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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考察社會生活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以認知為目的而進行的描述和分析，本文稱之為科學認知的考察方式；一是以價值評價為目的而進行的規范建構和辯護，本文稱之為規范理論的考察方式。它們代表著社會理論的兩種不同進路，而一種蘊含豐富的社會理論往往需要在二者的交叉融貫中闡釋問題。規范性的考察進路以規范性問題為核心，但規范性問題牽涉到對作為其條件的事實的考察，因而不可能脫離認知性考察；認知性的考察進路以事實性問題為核心，但任何事實總是屬人的事實，因而不可能與價值立場相隔離。唯物史觀關注的核心是歷史必然性，它同時又建立在一定的價值立場之上；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建立在對歷史必然性的把握之上，但其關注的核心是現實性正義原則和理想性價值，屬于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的規范性進路。因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基礎和出發點，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則是唯物史觀在這一領域的具體化和深化，尤其是在規范性方面。
　　就馬克思而言，基本上沒有人懷疑他確立了一種把握社會生活的科學認知理論，但長期以來，一些研究者——無論是他的追隨者還是批評者——卻往往認為，馬克思不僅沒有建立一種規范理論，而且還反對用規范性論題批判資本主義、說明社會歷史、解釋社會政治現象。一些人進而認為，唯物史觀是一種典型的認知理論，它與作為規范理論的政治哲學是不相容的。對此，有人陳之以文本，強調馬克思反對“關于正義的空話”；有人訴諸于思想演進的邏輯，強調馬克思早期人本主義立場與后來唯物史觀之間的差異就在于科學認知的理論架構尚未形成。
　　在這一問題上，分析馬克思主義者伍德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質要求從歷史規律的必然性上說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必然實現，而不是訴諸于道義的準則對其加以評判。他認為，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觀，將正義看做是內在于特定生產方式的，因此他并不關心資本主義是否道德的問題，因為只要一種制度與其生產方式相適應就應當是正義的，而既然剝削適合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就適合于資本主義的道德而并非不正義。他說：“馬克思并不在正義或其他道德地基上譴責資本主義。他拒絕任何在這一立場上闡述問題的理由是，他認為這一立場停留在關于道德的錯誤和虛幻的觀念里，而他的歷史唯物主義使我們能夠揭示其錯誤和意識形態的性質。”（Wood, p. 159）
　　顯然，伍德將歷史唯物主義與規范性問題對立起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中包含著規范理論。對于試圖開啟一種規范性維度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而言，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為，如果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根本就沒有一個規范性的維度，或如伍德等人所言，在考察社會政治生活時，訴諸于道義立場的規范性考察方式與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原則是相互沖突的，那么說存在著一種作為規范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當然就是荒謬的。
　　規范性的方式和認知性的方式本來是考察問題的兩種不同方式，在考察社會政治生活時各有其功用。一般地說來，政治學定位于認知性的考察，闡明“是什么”的事實性問題；政治哲學定位于規范性的考察，揭示“應當是什么”的規范性問題。但這種區分只意味著視角和路徑的差異，而不意味著對立和不相容。休謨以后，將科學性與規范性對立起來、以科學性要求否定規范性理論的價值，曾一度成為一種主導的知識傾向。它將一切不屬于事實判斷、無法用經驗原則證實的規范性問題排除在合法知識之外，使得包括政治哲學在內的一切規范性理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走向衰落。上世紀70年代以來，政治哲學的復興提供了一個對上述知識原則進行反思的契機。普特南說：“混雜的倫理概念是存在著絕對的事實與價值二分法這種觀念的反例。”（普特南，第44頁）在政治哲學關于復雜倫理事實的論辯中，以純然的科學認知排斥規范性論述的觀念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在這一時期關于政治問題的研究中，一種更為靈活的、試圖在兩種方式的相互交叉和融貫中闡發問題的知識傾向越來越受到重視。麥卡萊姆（MacCallum）認為：面對這種有爭議的“事實”概念，一些人已經放棄用事實與價值相區分的方法來說明政治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的區別，轉而試圖用“運作”和“辯解”等更為含糊的區分來代替它，而更多的人雖然依然強調政治哲學是一種規范理論，但卻并不認為它與事實性的考察無涉。他說：“正如政治學家竭力回避就應當如何進行辯解性評論一樣，政治哲學家也不會不加批評地接受政治學家關于任何特定地點或時間的現實狀況的假設，但卻注意人們認為得到確認的政治生活事實。”（麥卡萊姆，第6頁）這就是說，規范性問題仍然是政治哲學的核心，事實性問題仍然是政治學或其他具體科學的核心，然而規范性考察與事實性考察的相互結合，已成為任何當代社會理論無可避免的選擇。
　　二
　　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對事實性考察與規范性考察的關系，有著不同于其他哲學的特殊處理方式。這種處理方式堅持事實認知的基礎性地位和規范性命題的相對性，這一點使得它很容易被誤解為是一種單純強調事實性認知的價值而否定規范性考察的合法性的社會理論，進而被誤解為非道德主義甚至反道德主義的庸俗決定論。本文認為，這種誤解發生于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性原則的忽略。
　　在非歷史主義的視野中，事實性考察與規范性考察是平行而不相交的兩個向度，因此二者的關系只能是：不能相互包容，最多也只是像普特南那樣證明在理論陳述中事實與價值“相互纏結”，或者像當代描述主義倫理學那樣，強調能夠通過經驗或理性的方法從事實判斷論證價值判斷，以消除事實與價值的二歧鴻溝。在這一點上，新老非歷史主義者有共同的基礎。一切非歷史主義都要求以“自然”或“理性”為基礎去消除事實與價值間的“鴻溝”，同時又將自然、理性及其普遍原則抽象化。正如列奧·施特勞斯所說的，非歷史主義“對普遍原則的認可就使得人們要依據自然的或者理性的秩序，來評判現存的秩序或者是此時此地現有的一切”（施特勞斯，第14頁）。但是，歷史主義的思路與此完全不同，施特勞斯說：歷史主義“否定普遍規范的意義”，因此認為“此時此地現有的一切大都是不合于那些普遍而永恒不變的規范的”（同上，第14-15頁）。歷史主義改變了問題的提法，它不是問理性如何把握普遍規范或符合自然，而是問普遍規范怎樣在歷史中成為普遍規范。這就在事實與價值的二元劃分中加入了歷史性的向度。
　　歷史性向度的加入使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求解變得更為復雜，但卻絕不是將問題簡單地由二元變為三元，而是以綿延的時間性消弭了事實性與價值性在平面關系上的二元對立。恰是歷史性向度的介入，消除了非此即彼的絕對化方案，為理解二者的統一提供了可能。這完全不同于從自然權利或普遍理性中推導出一般規范的抽象方法，也不是從是與應是的纏結中推導出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在這種思路中，規范性的東西本來就只能在實存的具體歷史形態中得到落實并獲得體現，從而對普遍規范的把握也就通過對實存的具體歷史形態的把握得到了落實。
　　馬克思關于規范性與事實性關系的理解正是如此。他反對將道義規范看作獨立于其產生的歷史條件之外的抽象規定，而是認為應當將對它們的理解建立在科學認知所把握的事實性基礎之上，即通過對規范產生之事實基礎的認知性考察來說明這些規范。
　　對馬克思而言，道義規范是相對的，但特定道義規范產生的歷史條件卻是確定的，可以為認知所把握。規范性命題的確不同于認知性命題，但人們卻可以通過對歷史條件的事實性認知把握道義規范的客觀性。道義規范的客觀性與變化著的歷史條件的客觀性并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哲學時，就是以對政治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法哲學的考察為中介建構起唯物史觀的，而他關于社會生活的全部哲學考察，一直都是在規范性的道義尺度和認知性的真理尺度的相互結合中進行的。在他的社會理論中，這兩個尺度既相互關聯、相互交叉，又不能相互取代。在此意義上，他的唯物史觀即政治哲學，他的政治哲學即唯物史觀，雖然二者因核心問題的差異而形成了考察社會生活的不同方式和進路。但遺憾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馬克思考察社會生活的這兩種進路被割裂了，從而出現了后世解釋上兩方面的偏向。
　　從一方面看，認知的尺度要求以歷史發展所展現出的事實為依據考察社會生活，因此注重的是歷史事實之間的因果聯系和歷史的規律性。但是，如果將這一尺度所把握的事實從生活實踐中抽離出來進行單純的描述和分析，則這種考察就變成了與人的生存無關的工具性活動。從另一方面看，道義的尺度要求以應當的道義準則評判社會生活。但是，如果將這一尺度所關涉的價值原則從現實生活中抽離出來，道義準則就會變成脫離具體歷史的抽象原則，理想就會變成凌空蹈虛的夢幻。
　　以這兩種片面的方式考察社會生活，都將只能獲得關于社會生活的片面圖景。一種片面圖景是，在后來逐步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規范性之維被當作不成熟時期的抽象的人道主義殘余而遭到驅逐，唯物史觀被解釋為機械的決定論。在其刻畫的圖景中，社會生活的豐富內容被化約為抽象的認知邏輯、單純的因果推演和僵死的社會結構。在這幅圖景的背后，馬克思作為揭示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結構和人類社會運動規律的文本作者，只是一個對事實的冷靜觀察者、敘述者和必然性的揭示者，其價值立場和價值目標被排除在寫作過程之外。他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既沒有道德義憤，對未來的理想社會也沒有道義上的褒揚。在他那里，剝削似乎并不是可憎的，自由也不是可欲的。另一種片面圖景主要呈現于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中。在這種理論中，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不再被看做一種經濟事實，而是僅僅被看做一種道義缺陷；共產主義不再被看做歷史的必然，而是僅僅被看做道義目標。在這一圖景中，唯物史觀的科學認知路線被當作庸俗的決定論拋棄了，對社會政治結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描述和分析不見了，剩下的只是對資本主義的道義批判和對理想社會的價值構劃。
　　依據于這兩種相互“隔離”的方法論準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便被片面地理解了；而更為突出的是，以規范性問題為核心論域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消失不見了：前一種進路因取消了規范性之維而使這種政治哲學消失，后一種進路則因取消了認知性之維而使這種政治哲學消弭于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之中。這就是為什么面對當今西方政治哲學的強勢話語，中國學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怎樣發掘和重建一種作為規范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重要原因。
　　三
　　作為規范理論的政治哲學以討論社會生活之正義性為宗旨，而社會生活的正義性卻不僅限于“政治解放”所及之正義性，也包含作為絕對應然的理想性正義：前者屬于現實性的正義，后者則屬于超越性的正義。雖然理想性正義與現實性正義都歸屬于規范性的政治哲學，但是，由于理想性正義與超越性價值之間具有內在關聯，就使得認知性考察與規范性考察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在規范性維度上，如何處理理想性正義與現實性正義、普遍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自由主義以及其他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分野點，因而也是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重要切入點。將理想性正義之維看作馬克思主義規范理論的全部內容，并據此否認馬克思主義包含現實性正義的認識，正是一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沒有政治哲學的重要原因。金里卡就說：“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真正優良的共同體根本就不需要正義。”（金里卡，第312頁）
　　所謂理想性正義，就是指最高價值或元價值，哈貝馬斯將其稱為需要用“重要估價”把握的“我的絕對的善”或“生活方式的最高的善”。哈貝馬斯說，作為對這種最高的善的把握的“倫理-生存論意義上的話語”“是以我的絕對目標為取向的，即以一種生活方式的最高的善為取向的，這種生活方式是自足的，其價值就在于自身內部”。（哈貝馬斯，第70頁）對馬克思而言，這種“生活方式的最高的善”即“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它是自明之好，而非策略性目標。所謂現實性正義，就是指人們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中應當遵循的正義規范。這種正義并非自明之好，而是一種策略性目標，是為了在無法克服的社會沖突中使人們能夠和諧相處而采取的作為政治解決方案的正義。哈貝馬斯認為，對這種正義的把握是“道德判斷的作用”。他說：“道德判斷的作用在于針對人際沖突對正當的行為期待加以澄清，而人際沖突由于利益的不同使得公共生活無法得到調節。這里所涉及的是對規定相互義務和權利的規范加以論證和應用。”（同上，第77頁）馬克思矚目于理想性正義的實現，而對于現代社會之現實性正義，的確沒有為我們留下系統的理論，這也正是為什么我們迫切需要建構一種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重要原因。
　　自由主義力圖在現代社會的既定制度框架內構筑正義，而自由主義之失卻恰恰在于僅僅把握到了現實性正義這一人類生活的“策略性目標”，并困囿于這種策略性目標之中。近代以降，立足于一個終極實體而獲得保障的終極自由和終極正義遭到懷疑，以一種生活方式的最高善為取向的“倫理-生存論意義上的話語”也隨之衰落，代之而起的現代意識要求將理想性正義懸置起來，在以解決社會沖突為目標的政治正義限度內尋求對自由的解釋。這種現代意識完全否定了以好的生活方式為目標的理想性正義的合法性，要求排除實質性的價值觀點，將正義限制在策略性活動的范圍之內。自由主義就是這種現代意識形態化了的理論形式。自由主義所信奉的正義以公民的個人權利為基礎，以國家的法律為邊限，可以典型地表述為“法律之下的自由”。應當說，現代社會的政治運作的確必須以個人權利的正義性為基礎，在這一意義上，自由主義的確把握了現代社會的一些政治特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自由主義關于超越性正義的懸置是合理的，因為人類不會僅僅滿足于一個有限性理想，將制止自利個人之間沖突的策略性目標作為社會的終極目標；理想性價值不可能從社會生活中被排除出去，現實性正義總歸是指向理想性正義的。
　　自由主義雖然以“自由”名之，卻為人的自由設置了僵硬的邊限，使人無法跨越個人權利的限制而達及普遍自由。自由主義無法超出政治解放所及的正義，因此也就無法為解決現實性正義與理想性正義之間的矛盾提供合理的理論方案。
　　與自由主義相比，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無疑更注重從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一致性的角度理解人的自由，因此強調以平等社會關系為基礎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就為人的現實生活注入了超越性的意義。它不贊成將政治平等下追求個人私利的自由看做是理想性的自由，而是認為人類能夠超越這種自由的限制，最終達到“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種自由已經超越了“自由”這一概念的個人含義而與“解放”相關聯，即在消除了對自由個人化理解的社會條件的基礎上達到真正的自由。這一解放是建立在生產發展基礎上的歷史過程，它依賴于對將人們分離開來的社會條件的消除，因為這些社會條件正是使權利正義無法超越自己的市民社會的立腳點。毫無疑問，對這些社會條件的把握，需要一種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的唯物史觀關于歷史必然性的把握，而它的基本目標就是作為理想性價值的“人類社會”的實現。馬克思說“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7頁），表達的正是這個意思。“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這一立腳點，實際上就是馬克思所確立的不同于自由主義以及一切其他政治哲學的正義立場。在這一立腳點上，馬克思才闡釋了一種全新的超越政治正義的政治哲學。這種政治哲學超越了在政治正義范圍內尋找理想性正義的困局。同時，由于這一政治哲學將理想性正義的實現與克服市民社會局限性的歷史運動聯系起來，因此便為現實性正義與理想性正義、法律之下的自由和未來社會的自由之間的張力安排了可能的現實通道。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中，并不存在一個橫亙在現實性正義與理想性正義之間的僵硬邊限。歷史是它們之間的張力空間，以生產力為基礎的社會進步則是消解張力的消融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過程就是在社會發展基礎上張力不斷消解的過程。這既是一個可以用認知把握的現實歷史過程，又是一個價值理想的實現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現實性正義不斷向超越性正義轉化的過程。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雖然強調超越性正義，卻并不否認現實性正義的歷史價值；在現有的歷史條件下，還必須強調要為這種現實性正義的建構而努力。與其他現代政治哲學一樣，馬克思主義肯定政治解放條件下個人自由和權利的重要性；所不同的只是，它并沒有因此而否定達到理想性正義和普遍自由的可能性，而是通過揭示政治解放和政治正義的限度指明了這種可能性。
　　顯然，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這些特征與它考察社會生活的方式密切相關。由于馬克思將對規范的把握奠基在科學認知的基礎之上，同時又將道義的尺度和真理的尺度統一在歷史原則之下，他便超越了在規范性維度上考察規范性問題的局限性，這使他有可能通過對人類社會的歷史考察，在科學認知的事實性維度上為應然規范尋找根基。無視應然與實然、規范與事實、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區別，就無法看到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中兩種不同維度之間的差異；同樣，如果執著于這一差異而看不到事實與規范之間的纏結、應然與實然之間的互動、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溝通，也無法理解馬克思歷史主義原則的重要意義，從而無法理解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與其他社會理論之間的根本區別。
哲學研究京3～7B1哲學原理王新生20072007
王新生，南開大學哲學系。
作者：哲學研究京3～7B1哲學原理王新生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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