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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洪濤 北京師范大學）
　　一般我們把周立波看成主流作家，他以左翼批評開始自己長達數十年的文學生涯，又有延安魯藝的工作經歷；從《暴風驟雨》，《鐵水奔流》到《山鄉巨變》，也無不打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深深烙印。在本世紀五、六十年代，極左思潮時常泛濫，文學表現空間過于狹窄，使作家只能在歌唱主旋律中延續自己的創作生命，周立波當然也不例外。但周立波的藝術個性與才華，卻在其中得到完滿展示，取得驚人的藝術成就，我指的是扎根于湖南鄉土的《山鄉巨變》和二十余篇短篇小說。我的研究對象以這些作品為主。這當然不是說，所謂“路線正確”，會產生什么偉大作品。唯一的答案，可以在民間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沖突和相互瓦解所形成的藝術張力中尋找，他的湖南鄉土作品，對在社會主義改造大潮中，民間風尚、習俗、信仰所面臨的巨大壓力表達了由衷的關切，對在鄉土人物在歷史推進中的命運表達了深沉的憂慮。周立波潛意識中，對民間文化在鄉土生活中的合法性和主宰地位，從未動搖過信心。因此，民間文化在他的作品中，能夠保持相對獨立，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形成對峙、沖突，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后者的改造攻勢。許多年以來，學者們不論是盛贊周立波，還是貶斥他，都沒有正視過這個問題。而這一點，恰恰是周立波的獨特性所在，是他能夠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
　　 一、“改造”與文學的主旋律
　　１９４９年，新政權在中國誕生以后，各行各業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黨帶領剛從深重的災難中掙脫出來的民眾，除舊布新，想以最快的速度進入共產主義。但由于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產生了不少極左的過激行為，如階級斗爭擴大化，大躍進等；在移風易俗的口號下，對民間文化形態進行了清理和改造。文學創作在以民間形式，如快板，鼓詞，土語等進行藝術包裝的同時，對民間意識，思想，行為，持批評態度。對后者進行改造，被看成農村推進合作化運動的重要因素，矛盾也主要圍繞改造與反改造展開。周立波的《翻古》，寫鄉間傍晚，老人李二爹帶孩子選茶籽，孩子在這種特定情勢中，請求老人擺古講故事。這是一種民間娛樂形式。老爹作勢準備講，消息傳開，一下子涌進來七、八個孩子。小伙子們對未知的神仙鬼怪感興趣，要他講海，講海龍王。但在新形勢下，那些老話已不合時宜，老人明白這一點，他“想到目前作興向后生子們進行階級教育”，就講了自己在舊社會親身經歷的受壓迫，受剝削的往事。政治教育滲透進民間習俗中來。《禾場上》寫夏季夜晚，鄉間百姓習慣在吃過飯后，到禾場上乘涼。那里成了人們擺談故事，聊閑話的場所。縣里派來的鄧干部利用這個機會，向人們宣講高級農業社的好處，動員大家加入高級社。他的談話收到很好效果。《臘妹子》寫清溪鄉一個潑辣，皮實，霸蠻的小姑娘臘妹子，有用彈弓打鳥，百發百中的本事。上級號召除四害，她的本領有了用武之地，她也被吸納到干部隊伍中來。民間行為要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中取得合法性。《下放的一夜》更具典型性。在巫風極盛的湘楚大地，人們對一些超自然的現象保持信仰是容易理解的。一位下鄉干部王鳳林夜間睡覺時，遭蜈蚣叮咬，鄰里都來圍觀慰問。這給卜老倌提供了一個宣講神巫的機會。他由這只蜈蚣扯起，說山那邊一個專捉蜈蚣的人，曾給一個被蜈蚣咬了的人，喝下一碗法水，當即治愈。又說到蜈蚣精會變美女，專門勾引男子。還說蜈蚣精最怕雞公。他的思維，完全按民間神話的思維方式運行。但他的志怪老話不斷遭到其他人，尤其是在新社會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的質疑和反駁。他老伴戳穿他說，那個被蜈蚣咬的人，“記得也是上邊伯娘治好的。”關于蚣蜈精擒人，一個小伙子馬上接口：“世界上根本沒有精怪。”至于蜈蚣精怕雞公的事，一個孩子天真的發問：“怕不怕雞婆？”這話讓卜老倌十分難堪。他的每一句話，都被拆解，抵消，受到善意的嘲諷。
　　在周立波的小說中，一批老班子的人（年長者），總是在習慣和習俗的引導下行事，但往往失敗，最后受到新的現實的教育。《桐花沒有開》中的張三爹重節令，守皇歷，信經驗。一般按農時，在桐花開后選種泡種，因此張三爹反對生產隊長采用新技術提前泡禾種。后生隊長盛福元克服種種困難，泡種搶種成功。老習慣失敗，張三爹受到后生們的嘲笑。《漂沙子》中，“漂沙子”是對瘦弱、不能生育的母牛的稱呼。隊長王桂香從鄰社買回六頭牛，有一頭是漂沙子，張老倌看罷，說風涼話，責怪隊長不應該亂花隊里的錢，賣回一只不中用的牛。后來隊長一家經過精心喂養，母牛長得膘肥體壯，還產下一仔，張老倌在母牛生仔的當日，為自己的話感到羞愧，借故去親戚家，躲開了。《掃盲志異》寫何大爺封建思想嚴重，對男女關系問題十分提防。公社派了個男教師幫他的兩個兒媳婦掃盲，何大爺疑神疑鬼，處處監視，后又以為抓住把柄，就跑到公社告狀，并要叫在工地干活的兩個兒子回來。公社書記趕來調查，證實教師無辜，為不再引起誤會，公社給換了個女教師來。兩個兒子回來，發現有女教師幫他們掃盲，十分高興。但何大爺又起了新的疑心，担心女教師與兒子會有什么問題。在作品中，何大爺的保守思想受到諷刺。
　　老班子的人行事，對諺語十分重視，但現在他們說話已很難有權威性，反倒常常受到質疑。也是在《桐花沒有開》中，大家在一起閑聊，有人說：“聽說，今年山鄉老虎多，老班子說‘虎出太平年’，今年的好收成是靠得住的了。”馬上就有人反駁：“又迷信了，老虎那里曉得世道好不好，太平不太平。”說話人不得不為民間信仰找出“科學”的理由：“你不要小看老虎，這家伙比貓還有靈性，它只用鼻子一嗅，就能聞出年成好不好，天氣好不好。”反駁者對這有悖常理的話并不信服：“照你說的，老虎應該調到氣象臺去工作？”二人的斗嘴，顯示民間信念的基礎已開始動搖。《禾場上》，王老二說，明年的收成會更好，另一人與他抬扛，問何以見得，回答的依據是一句諺語：“要知來年熟不熟，單看五月二十六”，意思是，農歷五月二十六這天，下大雨或出大太陽，都預示有一個豐年。《臘妹子》里，說到麻雀糟蹋五谷時，一個老婆婆又“引經據典”：“老班子都說：‘糟蹋了五谷六米，要遭雷打’。”一個男子將信將疑：“雷公倒不管這些。”另一個男子干脆不信：“根本就沒有雷公。”
　　至于一些民間崇神祭祀活動，照例也在改造之列。《胡桂花》中，團支書動員青年姑娘胡桂花演戲，游說的理由是社員馮老二搞迷信：“這個馮駝子最近在他屋場后邊頭一株栗樹下，用泥磚砌了一個土地廟，……請了左鄰右舍去替菩薩開光，說是開了光，土地老倌就百靈百驗，有求必應。”他讓胡桂花用健康、積極的娛樂方式與封建迷信斗爭。胡桂花演出大獲成功，卜支書趕來告訴胡桂花，說馮老二受演戲的影響，把家里的土地廟拆了。《張潤生夫婦》中，原隊長信巫好鬼，喜歡賭咒，且每回賭大咒都要拖只雞來宰，他老婆這年喂的五只雞，已被他斬盡殺絕，連過年的閹雞也沒有留下。年底開會，他夸口說明年畝產能打五百斤，一個胡子老倌不信，他又賭咒，別人知道他老毛病又犯了，就逗他殺雞。他用眼睛搜索到一個目標身手敏捷地捉了來，找刀要斬，以此顯示他說話的分量，證實他預言的可信，并從這種儀式中得到快樂。結果，妻子趕來，奪了雞，把他數落了一頓，讓他當眾出丑。過年時，張潤生夫婦殺豬，豬嚎叫響亮悠長，原隊長說好，一個年輕后生不明就里，問為什么叫聲長了好，原隊長不敢承認自己迷信，另一個花白胡子說了他想說的話：“不長不吉利。”這話馬上被一個初中生斥為“迷信”。這一切表明，民間文化以及它的代表人物正受到全面的沖擊。
　　 二、民間文化的隱形存在與顛覆性
　　民間文化涉及鄉土人物的生活方式、習慣，以及風俗等方面內容。周立波一直對湘楚民間文化有濃厚的興趣。早在抗日戰爭初期的１９３９年４、５月間，周立波以沅凌《抗戰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湘西一帶采訪過，到過現在的瀘溪、吉首、鳳凰，以及鳳凰附近的苗區。這次湘西之行，周立波發表了三篇介紹湘西歷史、風俗、現狀的文章，分別是：《湘西苗民的過去和風俗——一個備忘錄》，《湘西行》，《霧里的湘西》。三篇以大量的筆墨，介紹苗民的歷史與習俗，對苗民過去的苦難報以極大的同情，熱烈稱頌他們反抗滿漢暴政的斗爭。這在當時，實屬不易。周立波在這幾篇文章中，根據歷史典籍和實地調查，介紹了苗民打冤家，椎牛，敬奉天王，跳月等習俗。可見他對民間文化十分熟悉并熱愛。
　　１９４９年以后，民間文化在文學的作用受到嚴格限制。盡管有一浪高過一浪的“向民間學習”的運動，領袖人物也號召向人民大眾學習“喜聞樂見的形式”，但在文學作品中，一般民間觀念、習俗等都受到“落后”的指責，面臨被改造的境遇；只有一些形式因素，如快板、鼓詞，得以被借鑒。在這樣的背景下，周立波對民間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熱愛，就顯得相當獨特。在《翻古》中，他寫當地講古話的習俗時，深情地寫道：“古代和現代的智慧、幻想，悲愴和歡喜，由老人的口，一輩一輩傳下來，一直到永遠。”這充滿詩意、傷感的文字，出自一個五十年代作家之口，使我們驚訝，令我們敬佩。在《桐花沒有開》中，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張三爹是個落后人物，但作者對他倍加呵護，開場就介紹他的隨身寶貝“實竹煙袋”的來歷和作用。這非但突出不了主旋律，而且“有害”，因為使主人公顯得可親可愛。作者這樣寫道：“他這根煙袋，除抽煙外，還有好幾宗用處：一是走夜路時用來打蛇，一是碰到小孩子長了瘡疤子，或是摔破了腦殼，他蘸一點煙袋里的煙屎，給搽一搽，據他說立敷立效；再一宗，就是把煙袋嶄勁地在地上磕得崩咚崩咚響，生氣時拿來出氣，吵架時拿來助威。”這種鄉土人物手中的民間器物，在周立波動情的描寫中，似乎已成了某種具有神性的法寶。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下放的一夜》。前面說到卜老倌演說神巫，但不斷受窘。這只是問題的一面，還有另一面。從小說提供的場面看，圍觀者十分樂于聽卜老倌的連篇“鬼話”，其中也不乏迷信者。卜老倌信口打哇哇：“同治年間，這里出過一個蜈蚣精。”卜大媽接下來的話不是反駁沒有蜈蚣精，而是糾正卜老倌在時間記憶上的謬誤：“哪里？我記得是光緒年間。”可見她對蜈蚣精是深信不疑的。卜老倌的回答耐人尋味：“都一樣。”同治和光緒怎么一樣呢？老人如此說，說明他在講一個源于民間信仰的故事，而非可求證的史實。關于蜈蚣精變美女擒男子的事，得罪了聽眾中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她說：“你這是侮辱婦女。”這話證明她相信有蜈蚣精，因為相信，所以她怕“后生子們把他當精怪，都不理她，那就糟了。”圍觀者正是對卜老倌的話有興趣，談話才能夠維持下去。妙得是王鳳林被蜈蚣所咬，救治方法也浸潤著巫風。小說中交代，他開始用西醫療法，無效，鄰里建議找七十五歲的卜媽。卜媽先叫找一只蜘蛛放在患處把毒吸出來，蜘蛛不肯合作，又叫促一只公雞，剪一點雞冠，將血涂上去，這方法果然奏效，王鳳林的傷好了。在種種民間儀式中，雞血有神奇的功用：盟誓、賭咒、祛病、除災等；再加上卜媽人老精靈，眼目炯炯，“名堂不少”，因此讓人自然想到巫術巫婆之類。周立波以貌似科學的名義，不露聲色地寫下了這段有趣故事，在“破除迷信”的攻勢中，弘揚了民間文化的魅力。
　　民間文化全面發揮顛覆作用，是在《山鄉巨變》中。這部長篇小說分上、下兩部，上部２６節，寫清溪鄉初級合作社籌建始末。下部２３節，寫初級社轉為高級社后，社員們齊心協力、發奮圖強，取得第一年大豐收的經過。這條線索是顯在的，它與意識形態相合，也與同時代作品的主旋律相合。那些作品，大都以一場豐收，或某個合作社的成立，作為情節發展的頂點和收束，以此驗證路線和政策的正確性。周立波也不能離開這個框框。但在這條情節背后，如果我們進行洞微燭幽的索隱工作，會發現作品中還存在著一條相反的解構的線索。上述在農村中推進的政治運動和生產活動中，每一個有代表性的事件、場面的敘述，周立波每每旁溢斜出，有意無意把它們還原成民間儀式、民間活動、民間習俗和民間信仰。民間文化以其強大的娛樂性、趣味性和傳統慣性，擠占了政治和生產活動空間，對后者構成反諷，使后者的目的被消解，內容被置換。
　　《山鄉巨變》中寫副社長謝占元吃水莽藤草自殺，起因是他負責看護的牛被人砍傷，在這之前，他受了老婆一頓惡氣，還被龔子元嚇唬，一時想不開。被發覺后，大家手忙腳亂準備把他送醫院，亭面糊有經驗，說不用，他力主按民間的老方子，“灌他幾瓢大糞，再拿杠子一壓，把肚里的家伙都壓出來，馬上就好了。”［①］他的建議，引起大家熱烈討論，莫衷一是。這里還沒有商量出一個結果，盛家大翁媽又對謝占元“好好端端，怎么吃起水莽藤來了”，生了疑，她担心：“莫不是碰到水莽藤鬼了？”清溪鄉一個老書生李槐老反駁：“鬼是沒有的。”盛家大翁媽并不理睬，仍自說自話：“水莽藤鬼，落水鬼，都要找替身，才好去投胎。”湘楚民風尚鬼信神，認為萬物有靈，山有山精，水有水怪，水莽藤草當然也有神性。盛家大翁媽的話有深厚的民間背景。
　　在謝占元吃毒草被發現之前，還有一個場面讓人忍俊不禁，那是亭面糊與謝占元的一段對話。亭面糊收工回家，路上發現謝占元臉色不好，神情沮喪，就問東問西，提出種種建議寬慰對方。而謝占元滿懷憂苦，不斷暗示自己將要離開這個世界，只差沒有說自己服了毒。一個糊涂而熱心，一個大放哀辭，可二人誰也未明白誰，以致談話牛頭不對馬嘴，充滿民間故事中對話的趣味，即假定性和預設性。謝占元最后問亭面糊，自己為什么如此倒霉，亭面糊的思維一刻也沒有離開民間信仰的范圍，他認為，人倒霉一定是冒犯了什么神靈或禁忌，于是有一連串發問：“你在堂客曬小衣的竹竿底下過過身嗎？”“你用女腳盆洗過澡沒有？”“兩公婆打架，你挨過她的鞋底吧？”謝占元連連搖頭，亭面糊有自信地說：“要不，一定是你們小把戲早晨放了快（說了不該說的話）。我們老駕最怕放快了，一黑清早，如果家里有人講了鬼怪老蟲，他就一天不出門。后來，他在堂屋里貼塊紅紙，上面寫道：‘老少之言，百無禁忌’。你也貼吧？我去請李槐老給你寫一張。”這場性命攸關的政治事件，就這樣淹沒在民間文化的汪洋大海中。
　　小說中，階級斗爭的激烈和嚴峻性，在對龔子元夫婦的監視和逮捕上表現出來。但作者對相關事件的處理，仍充滿民間傳奇情調和民間趣味，并從中挖掘人物的鄉土根性。社里派盛淑君和陳雪春監視龔子元，二人發現情況，趕緊回來匯報。她們都急于表功，爭著說話，于是互不相讓，以致互相譏諷，相互拆臺：
　　“有件大事，我們巡邏到茶子山邊，發現……”盛淑君氣喘吁吁地說到這里，停了一下。
　　“發現龔子元那個家伙。”陳雪春搶起來說。
　　“你莫插嘴，讓我來說好不好？”盛淑君推開她的同伴。
　　“你一個人講不清。”陳雪春爭起來說。
　　“你講得清，你伶牙俐齒，請你說吧。”盛淑君生氣了。
　　嚴重而緊急的事件被擱置在一邊，周立波的興趣集中在這兩個缺乏“訓練”的小偵察員的鄉土性情的表現上，對她們身上未被馴化、規范化的東西表達了由衷的好感。作者的筆觸就這樣再三游移，使“中心”的突出地位被削弱。
　　鄧秀梅派亭面糊到龔子元家探口風，勸他入社。這是敵我第一次正面較量，卻被亭面糊這個帶有民間喜劇色彩的人物攪得一團糟。他為一瓶好酒所迷，被龔子元灌得迷迷糊糊，不僅任務忘得一干二凈，回家的途中，還摔傷了腳。作者詳盡地敘述了這個經過，對亭面糊的“拙劣”演技極盡鋪排，對龔子元的“狡猾”卻不置一詞。周立波冒了喪失“原則性”的風險，在敵我斗爭中，使正面的一方受到揶揄。究其原因，我想，就與作者實在舍不得丟棄展示亭面糊身上的民間特色有關。
　　 三、不變的鄉土人物根性
　　社會主義改造觸動了千千萬萬農民的根本利益，給農村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的農民，必然因占有土地的多寡，而對這場社會變革持不同態度，有不同反應。與周立波同時代寫農村生活的作家，無一例外地都觸及到這個問題。但大多數作家把它描述成不同階級的對抗和沖突。周立波則拒絕階級斗爭對鄉土生活的介入，即使這矛盾如何尖銳，酷烈，周立波都把它嚴格限定在“人民內部”。因為一旦“上綱上線”，敵對者的命運將面臨不測，而作者似乎不忍心這些與土地有密切聯系的鄉土人物遭受如此待遇。
　　在《山鄉巨變》所描寫的清溪鄉合作化進程中，所遇困難和阻礙十分巨大。農民的鄉土根性在勢如破竹的改造風潮面前，受到嚴峻挑戰，也激起他們不同反映；農村富有者不愿放棄土地私有，要掙扎反抗，也是必然的。周立波從不回避這一矛盾，他在《山鄉巨變》中塑造了菊咬、秋絲瓜等與此相關的人物。
　　王菊生吝嗇，貪心，狡猾，故有“菊咬”的綽號。他貪戀滿家田產，自愿過繼到滿家，開始對老人極盡討好，掌握了財政大權后，卻百般刁難，甚至不讓老人吃飽，在鄉里名聲不好。他家勞力強，家底厚，堅決不入合作社。他說公社“場合不正經，早晚要垮臺。”他上山偷砍公社林木，被發現后死不認帳。他女兒人小火氣大，對前來檢查的人破口大罵：“強盜，搶犯！”一家人逞勇發狠要與合作社競爭，存心要比垮合作社。菊咬總覺得這“對自己會有好處，至少至少，他這老單，可以干得長遠些。”他一家在與社員挖塘泥的競賽中，因互相看不順眼，惡言惡語，最后拳腳相加，打在一起。
　　秋絲瓜比菊咬多了一份心機，他“八面玲瓏，喜歡同各個方面都取得聯系。”他練過武術，有一身好拳腳。在堅持單干的道路上，他比菊咬走得更遠。菊咬只管自己，秋絲瓜懂得聯合，他“常常利用砍架的機會，跟富農曹連喜在山里碰頭。他希望和所有的單干戶，包括王菊生在內，都連成一氣，結成一體。他與暗藏的特務龔子元往來頻繁，討主意，問計策，指使符賴子探消息，散布謠言。在眼看絕望之際，他把自己的牛趕上山，寧可將牛偷偷宰掉，也決不把它入到社里。鄧秀梅率眾人聞訊趕到，將秋絲瓜團團圍住。秋絲瓜擺開架式，對付七八個壯實小伙不在話下。這一邊，鄧秀梅等持刀槍在手。雙方對壘，一觸即發。如此緊張激烈場面，周立波卻并未過多引申，只解釋說秋絲瓜未明白黨的有關政策。牛沒有宰掉，公社就未再追究。秋絲瓜依然我行我素，未因這次教訓有所悔悟。
　　謝占元是黨員，副社長，卻私心極重，愛做表面文章。領養的一頭牛被龔子元的老婆蓄意砍傷，他背了黑鍋，加上其他不順心的事，一時想不開，吃毒草自殺。行為頗左的中心鄉黨委書記朱明得知后，定性為叛黨行為，責成公社書記李月輝嚴肅處理。李月輝不以為然，于是事情就拖著不辦。不辦又不行，在李月輝計窮之時，作者出面為他解了圍：他將此事從情節的緊張進行中，突然分離出去，暫時擱置不提。只在很久以后，作者才輕描淡寫地說起他受了處分。這種人為阻斷情節正常發展的辦法，無疑使結構的完整性受到損害。但作者似乎在所不惜。
　　龔子元夫婦的存在意味深長，他們是《山鄉巨變》中唯一定性的階級敵人。他們散布謠言，拉拢單干戶，砍傷耕牛，破壞合作化運動。最后，他們與外地暗藏國民黨分子密謀暴動，結果天機泄露，被公安局一網打盡。在以寫階級斗爭為風尚的當時文壇，周立波在這樣的長篇巨制中，很難回避這一主題。但他避免讓階級斗爭滲透進那些鄉土人物中間，而安排了龔子元夫婦作為“階級斗爭”的點綴和裝飾。他們夫婦不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早年逃荒到清溪鄉，獨門獨戶住在離村子很遠的地方，很少跟村中人往來。不會干農話，卻有吃有喝。他們對清溪鄉合作化進程影響很小。最后被捕，是因為他們密謀與臺灣聯系，進行暴動，奪取地方政權，與清溪鄉及小說中其他人物毫無關聯。他們的活動，總的說來，和鄉土生活關系不大。由此可見周立波保護鄉土民間生活的良苦用心。
　　按照五、六十年代文學的經典模式，反映農村合作化進程，必然伴隨著一個思想改造過程。世界觀轉變了，思想進步了，覺悟提高了，現實的目標才能夠實現。二者相互結合，相互推進。最典型的是柳青的《創業史》。而周立波作品中的人物是相反的一群，由于周立波在作品中覆蓋了一層民間文化的底色，給人物心性、精神，提供了賴以生存的土壤，使他們的鄉土根性，保存了原汁原味。秋絲瓜、菊咬、謝占元這樣的“落后”分子，自始至終本色依舊，不曾因受到“教育”而改悔。周立波在刻劃亭面糊這一形象時，更是注意強調他身上鄉土根性的一貫性和持久性。他仿佛是從民間故事中走出來的人，他的“進步”，不是因為階級覺悟高；“落后”之處，也沒有意識形態的動機。龔子元夫婦被抓后，他尚不知情，記起盛清明交代的任務，仍去打探情況，見到的是龔子元家一片狼藉，一口打開的破箱子里，亮著“粉盒、手帕和兩條淺紅的褲衩，還有一條月經帶。”他連聲叫“背時背時”，慌忙退了出去。我們記得，前邊謝占元說自己倒霉，亭面糊認為他違犯禁忌，觸動了女人物品。“從女人曬褲子的竹竿下過身，看見女人貼身之物等，是他生平最忌諱的。因為他相信，這樣一來，人會背時，用牛會出事，捉魚不得手，甚至人會得星數（短壽）。”此時，他又犯忌，怎會不緊張呢？作者開頭欣賞他的罵人“藝術”，結尾又讓他有如此“迷信”、“不覺悟”的表現。前后呼應，讀者可以從這個“頑固”的“純土地性人物”身上，更充分地領會周立波固守民間立場的良苦用心。
　　《山鄉巨變》問世后，曾引起熱烈的反響和爭議。多數人在肯定它的成就時，也為其“缺陷”感到遺憾。有評論認為：“小說沒有充分寫出貧苦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強烈愿望和自覺要求，仿佛農業合作化運動這場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地帶進了這個平靜的山鄉，而不是這些經歷過土地改革的風暴和受過黨的教育和啟發的莊稼人從無數痛苦的教訓中必然得出的結論和堅決要走的道路。”［②］甚至在幾十年后，還有人這樣說：“作品偏離了從生活出發的現實主義精神，把常青社建成后出現的一連串矛盾、糾紛的根子，都歸到龔子元夫婦的陰謀破壞上，最后還編造了龔子元持刀脅迫張桂秋，和去泗廟聯絡同黨，妄圖發動反革命暴動，拉隊伍上山這樣一些聳人聽聞而又顯得不大合情理的情節，這就明顯地夸大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壞作用。”［③］這些指責的確抓到了問題的實質和要害，但我不同意以往否定性的評價。我認為，對民間文化獨立地位的強調，造成了這些“缺陷”，但卻使周立波湖南背景的作品，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具有了深遠的意義。
　　①“文革后”，周立波對《山鄉巨變》作了一些修改，于１９７９年重印，“灌他幾瓢大糞”，改為“灌他幾瓢水”。
　　②轉引自《周立波評傳》，２９４頁，湖南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版。
　　③轉引自《周立波評傳》，２９４頁。＊
　　
　　
　　
文藝理論研究滬79-8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洪濤19971997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79-8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洪濤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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