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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十年來，學科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新興學科不斷誕生。這種學科間互攝、互滲的趨勢，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現代社會的某些問題，單一學科已無法更好地解決或甚至無法解決，因而需要從多特質、多角度進行研究，需要各學科的學者通力合作。現代科學的發展，使得學科之間存在共同關心的問題，研究內容和范圍互相交叉重疊，這就為不同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了一個前提。此外，從哲學上看，各學科也有著共同的方法論。美國耶魯大學心理學家麥克蓋爾（McGuire）以其認識論的觀點提出了“２×２”學科研究方法的分類，即人文主義對科學主義，宏觀對微觀的研究。任何學科，包括心理學和歷史學，既要運用人文主義研究方法，也要采用科學主義方法；既需要宏觀水平的研究，也需要微觀水平的研究。只不過各學科在這四種研究方法和水平上的使用率不同而已［①］。心理學和歷史學所共同矚目的主題都是人的活動，這為兩者的結合提供了可能。
　　 一、心理學和歷史學的結合——歷史心理學
　　１８９９年，德國學者穆斯特伯格（Münsterberg）發表了《心理學和歷史學》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以其現象學的觀點闡述了歷史學和心理學的關系。他認為心理學和歷史學都是解決個體人格經驗的學科，但不同的是，歷史學解決主觀性的材料，而心理學則解決經驗的客觀材料。穆斯特伯格是從哲學的角度來探討這兩者的關系的，但他更感興趣的是它們之間的區別而非聯系。１９１２年弗洛伊德的《童年的回憶——達·芬奇》一書出版，這是采用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歷史人物的最早嘗試。弗氏的出發點和歸宿不是研究歷史，而是普及和證實他的精神分析理論，但他開創的這種心理史學方法卻為以后的歷史學和心理學學者所采用，從而形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新史學派別。１９３８年法國年鑒派創始人之一的費弗爾在《歷史與心理學——一個總的看法》一文中，論述了歷史學和心理學結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費弗爾所要求的這兩者的結合，并不是簡單地產生歷史心理學或心理歷史學，而是去開拓一個新的史學研究——社會心態史。不論是心理史學流派，還是社會心態史研究，其真正目的是研究歷史，而非研究心理學。我們提出歷史心理學這個概念，目的是從心理學出發來研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歷史人物的心理特征及其動態，研究有關人類心理的民族性、歷史性等問題，從而得出對人類心理及個體心理發生、發展的規律性認識。下面我們根據麥克蓋爾關于研究方法的分類簡要地回顧一下西方學者在心理學和歷史學結合的研究中所作的貢獻。
　　穆斯特伯格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文章，對于采用歷史資料去促進心理學理論的發展或運用心理學理論和方法去促進歷史研究方面，早期并未引起讀者太多的注意。但到了本世紀中葉這方面的研究卻突然形成了一股熱潮，出現了一大批論著。麥克蓋爾的四種研究方法在這些著作中都已得到運用。例如，采用人文主義微觀方法的研究，除上述弗氏對達·芬奇的心理分析外，著名的有艾里克森（Erikson）關于路德的研究；亞歷山大·喬治和朱莉安·喬治（George·A·L ＆.George·J·L）對美國總統威爾遜的研究；蘭格（Langer）對希特勒的研究。艾里克森認為人在社會化過程中產生的心理矛盾對人的個性成長及行為表現起主要作用，其中青春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機對人的個性和行為的影響最大，馬丁·路德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了心理上的激烈沖突，從而導致了他的宗教改革運動。兩位喬治則分析了威爾遜童年時代與他那嚴厲的父親的困難關系是如何導致了他從担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新澤西州州長、直至美國總統期間，在對待權力時的那種自我失敗行為（威爾遜在謀取要職后絲毫沒有成功感和喜悅感）。人文主義宏觀方法的例子，有民族性格的研究，如本尼迪克特（Benedict）關于日本民族性格的研究。他通過對義務與人情、恩與責任、義務與義理等的比較，得出日本文化是一種不同于歐美的“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此外還有對外政策的研究，如拉森（Lason）關于美國冷戰遏制政策的認知心理研究等。
　　科學主義微觀研究的例子有西蒙騰（Simonton）關于美國總統的人格與其政績關系的研究；蘇伊德費爾德（Suedfeld）等人關于認知因素與革命領導者的革命成敗關系的研究。科學主義宏觀方法的例子是麥克萊蘭德（Mcclelland）在研究了教科書中有關成就詞匯的數量后，試圖預言２５年后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結果發現，課本里成就詞匯數量少的國家比成就詞匯數量多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要慢。此外，還有哈佛蘭德（Hovland）等人關于經濟上的困境如何影響人的侵犯行為的頻率的研究。
　　歷史資料的心理學研究中，最為突出和最為有效的是關于建構性的文化進步與破壞性的社會沖突這兩個既對立又相聯的心理學變量的研究。前者如里查德森（Richardson）等人，分析了三百年來婦女服飾類型的發展變化，認為服飾的變化是一種社會易變性的信號，得出了事物發展的循環性結論；麥克萊仁德１９６１年研究了秘魯從印加帝國到現代的各個時期的歷史資料，認為文化、政治和經濟的繁榮是由于父母在教育兒童時反復向兒童灌輸成就、權力、聚群性需要的結果。關于后者的研究，如費爾拉本德（Feierabend）等人通過分析大量有關起義、叛亂等社會沖突的歷史資料，提出了起義期望理論。他們認為，革命的發生，不是由于條件惡化到無法忍受的水平，相反地，而是由于改善了環境，從而引入了一種在期望與現實之間的挫折性差距而造成的。
　　由上觀之，西方歷史心理學的研究，存在三種理論取向：即心理史學研究取向、心態史學研究取向和心理學理論取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歷史心理學的發生與心理學和歷史學有極其密切的關系。
　　 二、歷史心理學與歷史學、心理學及其它鄰近學科的關系
　　歷史心理學與歷史學關系極為密切，沒有確切明顯的界限。大體上說：（１）歷史學是探討某個民族生活的發展過程，包括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種較為全面的研究；歷史心理學主要研究歷史上人們心理的演變規律，是一種較為特定的研究。（２）歷史學的任務主要是按順序對歷史事件進行敘述性的描述，它是以時期為中心，講述發生了什么；而歷史心理學則是以問題為中心，進入到歷史深層結構中去，探究為什么會發生。但以上區分只是相對而言的，歷史心理學與歷史學有很多相互交錯、相互借重之處，有時，也要直接通過研究歷史行為來探究人們的心理歷程，因此，具有極強的歷史性。歷史學在研究歷史行為的發展過程時，偶爾也需要探究行為發生的動機，歷史學家現已越來越重視對歷史行為的心理分析。
　　心理學與歷史心理學的關系也象歷史學一樣密切。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發生、發展及其規律的科學。歷史心理學也以心理現象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由此看來，兩者幾乎等同，所以有很多心理學家本身也是歷史心理學家，如馮特、弗洛伊德、艾里克森等。近一二十年來，隨著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高漲，社會心理學也已把歷史心理學的部分研究內容劃入其內了。但這兩門學科畢競有差異之處：（１）心理學研究的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人的心理，有顯著的現實性；歷史心理學雖也略為涉及現代人心理，但主要是探究古人的心理，其現實性就要差一些。（２）心理學主要采用實驗、測驗、觀察等偏向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實證性和具體性；歷史心理學是采用歷史資料分析法，具有較多的抽象性和邏輯性。（３）歷史心理學是很長時間跨度內和廣泛的空間領域中對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進行研究，具有廣泛性和長時段性；心理學主要是在當前的時間和地點中，研究某個個體或有限的一小群人的心理，是一種短時段的研究。
　　文化人類學與歷史心理學也有很大關系，文化人類學是研究史前人類和野蠻民族及其文化的科學。原人心理和民族心理（主要是野蠻民族的心理）是其研究的重要內容。歷史心理學要探討歷史上人類心理的演變規律，是離不開對原始人心理和蠻人心理的了解的。此外，文化人類學也略為涉及到有史時代和文明民族，這方面的研究在方法和內容上與歷史心理學有著很大的共同處。
　　歷史心理學所要探討的問題與社會學也有關系。社會學所要研究的社會群體、社會階層、民族、社區乃至家庭，均是一些不同的社區心理單元，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如群體心理、階層心理、民族心理、社會心理（區域心理）、家庭心理。這些正是歷史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問題。社會學中的社會沖突和變遷理論、社會角色理論、社會控制理論、社會分層理論，對于研究歷史心理學都有重要的參考和使用價值。事實上，社會已對當代西方歷史心理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②］
　　 三、歷史心理學的發展前景
　　歷史心理學的發展前景首先取決于它的價值與意義，尤其是對與其有密切聯系的歷史學和心理學的意義。對于歷史學來說，第一，有助于深化豐富歷史研究。“傳統歷史學往往容易流于兩個弊端，一個弊端是：對于歷史事實的研究僅僅限于敘述性的描述；另一個弊端是：對于歷史事實的研究限于籠統、抽象的哲學性質的分析與解釋。這兩個弊端的存在，嚴重地妨礙了歷史學的更新與發展。”［③］歷史心理學以它獨特的理論和方法為克服上述弊端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參照。歷史心理學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心理分析，能夠進入到歷史主體深層結構中去，挖掘歷史行為背后的心理因素，對心理動因的把握，在某種意義上，不僅可以更深刻地說明“是什么”，而且能夠回答“為什么”。歷史心理學對歷史個體心理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使人物個性更加鮮明，從而避免了研究的簡單化和臉譜化。第二，有助于歷史學方法論的充實和完善。心理史學方法為歷史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和新的解釋。其中的一些具體方法如作品分析法、投射法、社會測量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變傳統史學那種注重抽象概括、邏輯論證方法所帶來的主觀性色彩。此外，歷史心理學對史學中的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等專門史的深入研究亦不乏益處。
　　對于心理學來說，它有助于補充心理學的研究范疇。以往的心理學是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對人的心理進行考察，即便是個案追蹤研究，也只不過幾十年時間，且要窮盡研究者的畢生精力。一些研究者對現實問題特別是變革時期心理問題的探討，往往由于社會變動迅速，等其研究成果發表時，此時心理已非彼時心理，因而往往不能很有效地解決問題。歷史心理學能夠在很長的時間跨度內和廣闊的空間領域里為心理學提供溯源研究和比較研究的參照。此外，歷史心理學還可以克服心理學研究中的被試效應、實驗者效應、樣本小等局限，可以研究不能接近的研究對象等。
　　其次，歷史心理學的發展前景取決于研究的標準化和研究方法與技術的革新。歷史資料浩瀚繁雜，如何從中挖掘出隱含的心理學信息，從而得出對人類心理和個體心理發生、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則需要對歷史資料進行一系列的標準化。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做法也許能給我們以啟發，那就是建立一個含有各種各樣心理學變量的歷史資料中心檔案庫。這些資料按歷史時間系列制成磁盤，進行計算機管理。建立這樣一個資料庫，要求有經驗的研究者進行分工收集，剛開始時，收入過去研究中獲得的含有心理學變量的那些簡易的標準化時間系列資料，以后逐漸地把那些難以加工的資料，如傳記詞典、格言詞典、歷史年表中所含的心理學信息挖掘引進。另外一些容易忽視的歷史資料，如國家社會、經濟方面的統計資料，也可以進行研究收集。當這些資料被檔案化后，那么采用歷史資料的假設檢驗就比實驗設計更容易，也更加現實和有效，從中我們有可能發現歷史個體心理和群體心理的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因此，這些歷史資料在建構和檢驗心理學理論方面將會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工具。當然國內的歷史心理學或心理歷史學研究才剛起步，目前還談不上檔案庫的建立。因此，我們的工作只能先對歷史資料進行分析，以獲取片斷的心理學信息，逐漸積累研究成果。
　　目前，歷史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正受到研究方法和技術的推動。對歷史資料作定量研究，最早是采用由薩拉金（Sorokin）和麥克萊蘭德等人創立和發展的內容分析方法。這種方法的關鍵是建立合適的分類體系，不過在這方面有一定的難度，因而影響了數量化、客觀化的程度。目前，西方一些方法論學者正致力于此方法的進一步研究。為了研究歷史資料中各變量間的因果關系，當前發展起來的結構性均衡模型和動力因素分析正受到重視，這兩種方法為揭示歷史資料各心理變量間復雜的因果關系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歷史心理學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但一直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由于一系列主客觀原因，歷史心理學從它一出現起，就不斷受到外部的猛烈抨擊和內部的激烈爭論，它的發展是艱難而曲折的。目前，歷史資料的檔案化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將有助于歷史心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學科地位的最終確立。
　　注：
　　①麥克蓋爾的人文主義方法是指運用許多解釋性變量去說明特定事件的獨特性，它更多的是理解特定事件，而不是去闡明理論；科學主義方法則是說明貫穿許多事件的各個變量間的關系，它更多的是澄清理論，而不是去說明特定的各個具體事件。宏觀研究是指以社會集合體和各個連續階段或年代作為觀察單元的研究；微觀研究則是指以單個人作為觀察單元的研究。
　　②龐卓恒主編：《西方新史學述評》，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５４～４５６頁。
　　③吳忠民：《歷史社會學的演進及問題》，載《世界史研究動態》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作者單位：福建省寧德師專 責任編輯：張家哲）＊
　　
　　
　　
社會科學滬68-71C8新興學科鄭劍虹19971997 作者：社會科學滬68-71C8新興學科鄭劍虹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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