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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俄國解密的檔案材料）沈志華 謝·岡察洛夫[1]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和周恩來先后親赴莫斯科，與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進行了長達兩三個月的協商、談判，終于簽訂了替代1945年中蘇條約的新的條約和協定，從而將中國與蘇聯的戰略同盟關系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這無疑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動。
　　然而，迄今為止，中國尚未公布有關這次外交談判的檔案文獻。只是到80年代后期，才開始有一些關于中蘇條約談判的電報、信函，以及當事人的回憶錄公布于世，使我們得以對這次中蘇談判的過程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但是，我們仍然無法依據現有的文獻和材料，肯定地、明確地回答下述問題：對于簽訂這樣一個新的同盟條約，中蘇雙方各自的立場、方針和設想究竟是怎樣的？在他們的協商和談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爭論？簽約雙方作出了如何的讓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見？總之，缺乏對于中蘇談判過程進行具體的和詳細的考察，我們就很難正確地判斷中蘇簽訂新約的最終結果是否符合他們最初的愿望，也就很難準確地理解在這個新條約基礎上形成的中蘇同盟的歷史地位。
　　不久前，我們在俄國解密的檔案中發現了一批關于這次中蘇條約談判的歷史文獻，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會談記錄，毛澤東、周恩來與蘇聯其他領導人的會談和談判紀要，中蘇雙方各自擬定的有關條約或協定的最初文本和歷次修改稿，以及蘇聯有關部門和專家呈報的對于條約、協定的建議和意見。當然，這還不是全部文件，但經過對這些文件的整理和研究以后，我們認為，把俄國的解密檔案與中國發表的有關文獻和回憶錄結合起來，已經可以對1950年中蘇條約談判的主要內容及其過程做出比較清楚的描述。[2]這是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也是本文預期達到的目的。
　　一、中蘇條約的歷史背景
　　所謂1950年的中蘇條約，是相對1945年8月14日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大連的協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斯大林確定了戰后蘇聯在遠東的兩個戰略目標：把外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中獨立出來，形成廣闊的安全地帶；恢復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以確保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蘇聯的這一要求通過1945年2月8日斯大林與羅斯福會晤以及雅爾塔協定得到了美國方面的保證。為了迫使中國政府接受蘇聯的條件，美國和蘇聯兩面夾擊，軟硬兼施。在蘇聯軍隊已經大舉進入中國東北之后，蔣介石終于被迫同意簽訂了這個城下之盟。[3]
　　這個有效期為30年的條約及相應協定充分保證了蘇聯在遠東的一切權益：已經在1935年賣給偽滿洲國的中長鐵路重歸中蘇兩國共同所有和共同經營；中長鐵路局設局長一人，由蘇方派員担任；宣布大連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蘇方派員担任；經大連港和中長鐵路為蘇聯運輸的進出口貨物均免除關稅，而經該港為中國其他各地運輸的進出貨物則需繳納進出口稅；旅順口作為僅供中蘇兩國共同使用的海軍基地；該基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蘇方派任；旅順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員的任免應征得蘇聯軍事指揮當局的同意，等等。[4]直到1949年以前，在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生死斗爭中，蘇聯縱橫捭闔，左右逢源，其對華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在雅爾塔體系的范圍內保證實現上述權益。
　　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為了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加強與美國對抗的實力，斯大林無疑需要新中國加盟蘇聯的東方集團。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從意識形態、安全利益，以及未來國家的經濟建設等各方面考慮，顯然也要求與蘇聯保持密切的聯盟關系。在這一點上，斯大林與毛澤東有著目標一致的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實現這一愿望，中蘇之間卻有不同的設想。斯大林希望與新中國結盟的方式和表現形式不致破壞雅爾塔體系及損害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澤東考慮的則是如何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蘇新型關系的表現形式為榜樣廢除舊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上。
　　中蘇雙方最早接觸到這個問題是在1949年初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期間。不過，雙方開始都采取了慎重的和試探性的方針，而且是從具體問題談起的。據俄國的檔案文獻，關于旅順海軍基地的問題，毛澤東通過中國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揚提出，“革命政府在中國掌權后，蘇聯再在旅順口保留軍事基地就沒有意義了”。但毛澤東還表示，中國的共產黨人“主張保留這個軍事基地”，“待到中國十分強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時蘇聯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順的基地了”。毛澤東用這種娓婉的說法，表明了對于旅順口中國應該收回而目前暫不收回的立場。斯大林得到米高揚關于中國對這個問題立場的報告后，在1949年2月5日致毛澤東的電報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人掌握政權后，形勢就根本改變了。蘇聯政府已經決定，一旦同日本簽訂和約，而且美國也從日本撤軍，蘇聯就取消這個不平等條約，并從旅順撤軍。然而，如果中國共產黨認為蘇聯軍隊立即撤出旅順地區為宜，那么蘇聯準備滿足中國共產黨的愿望。”對此，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立即表示，不能馬上撤退蘇聯軍隊和撤銷旅順口基地。毛澤東還說，中國人民感謝蘇聯的這個條約。當我們強大起來時你們再離開中國，到那時我們再簽訂類似蘇波條約那樣的中蘇互助條約。不過，米高揚對此的感覺是，“他有自己的策略考慮，但他沒有明說”。[5]
　　斯大林特別關心中國長春鐵路問題。據隨同米高揚到西柏坡的柯瓦廖夫回憶，在會談期間，斯大林“不止一次以無線電報向我詢問，中國同志對中長鐵路條約的真正態度如何，他們是否認為中長鐵路條約是真正平等的條約”。[6]米高揚在會談時則坦率地告訴中共領導人，蘇聯不認為有關中長鐵路的協定是不平等的，“因為這條鐵路主要是由俄國出資建成的”，“可能在這個條約里，平等的原則并未得到充分的體現，但我們準備與中國同志友好地討論并解決這個問題”。對此，毛澤東作了一番令人費解的含糊回答，最后表示同意讓高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并匯報這個問題。[7]
　　這時，雙方都還沒有直接談到中蘇條約本身的問題。但至遲到1949年4月，中共領導人已經在考慮如何處理舊中國簽訂的對外條約問題了。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向中國民主人士談到：過去的“對外條約有的廢除，有的則要加以修改，有的還可以保持”。[8]這里談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條約，顯然是考慮到了1945年的中蘇條約。
　　1949年6月至8月，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莫斯科時，則直接提出了如何處理中蘇條約的問題。在給斯大林的書面報告中，劉少奇表示新中國政府愿意繼承現有的中蘇條約，但同時又提出，在蘇聯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時，需要對這個條約加以處理。劉少奇列出了三種處理方式：(1)由中國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認這個條約繼續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據原來條約的精神，由兩國政府代表重新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3)由兩國政府代表換文，暫時維持這個條約的原狀，但準備在適當時機重新加以簽訂。斯大林在該報告上批道：“等毛澤東到莫斯科后再決定這個問題。”[9]
　　看來，當時中、蘇雙方領導人都還摸不透對方的本意。
　　新中國成立以后，解決中蘇之間的同盟條約問題已經成為中國領導人開展外交活動和形成外交決策的當務之急。因此，毛澤東在外交問題上首要考慮的就是直接與斯大林進行會談，而且明確地向斯大林透露，會談的目的是要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
　　1949年11月8日，在致莫斯科的電報中，毛澤東表達了出訪蘇聯的愿望，還特別說明在訪問期間要提出中蘇條約問題。電報又補充說，如果要簽訂條約，周恩來將前往莫斯科簽字。[10]11月9日，中共中央給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的電報也說明了同樣的目的。[11]在此期間，身為聯共（布）中央駐中共中央代表的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報告說：毛澤東曾經告訴他，打算出訪三個月，第一個月在蘇聯，與斯大林會談，要簽署新的中蘇條約，第二個月訪問東歐，第三個月在蘇聯南方養病。因此，中國人希望斯大林將中蘇條約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12]
　　毛澤東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與蘇聯結成同盟，二是要以一個新條約的形式表現這種同盟關系。這一點是清楚的。[13]然而，毛澤東似乎感覺到了斯大林的意圖，所以對于這次莫斯科之行是否能夠簽訂新的中蘇條約沒有任何把握。出發前，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與劉少奇和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在談到去莫斯科如何處理原中蘇條約的問題時，毛澤東只是說“可以談談看”。[14]后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感覺是正確的。
　　二、是否需要簽訂一個新的條約
　　毛澤東于1949年12月16日到達莫斯科，六個小時之后便與斯大林舉行了正式會談。根據俄國檔案中的會議記錄，這兩位領導人的第一次對話便在中蘇條約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當毛澤東談到劉少奇訪蘇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問題時，斯大林立即接過來說：“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和解決”，但他強調，“蘇中之間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這個條約的”，所以蘇聯領導人“決定暫時不改動這個條約的任何條款，因為哪怕改動一條，都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設想是要“尋求一種可行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這就明確表示了蘇聯不準備簽訂一個新條約的立場。對此，毛澤東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國長春鐵路和旅順的現狀”，“眼下不必修改條約”。但同時指出，“在中國討論條約時，我們沒有考慮到美國和英國在雅爾塔協定中的立場。我們應該按如何對共同的事業有利來行事。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周到。”毛澤東接著又提出，“是否需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解決條約問題”。對此，斯大林顯然不高興地回答說：“這個問題您必須自己決定。可能需要周來解決其他一些問題。”[15]
　　毛澤東在12月18日給劉少奇的電報中講述了他對這次會談結果的理解，即蘇聯認為“不宜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同意從那里撤軍。電報中還講到一段俄國檔案沒有記錄的內容：盡管毛澤東提出中國的社會輿論認為原條約已經失去了意義，斯大林的答復仍是：對原條約的修改，大約要到兩年以后。斯大林還堅持不要周恩來去莫斯科。于是，毛澤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條約的問題并提出意見。[16]
　　12月21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聯名致電毛澤東說，政治局會議的意見是如果“只準備就旅順駐兵問題及對一般政治問題發表一個聲明，則恩來同志去莫似無必要”。[17]顯然，在中國方面看來，這次中蘇最高領導人會談能否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及有關協定，實無把握。
　　毛澤東對第一次會談的結果很不滿意。按照柯瓦廖夫的觀察，那幾天毛澤東“悶悶不樂地呆在別墅里”，“情緒不好，心神不安”。為了進一步表明中國方面的態度，他于12月22日邀請柯瓦廖夫去談話，并要求把談話記錄轉給斯大林。根據談話記錄，毛澤東提出下一次會見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談判的兩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是解決中蘇條約、貸款協定、貿易協定、航空協定等問題，其中包括緬甸承認中國的問題。按照這個方案，需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履行協議簽字手續。第二種方案是對第一方案中的各種問題從多方面進行磋商，但暫不履行相應的簽字手續。這樣，周恩來就不必馬上來莫斯科。毛澤東在交談中不止一次地強調，所有這些問題均由斯大林定奪。[18]毛澤東對此抱有極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談到：“已與斯大林約好23或24日談一次。在這次談話后可以確定方針電告你們。”[19]
　　然而，在12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談中，主要是談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亞洲兄弟黨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沒提中蘇條約的問題，毛澤東對此大失所望。[20]這一次毛澤東真的動了氣，他后來曾向蘇聯大使尤金談起當時的情況：“關于簽訂條約的問題當時對我們來說事關重大，將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后發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會談時就提議簽訂條約，但是斯大林卻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會談時又重提這一問題”，斯大林還是找借口拒絕了。“后來斯大林避而不見我。我曾給他的住所打過電話，但得到的答復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議我去見米高揚。”毛澤東說，“這種做法使我很生氣，我決定呆在別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澤東還拒絕了柯瓦廖夫和費德林關于去蘇聯全國游覽的建議，而寧可“在別墅里睡大覺”。[21]
　　根據汪東興的日記，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來電問候毛澤東，26日和27日毛澤東與其他蘇聯領導人繼續進行過會談，此后直到1950年1月1日前，毛澤東與蘇聯領導人沒有任何接觸。[22]莫斯科的空氣顯得凝重而緊張，看來，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在等待對方做出讓步。
　　1950年元旦這一天，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奉外交部長維辛斯基之命拜訪了毛澤東。毛澤東向他聲明，因身體不適，“準備完全靜養一周，徹底恢復正常的睡眠”。毛澤東還強調，他“不想參觀工廠，不想作報告，也不想發表公開演講”，并且取消了在蘇聯各地旅行的計劃。最后，毛澤東提出“想提前一個月，即在1月底離開莫斯科回國”。在談話中，毛澤東還向蘇聯方面透露了一個消息：最近幾天，“收到北京的報告，說緬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們愿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是，只要緬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國政府的條件，“他們可以派代表到北京進行談判”。毛澤東還告訴羅申：“不久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也將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采取明顯步驟。”[23]
　　毛澤東并非是無意地談到這兩個問題的，而是在以一種東方式的外交語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滿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澤東不是真的要休息養病和提前回國。盡管他在私下表示了這種意見，但在第二天，即1月2日，毛澤東就以答塔斯社記者問的形式，公開向外界聲明他來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問題，并表示逗留蘇聯的時間，“部分地取決于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毛澤東還說，“打算訪問蘇聯的幾個地方和城市”。
　　這無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要簽訂新條約的決心。
　　其次，英國和緬甸也不是最近幾天才提出承認中國的問題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會議時就透露，“英國政府傾向于承認我國”。而12月18日周恩來已復電緬甸外交部長，同意在緬甸政府與國民黨殘余力量斷絕關系的基礎上，建立中緬外交關系。[24]毛澤東選擇這個時候向蘇聯傳遞這些信息，顯然是在外界傳聞毛澤東在莫斯科被“軟禁”、中蘇關系出現緊張狀態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壓力。無論如何，當中蘇談判陷入僵局時，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關系出現轉機，對蘇聯無疑是一個刺激。[25]
　　總之，到1月2日，中蘇條約談判的僵持局面開始打破了，做出讓步的是斯大林。1月2日晚8時，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特地詢問他對簽訂中蘇條約等事項的意見。毛澤東講了三個方案：(1)簽訂新的中蘇條約；(2)由兩國通訊社發表一個簡單公報，說明兩國對舊的中蘇條約交換了意見，而實際上把這個問題拖下來；(3)簽訂一個聲明，內容是講兩國關系的要點。莫洛托夫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澤東又追問：“是否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莫洛托夫明確回答：“是的。”毛澤東當即說出了他的安排：“我的電報1月3日到北京，恩來準備5天，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約10天時間談判及簽訂各項條約，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國。”[26]根據汪東興的日記，1月3日這一天，毛澤東“精神特別好”，“有說有笑”。[27]
　　籠罩在莫斯科上空的烏云終于散開了。
　　[1] 謝爾蓋·岡察洛夫原是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蘇關系問題專家，后調任俄羅斯駐華大使館首席參贊。去年夏天，岡察洛夫向我提供了一批關于1950年中蘇條約談判的俄國檔案文件，并提出合寫一篇論文，我欣然從命。后來，岡察洛夫奉召回國，出任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副司長。臨行時商定論文由我執筆，完稿后兩人再找機會進行討論和修改，但此后一直未能與他取得聯系。顯然，本文的文責由我來負，而署名理應有我們兩人。
　　[2] 關于這個問題，德國聯邦蘇聯東歐研究所迪特·海因茨希教授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他的專著《蘇聯與共產主義中國（1945-1950）》即將在德國出版，其中一章專門論述了中蘇條約談判問題。
　　[3] 對于這一觀點的詳細論述見沈志華：《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載《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有關這次中蘇談判的詳細過程，過去只有臺灣方面公布的材料。最近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冷戰與中蘇關系”國際學術討論會，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向大會提交了一批共200多頁的綜合檔案文獻，其中包括大量美國和俄國保存的關于中蘇談判的原始文件。目前正在對這批文獻進行翻譯和整理，不久即將發表。
　　[4] 有關文件參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3冊，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1327—1338頁。
　　[5] 列多夫斯基：《米高揚訪華秘密使命》（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載《遠東問題》1995年第2期，第106頁；1995年第3期，第101頁。
　　[6] 岡察洛夫：《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載《遠東問題》1992年第1-3期，第86頁。
　　[7]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39，目錄1，案宗39，第78-79頁。轉引自《遠東問題》1995年第3期，第101頁。
　　[8] 周恩來：《關于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頁。
　　[9] 劉少奇致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1949年7月4日。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28，第11-50頁。
　　[10] 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100，目錄42，案宗19，卷宗288，第81-85頁。轉引自《遠東問題》1994年第6期，第76頁。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頁。
　　[12] 岡察洛夫前引文，《遠東問題》1992年第1-3期，第88-89頁。
　　[13] 過去認為，中蘇莫斯科會談初期出現不愉快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澤東的意圖，或雙方產生了誤會，現在看來似乎是沒有道理的。
　　[14] 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頁。
　　[15]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239，第9-17頁。
　　[16]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頁。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頁。
　　[18] 岡察洛夫前引文，《遠東問題》1992年第1-3期，第89頁。
　　[1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197頁。
　　[20]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18頁。可惜的是，在目前中俄兩國公布的檔案中均未見到關于這次會談的文獻資料。
　　[21] 帕·尤金：《毛澤東談共產國際的中國政策與斯大林》（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ена　и　Сталина），載《遠東問題》1994年第5期，第105-106頁。
　　[22] 汪東興：《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70頁。
　　[23] 羅申與毛澤東會談紀要，1950年1月1日。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100，目錄43，案宗10，卷宗302，第1-4頁。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頁。
　　[25] 毛澤東本人后來談到這個問題時說過：“斯大林的立場發生變化，也許是印度人和英國人幫了我們的忙。”見尤金前引文，《遠東問題》1994年第5期，第106頁。
　　[2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212頁。
　　[27] 《汪東興日記》，第173頁 

沈志華 2013-08-28 10: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