世界”，認為俄的利益就是加速多極化世界的形成，而俄“必須是多極化中的一極”；主張加強前蘇聯地區的主導地位和加強俄在該地區的影響，認為俄在前蘇聯地區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必須保持并應得到該地區以外國家的承認。在歐洲安全上，俄堅決反對北約擴大，提出全歐安全的原則，主張加強歐安組織在冷戰后歐洲安全中的作用，盡快就適應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進行談判，建立俄與北約之間的關系符合全歐安全利益的途徑和機制。俄外交政策的調整使美俄分歧和沖突的領域進一步擴大，并日趨激烈和表面化，在北約東擴、俄批準第二階段戰略武器條約、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車臣戰爭、波黑戰爭和科索沃危機、伊拉克武器核查、俄向伊朗和印度出售核設備等問題上，雙方都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引起美對俄作為一個可信賴的伙伴的懷疑。1998年8月，俄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俄提供了貸款，但經濟形勢繼續惡化，并引發政局的持續動蕩，葉利欽的地位遭到嚴重削弱，俄政治力量中左派和中左派勢力上升，使美對俄的未來政策走向疑慮加深。加上官僚機構的腐敗和效率低下、民眾廣泛的反美情緒，使美意識到不能依賴俄改革的成功，美政界和輿論就美對俄政策紛紛進行反思并尋求對策。在這樣的情況下，克林頓對俄戰略思想中削弱、孤立和遏制俄羅斯的一面占了上風，主要表現在：
　　(1)把戰略安全和取得對俄戰略優勢放在對俄政策的首位。一是不顧俄的反對堅決推進北約東擴進程，加緊構筑以美國和北約為主導的歐洲安全新體系。1997年7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作出了吸收波蘭、匈牙利和捷克三國為新成員的正式決定。美國還于1998年1月與愛沙尼亞、拉托維亞和立陶宛三國簽署的《伙伴關系憲章》中明確表示支持這三國將來加入歐洲和大西洋的組織，包括北約。同年7月，美國負責獨聯體和中東歐事務的副國務卿塔爾博特發表講話，要求俄不要把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看成是自己的利益范圍，稱俄阻撓這些國家加入北約的做法是錯誤的，并表示支持這些國家加入北約的愿望。三是促使俄國家杜馬批準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謀求俄同意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允許俄同意美在本土部署有限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三是與其北約盟國加緊磋商制定“戰略新概念”并于1999年4月北約華盛頓首腦會議上正式通過，對冷戰結束之初制定的北約新軍事戰略進行調整，以進一步確立和鞏固美國和北約在冷戰后歐洲安全格局重建中的主導地位。四是積極介入波黑內戰和科索沃危機的調停和解決，并于1999年3月24日開始對俄的傳統盟友南聯盟實施空中打擊。
　　(2)加緊實施“和平伙伴關系”計劃，“在所有的前蘇聯共和國削弱俄羅斯的影響”。（注：Anatol Lieven,"Ham-Fisted Hegemon: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Russia,"Current History,Oct.1999.）一是致力于把烏克蘭作為反俄的緩沖區。二是通過不斷擴大與中亞國家在“和平伙伴關系”框架內的合作，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增加軍隊高層互訪，開發中亞和里海水域豐富的礦產資源，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等，加強對包括中亞和北高加索在內的里海地區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滲透，抵制獨聯體的一體化，削弱俄在該地區的影響，進一步壓縮俄的戰略空間。
　　(3)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俄當局在車臣對恐怖分子采取的軍事行動，從政治上和外交上對俄施加壓力。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看出克林頓政府的對俄戰略思想和具體對俄政策有兩個十分明顯的變化：一是冷戰結束之初的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和樂觀色彩的與俄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為主的戰略思想逐漸為現實的地緣戰略的考慮所替代，從而使美對俄政策由初始的發展“伙伴關系”為主到后期的對俄實行一種近似“遏制”的政策。二是俄羅斯在美整個對外政策中地位處于一種持續下降的狀態，這一方面表現在與冷戰時期美國對蘇政策相比，俄羅斯失去了前蘇聯在美對外政策中曾擁有的中心地位。克林頓政府的對俄政策更多的是出于美國整體對外戰略和政策的考慮，換言之，即把對俄政策納入美全球戰略的總體框架內考慮，而不是像冷戰時期那樣，美對蘇政策處于對外政策的中心地位，其他政策服從對蘇政策需要。另一方面，在冷戰時期對美蘇全球戰略制定具有重大影響的許多雙邊關系問題對美俄關系的影響程度明顯降低：曾經是美蘇關系和東西方關系晴雨表的軍控和削減戰略武器進程對美俄關系影響的戰略意義大大降低，軍控的技術方面的重要性相對上升。美對俄核政策的目標由對付蘇聯核武器給美國帶來的威脅轉為減少俄核武器帶來的危險；美在處理雙邊關系產生沖突的問題上不再顧及俄的反應而一意孤行等。這種變化的政策意義在于，美對俄政策可能是與俄無關的選擇和考慮的結果。
　　二 影響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的主要因素
　　造成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發生如此之大的變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換言之，克林頓政府時期影響美對俄政策制定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一）美俄地緣政治和戰略安全戰略利益的分歧和沖突
　　冷戰后，美俄在一些全球和地區問題上具有利益相同的地方，但在各自的總體戰略目標上卻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分歧。美俄戰略和安全利益的分歧和沖突表現在全球、地區和雙邊關系三個層次上。從全球層次上來說，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目標之一是“保持美國在全球的首要地位”，防止出現一個能對美國霸權地位提出挑戰的對手。（注：Samuel P.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93.）克林頓第二任內，隨著美國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增長和實力進一步增強，美建立單極世界的傾向愈益明顯。調整后的俄羅斯對外戰略也將“恢復大國地位，確保勢力范圍”作為對外政策的總體目標，主張建立地區間大國間的戰略聯盟來對抗或削弱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反對美國的霸權。雖然俄羅斯目前國力衰弱，實力難與美國相比，美在戰略上并不把俄作為一個全球的競爭對手看待，但從長遠看，美國建立單極世界的企圖和俄想當世界大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克林頓政府轉變對俄政策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同時也是決定未來美對俄政策趨向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地區層次看，冷戰結束以來，美把控制歐亞大陸作為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取得全球主導地位的基礎”。美戰略家認為，美國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在歐亞大陸的支配地位的條件是：前蘇聯地區逐步并入擴大中的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勢力范圍；南部地區不被某個國家主宰；東部國家不聯合起來將美國逐出近海的基地。“如果前蘇聯地區拒絕向西方靠拢而成為非常自信單一的實體，并控制了南部，或同東部的大國結盟，那么美國在歐亞大陸的首要地位將嚴重受損。”（注：布熱津斯基著：《大棋盤——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戰略選擇》（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為此，美國必須采取的步驟之一就是抗衡在地緣戰略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國際力量分配發生潛在重要變化的國家的影響，有選擇地吸收它們加入聯盟，和／或控制它們，以維護和促進美國重要的利益。在此戰略思想指導下所確定的美在歐亞地緣戰略目標是：“加強和永久保持地緣政治普遍多元化”，以防止出現一個最終可能對美國“全球首要地位”提出挑戰的敵對國家或敵對的聯盟，“確保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的聯合具有把美國趕出歐亞大陸，或大大削弱美國關鍵性仲裁作用的能力。”（注：布熱津斯基，前引書，第260頁。）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美不失時機地提出和推進北約東擴，大力發展與前蘇聯國家，特別是烏克蘭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聯系，使烏克蘭從地緣政治和文化方面擺脫俄羅斯，并使它加入歐盟、北約、西歐聯盟式的西歐和跨大西洋組織，抵制獨聯體范圍內的一體化進程，堅決支持獨聯體國家維護其領土完整。而俄羅斯在周邊安全形勢日趨惡化的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下，也把穩定“近鄰地區”復雜動蕩的局勢、重新控制整個獨聯體地區和恢復在原蘇聯地區的主導地位作為俄地緣戰略的主要內容，積極改善及加強與獨聯體國家的關系，把推動政治、經濟和軍事一體化作為俄對獨聯體政策的目標，在歐洲安全上堅決反對和抵制北約東擴，主張加強歐安組織的作用，與中國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以改善自身地緣政治和安全環境，為重振大國地位奠定基礎。美俄總體地緣戰略目標的不同使前蘇聯地區和中東歐由此成為美俄矛盾分歧和沖突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影響美對俄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
　　美俄總體戰略目標和地緣政治的矛盾主要通過雙邊關系的問題領域反映出來。冷戰結束以來，美俄之間的分歧和沖突幾乎涉及雙邊關系的所有領域：在軍控問題上，存在著削減戰略武器以及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建立導彈防御體系問題；在歐洲安全問題上，美俄之間圍繞北約東擴、歐洲常規力量裁軍和冷戰后歐洲安全機制的重建等問題的斗爭愈演愈烈，車臣問題成為美政治和外交的主要問題；在經濟領域，存在西方對俄援助的規模和條件的矛盾；在不擴散問題上，雙方圍繞俄向印度、伊朗和中國出售先進武器和技術上的多次較量；在地區熱點問題上，則有西方空襲波斯尼亞塞族武裝和聯合國對塞族制裁。如此眾多的分歧使俄在美戰略思想中的形象得到修正。俄不再被視為一個潛在的盟友，而是日益被看作與美國有著不同利益的國家。美俄之間的這種地緣政治和戰略安全利益的分歧和沖突是影響美對俄政策制定的最根本的因素。
　　（二）兩國國內政治進程的影響
　　除了地緣戰略和安全利益的分歧和沖突外，兩國的國內政治進程增加了美處理與俄關系的復雜性，對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制定產生一定的影響。
　　從俄國內政治進程來看，其國內改革遭受挫折加強了美國內反對把俄作為“戰略伙伴”的趨勢。推動俄朝西方民主制度轉變是美對俄政治政策的主要內容和目標。俄獨立以來，克林頓政府一直關注并從美全球戰略的高度來看待俄國內改革進程。在美國人看來，俄越“民主化”，其國際行為就越和平與合作。（注：Neil Malcolm and Alex Prabda,"Democratization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2,No.3,1996.）“一個民主的俄羅斯將更能接受美國和歐洲共有的價值觀、并因此更可能在營造一個比較穩定與比較合作的歐亞大陸中成為一個小伙伴。”（注：布熱津斯基，前引書。）美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俄實施經濟援助主要也是基于經濟市場化對政治民主化具有促進作用這樣一種設想上。（注：Neil Malcolm and Allex Prabda,op.cit.,P.537.）克林頓認為葉利欽及其“激進民主派”與俄民主化與市場經濟進程緊密相連，因此對俄國內改革的支持主要體現在對葉利欽的支持上。但隨著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和俄共在選舉中獲勝，“激進民主派”失勢，葉利欽政權危機迭出，腐敗現象嚴重，俄民眾對西方援助和市場經濟改革的期望值降低，俄在對外政策方面開始變得“過分自信”，即強調對外政策的獨立性，注意在國際事務中維護俄的利益和大國形象，與西方的戰略合作開始減少，美對俄民主化和市場經濟改革進程開始持懷疑的態度，美對俄戰略思想和政策中開始加入防止俄“民主化”和市場經濟改革進程發生逆轉，防止俄共和對西方持敵視態度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上臺執政，防止俄重新回復到過去與西方為敵的專制政權等內容。
　　從美國內政治進程來看，首先，克林頓對俄政策制定受到黨派斗爭的影響。克林頓政府與俄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政策從一出臺就遭到來自美國國會共和黨議員的反對。隨著俄國內改革遭受挫折和美俄分歧日益增多，克林頓政府的對俄政策不斷受到國會中共和黨人的激烈批評，共和民主兩黨在俄羅斯問題上的分歧日益加深。特別是1998年俄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內展開了一場“誰失去了俄羅斯？”的對俄政策大辯論。共和黨外交政策專家認為，“克林頓政府沒有很好把握如此重要的一個戰略關系而‘失去’了俄羅斯”，（注：Michael McFaul,"Getting Russia Right,"Foreign Policy,Winter 1999/2000.）認為克林頓政府缺乏一個明確而連續的對俄政策，指責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過于軟弱，沒有真正的對俄政策。（注：Jerry F.Hough,"America's Russia Pol-icy:the Triumph of Neglect,"Current History,Oct.1994;Stephen Sestanovich,"The Collapsing Partnership:Why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Russia Policy,"in Robert J.Lieber,ed.,Eagle Adrift: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Addision Wesley Lo-ngman Inc.1997).）克林頓政府寄予厚望的美俄“戰略伙伴關系”是由“錯誤、誤解和判斷失誤組成的”（注：前布什政府副國務卿和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羅伯特·策立克語。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7,2000.）。俄羅斯不應被當作一個“伙伴”看待，而應視為一個“強硬的對手”。克林頓對俄政策的最大失敗在于沒有完全把俄納入到歐洲新的安全結構中。克林頓政府認可葉利欽1993年不合乎憲法地解散人民代表大會、炮轟白宮和強行通過新憲法，賦予總統幾乎是專制的權力，這是明顯地將經濟改革置于民主之上，將葉利欽的個人命運置于對俄憲法的尊重之上，置于美國阻止俄重新回到專制，回到侵略性的對外政策這樣的利益之上。（注：Dimitri K.Simes,"Russia's Crisis,America's Complicity,"National Interest,Winter 1998/1999.）美對俄羅斯民主和改革的支持變成了對葉利欽的支持，葉利欽的議程成了美國的議程。（注：Condolee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Jan./Feb.2000.）由于克林頓政府的對俄政策失敗，“美俄之間的關系日趨惡化”，因此，“需要在牢固的基礎上重新確定美國的對俄政策”。（注：美眾議院議長丹尼爾·哈斯特爾特語，法新社華盛頓2000年3月15日電。）俄羅斯金融危機后，在國會聽證會上，美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吉爾曼等人猛烈抨擊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失當”，認為美國“支持在俄羅斯建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努力是一次慘痛的失敗”。
　　這些批評加上俄近幾年的“倒退”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是：在華盛頓產生了“政治困難”，使一些積極支持與俄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人感到“厭倦、沮喪”，對俄的政策倡議越來越少。（注：Sherman W.Garnett,"A Nation in Search of Its Plac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0.）其次，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不斷受到國會的干擾。冷戰后美國會在美俄雙邊關系的一系列問題上一直尋求影響俄政府的政策和行為，至少希望獲得俄國內對這種影響的支持。其常用的方法是通過對立法議案附加條款要求俄接受某個要求，對俄施加壓力，否則不給俄經濟援助或失去在互惠基礎上談判簽定的協定的好處。如，美國會附加條款提出，如俄不在規定的日期內從拉托維亞和愛沙尼亞撤出軍隊，美國將斷絕對俄的經濟援助；要求俄撤出在摩爾多瓦的軍隊，甚至要求俄的加里寧格勒成為非軍事區。附加議案還要求俄不向印度出售航天技術，不向伊朗出售核反應堆，不賣給中國反艦導彈，接受美國在軍控談判上的立場等。（注：Raymond L.Garthoff,op.cit.）第三是利益集團游說的影響。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多種族的國家，利益集團在美國對外政策制定中歷來起著重要的作用，但俄羅斯卻是少數幾個其在美國的移民通過游說反對美國與其母國建立良好關系的國家之一。盡管俄院外集團的影響不大，但對克林頓對俄政策制定還是產生一定的影響。（注：See.Anatol Liven,op.cit.）最后，美國官僚政治和決策機制對克林頓對俄政策制定也有一定的影響。決策機制多元，政出多門，難以形成一致有效和連續一貫的對俄政策。（注：See,Stephen Sestanovich,op.cit.該文對美國官僚機構和決策機制對美國的俄羅斯政策制定的影響作了詳細的分析。）
　　（三）兩國如何看待與對方的關系或對發展與對方的關系的戰略判斷
　　在冷戰后大國關系普遍進行深刻調整的過程中，正確理解和判斷對方的戰略意圖和雙邊關系的性質對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極其重要。美俄之間的沖突和分歧不斷加深以及相應的政策調整，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基于實力變化基礎上的雙邊關系性質再認識和重新定位的結果。
　　美俄關系是美蘇關系的延續，但與冷戰時期美蘇兩極對抗的關系相比，其性質已完全不同。冷戰時期，伴隨著美蘇之間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尖銳對立，兩國在軍事上直接對抗和在全球范圍的爭霸。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結束和俄羅斯選擇西方式的發展道路，美俄之間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雖然消失，但兩國仍然存在戰略和安全利益的分歧和矛盾，冷戰時長期的相互敵對狀態對兩國人民的心理造成的陰影短時間難以消除，前蘇聯輝煌的歷史和俄羅斯民族潛在的大國意識也使俄不甘淪為“二流國家”的心態必然通過其對外政策表現出來。美俄雖不再是敵人，但尚未發展成為“盟友”。但冷戰結束和俄獨立之初，美俄雙方對此的認識并不清楚，以為只要“遵循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就可以建立盟友和伙伴關系，就能消彌分歧，在廣泛的國際問題和雙邊關系問題上進行合作，對雙邊關系的未來發展作出了錯誤的戰略定位，期望值過高，認為美俄之間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友誼和伙伴關系”及“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兩國的國內政治進程以及現實的安全和戰略利益的沖突逐步使雙方都認識到當初雙方對相互關系的認識過于“天真”，美俄在處理雙邊關系上趨于務實。雙方都認識到，美俄關系雖不像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那樣的零和關系，但也不是“戰略伙伴關系”，而是基于現實的國家利益基礎上的復雜的合作與競爭關系。正如當時的俄外長普里馬科夫所說的那樣，俄“無論如何也不能考慮與冷戰時期的對手建立戰略聯盟關系，而只能是平等的伙伴關系”。（注：路透社1996年3月5日。）雙方對相互關系的認識的調整不可避免的在制定對對方的政策時反映出來。
　　（四）兩國近10年發展不同，綜合國力差距拉大
　　美對俄政策的調整變化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冷戰結束近10年來發展不同，兩國間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的結果。
　　俄獨立以來，經濟瀕臨崩潰，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下降。1989-1999年，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近50%，超過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時期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下降幅度的一倍。（注：James R.Millar,"The De-development of Russia,"Current History,Oct.1999.）目前經濟規模不僅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而且落后于一些中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外債負担沉重。據俄第一副外長庫得林2000年3月29日在聯邦委員會會議上透露，截止2000年，俄外債數額高達1580億美元，其中1035億美元是前蘇聯所欠債務，2000年有102億美元的債務到期。（注：塔斯社2000年3月29日。）在軍事力量方面，冷戰結束、華約解散和蘇聯解體對俄軍造成巨大的沖擊，駐東歐和其他國家的軍隊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全部撤回國內，俄軍總兵力由1992年的282萬減少到1998年的100萬，大量的重型軍事裝備遺留在前蘇聯境內、失去了昔日的軍事同盟，俄軍整體戰略和作戰能力下降。俄經濟面臨的困難使俄難以維持龐大的核武庫。俄國防部長雨果·謝爾蓋耶夫曾公開承認，由于經濟原因，到2012年俄部署的核彈頭可能不超過500枚。不僅核彈頭將大大減少，而且由于沒有財力更新蘇聯在冷戰時期生產的核潛艇、遠程轟炸機和洲際彈道導彈，俄運載工具也面臨老化。彈道導彈的平均服役期為10年，據俄軍方透露，約58%的俄彈道導彈超過服役期，目前俄發射井里多為服役期超過20年的洲際彈道導彈。俄用于發射的性能可靠的導彈也越來越少。（注：Ronald E.Powaishi,"Russia:the Nuclear Menace Within,"Current History,October 1999.）在華約解散和北約東擴進程開始之后，俄與西方常規力量的對比朝著不利于俄的方向變化。俄常規力量的削弱加強了其對核武器的依賴，以便通過宣稱的核戰略從其受到削弱的武裝力量態勢中獲得延伸核威懾的好處。防務預算大幅減少，1998年俄軍事預算為40億美元，并不斷削減。俄軍裝備老化，后勤保障不足。俄地面部隊和空軍不僅缺少常規訓練，而且缺少基本給養。俄東部的核部隊由于未能支付電費而被切斷電力供應。即使從現在起每年增加5%的預算，到2020年才能恢復到1992年的開支水平。而且因財政危機俄短期內不可能增加防務預算。（注：Benjamin S.Lambeth,"Russia's Wounded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5.）政治上，俄獨立以來，政府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有組織犯罪活動猖獗，兩極分化嚴重，貧困人口增多。（注：俄社會結構變化，見Thomas E.Graham,Jr.,"The Politics of Powerin Russia,"Current History,Oct.1999.）地方分立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勢力嚴重，兩次車臣戰爭耗費了俄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私有化進程中國家的財富大量轉入私人手中，國家失去了對重要資源的控制。俄經濟實力的下降大大限制了俄在外交上所能作出的選擇。政治上的混亂和四分五裂狀態加重了俄經濟和軍事實力下降的狀況，分散了政府對外交政策的注意力，不能有效地動員一切資源來實現外交政策的目標，在處理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上顯得力不從心，使對外政策顯得不連貫和難以預測，加上經濟上對西方援助的依賴，在與西方的較量中處于不利地位，往往以俄妥協告終，對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影響力大幅下降。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90年代以來，特別是克林頓當政以來，美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經濟增長率平均在2-3%左右，消費物價指數控制在3%以內，失業率從1992年的7.4%降至1998年的4.2%，呈現出“兩低一高”（低通脹、低失業、高增長）的良好發展態勢。直至90年代末，美國經濟基本健康，沒有出現衰退的征兆。8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美國經濟的痼疾——聯邦財政赤字大幅下降，并在1997-1998年度出現了30年來第一次財政盈余。90年代，美國高新技術產業、特別是以計算機為主的信息產業和信息技術，促進了美國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帶動了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美國企業經過重組和改造，經營管理水平明顯提高，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投資和股市高漲。90年代美國經濟的發展不僅拉大了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差距，而且更非俄羅斯經濟所能相比。美國的軍事實力也超過了排在它后面的十個強國軍事實力的總和。美國用于研制新武器的開支超過了360億美元。
　　由于美俄之間實力差距的拉大，同時由于俄面臨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問題直接制約俄在國際上的作用，美俄之間相互關系的性質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由曾經是平等和對手的關系（至少就軍事而言是如此）變為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大國與衰落的大國或“地區性二流國家”之間的關系。美越來越不把俄羅斯放在眼里，越來越不把俄當作一個平等的對手看待，俄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低，許多在冷戰時期對美蘇關系具有重大影響的雙邊關系問題對美俄關系的影響程度大大降低。美基本上是從全球戰略中的俄羅斯來看待和處理與俄關系，而不像冷戰時期那樣對蘇政策主導美全球戰略。俄國力虛弱還使美國的一些政策制定者懷疑俄進行國內改革的能力，認為一個虛弱的和力不從心的俄羅斯難以作為美國可信賴的伙伴，因為其領導人不愿意冒國內政治的風險而對美妥協，這使得支持與俄“接觸”和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人越來越少。更有一些美國決策者把俄目前的虛弱視為戰略上的機遇，試圖從中獲取戰略上的好處。
　　上述因素不僅對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制定產生重要的影響，而且將長期制約美俄關系的發展。
　　三 美對俄政策趨向和美俄關系前景
　　冷戰結束后，美國內在對俄政策上存在兩派主張：一派以前卡特政府的國務卿布熱津斯基為代表，從現實主義和地緣戰略的觀點來看待美俄關系，主張對俄實行“遏制”，被稱為“新遏制派”，其《不成熟的伙伴關系》一文充分反映了這一派的政策主張；另一派則以克林頓政府現任副國務卿塔爾博特為代表，從理想主義和“民主和平論”的觀點出發，主張對俄“接觸”和“融合”，被稱為“新接觸派”，其《民主和國家利益》一文充分反映了這一派的政策主張。兩派的政策主張雖然不同，但對俄戰略目標卻是一致的，都以把俄羅斯演變成一個“民主的、民族的、穩定的”，即納入西方政治經濟體系的、由單一俄羅斯民族組成的國家為目標。從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的實際情況來看，前一派的戰略思想和政策主張逐漸在克林頓政府的對俄政策制定中占了上風。
　　在世紀之交，俄政府業已交替，美國總統選舉之際，美國朝野正在重新審視對俄政策。由于2000年美俄兩國已經或將產生新一屆政府，美國一些分析家因此認為這將給美重新調整對俄政策提供一個寶貴的契機，以避免重蹈克林頓政府對俄政策的錯誤，從未來的機遇中獲取更大的利益，同時修補近年來受到損害的美俄關系。（注：Michael McFaul,"Getting Russia Right,"Foreign Policy,Winter 1999/2000.）從美現政府以及兩黨總統候選人及其班子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張來看，美下屆政府對俄政策有可能延續前任政府主要對俄戰略思想和對俄政策主張。
　　(1)在外交上，美將繼續重視發展與俄的關系，保持接觸，維持兩國合作的基本框架。在科索沃危機后美俄關系遭到嚴重損壞的情況下，無論是美現政府還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都強調發展對俄關系的重要性。2000年年初，美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霍普金斯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發表講話時稱，“對俄關系顯然是美國在2000年必須要處理好的幾個重大問題之一”。美副總統，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戈爾2000年4月在美國國際新聞學會就美對外政策發表講話時強調，俄羅斯是美國“極其重要的伙伴”，而不是美國的敵人。（注：The New York Times,30 April 2000.）美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小布什的對外政策顧問孔多妮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撰文闡述共和黨政府的對外政策時，也認為美“應與俄發展全面的關系”。（注：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Jan./Feb.2000.）眾議院組建的處理對俄關系的特別委員會，成員由國際關系委員會、銀行委員會、情報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眾議院一些重要委員會的主席組成。（注：法新社2000年3月15日電。）美之所以重視對俄關系，是因為對美國來說，目前在雙方有關軍控的談判及實施，在防擴散以及打擊恐怖活動和有組織的犯罪等問題上，美國還需要俄羅斯的配合。因此，盡量爭取俄的合作，縮小分歧，防止兩國關系進一步下滑，避免發展成為對抗，成為美國現政府和下一屆政府的重要任務。同時美認為，去年以來俄政治和經濟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表現在離任的葉利欽是根據憲法行事的，1999年俄杜馬選舉如期舉行，市場經濟的方方面面正在運轉，經濟狀況有所好轉。（注：美國務卿奧爾布賴特2000年年初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的講話。）但美強調重視和發展對俄關系，甚至承認俄的大國地位，并不是要把俄作為一個平等的伙伴看待。由于俄國力衰弱和美實力上升，同時由于俄在經濟和財政援助等問題上對美依賴較大，美國越來越不把俄作為一個戰略上的對手看待，俄在美對外戰略中的地位將持續降低。
　　(2)在雙邊關系上，美將繼續把戰略安全置于對俄政策的首位。美國防部長威廉·柯恩稱，“美俄關系是當前最重要的安全問題。”孔多妮扎也認為，美對俄政策應集中在重要的安全議程方面。（注：Condo-leezza Rice,op.cit.）美國務院發言人詹姆士·福利在普京當選后說，美國“可以在許多不同領域，首先是在安全領域、在軍備控制和經濟等領域同俄一道工作”。（注：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2000年3月30日。）在戰略安全問題上，美首要目標是謀求俄同意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以使俄同意美在本土部署有限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美聲稱其目的是“為了保護美國不受某些無賴國家的威脅”，不是針對俄羅斯，“也不會削弱俄羅斯的戰略威懾潛力”。（注：美談判人員就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提交給俄方的建議文件。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3,2000.）其次是在俄杜馬業已批準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情況下，督促俄實施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并達成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進一步減少俄核武器帶來的危險。
　　(3)在歐洲安全方面，美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北約東擴進程，同時把強化和鞏固前蘇聯地區地緣政治多元化作為美對獨聯體政策的主要目標，支持前蘇聯地區國家的民主和市場改革。
　　(4)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美將繼續關注和支持俄民主化和穩定經濟的努力。雖然美從全球戰略出發，不希望出現一個能與之抗衡的強大的俄羅斯，但也不希望擁有強大核武器的俄羅斯過分虛弱而引起社會動蕩，從而造成核武器失控而對美帶來威脅。美國防部長柯恩2000年5月15日說，“俄羅斯能否納入國際社會和選擇什么樣的改革道路將對全球安全產生深刻影響”。（注：法新社華盛頓2000年5月15日電。）美眾議院前議長紐特·金里奇也撰文指出，美最關注的三個重點應是“幫助主要大國，尤其是中國、俄羅斯和印度融入正在興起的國際體系之中”。（注：The Washington Post,May 22,2000.）
　　在新千年之際，隨著普京當選俄總統和“葉利欽時代”的結束，俄對美政策也面臨著新的調整。從普京任代總統所采取的一些具體政策措施來看，調整后的俄對美政策將有以下幾個方面：(1)總體對美政策構想趨于務實。對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科索沃危機以后的俄美關系狀況，俄認為“既有所積累起來的合作的潛力，同時也包含著不信任的因素”，這“使俄對美政策極其復雜”，俄美之間“在就最重要的問題保持對話的同時，相互之間的距離還需保持一段時期”，因此俄對美政策“必須本著務實的態度”。“由于俄美之間在潛力方面存在巨大和不斷拉開的差距，‘平等伙伴關系’的構想從一開始就是不現實的，必須修改俄美關系構想”。（注：俄外交與國防委員會報告，2000年4月21日。）(2)在雙邊關系上將盡量“保持相互協作的積極勢頭”，避免俄美關系“出現不可逆轉的惡化”，防止陷入“孤立”和出現所謂的“防疫線”的情況。雖然俄美在許多問題上存在沖突，修改的俄新軍事學說重新把美國和北約視為對俄最大的外部威脅，但俄認為，俄美在降低相互之間的核對抗水平、鞏固核不擴散體制、打擊腐敗、販毒和恐怖主義，以及保護環境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同時俄認識到，在目前的情況下，保持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良好的關系，從而獲得西方的市場、資金和技術，對俄的經濟復蘇和現代化十分重要。俄同樣依賴西方幫助重組其債務結構，否則在今后數年俄聯邦每年費用的70%將用于償債。(3)在軍控方面，由于俄現有經濟能力難以維持和更新其龐大的核武庫，俄希望進一步削減雙方所擁有的戰略核武器。同時考慮到俄目前擁有的核力量有足夠的能力突破美國有限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對美研制和部署國家導彈防御系統難以作出與美展開軍備競賽的反應等因素，為避免美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后果，俄在保持俄美之間的戰略穩定的前提下，不排除在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問題上對美妥協，同意美部署有限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的可能。(4)在地緣戰略形勢日趨惡化和面臨北約東擴所帶來的軍事威脅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強與獨聯體國家的多邊和雙邊合作，努力維持其在獨聯體的主導地位，加強與中國、印度等國的戰略合作，推動多極化，以平衡對美外交，改變戰略上的劣勢。
　　總之，受種種因素的制約，目前美俄對對方的政策都難以作出大的調整，美俄關系的好壞主要取決于雙方在一些雙邊關系的問題領域能否取得預期的和實質性的進展。從目前的情況分析，美俄在軍控和戰略防御問題上經過反復較量將達成一定的妥協，矛盾有所緩解，未來美俄沖突的焦點將主要集中在北約東擴，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國加入北約，以及美俄在前蘇聯地區的爭奪上。從長期看，對未來美俄關系產生最深刻影響的則是兩國國際戰略目標的分歧和美俄政策制定者對雙邊關系的戰略定位。換言之，美建立“單極世界”的企圖和俄在國際事務中追求“大國地位”的矛盾，以及美將俄視為“地區性二流國家”與俄在與美雙邊關系中追求“平等地位”的矛盾將日益突出，成為美俄分歧和沖突的最根本的原因。
《美國研究》京40～66D7國際政治張業亮20012001俄獨立之初，克林頓政府對俄改革進程和美俄關系的戰略判斷充滿了濃厚的理想主義和樂觀的色彩。隨著俄國內改革遭受挫折和美俄分歧日趨增多，美對俄戰略思想中現實主義成分和地緣戰略的考慮逐漸占了上風。對俄政策也相應地由與俄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對俄進行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為主轉為以“孤立”、“遏制”和“弱化”俄羅斯為主。同時由于近10年來美俄之間綜合實力對比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俄羅斯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呈持續性下降的趨勢，美對外戰略制定中的俄羅斯因素越來越小。在世紀之交，俄政府交替和美大選之際，美國朝野正在重新審視對俄政策。美新政府的對俄政策將有可能延續克林頓政府對俄戰略思想和保持對俄總體戰略目標不變，美俄關系的進展將主要取決于兩國在一些關鍵問題領域能否取得預期的和實質性的進展以及兩國政策制定者對發展雙邊關系的總體戰略定位。美國外交/美俄關系/克林頓政府張業亮，江蘇亞歐區域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美國研究》京40～66D7國際政治張業亮20012001俄獨立之初，克林頓政府對俄改革進程和美俄關系的戰略判斷充滿了濃厚的理想主義和樂觀的色彩。隨著俄國內改革遭受挫折和美俄分歧日趨增多，美對俄戰略思想中現實主義成分和地緣戰略的考慮逐漸占了上風。對俄政策也相應地由與俄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對俄進行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為主轉為以“孤立”、“遏制”和“弱化”俄羅斯為主。同時由于近10年來美俄之間綜合實力對比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俄羅斯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呈持續性下降的趨勢，美對外戰略制定中的俄羅斯因素越來越小。在世紀之交，俄政府交替和美大選之際，美國朝野正在重新審視對俄政策。美新政府的對俄政策將有可能延續克林頓政府對俄戰略思想和保持對俄總體戰略目標不變，美俄關系的進展將主要取決于兩國在一些關鍵問題領域能否取得預期的和實質性的進展以及兩國政策制定者對發展雙邊關系的總體戰略定位。美國外交/美俄關系/克林頓政府

網載 2013-09-10 21: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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