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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91.3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3)03-0104-07
　　作為老制度經濟學(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OIE)（注：目前經濟學界用OIE與NIE來區分老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古典）經濟學。但制度主義者不同意這種區分，他們把凡勃倫、康芒斯等的制度經濟學也稱為OIE，但這里的OIE指的是Origin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即“原生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的制度變遷理論在國內尚未受到足夠重視。由于國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和應用研究都采用新古典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NIE)（注：為區分兩種“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和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我們把前者稱為“新古典制度經濟學”。關于這個詞的用法，請參閱張林(2001)。）的體系和方法，加之受到正統經濟學家對OIE的不公正評價的影響，國內學者并未對OIE尤其是凡勃倫的理論進行深入的發掘。另一方面，以諾思為代表的NIE的制度變遷理論在國內外都受到了激烈的批評（Dugger,1990,1995;Hira,B.and Hira,R.,2000;Williams,1997；林崗，2001，林崗、劉元春，2000，林崗等，2000），而且這些批評并不失中肯。有鑒于此，本文的目的是對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作一整理和歸納，在他的理論中尋找替代或補充NIE的制度變遷理論的可能性。
　　　　一、凡勃倫制度變遷理論的基本元素
　　凡勃倫在經濟思想史上是正統經濟學的著名批評者，他用達爾文主義的、進化的方法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批評“前達爾文主義(pre-Darwinian)”特征的正統經濟學(Veblen,1919)。他關注的是作為一個過程的經濟的進步和變化，強調技術在經濟和社會進步中的決定作用，將制度視為社會和經濟進步的阻力（凡勃倫1899;Veblen 1904,1914,1921,1923）。從他的理論體系中提煉出的制度變遷理論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基本元素：
　　（一）方法
　　凡勃倫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認為經濟學應該研究社會變化過程及其對經濟行為的影響，應該是進化的科學。他所理解的進化的經濟學“必須是關于由經濟利益所決定的文化成長過程的理論，必須是關于由進化過程本身所表述的經濟制度的累積變遷序列的理論”(Veblen 1919,p.77)。這里，經濟學所要關注的累積變遷過程是一個沒有確定的目的，沒有確定的因果關系的一個不穩定的過程。凡勃倫認為正統經濟學具有明顯的目的論特征，缺乏對過程的研究，從而是一個靜態的理論體系，根本不能解釋因果間突發的、不穩定的關系(Veblen, 1919)。進化的經濟學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強調的是社會環境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和決定。在社會的進化過程中，技術是關鍵的推動因素，是“有用的”(serviceable)工具(instrumental)性質的因素；而與之相對，制度是主要的阻礙因素，是“無用的”(unserviceable)儀式(ceremonial)性質的因素。這樣，社會和經濟的進化和進步就是工具性質的技術推動力不斷克服儀式性質的制度阻力的過程（凡勃倫，1899;Veblen,1914）。以上觀之，凡勃倫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二：進化論和技術－制度（工具－儀式）二分法。
　　（二）前提
　　凡勃倫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一系列獨特的人性假定基礎上的。人是社會進化和進步的主體，人的行為受到人性本身以及社會環境的雙重決定，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形成的。要理解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間的關系，從而理解整個社會進化的過程，人性就是關鍵問題。凡勃倫認為人性有六種表現，其中最本質的是勞作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隨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和父母本能(parent bent)這三種建設性本能(Veblen,1914)。人的勞作本能是指人所追求的是“實現某種具體的、客觀的、非個人的目的”，勞作本能在個人身上表現為“他所好的是有效果的工作，所惡的是不切實際的努力。他所推動的是事物的適用性和有效性，鄙視的是不切實際、浪費和無能”（凡勃倫，1899,13頁）。勞作本能是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本能。隨意的好奇心指的是在滿足了生活必需之后，人所表現出來的剩余的精力，表現為渴望去發現未知的事物，而這種渴望與物質利益和效用目標無關(Walker,1977)。在對技術進步的促進因素里，隨意的好奇心可以視為勞作本能的補充。父母本能也就是關心他人的本性，它在技術進步中起到增強勞作本能的作用。這三個人性假定決定了凡勃倫的理論體系與單一人性假定的正統經濟學存在明顯的差異。
　　（三）制度的定義和性質
　　在凡勃倫看來，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種思維習慣”（凡勃倫，1899,139頁），是“人所共有的現存的思維習慣”(Veblen,1919,p.239)，它包括“慣例、習俗、行為規范、權利和財產的原則”(Veblen,1914,p.49)。制度既然是一種思維習慣，就必然是來自過去的事實，因此制度是歷史積累的產物。要理解現在的制度的功能，就必須從歷史中去尋找它的起源和形成過程。凡勃倫的重點并不在于描述制度發生作用的細節。在他看來，了解了現存制度的形成史，也就了解了它在當代的作用和這些作用的表現方式。
　　制度“是以往過程的產物，同過去的環境相適應，因此同現在的要求決不會完全一致”（凡勃倫，1899,139頁）。因此，無論制度如何變化，它總是滯后于現實的要求。而且，“人們對于現有的思想習慣，除非是由于環境的壓迫而不得不改變，一般總是想要無限期地堅持下去。因此遺留下來的這些制度，這些思想習慣、精神面貌、觀點、特征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個保守因素”（凡勃倫，1899,140頁）。這樣，制度就成為一種永遠的阻力，社會進步也就是不斷突破這些阻力的過程。
　　（四）制度的起源和發展
　　思維習慣（制度）源于人類的本能，財產的私人占有等資本主義的思維習慣源于人類的破壞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競賽(emulation)傾向。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勞作本能得到最充分的體現。但當剩余產品出現后，勞作本能漸漸表現為競賽的傾向。在這種傾向的驅使下，對物質的占有產生了身份的差別，身份的攀比又進一步推動著占有。身份的最直接表現就是金錢，于是，“希圖有所成就的傾向——作業［勞作］的本能——就逐漸發展成為在金錢成就上勝過別人的努力”（凡勃倫，1899,28頁）。在顯示身份、互相攀比的過程中，形成了諸如“所有物不可侵犯”之類的道德觀念或制度。社會支配階級的觀念和習俗在階級內部不斷得到強化，同時也不斷向其他階級滲透，甚至強迫其他階級接受，最終在全社會形成了支配性的思維習慣。
　　凡勃倫對制度起源和發展的分析集中體現在對“有閑階級”的剖析上。有閑階級制度的特征是“炫耀性消費”（或炫耀性浪費）原則，“作為一個原則，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個消極性而不是積極性的定律。它是一個制約性的而不是開創性的原則。……這個定律的作用是在于保存它所認為適當的事物”（凡勃倫，1899,121頁）。由于所有制度都是一種思維習慣，都源于本能，因此將凡勃倫這里的論述推而廣之，所有的制度都是“無用的”、“儀式性”的、約束性的、保守的（注：凡勃倫在論述現代工業社會時承認了制度發揮的積極作用，但它阻礙技術進步的特征并沒有改變(Veblen,1914)。）。進步的含義就是克服這些保守因素。
　　（五）制度變遷：技術的推動和利益集團的對抗
　　一種思維習慣或制度中的既得利益集團是最保守的因素。隨時代的變化，利益集團表現為不同的形式：人類文明的“掠奪階段”的利益集團是王公貴族、武士和僧侶、教士；手工業時代的利益集團是商人；現代工業社會的利益集團是“缺位所有者”(absentee owners)(Veblen,1904)。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從事不生產的“金錢的”職業，執行著儀式性的職能，也就是維護和強化現存制度。與之相對，在人類社會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受制度的約束最大的群體，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從事“工業的”職業，執行工具性的職能，勞作本能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最明顯(Veblen,1914)。制度變遷就是當環境發生了變化，人們對外來的壓力做出反應這樣一個刺激—反應過程，制度調整的主力就是前述的后一集團。這是因為環境改變的原因主要是技術條件的改變，勞作本能表現得最為強烈的那個集團突破現有制度約束的要求就最強烈(Veblen,1921)。這樣，凡勃倫的制度變遷過程就是在技術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勞作本能表現得最明顯、受現有思維習慣影響最小的集團克服現存制度的阻力，推動進一步的技術變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變化的環境又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思維習慣，從而又形成新的阻力。因此，克服制度阻力的活動就永遠不會停止，社會也因此而不斷處于變化之中，而且這種變化沒有明顯的目標。
　　制度變遷是一個適應環境改變的過程，這一變遷的結果并不是公平的。凡勃倫(1899)認為，當人們以新的方式來適應環境后，生活手段就要重新分配，“這一重新分配的結果并不是整個集體的一次均等變化”（凡勃倫，1899,142頁）。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如何衡量制度變遷的“好”與“壞”的問題。凡勃倫的衡量標準是“生活的便利程度”（凡勃倫，1899,142頁），也就是延續和改善人類的生命過程。只要提高了共同體整體的生活便利程度，就是進步的制度變遷。
　　（六）其他理論要素
　　盧瑟福(Rutherford,1984)發現，在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中還包含了制度的自我增強的排他性機制這樣一個內生發展過程。凡勃倫認為制度原則存在一種“交叉和分叉”(Veblen,1914,p.50)，也就是物質方面的法則和慣例成為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參照。作為一個參照性的思維習慣，它影響著宗教、政治、法律等諸方面的思想，于是所有行為都以這個處于中心地位的慣例來進行適應和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制度體系傾向于變得內部一致并且高度相關”(Rutherford,1984,p.334)。另外，在邏輯上現有制度會被刻意地修飾，使其越發完美。最后，慣例、習俗等會被逐漸以法律和憲法的形式表現出來。經過這些自我強化，在一個社會就不可能長期存在相競爭的制度。從這里得出的結論是，制度變遷必然是一個困難的、長期的過程(Rutherford,1984)。也可能正因為如此，凡勃倫才一方面不贊成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形式的暴力革命模式(Veblen,1919)，另一方面又提不出一個替代性的現實的制度變遷方案，從而給批評者留下了一個理想主義的口實。
　　（七）小結
　　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的基本線索可作如下概括：他尋找人類行為的一種支配因素，這就是思維習慣或制度；傳統的思維習慣源于人的本能；本能同時又推動著技術的發展；技術發展改變了環境，從而與由過去的經驗形成的思維習慣相沖突，因此產生了變革現存制度的要求；變化后的思維習慣或制度同樣是過去經驗的產物，而新技術處于不段發展中，制度就始終是技術進步的阻力。社會進步就在這個對制度阻力的不斷克服中持續地發生，沒有終點，表現出進化的特征。在這個變遷過程中，技術是第一推動力；勞作本能表現最明顯的集團是制度變遷的發動者，現有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制度變遷的主要阻礙者；制度變遷的衡量標準是是否提高集體的“生活便利程度”。
　　　　二、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與NIE的制度變遷理論
　　從上面所歸納的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來看，凡勃倫的體系中包含了許多NIE的制度變遷理論所沒有和無法包含的內容。我們下面從這兩個理論的對比中來衡量二者的長短。由于在NIE的制度變遷理論中，諾思的理論是最具代表性的，我們將把他的理論與凡勃倫的理論相比較。
　　首先是二者在方法上的差異。凡勃倫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強調制度變遷的整體性質，這使得他的制度變遷理論必然采用的是整體主義的方法。而NIE的制度變遷理論盡管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假定前提作了修正，但仍然強調的是制度變遷的個人性質，比如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重復博弈思想（諾思，1990）。諾思(1990)將制度定義為行為規則。一種公認的、對整體進行約束的規則，就必然是一個整體性質的范疇，用單純的個體主義方法去分析整體范疇的形成和演變就難免片面。再者，即使不論制度形成過程中的個體抑或整體性質，當它形成之后，必然會對某些個體進行強制性的約束，也就是說它會以獨立于個體的形式對個體施加影響，決定個體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引入整體主義方法來分析制度的作用是必要的。
　　凡勃倫和NIE在制度的定義上沒有實質性的差異，但各有側重。如前所述，凡勃倫將制度視為普遍的思維習慣，這個定義強調的是習慣、道德觀念，強調的是在某一個時期處支配地位的社會意識，這與凡勃倫的整體主義方法相一致。他從這個定義中所要推出的思想是社會整體意識對個人意識的控制。諾思定義的制度是行為規則，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諾思，1990,3頁）。這個定義更強調制度的人為特征以及它的功能。盡管他認為制度“可能是人們創造出來的，”也可能是“隨時間演進的”（諾思，1990,4頁），但他的分析明顯是偏向人為設定的制度，或“正規約束制度”。
　　定義上側重點的差異導致了二者在制度性質或功能認識上的差異。凡勃倫主要是把制度視為技術和社會進步的阻力。與他相反，諾思強調的是制度在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費用方面的積極作用（諾思，1990）。制度性質認識上的差異所反映的是二者在分析目的上的差異。凡勃倫的目的是要說明技術在經濟發展的社會進步中的決定作用，要發揮這種作用，就必須沖破制度約束。而他那個時代的正統經濟學認為制度無關緊要，對市場機制的信仰非常堅定。凡勃倫正是要說明“金錢的”意義上的價格機制只不過是機器工業時代的思維習慣的一種表現，正是“缺位所有者”利用價格機制將產品產量限制在有利可圖的水平上，而使得社會無法實現滿足“普通大眾”(common man)最大需要的最大產量(Veblen,1923)。相反，諾思的目的是要說明產權制度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來維護自由市場制度的支配地位。盡管他論述了“路徑依賴”，以此否定了制度總是有效率的思想，盡管這一理論在NIE的制度變遷理論中是一個重要的貢獻，但這個理論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
　　在對制度變遷原因的認識上，二者的差別也是很明顯的。凡勃倫強調技術進步導致環境變化，環境壓力產生變革現有制度的動力。在這里，個人的理性選擇并不是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是環境壓力導致集體行動。個人因素在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中發揮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諾思(1990)理解的制度變遷的原因是相對價格的變動。當相對價格發生了變化，企業家就會“認為在某些邊際上改變現存的制度框架會使他們的景況更好”（諾思，1990,10頁）。盡管他強調了“行動者常常根據不完全信息行事”，“導致無效的路徑”（諾思，1990,10頁），但這并未否定制度變遷的個體動因。凡勃倫和NIE在方法論上的差異直接導致了二者在制度變遷的原因上的重大分歧。在制度變遷的方式上，凡勃倫理論的直接邏輯結果必然是制度變遷的漸進特征。諾思(1990)也認為制度變遷一般是漸進的，但這一特征恰好是凡勃倫意義上的習俗、道德觀念、文化等“非正規約束嵌入的結果”（諾思，1990,8頁）。也就是說，從個體的角度似乎難以得出這個結論。另外，在制度變遷的發動者方面，凡勃倫和諾思都認為有一個集團發起制度變遷。凡勃倫的這個集團是作為整體的、代表著技術進步方向的集團；諾思的這個集團是組織性質的、在變遷過程中成本最小的集團（諾思，1994）。換言之，兩者都強調利用集團對制度變遷的推動。但是，諾思堅持用個體主義的方法來考察利益集團。既然是一個集團，其利益就是整體性的，用個體主義方法來分析整體利益，未免偏頗。
　　　　三、凡勃倫與NIE：替代還是互補？
　　無論是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還是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都存在某些缺陷。凡勃倫的理論最大的缺點就是它在分析工具上的匱乏。凡勃倫構建了自己的制度變遷理論框架，但卻沒有向這個框架中填補更多的內容。當然，要求作為開創者的凡勃倫去完成這一工作未免苛刻，但他的追隨者們也沒能很好地完成這一工作（注：另一個新制度經濟學(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體系就是建立在凡勃倫理論的基礎上。關于這個學派的研究請參閱張林2001,2002。）。一種有價值的思想如果缺乏足夠的分析工具，就只能停留在哲學的層面上，難以對現實中的操作直接發揮指導作用。從這一點來看，凡勃倫以及他的追隨者的制度變遷理論至少在一定時期之內還不可能替代NIE的制度變遷理論。另外，過于堅持整體主義的方法，也使得凡勃倫及其追隨者的理論缺乏對個人行為的分析，難以將個人和社會有機地聯系起來，而且不恰當地將個人視為環境的被動的接受者。經濟行為的主體畢竟是個人，過于強調個人的社會屬性所犯下的錯誤，與只承認個人的動物性所犯的錯誤是相同的。如果凡勃倫和NIE都不修正自己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凡勃倫與個體主義的NIE誰也替代不了誰。最后，正統經濟學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勢力強大的“思維習慣”，這種“思維習慣”不僅由“既得利益集團”不斷地加強，還通過各種方式向其他群體滲透。以凡勃倫及其追隨者的制度變遷理論現有的理論實力，尚不能形成對抗強勢“思維習慣”的能力，替代也就無從說起。
　　但兩個制度變遷理論之間存在互補的可能。首先是方法上的互補。凡勃倫和NIE在方法上的所有沖突都可以歸結為整體主義方法和個體主義方法的沖突，但這種沖突并非沒有調和的可能。盧瑟福(1994)指出，凡勃倫傳統的制度經濟學中已經出現了結合個體主義方法進行分析的情況。同樣，在諾思的理論中，整體主義方法也有所表現：他的非正規約束理論，尤其是意識形成理論中所得出的結論已經不是純粹的個體主義方法的結果了。融入個人受環境影響這種思想，會更有利于分析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制度的變遷；同樣，融入個人的理性和利益動機，會更有助于分析技術變革的原因和過程。
　　其次，兩個理論更明顯的互補在于對制度變遷原因的過程的解釋。凡勃倫傳統的制度主義者認為諾思將相對價格變動視為制度變遷的原因是一個錯誤，因為相對價格變動恰好是制度變遷的結果(Dugger,1990)。從這一批評中似乎可以看出兩種制度變遷理論存在結合的可能。促使環境發生變化的原因不僅僅是技術，還包括了人口增加、市場擴大以及諸多突發的和演進的因素，相對價格變動是環境變化的一種反映，這是制度變遷原因的結合。環境的變化使得原有的激勵性質的制度變成了阻礙性質的制度，由此產生了變革現有制度的要求，這是制度性質的結合。這種要求首先在某個利益集團中反映出來，這個利益集團可能是代表著技術進步方向的、在變化后的制度中預期收益最大的集團，也可能是變革現有制度時成本最小的集團，這是制度變遷推動者的結合。在利益集團的推動下發生了制度變遷，制度變遷的方向既取決于信息和知識的完全與完整程度，又取決于技術與環境的適應程度，這是制度變遷方向的結合。在這個折衷性質的表述中，結合的前提是它們各自的方法盡可能的結合。當然，這是一個相當粗略的表述，其中有諸多待解決的問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能固執地堅持某一種極端的思路而排斥另一種不乏科學要素的思路。
經濟學家成都104～110F11理論經濟學張林20032003本文從方法、前提、定義和性質、制度起源與發展、制度變遷過程等幾個方面歸納了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指出該理論的核心是將制度視為技術進步的阻力，制度變遷就是不斷克服制度阻力的過程。從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與新古典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的對比中，本文認為不存在前者替代后者的可能性，并粗略地提出了一個結合這兩種理論的制度變遷分析思路。凡勃倫/制度/制度變遷/技術進步/NIE　　Veblen/institution/institution shift/technological advance/NIEThe Interpretation of Veblen's Institution Shift Theory　　ZHANG Lin　　(School of Economics,Yunnan Unirersity,Kunming,Yunnan 650091)The article sums up Thorstein Veblen's institution shift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methodology,premise,definition and character.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 shift,etc.It points out tat the core of the theory is to view institution as the resistanc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and thus institution shift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ly overcoming resistance.Based up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orstein Veblen's institution shift theory and that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the former can take the place of the latter,and roughly brings forward an analytical method combining the two kinds of theories.張林　云南大學經濟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作者：經濟學家成都104～110F11理論經濟學張林20032003本文從方法、前提、定義和性質、制度起源與發展、制度變遷過程等幾個方面歸納了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指出該理論的核心是將制度視為技術進步的阻力，制度變遷就是不斷克服制度阻力的過程。從凡勃倫的制度變遷理論與新古典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的對比中，本文認為不存在前者替代后者的可能性，并粗略地提出了一個結合這兩種理論的制度變遷分析思路。凡勃倫/制度/制度變遷/技術進步/NIE　　Veblen/institution/institution shift/technological advance/NIE

網載 2013-09-10 21: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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