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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發展是生態、環境、資源、經濟、社會在代內和代際間的可持續，這種可持續不僅僅表現為人類經濟社會各個要素系統之間的可持續，而且還表現為各個空間區域系統之間的可持續。空間區域之間的可持續既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我國在改革開放后按照非均衡發展理論，實施了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的地區發展政策。這種政策在實現了我國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也因地區差異的擴大導致了發展的不可持續性。為實現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應調整原有的地區發展政策，在非均衡推進過程中，既要重視重點地區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和帶動作用，又要強調各地區協調發展的必要性，在非均衡發展中求得協調，形成區域之間可持續運轉的經濟機制。
　　　　　　一、區域與區域可持續發展
　　對區域這個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是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基礎之一。區域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而且相對性極強的概念，人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和分析各種不同的區域。可持續發展把區域作為一個整體的地理范疇，它所追求的是區域的整體利益，這種整體利益表現為全人類的共同發展，表現為地球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的總體協調，表現為人類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與地球承載力之間的平衡。發展的全球觀，是區域整體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區域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區域內部的關系；一類是區域之間的關系，可持續發展所要研究的是一個國家內部區域之間的關系，主要是指建立在同質性區域基礎上的不同經濟區域之間的關系。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部，一些地區比另一些地區有著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更強的經濟實力，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區域經濟發展有兩個基本的目標：經濟的增長和區域平衡。從長遠來看，生產力、城鎮和人口在區域間均勻分布，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的空間和資源，能較好地解決環境問題，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的更大發展。但是，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由于不可能不受到國家、社會、個人投資能力以及相應的人力物力的限制，經濟增長與區域平衡兩個目標之間往往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涉及到近期與遠期、局部與整體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的問題。我國雖然經過了近50年的建設和發展，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但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發展仍然存在，加之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強制性，扭轉著區域生產要素的傳統流向，我國區域間的經濟交往和運行已進入“效率優先”的軌道，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必須從追求區域不平衡發展轉變到爭取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即把經濟增長和城鄉布局、區際協調、生態環境改善放在相互協調的可持續發展優先考慮的位置上，并且達到區域經濟發展的生態代價和社會成本最低，資源高效配置，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發展協調與高效的統一。
　　　　　　二、區域不平衡發展的不可持續性
　　從建國初到改革開放前這段時期內，由于受到平衡發展思想的影響，我國一直把有計劃地平衡配置生產力，消滅地區之間經濟的不平等和經濟差別，看成是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布局的首要原則。明確提出“把內地作為工業化的重點，使各地區的生產趨于平衡”。正是在這種區域平衡發展論的指導下，國家在投資的地區分配和項目選點上，過分強調縮小地區差距，有時甚至采取一平二調的辦法來人為地拉平差距。在空間布局上，國家實行了“向西大轉移”的方針，基建投資大幅度向西部地區傾斜。“三五”時期，全國基建投資達976億元， 其中分布在東部沿海的占26.9％，中部占29.8％，西部占34.9％。這期間投資比重占全國4％以上的8個省中，西部占了5個，中部占3個，東部1個沒有。 “四五”時期，內地投資比重占到了57.5％（注：蓋文啟，《談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的演變》，《山東師大學報》，1999年第2期。 ）。這種持續了相當長時間的地區發展政策，客觀上對改變中西部邊遠地區經濟落后狀態起到一定的作用，也逐步縮小了地區間的差距，但犧牲了沿海和經濟發展條件好的地區的經濟發展潛能，在國民經濟總體實力的增長上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國的實踐在某種意義上說明了平衡發展戰略的不可持續性。
　　改革開放后，我國逐步放棄地區均衡發展戰略，開始實施有區別、有重點、有選擇的不平衡發展戰略。這種非均衡的地區發展戰略主要以“梯度推進論”為典型代表。梯度推進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客觀上存在著東、中、西三大地帶，這三大地帶由于地理位置、勞動力素質、科技水平、經濟基礎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域。中國的經濟發展應該從不同區域的實際情況出發，首先讓有條件的東部沿海地區優先發展起來，待東部地區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再逐步將資金、技術逐步推進到中西部內陸地區，最終實現區域的共同富裕。
　　在這樣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國家的投資布局首先向沿海地區傾斜。統計表明，80年代以來，在建設資金的投向上，國家不斷向東部地區傾斜，1979—1991年，東部地區國家基建投資占總投資的49.17％， 而中西部地區僅占42.7％。東西部基建投資比重也由“六五”的1∶0.97 變為1∶0.79（注：蓋文啟，《談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的演變》， 《山東師大學報》，1999年第 2期。）另外，國家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賦予沿海一些地區較大的自主權，并在財政、稅收、利用外資、價格，信貸等方面給予相應的特殊政策優惠。實施了一種非常明顯的非平衡發展戰略。
　　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實施，推動了東部沿海地區迅速發展，形成了對外開放的新格局，為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即使是中西部，其經濟增長速度也明顯地超過改革開放以前的時期，我國的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不平衡發展戰略取得了極為明顯的成效。
　　然而，伴隨著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迅速擴大。改革開放以后的17年間（1978—1995年），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 10.87％， 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只分別增長9.42％和9.26％。尤其是在1992—1995年間， 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6.93％，而中、西部地區分別只有14.09％和11.40％。 由此導致中西部的國內生產總值在全國所占的比重呈不斷下降趨勢。
　　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表現，但區域差距的過分擴大必然會導致區域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這主要是因為：
　　第一，區域不平衡發展導致區域差異的螺旋擴大。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能否實現區域的可持續發展，關鍵在于發達地區對不發達地區的擴散效應能否大于回流效應。一方面，在區域差異過大的情況下，不發達地區（象我國的西部地區）交通、通訊、水利等基礎設施條件落后，資金短缺，科技水平低，勞動力素質也較低。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落后地區的資金、人才、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向效益好、投資回報高的發達地區流動，發達地區的回流效應強于擴散效應。自1993年以來，中西部國家每年安排100億元，用于鄉鎮企業的投資，但回流效應非常明顯。 據粗略計算，有40％以上的貸款又回流到東部地區（注：楊韶艷，《淺析梯度推進戰略的不完善性及對策》，《學習與交流》，1999年第6期。）。另一方面，發達地區的擴散效應主要表現為，產業（新技術的載體）在空間上不斷地由相對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擴散。但如果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過大，落后地區不具備必要的經濟技術基礎和相當素質的勞動力，這種擴散就難以實現。區域差異的擴大使回流效應強于擴散效應，中西部地區將陷入“積累資金不足——技術進步緩慢——勞動生產率低下——居民收入水平低下——資金供給能力不足”的不良循環之中，各種自然資源不利于綜合利用和深度加工，資源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最終使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動力越來越弱，區域差異進一步拉大。發達地區對落后地區的擴散效應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整體利益也相應受到破壞。
　　第二，落后地區資源和利潤的雙重回流導致地區之間的不可持續發展。不發達地區和發達地區之間的分工，一般是原材料工業與加工制成品的垂直分工。這種分工關系在不平衡發展戰略下，往往使不發達地區蒙受資源和利潤流失的雙重損失，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不能在公平的原則下競爭，產業分工關系和地區間利益關系嚴重扭曲。其結果是發達地區人口密度過大，引起各種社會問題，自然環境遭受污染；欠發達地區人員，主要是青壯年以及有一技之長的人員流失，導致發展停滯，貧困問題嚴重，甚至引起區域沖突，最終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世界上不少國家在推行不平衡發展戰略時都經歷了這一嚴重后果。
　　第三，地區差距的拉大，阻隔了地區之間的供求關系，影響地區間的可持續發展。國內外地區發展的實踐表明，如果兩個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相似，則其需求結構和消費偏好也會相似，市場之間的隔離度就小，區域分工和貿易的機會就增大。反之則需求、供給關系弱化。如果我國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一方面，中西地區對加工品的需求增長必然緩慢，使東部地區的產品缺少市場，而中西部地區由于沒有能力加快企業技術改造，原材料產品的成本居高不下，甚至會高于國外的成本，從而迫使東部地區從國外進口原材料。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緩慢推進，將迫使沿海地區長期生產那些中低檔的產品，以滿足中西部地區生產結構的層次和消費結構的需要，從而放慢產品的更新換代速度，影響總體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進程。中、西部地區產品市場和資源供給兩方面的約束，將毫無疑問地反作用于發達的東部地區，對發達地區的進一步發展起到制約作用，其結果必然是損失了我國從區域分工中應該得到的比較利益，并使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可持續。
　　第四，地區差距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如果地區間差距擴大，特別是人均收入差距長期得不到解決，不僅會使落后地區經濟走向蕭條，而且往往會使得不發達地區的人民認為國家采取了歧視性政策，從而激發社會矛盾，在我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還可能影響少數民族地區的安定與團結。不發達地區，收入來源單一，教育經費短缺，其結果是中小學教師大量流失，學生失學輟學嚴重。可見，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后果是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
　　　　　　三、區域經濟的非均衡可持續發展
　　為了實現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應跳出平衡發展和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傳統理論框架，走非均衡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非均衡可持續發展戰略既不同于平衡發展戰略，也不同于不平衡發展戰略，它是兩者優點的結合，是我國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最佳選擇。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是，我們如何在區域發展的過程中防止發達地區對不發達地區的過度吸納，產生過強的回流效應，導致地區差異的擴大。為此，我們在非均衡推進過程中必須把重點論和協調論結合起來，既要重視重點地區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和帶動作用，又要強調各地區協調發展的必要性，適度傾斜與協調發展相結合，以先行的帶動后起的，以先進的帶動落后的，從而在非均衡發展中求得協調，形成區域之間可持續運轉的經濟機制。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非均衡可持續發展戰略。
　　第一，非均衡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一種適度傾斜的發展戰略。所謂適度傾斜是指既要有重點地推進生產力空間布局，以追求投資的高回報率和區域經濟的高速增長，又要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協調區際間經濟關系，充分發揮各地優勢，實現區域經濟的共同發展。在區域經濟發展中非均衡是必然的，既有產業、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又有區域之間的不平衡，不能強求區域的平衡發展，我國改革開放前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東部地區已經有所發展的情況下，國家應該及時調整傾斜政策，把投資重點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但是，這種轉移不是全國性投資重點的西移，而是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產業的開發，扶持的重點是中西部地區的礦產資源、能源及原材料的開發、農業資源的開發，特別是應加大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這種投資重點的確立有兩個目的：其一，改善中西部地區的生產條件和投資環境，奠定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增強經濟開放度，提高中西部地區對發達地區以及發達國家經濟技術的接受能力，創造條件促使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產生擴散效應；其二，上述投資重點是中西部地區的區域優勢。重點投資中西部地區的區域優勢，把區域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把潛在的優勢轉變為現實的優勢，既可以實現中西部地區的迅速發展，又不會影響東部地區的進一步發展，反而會支撐東部地區的持續發展。我國地區差距的擴大是在各個地區的經濟都有了長足發展的情況下發生的，并不是由于中西部地區的停滯造成的，是發展中形成的差距，應該在發展中逐步加以縮小，不能用犧牲發達地區的潛在增長來實現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
　　第二，非均衡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一種優勢互補的發展戰略。所謂優勢互補，是指東中西部各自都具有優勢，同時也存在不足，而這正是東中西部相互依賴、相互補充、開展區域經濟技術合作的內在動力機制。毫無疑問，地區之間的合理分工，是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我國過去的區域經濟發展中，受多種原因的影響，某些中、西部省區不顧自身的條件和特點，盲目擴大產品附加值高的加工工業，增加資源的自銷份額。東部地區由于資源產品價格過低和國家低價調撥，具有與中、西部資源密集地區同樣的發展條件，因此也不斷發展一些資源依存度較高的加工工業。結果就造成了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封閉性的增強，地域分工弱化，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地區經濟的封閉性和產業結構的趨同，影響了各地區比較優勢的發揮，阻礙了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破壞了地域分工格局。要實現區域的非均衡可持續發展，必須依據比較優勢進行合理的區域分工。
　　東部地區的優勢主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力資源比較充裕，科技文化發達，交通便捷，信息靈敏，與海內外的聯系廣泛。東部地區應發揮其區位優勢、經濟優勢、科技優勢和智力資源優勢，重點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利用國外資源與技術，扶持發展技術含量高、創匯高、附加價值大、能源與原材料消耗低的新興產業，推動產業的升級換代，在世界性高技術產業的競爭中取得一席之地，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
　　中部地區擁有豐富的農業與礦產資源，應以農業與礦產資源的大力開發和深層次的利用作為地區布局的調整方向。西部幅員遼闊，資源豐富。西部地區要立足于資源開發，主要發展能源與原材料工業。為了實現跨越式發展，西部地區在重慶、西安、蘭州等城市，也應發展資源指向性的高技術產業，培育西部地區的增長極。三線企業特別是軍工企業技術力量雄厚、裝備精良、人才密集，是西部高技術產業的重要方面軍。西部的發展要將三線企業納入到區域規劃中。
　　第三，非均衡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市場機制和政府支持相結合的一種發展戰略。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協調，不可能簡單地依靠行政力量。行政性協調是一種外來力量的推動，沒有地區之間協調的內在動力機制，其協調運作是難以持續的。很多行政性扶貧項目的低效就說明了這一點。市場經濟下的區域協調，應該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協調作用。我國的中西部地區是資源富集地區，其產業的再生產鏈主要是延伸于區外，在市場體系不健全（尤其是價格體系不合理）的狀態下，中西部地區只能以低價輸出初級產品和高價輸入制成品。因此，有必要盡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消除地方和部門對市場的封鎖和分割，建立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市場秩序，使各地區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交易，實現各個地區的區域優勢。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的關鍵是要推進價格改革，理順資源價格體系，提高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程度，使基礎工業產品與加工工業產品的比價趨于合理，發揮各類資源的基礎性效應，進而使各地區的資源遵循價值規律和市場供求規律，實現有效的配置。提高區域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專業化程度，使東部地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充分發揮其輻射、擴散和帶動作用，實現其對中西部地區的擴散效應；中西部地區也能通過市場交易把其擁有的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并形成其較強的對東部地區經濟技術能量的吸納能力，實現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當然，市場機制對區域資源的配置只能發揮基礎性的作用，而且，市場機制在短期的地區利益和企業利益的牽引下，還有可能加大區際差異。因此，要實現區域的非均衡可持續發展，必須把市場機制和政府支持結合起來。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支持。落后地區之所以落后，常常是因為看不到自身的優勢，而財政支持則有利于誘發這種地區優勢。政府的支持應著重改善中西部的政策環境與投資環境。
　　政策環境主要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在非均衡梯度推進戰略的基礎上，實施“T型地區布局戰略”，形成沿海、 沿江兩個經濟增長軸，擴大對外開放的范圍，形成由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沿江經濟開放區——中西部開放城市的全方位、多層次的地區發展布局，促使東部地區的擴散效應向中西部地區延伸。而投資環境的改善主要是要改善中西部的交通運輸、通訊條件，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西部的投資效益。目的是要提高中西部地區的自身吸引力。政府的支持就是要采取措施，吸引資金與人才，加速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國家要繼續鼓勵沿海省市與內陸省區的橫向聯合和對口支援，從政策上對東西合作給予支持，在稅率等方面予以優惠，鼓勵東部企業到中西部投資辦廠，促進地區之間人才、技術和信息的交流。
中國經濟問題廈門43～48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范從來/陳超20002000為實現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應跳出平衡發展和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傳統理論框架，走非均衡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非均衡可持續發展戰略既不同于平衡發展戰略，也不同于不平衡發展戰略，它是兩者優點的結合，是我國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最佳選擇。范從來、陳超，南京大學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經濟學系　　郵編：210093 作者：中國經濟問題廈門43～48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范從來/陳超20002000為實現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應跳出平衡發展和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傳統理論框架，走非均衡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非均衡可持續發展戰略既不同于平衡發展戰略，也不同于不平衡發展戰略，它是兩者優點的結合，是我國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最佳選擇。

網載 2013-09-10 21: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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