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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意識形態的規定
　　意識形態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包含了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對于全部意識形態來說，否定的方面意味著某些意識形態是虛偽的，具有保守的功能；肯定的方面意味著某些意識形態是科學的，具有進步的功能。對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概念來說，否定的方面意味著意識形態批判，即對資產階級以及一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批判；肯定的方面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美好的社會理想，即共產主義世界觀。
　　既然意識形態是一個中性概念，按照不同的研究主題，強調它的肯定方面抑或否定方面就是可以選擇的。我們的哲學旨趣是要讓科學回到人的生活世界中去，而生活世界是“一種最內在地理解的、最深層地共有的，由我們所有人分享的信念、價值、習俗，是構成我們生活體系的一切概念細節之總和。”（伽達默爾：《贊美理論》第71頁）生活世界不僅包括超個體的真理，而且包括人的迷誤、偏見、信仰、意見、態度，包括一切意識現象，沒有這些意識現象就不可能有充滿豐富的主觀感受的真正人的生活。因此，我們所要強調的不是意識形態的否定方面，而是它的肯定方面，是意識形態與科學的統一性。為此，我們特別指出意識形態中那些屬于中性的因素：
　　第一，意識形態是社會所接受的信念體系，其中實踐的因素與理論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解釋世界的一般圖式，使人們的一切活動合理化。在這方面，哲學世界觀在意識形態中居于最高地位，它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為科學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智力支持。
　　第二，有兩種意識形態，一是部分意識形態，階級意識形態就屬于這一種；二是總體意識形態，它具有作為整體的歷史過程的性質，表現在一定文化或一定歷史時期的知識傳統中，科學思想史上的一些偉大的研究傳統——亞里士多德主義、笛卡爾主義、達爾文主義、牛頓主義等就是一些在歷史上支配了一代人或幾代人的思想信念的總體意識形態。部分意識形態因為受制于集團利益而與科學無涉；總體意識形態形成知識傳統，而成為科學發展的一種精神原動力。
　　第三，社會意識包含認識因素與意識形態因素兩個方面。作為意識，它是存在的反映，是對對象的認識，換言之，就是有關自然和社會的客觀知識的形式和積累，這是社會意識的認識方面；另一方面，意識最終被社會存在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所決定，而屬于共同體、屬于民族、屬于階級、屬于歷史文化、屬于一個或幾個傳統。這種相屬關系就是社會意識的意識形態形態方面。社會意識的認識方面與意識形態方面不能合而為一，必須大體加以區別。然而，一般地說，在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中，含有認識因素，在認識發展的過程中，含有意識形態因素；二者互為媒介，互相滲透，這樣就造成意識形態與科學相統一的運動；一方面，社會活動形成了意識形態，并常常使它對科學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純粹科學的觀點可以成為意識形態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改變著意識形態的形式和內容。
　　可見，在意識形態自身的規定中就已經包含著意識形態與科學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二、意識形態對科學的實際作用
　　在任何文化中，總存在著一些不在科學范圍之內但為人們普遍接受的信仰。雖然科學命題與非科學命題在合理信仰總體中的確切比例隨時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思想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時期，合理信仰的領地全為科學理論所占據。實際上，形而上學、邏輯學、倫理學和宗教神學等領域中都有一些“超科學信仰”存在。如果說，科學信仰意味著“感知某些事物的真理”，那么，超科學信仰只能理解為“以此作為生活的基礎”。超科學信仰是關于世界如何運作的存在命題，常常起到為價值和規范提供合法根據的作用，反過來，這種信仰又常常為日常意識、科學和宗教所合法化。因此，超科學信仰比科學信仰更為頑固，更堅定得多，它甚至能夠面對直接矛盾的經驗而固執己見，因而不能為新增加的科學知識所動搖。
　　確實，根據純粹理性的論證作出的小心的審議能夠使我們消除許多錯誤，在行動中有更多的預見性。但是，在實際的生活的決定中，不大可能把偏袒一個決定或反對一個決定的全部論證都加以考察。因此，人們總是不得不在不充足的證明的基礎上行動。生活中許多重要的決定總是包含一些不可避免的非理因素。沒有理性上的充分論證而作出決定本身是必需的，因為必須有某種可以依靠的東西，必須有指導我們行動的某種原理，沒有這樣一種穩固的立足點，我們自己的行動就會喪失全部力量。
　　科學不僅是一種知識體系，而且是一種活動方式，又是一種理論生活。科學的運行需要人類的其他精神文化的輔助。植根于某種淵源流長的文化傳統的信仰和信念對科學發展的作用是最深刻的和最持久的。近代科學與希伯來和古希臘的西方文明之間有某種“基本”聯系。懷特海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一書中揭示了這種聯系。他認為，現今科學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偉大悲劇家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等人。他們認為命運是冷酷無情的，驅使著悲劇性事件不可避免地發生。悲劇的本質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無情活動的嚴肅性。這種無情的必然性充滿了科學的思想。希臘悲劇中的命運成了現代科學思想中的自然秩序，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運的律令。
　　對于懷特海來說，近代科學與希伯來和古希臘的西方文明之間的這種“基本”聯系，是處于本能信念的水平上的，這種信念對于鼓舞近代科學奠基者們的“科學忠誠”來說是“必要的”。他寫道：“我的意思是指那不可動搖的信仰，即所發生的每一事件的細節都可以按照給一般原理作出例證的完全確定的方式同它的先導聯系起來，沒有這個信仰，科學家的難以置信的勞動就沒有希望。正是這個本能信念，活生生地懸在想象之前，成為研究的動力：相信這里有一個秘密，可以被揭露的秘密。這個信念是怎樣被活生生地植入歐洲思想之中的呢？……它一定是來源于中世紀對于上帝理性的堅持，這個上帝被想象為具有耶和華的個人能力以及某位古希臘哲學家的理性。每個細節都被監督著和命令著：對自然進行探索的結果只能證明忠于理性的正確性。”懷特海還特別指出，在這里并非談論幾個人的明確信仰，而是指從幾個世紀的堅信不疑中產生的歐洲思想上的印記，是本能的思想狀態而不僅是字面上的教義。
　　實際情形確如懷特海所言，一種崇拜“上帝理性”的本能信念不僅深刻地影響了經典物理學創始人的思考，而且持久地發生作用，在現代物理學家的身上也可以找到鮮明印記。部分來自福柯的“知識考古學”，部分來自對十七世紀人們所持有的哲學、宗教和其他非科學信念的研究，學者們發現一些十七世紀經典物理學創始人所持有的形而上學原理：(1)自然是人類出現之前由上帝創造的，因此它獨立于人類之外。創世之后，自然的命運就唯一地由造物主制定的內在規律所支配；(2)上帝按照他自己的神性來創造世界，既具有邏輯和數學的嚴格性、精確性和簡單性，因此，自然規律是理性的、邏輯的、數學的，而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已精確限定；(3)作為有意識的自我的人類相當于上帝的粗略摹本。依靠理性，人類能夠領悟神賜的世界機巧的一部分。而借助于有意識的自我，把自己從人類的自然本性中解脫出來，此乃是達到上述目標的一個先決條件。當然，經典物理學不能從這些形而上學原理中推演出來，但是經典物理學的理論層次顯然是由這些原理構造出來的。在其形而上學基礎尚未澄清，其指導性原理尚未確定之前，理論方面不可能獲得全面進展。
　　無獨有偶，從本世紀第二個25年間理論物理學的發展中，人們可以意識到，一種特別觀念的影響，這就是所謂“理性的神秘主義”。這個觀念可以概述如下：“存在”是一個整體，它的局部可以被直覺地領悟；這種領悟與深深的好奇感結伴而來，物理世界能夠通過建立在簡單準則上的數字構造的方式來理解的。這種影響的一個重要范例就是薛定諤的“理性神秘主義”，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最高的理性無所不在，當它所俯視的一切消去時，它卻在為追尋而徘徊。最高之神在一切尋找的事物之中，自我攻擊的意志永不損壞”。在愛因斯坦和愛丁頓身上也可以找到類似的印記。愛因斯坦關于“宇宙宗教”的觀念和愛丁頓的“科學與神秘主義”的思想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同薛定諤一樣對存在的統一性有很深的眷戀。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位在對理論物理學作出卓越貢獻之后，后期卻轉入了雄心勃勃的物理學理論的抽象公理研究，他們的信念是：一種連貫和優雅的數學結構能夠同物理概念協調一致，并最終導致可以接受的實驗結果。這些努力雖然與當時的潮流相脫離，特別是與量子物理學的發展相脫離并且沒有引出所期望的結果。這也說明，他們后期對研究綱領的選擇主要不是由于科學內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他們的文化傳統、哲學偏愛和宗教感情。
　　三、科學對意識形態的實際作用
　　科學主要是通過改變世界圖景和運用科學的思維方法而作用于意識形態的。在任何社會中，世界圖景都是人的初始基礎，在這一基礎上建構了關于理想的和可運行的社會制度和概念。早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宇宙學理論就充當了使社會制度合法化的職能。十七世紀誕生的近代科學建立起新的世界圖景，為在資產階級社會整個歷史階段的意識形態中起著重要作用的自由概念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文化支持。
　　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產生要求人們從束縛他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中解脫出來，消除人似乎處在封閉的宇宙中的感覺。近代科學首先破壞了這個宇宙，將世界作為可認識的、能用簡單的數字語言描述的機器體系擺到人類面前，人被排除在這個世界范圍之外并作為研究者和征服者與世界相對立。為了認識世界，近代科學給人類提供了一種包括合理概括、觀察和實驗在內的方法，富科認為，實驗科學的這種方法，就是在中世紀法庭的訊問過程的強烈影響下形成的。
　　人們很少注意機械論的世界圖景的兩個重要方面——過程的可還原性和行為與結果之間相互關系的直線性——的意識形態意義。自由感只有在可還原過程世界中才居主導地位。關于行為與結果之間相互關系的直線性概念是論證資產階級社會許多方面（如契約關系、等價交換關系）的規律性和自然性的必要組成部分。
　　原子論的科學綱領被自然科學家波義耳、惠更斯和牛頓所發展，除了它對于確立完整的機械論的世界圖景具有明顯的必要性之外，還在于文化意識形態的需要及17—18世紀社會的“原子化”傾向。原子論作為事物的自然機理也為從封建從屬的等級結構中解放出來提供了合法性，為資產階級民主獲得合法權利奠定了理論基礎。過去，具有發言權的不是作為個體的人——“原子”，而是集體的全權代表（家長、民族、公社的首領及封建主）。
　　科學還在合理化的基礎上積極地改變著人類的思維方式，成為將人從帶著傳統、舊習慣和禁忌烙印的大量戒律和規范中解放出來的強有力的工具。按照韋伯的觀點，科學，其在技術進步上的表現——工業化、官僚制度化不過是一個整體的過程，科學化是認知行為上的理智化，工業化是經濟生產上的理智化，官僚化是社會組織上的理智化，三者共同促進了西方工業文明的形成。
　　總之，機械論世界圖景的形成、原子論研究綱領的確立和意識的合理化，可以解決上升資產階級社會意識形態的兩項主要任務：新的政治體制合法化和新的社會經濟制度合法化。
　　應當看到，科學思想實際上不可能全部都轉化為意識形態，從科學中產生出來的意識形態不會放棄科學的外衣，這種外衣反過來又影響著意識形態。這樣，在意識形態中便不斷出現科學傳統的痕跡，而這種傳統是絕不會消失的。因此，分清兩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件是就一種新科學理論合理推翻另一種已有科學理論來說的科學革命，一件是“社會占有”或“社會接受”某些基本信念體系的過程，其中包括摻有若干科學成果的意識形態革命。哥白尼革命和達爾文革命雙雙改變了人類對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認識，就這點而言，這是意識形態的革命。就它們各自推翻了一種占統治的科學理論：一種占統治的天文學理論和一種占統治的生物學理論而言，它們又顯然是科學的革命。
　　哥白尼理論和達爾文理論之所以發生那么大的意識形態影響，都是因為同當時支配人們信仰的宗教教條發生了沖突。但是，哥白尼和達爾文同宗教發生沖突這個社會的、歷史的事實，卻同他們所提出的科學理論本身的理性價值毫無關系，從邏輯上說，也同這兩種理論所引起的科學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學革命同意識形態革命加以區別很重要，而在意識形態革命與科學革命互相影響時進行這樣的區別尤為重要。科學革命服從于進步的理性準則，是新理論代替舊理論，在經驗上和邏輯上都有可識別的一般特征。而意識形態革命是基本信念方面的格式塔轉換，觸及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因而很少可以用理性為之辯護，即使具有高度思想文化素養并以公認的科學成果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也可以是非理性的。
　　科學革命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與變動中的社會心理“耦合”，導致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重組”，逐步確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才能同時表現為一種意識形態革命。好戲不能總是重演。多數情況下，一些重大科學革命并沒有引起任何意識形態革命。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革命，從科學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樣偉大，它鼓舞了一整代物理學家，但是并沒有引起一場意識形態革命。二十世紀以來，只有愛因斯坦的科學革命在知識分子中間所產生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足以同哥白尼革命或者達爾文革命相媲美。同這一科學革命相聯系的意識形態革命，起因之一應歸之于閔可夫斯基。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愿意為你擺出來的這種時空觀……是很徹底的。從此以后空間本身和時間本身都定要消失為影子，只有二者的某種結合才保持獨立的存在。”這顯然是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這構成了愛因斯坦革命的意識形態部分。
　　　　　（作者系中央黨校理論部哲學博士生）（責任編輯、校對冀東）
　　
　　
　　
蒲峪學刊克山1-4B1哲學原理陳建濤19951995 作者：蒲峪學刊克山1-4B1哲學原理陳建濤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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