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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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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傳統”的理論在伽達默爾的詮釋學體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對詮釋學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一反文藝復興以來無限崇尚“理性”的信仰，代之以，“傳統”的權威。在被人們視為最高權威的“理性法庭”之廢墟上，他建立起了“前判斷”（成見）、理解的“前結構”，營建了“傳統”的殿堂。
　　伽達默爾的傳統理論涉及到一系列當代理解理論的重大問題。本文擬就伽達默爾的傳觀作一評析，祈盼識者諸君不吝賜教。
　　　　一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對理性的伸張高揚，是留給當代世界的一筆豐富的精神遺產，使我們的哲學和科學至今仍受惠不淺。但文藝復興同時也給當代哲學留下了極為沉重的精神負担，使哲學上的突破時時感受到它的壓抑。由文藝復興而來的理性崇拜，幾乎到了把理性無限肯定到與真理、權威三者合一的程度。啟蒙思想家用“理性”批判“傳統”和“權威”，在許多人眼里，傳統只有否定的意義，與“成見”、“權威”一樣，是遮蔽理性之光的巨大障礙。十九世紀初的歐洲浪漫主義思潮是對啟蒙運動的反動，它竭力維護舊的歷史傳統和權威。伽達默爾步其后塵，通過為“成見”正名，來為“傳統”和“杈威”辯護。他激烈反對啟蒙運動把權威看作迷信和盲從，認為權威、傳統具有合理性，它“只同知識相關聯”，“是真理的一種源泉”。理解活動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總以某種“前結構”(vorstruktur)、“前把握”(Vorgriff)為出發點，這就是傳統中所保留的見解，它是一種在我們的判斷之前的判斷，即“前判斷”(Vorurteil)。從哲學史上看，在啟蒙運動之前，Vorruteil一詞并沒有現在的那種否定的意義，它的原意是指決定一種情況的所有因素被最終檢驗之前所作的一個判斷。在德文的法律術語中，Voruteil是指最終的裁決之前臨時的法律裁決。因此，前判斷不一定是錯誤的判斷，它可以有肯定與否定兩值。只是由于啟蒙運動及其對宗教的批判，它才只具有“虛妄的判斷”這樣一種意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文本將其譯為“prejudice”亦即漢語的“成見”或“偏見”。[1]
　　啟蒙運動之所以認為成見是“虛妄的判斷”，是因為它認為成見源于權威。啟蒙運動總是標榜自己不接受任何權威，而以理性來決定一切，但這正表明了它接受了另一種權威──理性的權威。權威好象總是意味著盲從和崇拜，但這并不排除它也可能是真理的一個來源，啟蒙運動在否定權威時卻沒有看到這一點。伽達默爾認為，一切權威的最終根源恰恰是理性，而不是盲從。事實上，權威不能由他人授予，只能憑知識獲得。它構成了“理解的視界”，表明了傳統所規定的理解活動的趨向，是形成新的理解、新傳統的根據，因而是“詮釋學經驗”的主要組成部分，并構成人的本質內容。這樣，伽達默爾不僅給“成見”和“傳統”正名，而且將它們安置在人的本質內容之中，從而徹底保證了“傳統”、“成見”在認識活動中的合法地位。他反對一味地排斥“成見”，主張要分清什么是合理的成見，什么是錯誤的成見。合理的成見是合法的，那么，對于成見所構成的社會和文化“傳統”也就不應一概拒之門外，否則，不僅不能把握人的理解活動的機制，而且也否定了人的存在和理解活動的歷史性，割斷了人類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聯系。
　　伽達默爾所謂的成見，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講的理解的前結構，是傳統制約人們存在和理解的歷史性因素。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的人都有自己無法意識到的成見──許多指導他們在一定的情境下如何行事的預想和觀念。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總是處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那就意味著我們總是帶著沒有反思過的觀念去理解。既然沒有成見理解就不能發生，那么就應當承認它們本質的價值，一個不承認他為成見所支配的人，將看不到成見的光芒所顯示的東西”。[1]他認為，“真實情況是，首腦人物有權威，但是人們的權威不是依靠理智的放棄和主觀性，而是以承認和接受為基礎的。也即承認他人在判斷和洞察力上勝于自己，因此他人的判斷應該更重要。換句話說，他人的判斷有優先權。這一情況和下述事實相聯系：權威不能被贈與，……它依賴思考，即理智領悟到自身的局限，承認他人有更好的理解力。”[2]
　　在伽達默爾看來，成見乃是制約人們存在和理解的歷史性范疇。理解的歷史性范疇，是伽達默爾傳統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與古典詮釋學和啟蒙運動的根本分歧之一。所謂理解的歷史性，主要是指理解者所處的不同理解對象的特定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和歷史地位，這些因素必然要影響和制約他對本文的理解。古典詮釋學認為，既然理解者和本文之間存在著歷史間距的鴻溝，那么在理解時不可避免地會有著理解者的主觀成見和誤解，因此，詮釋學的任務就是要克服這些主觀成見和誤解，以達到客觀的歷史的真實，即把握作者或本文的原意。總之，歷史性是應予克服的主觀的偶然性因素。伽達默爾堅持認為：和本文的作者一樣，讀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處于一定的世界上的，他們的歷史特殊性和歷史局限性都是無法消除的。我們沒有理由只承認作者的歷史性而否定讀者的歷史性。他強調指出：歷史性正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無論是理解者，還是本文與作者，都內在地嵌入于歷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歷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確地評價和適應這一歷史性。我們總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會視界，這一切構成了我們無法擺脫的傳統，我們必然要在傳統中理解，理解的也只是我們傳統的一部分。總之，理解的歷史性具體地表現為傳統對理解的制約作用。啟蒙運動反對傳統和成見，而狄爾泰代表的十九世紀“精神科學”則追求自然科學那種按照一個規則體系和方法論原則得到的客觀知識，但這恰恰反映了他們的主張失去了歷史和傳統的連續性。其實，即使是最無傾向性地運用科學方法，但在選擇課題、提出問題、知識興趣方面，仍有傳統的因素在起作用。知識和理性并不是最基本的東西，在它們之外還有制約和決定它們的東西，這就是歷史性因素，這種歷史性因素在理解中起著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常常被人們忽視。啟蒙運動在歷史上所取得的輝煌勝利，自然科學有目共睹的驚人發展，使不少人忘記了推動這一歷史進程的根本力量。在天真地想像理性和科學已使人類登上了終極真理的頂峰的同時，他們把理性和科學與絕對真理等同起來，形成了風靡一時的泛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啟蒙運動賦予理性以至高無上的地位，用以反對愚昧和迷信，這當然是其積極意義的。但啟蒙運動的理性觀念本身就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所謂超歷史的、永恒的絕對理性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學也不在歷史之外，任何超歷史的科學都只是神話。任何科學方法、科學概念，都是歷史的產物，都浸透了歷史的因素，都應該歷史地加以理解。理性和科學的主張一旦企圖超歷史而將自己絕對化，就會成為新的迷信和教條。
　　傳統之所以是必須的，還在于“人是一個具有語言的存在”。毫無疑問，一切理解與解釋都是通過語言來實現的，但這并不是說，語言僅僅是理解的工具，就其實質，語言乃是“儲蓄傳統的水庫”，是人們的世界觀念，在此意義上，它本身就是傳統。傳統不是脫離當代而獨立存在的，凡是我們今天稱之為傳統的東西，正是我們今天能在語言中意識到的過去，這些都是語言給我們的。在使用語言發生理解的時刻，過去就有了生命。這就是我們時時置身于其而常常察覺不到的傳統，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與語言在生活中水乳交融特點造成的。人在語言中不自覺地成為歷史與傳統的一部分，人又是在語言中不自覺地、延續著傳統。
　　　二
　　伽達默爾恢復了成見和傳統的權威，使之與理論相提并論，除了給人以新鮮之感外，也容易使人感到他過于“傳統”，近乎保守。但研讀他的論著就會發現，他所講的成見、傳統、歷史性，都是為了論證積極的理解服務的。有人只看到傳統與發展對立的一面，看不到“即使是在生活急劇變化的地方，比如在革命的時代，保存在一切事物的演變中的舊東西，也遠比人們知道得要多，它同新的東西結合，創造新的價值”。[1]傳統固然是保存，但卻是有選擇地保存，本質上是在一切歷史變化中主動地保存。傳統和成見都不是應該加以克服的因素，而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開放的基礎。
　　伽達默爾指出，正是傳統才“調動”了解釋者的成見，構成了“理解的視界”，形成新理解、新傳統的根據。理解既以成見為基礎，又須隨著理解的進展不斷檢驗、調整和修改成見，包括剔除在理解過程中暴露出來的錯誤成見，同時產生新的建設性的成見，在此基礎上達到新的理解，這新的理解馬上就構成傳統的一部分，傳統就是這樣發展的。只要我們理解著，我們就參與了傳統的進化。傳統決定我們，我們也決定傳統。在成見面前，理解的命運不是束手就縛任其擺布，心靈可以改變和去除某先見，尤其是自后天的經驗而來的先見，拓展著理解向無限未知世界的開放性。
　　伽達默爾認為，理解的“開放性”植根于“時間間距”。由于時間間距的“間距化”作用，在“本文”與讀者之間形成了兩個不同的“視界”，間距成了間距兩者的天然界限。然而在理解過程中，作為“界限”的間距卻成了真正的“中介”：本文的視界通過間距而進入了讀者的視界。間距的中介作用表現在，它一方面發揮了自己的過濾作用，消除那些不合理的、錯誤的成見，也產生那些使理解得以清楚呈現的成見；另一方面，它實現著意義的生成，使本文的意義，在不斷更新的歷史條件下擴展、生長，并通過此種方式與讀者的視界相聯結。時間間距不是一個封閉的東西，它本身在不斷地運動擴展。作為一種運動過程的時間間距也就是歷史。歷史決不重復過去的東西，它是可能性與現實性、過去與現在的統一，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伽達默爾把詮釋學意義上的歷史稱為“效果歷史”。真正的歷史對象不是一個客體。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統一，是一種關系。效果歷史就是在歷史間距條件下發生的東西，是對遙遠事物的接近。一種正當的詮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真實。效果歷史也表現了理解的建設性的可能。
　　伽達默爾借助于“視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概念，提供了參與化和間距化、繼承傳統和發展傳統的辯證關系的典型說明。他認為，盡管有許多不同的視界，但決不會有封閉的視界。“人類生活的歷史運動在于這個事實，即它決不會完全束縛于任何一種觀點，因此，決不可能有真正封閉的視界。倒不如說，視界是我們悠游于其中，隨我們而移動的東西”。[1]事實上，視界是一個不斷形成的過程，永遠也不會固定下來。在視界融合后產生的新的視界，既包括解釋者的視界，也包括本文的視界。新的視界超越了它們的視界之最初的問題和成見，給了我們新的經驗和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在理解的過程中，出現的是歷史視界有選擇地融入現代視界的走向。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歷史與傳統表現出了孕育現實、開辟未來的真正價值，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也由此得以充滿和實現。
　　理解形成的過程走向，究竟是由認知主體進入作品或歷史，還是歷史的視界融入主體的視界之中？傳統詮釋學非歷史地要求解釋主體向歷史回歸；伽達默爾則明確主張歷史視界融入解釋者視界。因為歷史不能直接解釋自己，它是在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中被解釋的。這種解釋的方式不同于兩人之間的言談對話。歷史的一方總是沉默著。解釋歷史的人又總是歷史的一部分。解釋者必然生活于某一傳統之中，他所解釋的是一切過去的存在中所能進入他的現在生活的那一部分，顯然，傳統會因解釋者的解釋而有所改變。一部《紅樓夢》，衍生出多種“紅學”派別從排滿、占卦、誨淫、情愛，直到家族興衰、階級斗爭史，甚至還有人讀出現代天文學、宇宙信息場，真可謂“無盡意趣在‘石頭’”。本文業已成就，便是一種歷史的存在，作為流傳物，它自身并未改變，何以有多解？原因便在于讀者的“前理解”之不同，時空條件不同，語境不同。事實上，傳統的意義并不屬于它自己，沒有現在和將來，傳統也就失去了意義。歷史之所以有意義，乃是因為它存在于現代人的理解中，傳統亦因之獲得了新生。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理解過去意味著把握未來，理解就是超越，不斷地理解，不斷超越，不同的理解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化，人類就是這樣一步步走向永恒的未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始終在重寫自己的歷史。這就是伽達默爾所說的：“同樣的過去，永遠被不同的現在和將來理解成不同的過去。”他還說，“歷史的存在意味著人關于自我的知識永遠不能夠是完全的”。因為人生活在一個傳統的事實，正說明傳統是不完全的生活，未完成的人生，必然帶上歷史的不完全性格。而這種不完全性已經包含了變化的可能性。“我們處在歷史的變化之中，不知目前發生些什么，只是事后才把握發生了些什么，這就是歷史永遠要被一個新的現在重寫的緣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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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論，伽達爾默爾對成見、傳統、權威和歷史性的洞見，使人耳目一新，大大豐富和深化了哲學詮釋學理論。然而即便如此，伽達默爾的理論也只是代表了一種“視界”。正如一切“視界”那樣，他的視界也不可能是包羅萬象、完美無缺的。他對啟蒙運動的分析就明顯帶有某種片面性。他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指責啟蒙運動沒有從歷史的高度理解成見和權威，進而全盤否定啟蒙運動對成見和權威的批判，表明他自己實際上同樣沒能從歷史的高度來認識啟蒙運動對成見和權威的否定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脫離了具體的歷史條件評價歷史，離開特定的歷史時代抽象地談論權威的合理性，就把啟蒙運動反對權威的歷史意義完全抹殺了。如果我們從純粹的理論領域進而跨入社會實踐領域，其消極意義更是不容低估。看到權威一定的合理性就走向另一極端，完全肯定一切權威，這很容易給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以可乘之機。人固然不能完全擺脫傳統，但這并不等于說，人們必然為傳統所支配。伽達默爾對于人的歷史主動性顯然估計不足。正是在這一點上，伽達默爾受到了哈貝馬斯的激烈抨擊。
　　在哈貝馬斯看來，由于伽達默爾過分強調了傳統對個人理解視野的決定作用，因而只能讓傳統單方面地決定現代的走向，個人的理解采取了極其被動的消極姿態。他認為，過度頌揚傳統的權威是危險的，把傳統看作是一切理性活動的先決條件，使可以判斷真偽的理性屈從于傳統的權威之下，在傳統中消融了真偽的區別，進而將全部社會意識形態都看成是真正合理的，這不僅會陷入保守主義的泥潭，而且必然導致“相對唯心主義”。
　　確實，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過分注重了傳統。讀然如伽達默爾所說，我們正是“生活在傳統之中”，傳統活著，它“總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語）任何試圖完全割斷歷史、拋棄傳統的想法，都無異于拽著自己的頭發以期擺脫地球的吸引力。即使在批判傳統時，也離不開傳統。而且，傳統也不會因批判而消亡，相反，它總是在我們的理解、批判、揚棄中生生不息。然而，正因如此，我們向前邁出的每一步都意味著對傳統的突破。承認傳統而不囿于傳統，這是我們應取的態度。我們的觀點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命題：在傳統中突破傳統。這一命題表明，傳統是同時具有歷史傳承性與后世創造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它是在歷史的延續中被塑造而成、并隨著歷史發展而變遷。我們在與傳統對話時，就介入了傳統；當我們將自己的新的經驗融入傳統時，我們就已經超越了舊有的傳統。總之，“在傳統中突破傳統”命題本身，就意味著它時時警惕可能出現的“徹底反傳統”與“全面復活傳統”兩種傾向。考慮到語言和傳統在現實社會中已表現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式，而意識形態有其“滯后性”亦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這種滯后性無疑會阻礙傳統的突破與變革，鑒此，“在傳統中突破傳統”之重點和難點當在后者，即“突破傳統”。我們和伽達默爾的分歧便地于此。
　　[1]中譯論著大多將“Vorurteil”譯為“成見”，為行文方便，本文也采用“成見”一詞，但只是在“Vorurteil”原初的意義上、即作為一個中性詞使用這個詞。
　　[2]轉引自張汝倫《意義的探究──當代西文釋義學》，遼寧人民出版社，第177頁。
　　[3]轉引自利科爾：《解釋學與人文科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頁。
　　[4]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圖賓根，1986年版，第250頁。
　　[5]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圖賓根1986年版，第271頁。
　　[6]伽達默爾：《詮釋學的挑戰》，轉引自黃美來：《現代西方哲學思潮述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八章。
　　（作者：潘德榮，安徽師大政教系副教授；　魏名國，安徽師大政教系講師；責任編輯：文惠）
　　
　　
　　
學術月刊滬32-36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潘德榮/魏名國19951995 作者：學術月刊滬32-36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潘德榮/魏名國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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