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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同視角下的當代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
　　兩年前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不僅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是個轉折點，對當代經濟學家來說亦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正如30年代危機造就了凱恩斯這位創經濟學嶄新思潮的一代宗師一樣，當代經濟學家的觀點也將接受時間的考驗。
　　鑒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聯儲及游資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所起的有爭議的作用，作為其代言人的費舍爾、格林斯潘和索羅斯的觀點往往易被人懷疑有某種利益支撐，故不易作出客觀評論。本文僅對曾被認為當代凱恩斯的候選人中的克魯格曼、薩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學者觀察當今世界經濟與世界金融的獨特視角作一比較。（注：臺灣《工商時報》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亂世，誰是當代凱恩斯”。）
　　當今西方宏觀經濟學界存在兩大陣營：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與新凱恩斯主義學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時就成為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外，克魯格曼和薩克斯沒有輕易地選擇他們在經濟學領域的流派。但就他們的學術思想來看，克魯格曼與薩克斯的觀點明顯是傾向新古典主義的。基本學術思想的定位不僅決定了他們的學術研究方向，甚至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處世哲學。
　　如果沒有這次東南亞金融危機，相信克魯格曼、薩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會走到一起，也就不會產生有關國際金融方面的爭論與分歧。眾所周知，克魯格曼與薩克斯是潛心研究國際貿易的著名學者，而斯蒂格里茨則在公共經濟學領域獨辟一徑自立門戶。他們在各自研究的領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魯格曼與薩克斯在匯率機制方面頗有建樹，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貸配給論旗幟鮮明地反對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們都沒有完整地審視國際金融體制，全面考察國際金融問題的經歷。新興市場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無疑賦予他們一次天賜良機。在他們的研究領域中，國際金融開始占據一席之地。然而，當仔細品味他們關于國際金融方面的論點時，我們能輕易地發現他們的論點暗含著原有學術研究的烙印。
　　在克魯格曼、薩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異的研究視角之中存在強烈的地域性特點。克魯格曼關心的是與美國貿易存在巨額順差的亞洲國家，主要是東南亞與日本。薩克斯把他經濟思想的實驗基地放在了轉型國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則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之前，斯蒂格里茨關心的是美國的經濟問題，一度還是克林頓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在走出白宮跨入世行大門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從美國本土放遠到整個世界。世界銀行主要是與發展中國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開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視角，使三位經濟學家作出的經濟對策有所不同。克魯格曼憑借他對亞洲經濟的了解作出了亞洲宏觀基礎產生病變的論斷；薩克斯依其在休克療法中市場頻頻出現的令人始料不及的沖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斷；斯蒂格里茨則依據他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了解，告戒新興市場國家：你們開放的步子邁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們對金融危機成因上的觀點不同，人們當然不能奢求他們在金融危機對策上殊途同歸。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開的藥方最可能被采用。這并不是因為斯蒂格里茨的藥方怎么有效、怎么具體。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對策是很籠統的，著重在于讓新興市場國家領會其精神——改善政府對經濟管理，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什么是有所為？哪些是有所不為？斯蒂格里茨并沒有清楚地說明。但藥方中體現的重視政府在經濟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機中遭受打擊的新興市場國家所接受。薩克斯開的又是一劑猛藥。以放任貨幣貶值為核心的主治藥散發出的是人們熟悉的“藥香”。薩克斯全然不顧患者的虛弱體質及水平，指望一幅藥下去，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又能箭步如飛。盡管立刻實施的可能性較小，但薩克斯的藥方還是能贏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的肯定。匯率的浮動就目前看來仍是一個不可改變的趨勢。只不過新興市場國家在接到藥方后會自作主張地在藥方上任意添加和刪減。在三位醫生開具的藥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數克魯格曼了。藥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樣兩面不討好。克魯格曼在藥方開頭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檢點”，自然引來眾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開具的“保守療法”實施外匯管制——盡管能贏得病人的一絲好感，卻會引來制藥商——發達國家的反對。顯然，實施外匯管制與發達國家一直以來主張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馳。克魯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懼壓力堅持不懈地對居于正統的經濟理論提出強有力的挑戰，引來人們對問題的更廣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魯格曼、薩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機觀點也許都是對的，因為他們從各自的視角對危機的表象作了真實而形象的描述；也許這些觀點是錯的，因為他們的分歧告訴我們誰也沒有深入對危機的本質做出分析。他們還需要更多的時間，我們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斷，作出選擇，正如《時代》周刊引用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話：“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注：Times Weekly, December 31,1965. ）而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赫伯特·斯坦對此話作了精確解釋：“當人人都從凱恩斯的說教中汲取某些有價值的東西時，就無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們不必問自己：“我該相信誰呢？”
　　　　　　二、政治家對經濟學家的依賴
　　今天的經濟學家擁有比前輩們更為廣闊的舞臺。他們不僅利用著書立說、教書育人等傳統傳播學說的途徑，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們為他們提供的講壇。議會、政府機構、咨詢公司都看到經濟學家活躍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國人凱恩斯在其學術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時就開始積極參與政治。作為英國的代表，他參與了戰后多次重要的國際經濟會議。在一定程度上說，是他構建了延存至今的國際經濟組織及體系。盡管凱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學術思想也被后人批得體無完膚，但體現他學術思想的國際經濟組織及體系依然在運作。他的后來人越來越積極地參與政治。在此次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一些國際金融界的風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過參政經歷。克魯格曼30歲就成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薩克斯担任了許多國家政府的經濟顧問；斯蒂格里茨剛卸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又接過了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重任；費舍爾如今坐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二把交椅——IMF 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格林斯潘掌握著美國經濟的命脈；索羅斯雖然稱不上是完全意義的經濟學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東歐開辦的經濟學府正發揮著商人不能發揮的作用。
　　經濟學家在政治上日益發揮重要作用的原因不僅是經濟學家逐漸產生的政治取向意識，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臺上的主角——政治家對經濟學家的熱情邀請。
　　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決定著政治家們的命運，而對經濟問題的把握，經濟學家肯定優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們就樂于讓出一些權力，讓出一些位置給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家來說，或許權力對他們并無太大的誘惑力，真正吸引他們的是獲得政治家的認同，及提供給他們實踐其經濟理論的一次最佳機會。尤其是執政政治家的邀請代表著經濟學家的理論被扶為正統。政治家對經濟的重視，對經濟學家的依賴從政府機構設置的變化趨勢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國為例，1946年成立了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直接隸屬于總統，由總統任命，直接受總統領導。其主要職責是：評估、檢查和鑒定政府的經濟計劃的政策，預測未來經濟發展的趨勢，向總統提出咨詢意見和建議，起草總統向國會提交的年度經濟報告。克林頓1993年當選美國總統后為振興美國經濟又新設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委員會成員都是資深的經濟事務專家或學者。與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相比，國家經濟委員會的地位更高，是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平行的機構。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克林頓對經濟的重視也是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在世界經濟中一支獨秀的主要原因。這也幫助克林頓維持了相對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過重重難關。
　　政治家力邀經濟學家加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與政治家相比，經濟學家能夠具備良好的聲譽。作個簡單的測試，如果一屆政府都由經濟學家組成，肯定能獲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會贏得“清白”的好名聲。政治家們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每每在一屆政府中一兩個不重要職位上安插一兩位經濟學家背景的專業人士，以起到“凈化”政府的作用。但隨著經濟學家的頻頻入閣，并沒有改變以往令選民厭倦的政治氛圍，反而引發了人們的懷疑：經濟學家參與政治會不會依附于某些權貴而失其客觀的本性？這種担心是很必要的。經濟學家為某些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集團出乎尋常的搖旗吶喊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當經濟學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應被當作經濟學家來看待了。現任美國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曾多次強調，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須謹慎從事。但當其成為魯賓的副手時則成為主張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堅定捍衛者。在兩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國把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張完全貫徹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開了一個個國家的金融服務市場。在魯賓辭職后，薩默斯順理成章地成為美國新一任財政部長。
　　應該承認，經濟學家隨角色的轉變而轉變觀點有時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計劃一旦身處困難成堆的現場不得不作改變。有些改變對經濟學家來說是收獲，因為在經濟理論的圈子里，經濟學家們往往容易想當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確的話來概括里根政府在野與執政時經濟政策主張的巨大反差：“激進的保守主義革命是非執政的保守主義者的夢想，而不是執政的保守主義者的實踐。”事實上，的確有一些主張新古典的經濟學者滿懷信心地到政府就職，最初放松管制的計劃末了不僅未實現反而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經濟學派的掌門人理性預期學說的創立者盧卡斯極為聰明，當記者問如果他被邀請担任政府經濟顧問，他會怎么辦？盧卡斯簡單地回答：“我會辭職”。盧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衛著他的學說，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煩。
　　政治與經濟的結合，政治家與經濟學家的結合，除了賦予經濟學家參與政治的更曲折更豐富的生活外，還產生了貼有政治家標簽的經濟學。大危機后羅斯福實施的新政產生了羅斯福主義，之后幾乎每個美國總統都擁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經濟學。這代表了他們主政時主要經濟觀點及實施的經濟政策。無論成功或失敗，其都是一種經濟學理論的實驗。有趣的是，政治強人常能擁有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濟學。例如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義與撒切爾主義。布什主義的內容現在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已廖廖無幾了。還有一年多就要離職的克林頓雖然談不上是政治強人，但在他執政時美國經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讓克林頓主義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頓主義已經初具雛形，這就是人們熱衷談論的新經濟。
　　經濟與政治日益緊密地結合，會給經濟學帶來什么樣的變化？有許多人發覺今天的經濟變得越來越浮澡，越來越熱衷于描述膚淺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問題的本質。盡管與凱恩斯時代相比，經濟學論文中包涵有更多嚴謹的數理證明，但論證的對象卻越來越偏離通貨膨脹與失業這兩大西方經濟學中最為基本的問題。為數可觀的論文把研究的重點投向了金融領域，而其中的相當比例又都在關注股市。飛漲的股市營造出形形色色關于繁榮經濟的文章，而這些文章又幫助加熱經濟。反之，股價下跌，又涌現出加速股市崩潰的文章。這樣的經濟學不得不令人失望：他們是在尋找經濟規律，還是無知地在干擾市場的信號。
　　經濟學的另一發展趨勢是其越來越追求的時尚性。經濟學對經濟現象的變化作出迅速的反應本無可厚非。但由于經濟問題的多變及經濟理論與經濟現實天生存在的時滯，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經濟評論往往顯得幼稚。因為，時尚是經常變換的，對時尚的過分追逐結果往往是被時尚所愚弄。時尚之間的轉變不會給經濟學研究留有足夠空余的時間。想對經濟時尚現象有深入的發掘，必須要能忍耐被時尚拋棄的痛苦。有些經濟學者憑借他們對經濟學的特殊感悟，經常對經濟問題作出預測，這也是一種時尚。盡管經常能遇見經濟家們的精確預測，但這些精確的預測背后是千百位經濟學人所作的千萬次預測。難怪時至今日，人們仍然拿經濟學家作的預測開玩笑。因此，大多數的預測經濟家在打賭，而不是在預測。輸了可責怪某一經濟因素的多變，贏了就確定了自己的權威地位。
　　　　　　三、在政治中游離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為了其經濟理論的實踐而走近政治，但無論如何努力，經濟學家也不會走進政治權力的核心。經濟學家對其經濟理論雖然有迫切付諸實踐的愿望，然而他們是處于被挑選的地位。選擇權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經濟學家“有幸”入閣，發揮的多是顧問的作用；而在政策實施中，經濟學家帶來的經濟理論往往也會因政治家出于某種利益考慮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離”來形容經濟學家與政治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并不是很精確的。因為囿身于政治的經濟學家并沒有游離的那份自由。
　　著名經濟學家中克魯格曼是唯一一位沒在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中謀得高位的人。他僅在30歲時在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過一段時間。他曾被許多人推薦作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人選。但是他說：“我的性格決定我不適合担此職務。因為他要求你會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對別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緘其口。”據美《新聞周刊》雜志透露，克魯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頓政府不想提供其職位的原因（注：Newsweek, March 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經濟學界怎么能算一個毛病？但對政治家們來說此性格是一大忌。經濟學家的性格在許多方面與政治是不相容的。經濟學家如果把辦事認真治學嚴謹的態度搬到政界，他一定會到處碰壁。但如果經濟學家學會了政治家做事靈活，善于變通的本領，經濟理論中還有哪一點分歧不可調和？經濟學家特有的性格特征決定了他們與周圍政治環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極少數左右逢源的所謂經濟學家外，大多數參與政治的經濟學家只有短暫的政治經歷。對權力的迷戀與對真理的追求成為經濟學家與政治家之間一條明顯的分水嶺。也基于這一點，克林頓新成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與原有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相比，前者成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核心。兩機構人員的組成也存在顯而易見的差別。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組成成員都是享有一定聲譽的知名經濟學家，而國家經濟委員會成員多是具有經濟學者背景的律師。客觀來看，這種機構變動和職能剝離，無論對政府還是對經濟學家來說都是有好處的。政府能使得經濟政策從制定到執行變得更為高效，經濟學家則進一步明確了經濟顧問的身份，省去了在經濟與政治間做取舍的煩惱。
　　時間是困擾經濟學家涉足政治的一個因素。担當政府的經濟顧問意味著將完成政府布置的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一個個命題作文，無論經濟學家是否擅長于此，提交一份滿意的答案是頗化功夫的。畢竟經濟學家進入政府的目的不是為了涉獵廣泛的經濟領域，掌握第一手的經濟資料，而是通過政府工作的經歷對其原本的經濟研究提供深入真實的素材。面對如何把有限的時間在個人研究領域與政策顧問研究間分配的現實問題，經濟學家難以通過無差異曲線與預算線分析得出最優解。
　　年青一代的經濟學家似乎越來越難擺脫權力對他們的透惑。他們對自己能左右經濟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滿信心，他們相信自己能比凱恩斯做得更好。但不應忘記的是凱恩斯身處特殊的的時代——從大危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樣不應忘記的是凱恩斯曾用他的經濟理論挽救了全球經濟，影響了兩代經濟學人。反觀今天的經濟學人他們具有什么？曾有經濟學家回答過這個問題：“時代在變，經濟學在變，政治也在變。”意思是說今天的經濟學與政治學變得不再有鴻溝了。不錯，我們知道經濟與政治都在改變，但卻不知經濟與政治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這恰恰正是留給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各自的作業。實事求是地說，在經濟學與政治領域同時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經濟學家本性的經濟學家實屬鳳毛麟角。或許誘惑就來源于此。
　　此外，經濟學家研究問題的方式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傳統的經濟學研究都是通過論文這一紙上談兵的形式。今天的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實踐。“經濟學家容易接受這么一個觀點：直接影響改革比寫論文更重要。”（注：Paul Krugman,"How I work"The American Economist 1993.）面對經濟學研究產生轉變，經濟學家變得更為矛盾。連一向認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魯格曼也是如此，“我寧愿寫些高質量的論文而不是追求一個擁有實權的職位。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將拒絕一個送上門來的機會。”（注：Paul Krugman,"How I work" The American Economist 1993.）
　　與經濟學家艱難地與政治結合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經濟學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熱衷談論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無論宏觀還是微觀。這為經濟學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難逢的契機。盡管就目前看，大多數老百姓關心的經濟問題都是經濟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僅是基本的經濟理論，但已有一些經濟學家用淺顯的文字而不是深奧的數學模型把經濟學領域爭論的前沿問題介紹給大眾。這種嘗試是十分有益的。
　　同時，經濟學家對傳播媒介的利用也越來越嫻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極好的例證。我們能經常從時事新聞類的報刊中找到一些對經濟學家的專訪或這些經濟學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經濟學家出現在流行媒介的頻率遠大于出現在學術刊物上的頻率。當經濟學家出現在報刊，為政府政策擊鼓助陣或向政府政策展開猛攻時，經濟學家的自由性發揮得可謂淋漓盡致。經濟學家只有在這種間接參與政治的過程中才表現得游刃有余，才真正談得上是一種“游離”。
　　可見，今天的經濟學家與他們先輩們相比，具有多層次立體的個人經濟學說傳播網。學術性雜志與經濟理論專著仍是其在經濟學領域贏得同行們認同的根本。在世界各地的講學則能讓世人更快地了解個人研究的最新進展，收幾位異國的學生更有利于學說在他國的迅速傳播；在報刊上的一些短評則能反映其對經濟新事物新變化新現象的觀點；在政府中供職，多少能使一國經濟運行打上自己理論的印痕。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研討會設立的名目繁多的經濟學獎項，能使從事經濟研究的人比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人員更易出名。
　　凱恩斯曾就經濟學下過一個耐人尋味的定義：“經濟學是一門深奧而賦有技術性的學科，但沒有人會相信它。”難道凱恩斯也不相信他自己的理論么？
世界經濟研究滬78～82F11理論經濟學應望江/徐北瓊20002000應望江，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徐北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作者：世界經濟研究滬78～82F11理論經濟學應望江/徐北瓊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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