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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1)03-0112-07
　　一、“經濟人”和“社會人”的對立統一
　　馬克思有一段名言：“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經濟學既然是一門社會科學，就不能擺脫人的社會、歷史、制度、文化的分析。因此，“社會人”的定義更加符合人的本性。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個人按照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而行動——這個“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基本出發點。完全否定“經濟人”假定也就意味著“主流經濟學”毫無研究價值。這也是片面的。
　　從哲學上講，“經濟人”假定是一種抽象規定，“社會人”假定也是一種抽象規定。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經濟學中是否能有一種基本的抽象規定？如果只允許一種基本的抽象規定，那么我們就只能在這二者之中選擇其一。如果允許有一個以上的抽象規定，經濟學理論就有更大的辯證思維空間。其次，如果“經濟人”和“社會人”的抽象規定都是允許的，那么，這兩個規定必然各有其特殊性，否則二者就可以合而為一了。
　　當代美國思想家德魯克(Peter Drucker)對熊彼德和凱恩斯經濟學的出發點有一個比較。德魯克指出：“熊彼德從他的學生時代起就主張，現代經濟始終處于動態的不平衡之中。熊彼德認為，經濟系統和牛頓的宇宙——或者凱恩斯的宏觀經濟不一樣，它是開放的系統。經濟系統始終處在發展變化之中，它的本質類似于生物性，而與機械性相差甚遠。”（注：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現代管理宗師德魯克文選[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9.49．）凱恩斯主張，經濟系統平衡是經濟自身的規律，是經濟學研究的主題；而戰爭、自然災害等對經濟有巨大的影響，但這些因素是外在因素，不是經濟學本身的內容。毫無疑問，凱恩斯的思想建立在“經濟人”的基礎之上。熊彼德則認為，經濟系統不平衡是經濟本身的規律，經濟結構的變革是經濟學真正的主題。社會歷史、政治等因素內在于經濟系統之中。顯然，熊彼德的理論承認了“社會人”的理念。“經濟人”和“社會人”的區別可以這樣理解：“經濟人”假定是面向分析的工具假定，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有方法論上的合理性；“社會人”假定是結合人性的基本假定，經濟學的“終極關懷”源于實際的人類社會生活。“經濟人”假定奠定了主流經濟學基礎；而“社會人”假定則支持了社會經濟學的合理性。
　　為了明晰問題，假定經濟學可以分為主流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兩個部分，并假定主流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是十分清晰的（實際上二者的界限有可分的一面，也有模糊的一面），那么，主流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有三種可能的邏輯關系（定義A：主流經濟學；B：社會經濟學）：等同關系(A=B)；交叉關系附圖。等同關系是不符合經濟學研究的實際情況的。采納數量分析方法的主流經濟學和采納歷史文化分析方法的社會經濟學有融合的趨勢，但目前主要還是處于分道揚鑣的局面。不相交關系是不可能的。既然都是經濟學，就有一些共同關心的話題。從哲學的觀點看，主流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之間能夠產生爭論，恰好說明雙方的理念有可通約性。如果雙方的理念完全是不可通約的，就不可能發生任何爭論。由此可見，主流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只能是第二種邏輯關系：交叉關系。在這個交叉關系下，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大致可以定義為Ⅰ、Ⅱ、Ⅲ3個部分。三個部分的邏輯隸屬關系如下：附圖。
　　上述劃分體現了按照研究方法來區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這只是經濟學研究范圍的一種抽象劃分，并不是唯一的劃分）。“Ⅰ”從“經濟人”假定出發，運用量化的思想理解經濟學范疇，建立數學模型來說明經濟生活的規律。“Ⅲ”從“社會人”假定出發，在人的政治、文化、倫理等社會屬性的基礎上來闡釋經濟生活的現象。“Ⅱ”是“Ⅰ”和“Ⅲ”的交匯點，從“經濟人”假定和“文化人”假定的結合出發研究經濟生活的規律，為社會經濟運行服務。
　　因為前提、方法不一樣，“Ⅰ”和“Ⅲ”是相互批評的。“Ⅰ”和“Ⅲ”的這種相互批評帶有“外部”批評的特征。“外部”批評類似于“無政府主義”，雙方都是以自己的出發點的唯一合理性來說明對方的立場的不合理性。然而這種批評是有益的，雙方都可以從對方的批評中發現自身出發點的缺陷，從而產生互補作用。
　　正是由于在經濟學研究中實際上存在著上述互補作用，才可能有“Ⅱ”的研究。“Ⅱ”是一個“Ⅰ”和“Ⅲ”的模糊界面，由于要同時承認“經濟人”假定和“社會人”假定在不同層面上的合理性，理念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Ⅱ”的內部的相互批評是“建設性”批評，因為這種批評是“綜合”，其目標是建立經濟學新的理解模式，而不僅是戰勝對方的理念。“外部”批評只有過渡到“建設性”批評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Ⅱ”的研究困難很大，但是，怎樣把“Ⅰ”和“Ⅲ”的合理成分有機地統一起來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從經濟學的“人性”來看，“社會人”假定更為合理。以“社會人”為基礎的理論體系以描述方法為主，洞察經濟現象的本質，更適合于分析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社會綜合效益。以“經濟人”為基礎的理論以數學方法為主，把數學和經濟生活恰當地結合起來，更適合對經濟現象作量化分析，是以“社會人”為基礎的理論體系的必要補充工具。
　　二、從數學方法的應用看經濟學的出發點
　　在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人的本性是利己主義，其理想模型是“經濟人”，在人人都追逐私利的假定下，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通過完全的經濟自由競爭來實現。亞當·斯密系統地論證了商品價值、工資、利潤、地租的基本含義，以可以量化的基本范疇為經濟學理論的基礎，奠定了在經濟學中運用數學的合理性思想。最早的數量經濟學家是法國的古諾。他在1838年出版的《財富原理的數學原理研究》是最早運用微積分研究經濟學的名著。但古諾的數理經濟學的思想直到“邊際革命”出現后才得到應有的重視。
　　19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思想領域出現了“邊際革命”，其代表人物是英國的杰文斯、瑞士的瓦爾拉斯和奧地利的門格爾。“邊際革命”強化了“經濟人”的理念。它的基本規律是邊際效用遞減律。“邊際革命”以后，邊際分析方法廣泛地運用于消費、生產、投資等市場經濟規律研究。
　　邊際分析的基本數學含義是指自身變量發生微小變化時，引起的因變量變化的變化率。在經濟學概念的分析中運用最多的是簡單的一階導數dy/dx。以一階導數為基礎，許多相關的兩個經濟學變量的變化趨勢都可以用二維函數圖形作形象的描述，對于理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有一定的幫助。邊際分析的延伸孕育了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數量經濟模型，如消費函數模型、生產函數模型、貨幣需求函數模型、投資函數模型等。數量經濟模型使經濟學的理論描述從模糊走向清晰，使經濟活動的預測和控制成為可能，是經濟活動的預測、控制的重要的理論工具。
　　為什么經濟學研究的手段能夠從單純的自然語言的理論描述過渡到自然語言和數學語言結構的理論描述？這是因為經濟學與數學之間有天然的聯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之間通過“物的交換”而形成的關系，“物的交換”是有量化規則的；經濟學基本范疇如需求、供給、價格等是量化的概念；經濟學所揭示的規律性往往需要數量的說明。所以，經濟學運用數學有客觀的基礎。從1969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有半數以上的得主都與計量經濟學的成果有密切關系。由此可見經濟學的量化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思想分析經濟數學方法的運用可以得出以下3個結論：第一，從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是認識發展的一般過程，經濟學數學方法的運用體現了這個一般過程。定性是定量的基礎，定量是定性的精確化。一般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20世紀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各門社會學科運用數學的程度顯著地增強，在經濟學科上更為突出。目前經濟學應用數學的程度至少在本世紀30年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同一學科研究的方法是多種方法的統一，而不是單一的方法就能夠揭示其規律。這是各門科學研究的一般規律，經濟學也不例外。經濟數學方法的運用是經濟學理論方法進步的一個方面，但不代表經濟學理論方法的一切方面；經濟學數學方法是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不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全部。第三，一般說來，同一學科的不同研究方法是互補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這一點對經濟學理論研究也是成立的，即經濟學研究的不同方法是相互補充的。物理學中的“互補原理”就是一個充分說明上述道理的典型范例。“互補原理”告訴我們，微觀粒子的不同物理圖象是從不同的層面說明其本質的互補圖象。例如，電子在光電效應中是粒子圖象，在電子衍射中是波動圖象，這兩種圖象都已經被實驗所證實。結論：電子是粒子和波動的統一。“互補原理”說明，在不同的實驗裝置下，微觀粒子的物理圖象是不一樣的。就哲學思想而言，“互補原理”有一個認識論啟示：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各自的合理性和互補性。這個啟示可以成為我們分析問題的一般出發點。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而言，數學方法和描述方法有各自合理的一面和相互補充的一面。
　　經濟學中的數學方法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工具。“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使用工具是可能出錯的。不能把使用工具的錯誤歸結為工具本身的錯誤。“工具”是需要人根據一定的任務去選擇的。在經濟理論研究中，“工具”具有可選擇性，關鍵在于人怎樣結合實際情況去利用“工具”，揭示經濟發展的規律。
　　在實際的研究工作中，始終正確地運用“工具”并不是一件易事。美國經濟學界在如何對待經濟數學方法的作用的問題上有尖銳的分歧。正如美國當代經濟思想家羅伊(Subroto.Roy)指出的那樣：“在許多大學里，數量經濟學家正在引導著經濟學研究的方向。然而爭論還在繼續，略舉幾例可見其爭論之尖銳激烈。克萊因(Lawrence.Klein)教授把非數學描述的經濟學貶為‘臃腫、草率和模糊’之論……另一方面，羅根(N.Georgescu Reogen)教授以奈特(Frank Knight)為例說到，‘在職業經濟學家中有許多人原來是數學家后來是經濟學家’，并且指出，‘在奈特的時代以后，情況變得更為糟糕。有些成果在當今被認為是最佳的經濟學成就，實際上是純粹的數學演算，不僅沒有經濟內容，而且沒有數學價值。這些成果的作者并不是首先是什么，而后又是什么；他們既不是數學家，又不是經濟學家。”（注：Sutroto Roy.Philosophy of Economics[M].Routledge,1991.140.）盡管爭論很激烈，從當前的研發發展趨勢來看，一般說來，美國主流經濟學有比較明顯的夸大數量分析的作用的傾向。具體表現在對經濟學學位論文的通過，學術論文的發表，學術會議論文的評價方面都偏重于數學模型方面。
　　經濟數學方法是經濟研究的一種“工具”，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如果把經濟學的量化分析方法的作用夸大，脫離經濟現象發生的政治、歷史、文化、倫理等人文因素來研究經濟規律，則是經濟學研究中的“工具理性”。
　　經濟學中的“工具理性”就當前的語境而言是指過分夸大數量方法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作用的傾向。“工具理性”是主觀地、教條地運用工具的情況。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經濟學家的預測與實際情況有較大的差距。如專家對股市的預測失靈，甚至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在公司運作中出現戰略失誤。一般說來，教條地運用工具，忘記了經濟現象包含綜合的、復雜的因素，都不可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經濟學研究中的“工具理性”的表現很多，但從認識論上講，其基本的思維方式主要地歸結為這樣一種思想：把數學方法當成經濟規律。數學方法邏輯性強，演繹性強，有助于比較清晰地表達經濟規律。但是，數學方法是認識經濟現象的工具，并不是經濟現象本身。這種思想容易導致把某一時期的特殊經濟規律套用到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之中，也容易導致把適用于某些特殊情況的經濟規律無條件地普遍化。
　　經濟學中的“工具理性”思想產生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把物理學的方法和經濟學的方法視為絕對同一。歷史上牛頓力學的巨大成就對各門學科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牛頓運用了“流數法”（即積分方法）證明了可以假定地球的質量和太陽的質量集中在各自的質心上，這對地球和太陽之間引力的準確計算沒有影響，由此從數學上證明了萬有引力假說的正確性。牛頓以后約100年間，數學分析使理論力學（宏觀）基本上達到了它可能具有的完善程度。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牛頓力學的輝煌成就使人們產生了以下3個信條：一切科學規律最終都可以用精確的數學公式來表達；科學理論的正確性與數學表達的精確性成“正比”；非數學描述的理論不是成熟的科學理論。實際上，這些信條對物理學也是不正確的。數學和物理學的區別在于：數學是邏輯，而物理學是實驗和理論的結合。物理理論需要數學，但離開了物理理念就寸步難行。在本世紀初的物理革命中，愛因斯坦并不是當時最頂級的數學高手，他的杰出之處在于提出了劃時代的相對論理念和光量子理念。在量子力學的創立過程中，薛定諤的波動方程和海森堡的矩陣方程的互換是由數學大師狄拉克完成的，然而薛定諤和海森堡對量子力學的貢獻大于狄拉克。物理學發展的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物理離不開數學，而物理思想比數學手段更為基本。在經濟學研究中，上述物理革命的事例是富有啟迪的。
　　經濟學和物理學都應用數學，一般說來物理學應用數學的范圍更廣，程度更高。這是兩門學科在運用數學方面量上的差異。還應該進一步看到，經濟學和物理學在運用數學方面有三個基本的質的差別。第一，物理學是以實驗為基礎的，經濟學是以經驗歸納為基礎的。伽利略以來的物理實驗包含條件控制、記錄數據和理論分析三個基本環節。物理實驗中的條件控制包括實驗對象、物理環境、操作手段、操作程序等。物理實驗是客觀過程本身。經濟學缺乏這種代表客觀過程本身的實驗。在經濟學中也有模擬實驗。但是，經濟學上的模擬實驗實際上是在約束條件下的數據處理。經濟學的原始材料是歷史性的，不可逆的，只能作經驗的歸納。第二，物理學和經濟學的“主體因素”是不同的。人的認識中有“主體因素”存在，這在現代認識論中已達成共識。在本世紀初的物理革命中，“主體因素”的一個典型范例就是在微觀測量中觀測手段對微觀客體產生的不可排除的干擾影響了人對微觀客體的認識。但是物理學中的“主體因素”和經濟學中的“主體因素”有質的區別。物理學中的“主體因素”相對于整個人類是“一視同仁”，沒有差異的。在物理研究中，為了消除個體的觀察差異，可以把色盲排除在某些物理研究之外。但是，經濟學中的“主體因素”是相對于民族、群體、階級而言的“有色眼鏡”，它不可能用類似于排出色盲的方法去消除。第三，物理學與倫理上的“終極關懷”沒有直接聯系，經濟學內在地包含了倫理上的“終極關懷”。物理研究是完全對象化的，物理客體對于有正常感覺和邏輯思維的人是基本一致的，不受倫理、文化的直接影響。經濟學的研究直接受到倫理、文化的影響，即常說的與“終極關懷”相聯系。物理研究也受到倫理、文化的影響，如中世紀基督教對哥白尼“太陽中心說”的迫害，但這對于物理史來說是“外史”，是外部因素。而在經濟學研究中，倫理、文化是實實在在的內部因素。
　　三、從經濟學的“國界”看經濟學的出發點
　　經濟學有無“國界”？筆者曾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Robert Fogel)教授請教一個問題：中國應該怎樣解決在轉軌時期的再就業問題？福格爾教授的第一句話是：“很抱歉，我不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最佳人選。”然后，福格爾教授結合美國19世紀內戰后的發展時期的失業狀況和美國當代失業控制率發表了一些看法。福格爾的第一句話之意就是說中國和美國情況不一樣，中國人更能恰當地回答自己所面臨的問題。這就是經濟學有“國界”的含義。美國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不能照搬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來，就象十月革命的經驗不能套用到中國民主革命實踐中來一樣。問題不一樣，道理卻是相通的。
　　同時，經濟學又有無“國界”的一面。其一，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傳到中國，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起到了重大的理論指導使用；其二，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理論進入我國高等教育的殿堂，并在我國學術界和青年中有很大的影響，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借鑒作用。還有更多的事例都可以作為經濟學無“國界”的根據。
　　如果要對經濟學有無“國界”作非此即彼的回答，則這個問題就沒有合適的答案。所謂無“國界”就是具有普遍性，所謂有“國界”就是具有特殊性。經濟學有無“國界”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如何理解經濟學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念來理解這個問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經濟學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
　　理論界有一種意見：經濟學的理論是無“國界”的，而經濟學理論的運用是有“國界”的。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理由有2點：第一，理論和應用在有無“國界”的問題上這樣不自治，能否把理論運用于實踐就很值得懷疑。理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實踐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理論和應用才能夠結合起來。第二，經濟學理論是一個整體，而不僅僅是微觀經濟學理論及其推廣。就微觀經濟學而言，只要商品經濟存在，市場機制發生作用，其原理是沒有“國界”的。但問題在于，經濟學理論不僅僅是微觀經濟學理論及其推廣，經濟學理論還包括以“社會人”為基礎的理論。如果把經濟學理論歸結為微觀經濟學理論及其推廣，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
　　薩繆爾森是美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杰出代表。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的不同場合多次說明：經濟學是一門綜合的學科，與社會文化等有密切的聯系。這一點體現了作為主流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的明智之處。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從1948年初版以來，歷經半個世紀經久不衰，再版16次，堪稱世界名著。多次被釋譯成中文，為中國學界所熟知。《經濟學》對我們了解主流經濟學的思想，對我們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都有重要的作用。作為對美國經濟和經濟學都有重大影響的大師，他的《經濟學》有3個重要特點：第一，既重視用數學理念闡明經濟學范疇，又注重使經濟學理論不至于變成數學游戲，在理論邏輯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第二，適應了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第三，在講述主流經濟學原理的同時，竭力告誡人們不要忘記經濟學的社會綜合性。
　　上述關于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第三個特點既是薩繆爾森《經濟學》的明智之處，又是薩繆爾森《經濟學》的薄弱環節。《經濟學》中表現了經濟學是綜合的社會科學的思想，但并沒有對當代經濟學的社會政治、社會文化背景作出“內在”的分析。對于一本書，這個要求可能過高。但是，對經濟學科來說，社會性和時代性比邏輯清晰性重要得多。
　　馬克思的《資本論》經久不衰，其重要原因在于《資本論》對當時資本主義制度作了犀利的分析，把社會進步和經濟規律有機地結合起來了。《資本論》中的核心理念“剩余價值”是建立在商品的二重性、勞動的二重性的科學判斷的基礎上的。“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和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原因，揭示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關系，經濟學的基本規律就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這就把經濟學的出發點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進步的基礎上。微觀經濟學研究對象是市場規律，缺乏“社會人”和社會進步的理論基礎，因此它能夠說明有限的經濟現象，而不能從根本上說明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可以消化、改造、包容微觀經濟學。反之，微觀經濟學由于出發點的狹隘，不可能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
　　“社會人”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社會人”的普遍性在于，經濟學研究的是人的科學，內在地包含社會政治、社會文化因素。這對于一切經濟學流派來說，無論承認與否，都是無一例外的。“社會人”的特殊性在于，代表每一個階級、每一個社會集團、每一種社會制度的“社會人”的面孔是不同的價值體系。從根本上說，各種經濟學說都是為一定階級、一定社會利益集團、一定社會制度服務的。
　　“經濟人”是研究市場經濟的量化規律的假定，微觀經濟學說是在理想條件下價格變化、市場運行規律的學說。嚴格的理想狀態在現實中是沒有的，但是理想化的分析有助于我們了解極限狀態，把握現實的經濟運行規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源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中國的具體情況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張，經濟學的出發點應與社會進步、人類解放聯系在一起的，無“歷史”的經濟學是片面的經濟學。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和理論。這些經驗和理論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借鑒、消化、發展這些經驗和理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換言之，這就是把“社會人”和“經濟人”統一起來的探索和實踐。
《經濟學家》成都112～118F11理論經濟學幸強國20012001社會人/經濟人/數學方法/經濟規律/國界幸強國 西南財經大學政治系，四川 成都 610074 作者：《經濟學家》成都112～118F11理論經濟學幸強國20012001社會人/經濟人/數學方法/經濟規律/國界

網載 2013-09-10 21: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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