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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766（2006）01 —0062—08
　　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理論在相當程度上已成為國內批判、理解消費社會的思想基礎。這種情形顯示了某種反省波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的必要性，因為如何理解消費社會在今天決不僅僅是一個某某理論如何繼承、發揚的問題，實際上它幾乎成了人文學確立自身言路的現實語境。那據說是尚未到來的消費社會，其實早已經成了人文學界或明或暗的關切重心。
　　但是，波德里亞的思想過于龐大而且幾經變遷。本文所謂“省思”，其實僅關涉他早期消費社會理論的框架性論設及其語述立場。即便是這一部分，實際展開的仍然是局部的反省。由于是局部的和在理解中可能出現的偏差，我不敢期望在對波氏理論的反省中又“擊中”了什么。本文所要表達的與其說是對波德里亞的反省，不如說是對消費社會的態度。
　　一
　　對消費社會，波德里亞取符號學分析的路數。所以取符號學而不取其他，是因為其他路數抓不住這個社會的根本。什么是消費？波德里亞說：“消費既不是一種物質實踐，也不是一種‘豐盛’的現象學。它既不是由我們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開的小車來定義，也不是由視覺、味覺的物質形象和信息來定義，而是被定義在將所有這些作為指意物（signifying substance）的組織之中。消費是當前所有物品、信息構成一種或多或少連接一體的話語在實際上的總和。”[1](p.25) 就是說，消費是一種“語言的同等物”，一個組織化的話語系統。“消費，它的有意義的用法是指一種符號操控的系統行為。”[1](p.25) 這種符號活動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話語符碼不是我們用嘴說出的話，而是由物品來編制的符碼（object sign）。波德里亞說，有象征意義的物品過去也有。但是，傳統的象征—物（object-symbol），比如實用工具、家具、住房等等，作為與生活有真實聯系的中介物，它以質態和形式清楚地顯示了這種聯系的痕跡：它的質感、重量及其涵義直接進入并實現在它與人類生活的內在聯系之中。因為這個緣故，它與生活的聯系，它的含義，不是外在、武斷和強制性的，而是內在于人的生活的。在這種情況下，波德里亞說，“物品并不被消費”。但是，在消費中，物品變成了符號：“要成為消費品，物品必須變成符號。即它必須以某種方式外在于這種與生活的聯系，以便它僅僅用于指意：一種強制性的指意和與具體生活聯系的斷裂；它的連續性和意義反而要從與所有其他物類符號的抽象而系統的聯系中來取得。正是以這種方式，它變成了‘個性化的’（personalized），并進入了一個系列等等：它被消費，但不是消費它的物質性，而是它的差異性。”[1](p.25) 所謂“個性化”是指在生產中瞄準似乎是個性化的要求而進行的系列設計和安排，而“差異性”則是指物品作為符號對社會地位的不同區分。因此，“差異”和“個性化”是指物品符號的具體涵義和凝聚這種涵義所必需的生產要求。波德里亞說，物品向系統化符號身份的轉變需要一個物品與人類關系的相應的轉變：物與人的關系“變成消費關系”。“這就是說，人人關系（human relations）本身在物品中并通過這些物品傾向于自我消費”。由于物品在這種關系的自我消費中“變成了必不可少的中介”，“立刻，物品就變成了這種關系的替代性符號”——一種關系消費之“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1](p.25)
　　這些繞來繞去的話是說，物品向符號轉變的關鍵是它變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消費的中介物：因為它成了關系消費的中介物，所以變成了“僅僅用于指意”的符號；因為它僅僅用于指意，所以它以其有用而與生活的真實聯系被斬斷和抽離了；因為這種抽離不是出于個體內在的真實需求，所以它的編碼是強制的、外在的；因為關系消費的中介物僅指向關系本身的自我消費，所以消費“從不消費物本身”；因為它把人和人的關系轉變成了人和物的關系，所以它是一種犯罪現場的掩蓋；因為人和物的關系變成了關系消費的替代，所以人和物之間建立了一種新型的關系——消費關系；等等。顯然，在此“消費”一語的含義已經被徹底地限定和修改了：它再也不是作為需要—滿足之核心環節的那個消費，不是在通常意義上對物品的購買、擁有和消耗，一句話，它的實質不是人和物的關系，而是在物中并通過物而建立的人和人之間的象征關系。人和物的關系之所以是“消費性的”，僅僅是因為物是人和人之間關系的符號性建構和指涉。對這其中的關鍵和要害，波德里亞不厭其煩，一再申說：“我們看到，那被消費的并不是物，而是關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用于顯示它的物品系列中，那被消費的正是關系的理念自身。”[1](p.25) 由于這種關系是通過符號來替代的，“它不再是一種活生生的關系：它從那些消費的物品符號中抽象出來又消散在其中。”[1](p.25)……
　　對消費活動的符號性取定和確認，是波德里亞整個消費社會理論的邏輯基礎。他的理論正是在這樣的設定基礎上系統展開的。顯然，既然消費是一種符號性活動，那我們就只有用符號學的方式才能解讀這個社會。
　　二
　　那么，用符號學的方式，對消費社會的解讀如何展開？波德里亞說：“結構分析”。“我們能夠在這個層次上論及它，靠的就是結構分析。”[2](48頁) 但是，波德里亞似乎并沒有嚴格從符號結構分析的諸層面和維度來確定他要分析的各個方面。比如從語義、語用、語構或句段、含義系統等結構分析的常規層面來系統展開。在《消費社會》中波德里亞明確說，面對消費社會的邏輯，消費過程可以從“兩個基本的方面”來展開分析：其一，“作為建立在一個密碼基礎之上的明確意義和交流過程，實際消費行為能夠在其中得以實現并具有應有的意義。”[2](48頁) “在這里，消費是一種交流體系，而且是一種語言的同等物。”這是說語義分析。其二，“作為社會分類和區分過程”，物和符號對不同意義的區分、排序及其對整個社會的制約[2](48頁)。這是語法分析。正是從語法分析切入，波氏展開了他對整個消費社會的運行邏輯、社會規則的系統分析，并展示了他關于消費社會的哲學觀。
　　從內容上看，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分析的重要之點有：
　　（一）價值分析。價值分析的核心是研究消費“作為從經濟交換價值向符號交換價值的轉變”。波德里亞說，對消費社會而言，所謂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符號交換價值的理論分析：它們是一回事，“是革命的人類學的基礎”[1](P.66)。 而符號交換價值的理論分析要從超越馬克思開始。1.要將“政治經濟學批判延伸到對使用價值的徹底批判”，以便清除或減少它迄今猶存——甚至在馬克思的個體“需要”和“使用價值”的概念中仍存在的唯心主義因素。具體地說，就是要聯系商品形式的物的分析，批判使用價值拜物。2.要將“政治經濟學批判延伸到符號和符號系統的批判”，“以便顯示能指的邏輯、自由游戲和循環如同交換價值系統的邏輯一樣實際上是如何組織的；顯示所指的邏輯如同使用價值的邏輯從屬于交換價值的邏輯一樣如何從屬于能指的邏輯的。”[1](P.16) 具體地說，就是要聯系對商品符號形式的分析，批判能指拜物教。3.要建立一種符號交換的理論。“符號交換價值”的提出和分析是《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邏輯重心，正是基于符號交換價值的分析和批判，波德里亞認為傳統資本主義已走向全面消費社會的新階段，而他的符號學批判將取代傳統的政治經濟學。
　　（二）物的分析。物的分析的核心是研究在消費社會中人和物的關系的轉變：它從需要—滿足的關系轉變成純粹符號性的消費關系。首先是物的編碼，它通過生產體制所有層次的組織——通過廣告、商標、價格、購買場景、功能化個性化設計等等，將物建構進一個標示權力、地位、等級等等社會關系內涵的符號系統之中，又通過廣告及無所不在的消費意識形態動員“把我們全部轉換到這種編碼之中去”。這種編碼組織的力量是如此之強大，以至“沒有人能逃開它”，“我們個人的逃跑無法取消這樣一個事實——每一天我們都參與了它的集體慶典……甚至支持這個編碼的行動貫徹到了它與那個要求它與之相適應的社會聯系的自身之中。”[1](p.22) 因此，這是一種社會總體性的編碼，它不僅編碼了消費社會所有的物，而且編碼了與物相聯系的所有的人。其次是人的編碼，人被編碼不是說人必得和商品發生關系，而是說人的內在性和主體性，包括人和自身的關系，都已被這種編碼的力量所分解并轉換到符號系統之中去。“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識、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產體制中被整合為商品，物化為生產力，以便被出售，同樣，今天所有的欲望、計劃、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關系都抽象化或物化為符號和物品，以便被購買和消費。”[3](26頁) 在這里并沒有所謂個體的需求，需求經過整個生產體制的系統分解和編碼已“顯現為抽象的社會需求力”。“主體的一切，他的身體和欲望，在需求中被分離和催化，并被物品或多或少地加以先在地限定。在需求中，所有的本能都被合理化、終極化和客觀化了——因此，被象征性地取消了。”[3](32頁) 通過這樣的分解和轉化，人自身成了消費品：他和他自身的關系——他的本能、欲望、需要和激情——成了一種購買和消費的關系。因此，“在商品和交換價值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交換價值和商品。”[3](35頁)
　　我們會問：如果情形真的如此，那么，推動消費社會的主導力量究竟是什么？波德里亞說：是消費關系本身的自我消費。這是一種在符號差異系統中不斷自我指涉并無窮推移的能指的游戲。何以會變成這樣？當然首先是因為它背后的實際操縱力量是資本無窮增殖的邏輯。但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過區分的系統化功能，消費活動的內在意向發生了根本改變：區分變成了為區分而區分。“它取消了一切原始品質，只將區分模式及其生產系統保留了下來。”[2](88頁) 區分“這一系統從來不依靠人們之間的（獨特的、不可逆轉的）真實差別”，而是鍛造了團體整合的差異交換。“于是像這樣編了碼的差異，遠遠沒有將個體區分開來，而是相反變成了交換材料。”[2](88頁) 正是憑借這一點，于是消費“被規定為”：1.不再是對物品功能的使用、擁有，2.不再是個體或團體名望聲譽的簡單功能，3.而是溝通和交換的系統，是被持續發送、接收并重新創造的符號編碼。一句話，交換本身成為目的。這就是所謂消費關系的自我消費。唯其是自我消費的，所以它自我增殖的邏輯鏈永無完結。按傳統經濟學消費—滿足的理論，一種飽和馬上就會達到——那是建立在物品消耗上的滿足。但是，一種符號系統的能指的游戲，因為它的抽象性質，便永遠沒有“飽和的頂點”：這是消費社會資本自我實現的新形式，它通過社會總體的符號化而開辟無窮增長的新空間。
　　（三）規則分析。按波德里亞的理論，消費社會不僅是一個有能指、所指及其意義區分的符號系統所統治的社會，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系統中消費活動“作為社會分類和區分的過程”體現了一種秩序：物作為符號的不同意義的區分，這些區分的排列順序，由這個順序而建立起來的社會等級，在這些等級上所獲取的法定價值等等。區分的邏輯制約著整個社會；波德里亞說：這就是消費社會的“語法”。其中意義的規范和制約，“如同語言的規則和制約一樣”[2](48頁)。而揭示這種意義的規則和制約（語法解讀），才是真正揭示消費社會的真實的規則。
　　波德里亞的解讀程序為：1.從區分到結構整體。對一個符號系統來說，區分總是整個系統的區分，因此區分的制約必定指向整個社會的結構性整體。“區分總是要同時建立起整個差別次序。這樣，它一下子便成為整個社會的行為，而且不可避免地超越個體。每個個體在差別次序中都各自標明一定的點，并通過這些點的本身來構成差別次序。”[2](49頁) 2.社會符號整體之相對性制約的“參照”功能產生社會區分的運行邏輯：消費指向的無限性特征。由于每一個符號總是“要參照其他符號”——沒有符號之間的區別和參照，符號便無意義，正是這一點“使得消費者始終不滿足”。因為只有參照，符號才會顯示出意義；而一當進入參照，“差別的記錄就永遠不會完結”。這是一個永無盡頭的過程。用我們日常的話說，差別是永遠比不完的。波德里亞說，唯有這種差別記錄的無限性“才能闡明消費的基本特點，它的無限特點”。“因為用熱平衡或使用價值來計算，飽和的界限肯定馬上會達到。但是我們所見的顯然是恰恰相反的東西：消費節奏的加速，需求的連續性進攻，使得巨大的生產力和更為狂熱的消費性之間的差距拉大。”[2](49頁)3. 在這種指向中產生的社會運動指向。這是一種在區別邏輯制約產生的必然指向：它永恒地指向更多更好。就是說，它在商品符號系統所編排的社會等級次序中永恒地向著更高等級無限攀升。“消費領域是一個富有結構的社會領域。隨著其他社會類別相對‘攀升’，不僅是財富而且需求本身，作為文化的不同特征，也都從一個模范團體，從一個起主導地位的優秀分子向其他社會類別過渡。”[2](50頁)4. 社會需求及市場的性質發生變化。由于上述，社會需求的性質變化了，它不再是自為、自主的為個體的享受而產生的需求，而是為市場的需要而生產的需求。物品的性質發生變化。它“在其客觀功能領域以及其外延領域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內涵領域里，它便只有符號價值，”這樣，它“就變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隨心所欲地替換的了”。“在這里，作為含義要素的洗衣機可以用任何其他物品來代替。”于是，整個社會的攀升運動成了一種自我增殖的盲目力量。“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并不是透過物品法則的利益等個體功能，而是這種透過符號法則的交換、溝通、價值分配等即時社會性功能。”而根據這些，波德里亞進而全面剖析和描述了整個消費社會：它在大眾傳媒文化中的“偽事件和新現實”，它將身體作為消費品的“快感原則和生產力”，它的“休閑的悲劇或消磨時光之不可能”，它無所不在的“關切的神話”，它的暴力和“非暴力亞文化”，一直到整個社會的“當代異化”。
　　作為波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的主要內容，上述三個方面互相滲透、互相支撐，蘊涵并支持了他對消費社會的總體評判：人的異化、資本——符號操縱和社會不公。
　　三
　　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理論有沒有問題？顯然，是有問題的，而且問題并不出在細節上——他的許多細節的分析常常是深刻而精彩的——而是在于整體，在于他用符號學把握消費社會的整個方法論及其面對消費社會的總體價值立場。
　　先看符號學方法。在波德里亞的理論中，符號學的分析描述担負了他對消費社會“是什么”的陳述。就是說，消費社會的“所是”是在符號學的視野中展現的。這種展現又是他進而對消費社會做出一系列價值評判的基礎。但是，這種方法作為一種把握社會總體的方法論，本身是有缺陷的。符號學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作為方法論視野如果成為一種僅有的視野，便會轉化為對整個消費社會的物質基礎和巨大感性現實的符號化抽空。由于是用符號學方式對社會整體的把握和打量，社會在這種打量的視野和邏輯之下被符號化了：社會變成了符號。社會作為一個巨大的感性存在被簡約化為一個符號的存在物。因為符號的生產和消費說到底是意義的生產和消費——不管這意義是社會關系、關系的理念、社會身份，還是交換價值，所以，意義關聯的循環分析，它的編碼、交流、組織、轉換及其方方面面的關聯域就成為這種分析的邏輯和視野邊界。這樣，對整個社會的總體把握就變成了一個對符號系統內外諸環節的分析和把握。消費社會的方方面面就只是顯示在符號性關聯的封閉視野中。符號相關性的界限就成了消費社會被把握的界限。社會總體的感性現實在這種把握之中被抽離和限定了。
　　其分析的原則仍然是這樣：人們從來不消費物本身……
　　對波德里亞的理論，這是一個基本的設定，是他全部的消費社會理論得以推演和延伸的邏輯關節點。但顯然，這是且僅僅是一個符號學設定的原則。其他非符號因素或者說不能劃歸為符號因素的因素在這起點上就已經被排除或斬斷了。
　　以物的編碼為例。波德里亞說，在消費中人們并不是真的要使用物本身，人們總是把物當作能夠突出自己的符號，“或讓你加入一個視為理想的團體，或參考一個更高的團體來擺脫本團體”[2](48頁)。在《物的體系》中，波德里亞更直截了當地說，物編碼的原則是“社會地位”（social standing）。 “物在一個普遍的社會身份的承認系統中形式化：一種社會身份的符碼。”[3](29頁) 地位的符碼成為我們這個社會排除其他編碼的一枝獨秀的符碼。物的流通不是使用價值的交換，而是身份和地位的符號性占取。于是，作為編碼根據的物的差異性不是使用價值、功能、自然特征等等的差異性，而是身份等級的差異性。這種情況的確廣泛存在。但是波德里亞忘記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物品、廣大的物質現實同時是以其物質存在的現實形態來編碼的。財富的劃分絕不是純粹符號層面之意義指涉的區分，而是通過符號對整個現實世界之分割、占有和禁絕的區分。因此，對一輛高級轎車或一棟別墅的占有決不僅僅是擁有了某種社會身份的意義感和可交換功能，而是實實在在地擁有了某種財富量、社會功能空間和物質空間。物品的符號之所以是物質性的，而不是純粹能指的抽象性擬寫，就是因為它是財富、權力和使用價值的物質性凝結。因此，物品符號永遠都不能改寫為純粹的符碼，總體上它只能以其物質性為基礎來編碼，而不能變成純粹的能指。即使在實際的消費中物有被能指化的趨向，那也是因為它的實際財富的含量才成其為能指的。否則，它對社會地位的區分就不再是現實和客觀的，否則，消費社會的符號消費就不再具有區分等級的真實功能，否則，這個社會就不需要廣闊浩繁的物質生產而只需要純粹符號編制的畫餅充饑。一句話，沒有物品作為社會財富的物質性凝聚，物的符號編碼就不可能實現為能指。就是說，物作為社會財富的物質性凝結是它在消費社會中能夠擁有“地位”的含義并轉化為能指的根據和原因。因此，當波德里亞武斷地說消費只“消費物的差異性，而不消費物的物質性”時，就已經把物割裂了。這可以說是物的物質性對物品符號編碼制約的絕對邏輯。正是從這一邏輯開始的地方，在符號結構的內部就已顯露了符號學通向感性現實和社會存在諸學科領域的通道。可惜，波德里亞對此視而不見：他通過對使用價值拜物教的批判和符號學起點的邏輯設定，一開始就將物質性從物品符號中徹底地排除在外了。
　　再以對社會趨勢的描述為例。如果消費只是一個唯心主義的系統化、總體化實踐，那么我們就要問：這個社會將把我們帶向何方？這就是前面說過的：消費之自我消費的無法克制的永恒游戲。這是一種純粹能指即意義占有的游戲。在其中，生命的計劃本身并不被滿足，只是被指涉，因此，它“便在接踵而至的物品中，一再重新開始又再消解”。在其中，真實的需要、物的真實性以及人與人、人和物的直接的照面、遭遇和聯系都被符號系統所分解、架空和操控了，因此，人只是影子般地生活在幻象之中。但是，我們還會問：這一切，在總體上究竟是為了什么？波德里亞于是不得不談到蘊涵在這一切之中的那種似乎是形上性的要求：“暴露在系統而無限度的消費過程之中的計劃的中心（at the heart of the project），乃是那（不斷）遭到挫敗的對全體性的要求。”[1](p.28) 顯然，這里對消費邏輯終極動力的判定是與他對需要的符號學限定完全一致的，或者，前者的判定是需要之符號學限定的邏輯結果。既然消費的需求僅僅是一種符號指涉的意義需求，那么，它的終極動力就只有在意義需求之中去尋找。而一種在物欲時代可以解釋人類總體需要的意義要求只可能是對全體性的要求，或者反過來說，對全體性的要求只能是一種意義要求——這是在消費時代對人類生活終極動力的絕妙的解釋！它既解釋了消費需求的貪婪的無限性，又解釋了世界何以轉化為幻象。因為幻象是滿足全體性要求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全體永遠是缺席的，全體只有在符號指涉即幻象中以缺席的方式才能到場。——不過，還有什么滿足全體性要求的方式可能不是幻象性的嗎？超越有限而對意義的要求不是人之為人的根本嗎？一個充滿意義和幻象而讓人能現實地生活于其中的社會不是人的自由創造和超越性的確證嗎？為什么創造了傳統宗教、藝術等意義世界的行為就是偉績，而創造了當代生活之“幻象世界”的消費就是“罪行”（波德里亞1996年的書名The Perfect Crime）呢？關鍵是，由于他把整個感性世界從消費社會的符號學分析之中清除出去了，整個世界于是就成了“幻影”（1994年的書名The Illusion of the End）。“實在被趕走了”，“不僅沒有實物，而且連其影像也不見了”[4](9頁)。如果實在真的沒有了，那么影像就不可能產生，而如果真的連世界的影像也沒有了，那么消費社會還剩下什么？
　　不管社會的符號系統是多么復雜、多維、無邊無際和具有整體的操縱力量，都不允許我們說社會的存在論維度僅僅是或者主要是符號之維。必須考慮符號學分析的限度。符號學，它畢竟只能適用于分析社會作為符號存在的方面，它不能排除和取代其他的視域和分析。否則，并不是世界真的就變成了純粹的符號帝國，倒是符號學本身會變成新的形而上學或符號本體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消費活動也并不是分類學意義上的語言活動。語言是專門為意義的區分和交流而生產的，因此它的存在形態僅僅是符號，而商品則是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的物品和物品的替代物。無論有多少理由，都不能把消費僅僅簡化為符號，因為這種簡化是另一種巨大的簡化，即對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交換、流通——一句話，社會生活的整個物質過程的簡化和抽空的開始。
　　四
　　揭開了消費社會的“幻象”，也就揭示了波德里亞的價值持守和立場：不管他怎樣轉彎抹角和躲閃，他都是從真實與幻象的二元等級秩序之中去評判消費社會的。在此的價值邏輯是：真的就是好的，而幻象等于異化。但是要注意，這與幻象相對應的“真實”、“實在”并不是我們在消費社會中實際遭遇的經驗現實，“真實”一語也并不是指經驗的真實性，因為經驗現實這個為幻象所統治的世界是作為真實、實在的對立面而被否定的。波德里亞所謂的“真實”本身實際上是含糊不清的，既指與幻象相對應的那個“實物”的真實，又指價值的真實。而價值真實的實際含義是指“本真性”（authenticity）。這才是最重要的：它不是經驗真實的同義語，而是那個被批判理論一直作為批判的價值之所據的人的存在的本真性訴求，那個作為價值邏輯的本真的人；也就是那個被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一言以蔽之的前現代社會的“自然人”，大寫的人，那個立足于前現代社會的關于人、人的存在狀態的本真性幻想。在我看來，這才是事情的根本，是波德里亞評判整個消費社會的真正的價值基礎。
　　首先，關于消費社會體制建構的合法性評判。波德里亞說，當代社會系統并沒有把它對社會的總體控制“建立在那些偉大的平等原則或民主原則之上”，“即使這些原則通過學校和社會培訓的教育已經深入人心，但是這些關于權利、正義等等的有意識的平等原則仍然相對脆弱，且永遠不足以實現社會一體化，因為它們太明顯地與這個社會的客觀現實不符。”[2](88頁) 實現這個社會一體化整合的不是那些偉大的原則，而是消費符號秩序的系統整合。因此，消費社會和權利約法系統與消費符號系統之間的關系是：權利約法系統是假的，消費符號系統是真正的支配性系統。換言之，后者比前者更真實而基礎。顯然，這樣的判斷是與事實相違背的。我們都知道，事實上，權利約法系統作為現代社會強大的實在法體系和社會體制建構的基礎早已經是基本的社會現實。它的體制邏輯和系統整合可能還存在漏洞和危機，但是它作為一個社會的基礎性建構毫無疑問是不可動搖的。它關于財產權、擁有和交換的法律規定，關于交易和競爭的系列法案，關于人的基本權利的制度性規定等等顯然絕非虛幻之物。關鍵是，如果沒有這些體制制度及其強大的執行系統，消費社會連一天也不能維持，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因此，在社會制度的體制建構和波德里亞所說的符號系統之間，我們決不能說后者是更根本的、占支配地位的，而前者僅僅是“虛幻的意識形態”。進一步，實際上消費社會是在權利約法系統的體制地基上才得以出場的，現代社會關于財產來源、財產擁有和交換的一系列合法性規定顯然是消費關系得以確立的直接的法定基礎。
　　這里有一個關鍵點，即波德里亞一再談到的差異的等級秩序和財產的不平等。顯然，社會不可能沒有價值秩序的等差，因為沒有等差意味著喪失差異和價值判斷的可能性。關鍵不是是否存在差異秩序，而是差異的來源合不合法以及進入差異狀態是否向所有的人平等開放。同樣，即使是對于事實上財產的不平等以及由財產不平等而導致的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我們也要追問出現這種不平等的原因和機制是否合法，因為權利關系的平等并不意味著經驗事實的平等，而經驗事實的平等常常掩蓋著對平等權利的肆意踐踏和剝奪。由于在經濟領域所謂權利平等的首要含義就是指在平等起點上的自由創造、公平競爭并平等享有所創造成果的權利，所以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體制設計能夠做到在經驗事實上平等而不違反正義原則。波德里亞用經驗狀態中的差異秩序取代對消費社會合法性的權利分析原則，實際上，這并不是真的揭露了消費社會，而是恰恰掩蓋了問題。因為消費社會的真正問題在于，一切都是在權利法案的體制背景和程序正義的架構下出現的，但正是這個似乎全面合法的現代體制產生了最大的貧富分化和財富不均。因此，問題要到體制建構內部的法理邏輯以及強勢集團的非法操控之中去找尋，而不是從本真性價值邏輯出發取消差異秩序的調節機制。就是說，對消費社會的診斷，波德里亞可能找錯了路。
　　其次，關于消費社會合法性分析的思想道路。以需求的分析為例，波德里亞說，被消費的符號系統所分解的人的需求不是真實的需求。但是我們知道，在體制邏輯上消費社會對購買的最基本的規定就是自愿購買和購買的自由選擇。于是他的判斷就等于是說，在實際生活中廣大購買者雖自行購買但是他們自己并不知道需要什么，倒是波德里亞知道人們真實的需要是什么。波德里亞何以知道？是因為他知道人的本真需求。因為他知道人的本真需求，所以他可以判斷在經驗狀態中投入購買的人的需求之真假；因為他可以判斷經驗需求的真假，所以他可以指導甚至取代人們自己的選擇并以“虛假”的名義否定消費狀態的民主秩序——顯然，這里面有一種邏輯，有一種從人的本真性出發來整體主義地設計社會生活和取消社會公眾個體自由選擇的邏輯。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所謂“真實需要”的訴求明晰地暴露了批判理論家們（從馬爾庫塞、本雅明到波德里亞）理論邏輯的專制傾向[5]：力圖以一種大寫的人的理論邏輯和理想生活的價值導向來取代公眾世俗生活的自由選擇。這一邏輯實際上貫穿在波德里亞對整個消費社會的分析描述之中，同時也體現了他面對消費社會的基本價值立場：對經濟生活的民主秩序和公眾自由選擇的嘲笑和不信任。
　　有兩條論證消費社會合法性的路：一條是立足權利約法系統的規范性法理論證的道路，另一條是傳統批判理論的道路，即本真性的價值邏輯＋經驗分析的道路。立足前者，對社會體制的設計是消極而形式化的：它只從權利平等的原則出發去設計社會方方面面的邊際約束，因此相對具體理想生活的價值內涵而言，它不是“實質性的”，只是“形式正義”或者“程序正義”。因此它也只能從形式正義的邏輯去論證消費社會的合法性。而由此出發，無論是個人的生活理想還是社會全體的未來前景之選擇都是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它只能決定于選擇者本人和全體公民。沒有人有權來代替公民的自主選擇，無論他是思想家、哲學家還是政治領袖或上帝，無論這種選擇是否確有難以預測的嚴重后果，無論是否確實無法斷定每一個做出選擇的公民都是“理性人”。因為權利的優先是不可用功利或利害來置換的。這就是權利約法系統的最基本的邏輯：權利優先（primary of rights）原則。但是，波德里亞選擇的道路是“實質性的”。盡管他并未明確地描繪過社會理想，但是，他從本真性出發對消費社會方方面面的真假判定和分析，對所謂消費社會“全面異化”的描述（“異化”的邏輯前提“本真”，沒有“本真”的價值強執就無所謂“異化”），分明在強行訴說一個整體主義的價值理想，一個你自己不知道但是你真實需要的價值邏輯。須知，這是在講體制，講體制內涵的價值預期和要求。在這里，波德里亞不是作為一個文人在抒情，或作為一個哲學家在表示自己的激情和憂思，而是在談論消費社會體制的合法性，在談論這種體制所應予“規劃”的價值圖景及其合理性支撐。由此，他就將自己的本真性價值理想通過體制論述的環節轉化成了一種對公共理性的強制性訴求：一種剛性的體制建構的邏輯，一種排除民主選擇機制的邏輯。而他對消費社會合法性的否定就建立在這種剛性的邏輯之上。于是，建立現代社會體制的公共理性基礎被置換了：它從一種權利約法的公共選擇的機制變成了對本真性邏輯的社會認同——是本真性邏輯而不是公共選擇具有對體制合法性的最高授予權。
　　對于從19世紀中葉一直綿延到今天的陣容強大的批判理論的思想癥結，哈貝馬斯曾一言以蔽之：“與自然法紐帶的斷裂”[6]。按哈氏的診斷，這種思想樣式的根本缺陷是：由于固守意識歷史化的思想原則，將自然法的信念統統判定為虛假，于是在關于合法性的論證上用經驗分析取代了規范性論證。波德里亞的符號學分析無論是怎樣的生動、豐富和具有洞察力，相對于規范的法理性論證而言仍然是一種經驗論證的方式。但實際上，合法性論證作為“規范性導向”的邏輯演繹，是無論如何不能從事實中引申出來的。因此，符號學的經驗分析完成不了合法性判斷。波德里亞的符號學分析因此只是充當了他完成價值判斷的一個手段：他的價值邏輯必須從符號學之外，即從他的本真性價值立場中演繹而來。他將這種演繹貫穿在符號學分析之中，或者將符號學分析向著本真性價值邏輯的指引一一展開。這就是波德里亞面對消費社會的寫作和所思。而本真性批判，在我看來，就是現代思想史上蔚為大觀的審美主義批判。
　　鑒于消費社會的體制化建設對中國人來說還任重而道遠，具有體制性建設意義的規范性論證和對位準確的法理性批判尚未展開。在此之際，審美主義批判就已經借助波德里亞們的理論膨脹為一股彌漫周遭的社會文化氛圍。在一片聲討之中，切實有效的工作是向來懶得有人去做的。因此我認為，對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理論須審思，再審思。
　　收稿日期：2005—09—10
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成都62～69G0文化研究吳興明20062006
波德里亞/消費社會/符號操控
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理論已成為國內批判性理解消費社會的理論基礎，但他不是從對社會體制的合法性及其規范論證的角度去討論消費社會，而是從符號學的經驗分析和人的本真性訴求去批判消費社會。這樣的思想樣式注定了他對消費社會的否定是非法理性的；他對消費社會的批判是傳統批判理論之審美主義批判的延續和變種。鑒于審美主義批判已在國內的思想界演變成為一種阻礙社會理性批判的文化氛圍，應謹慎對待波德里亞并進而廓清他在國內思想界的影響。
作者：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成都62～69G0文化研究吳興明20062006
波德里亞/消費社會/符號操控

網載 2013-09-10 21: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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