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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從80年代起，始于晚清的中國近代化（有的論著也稱作現代化，意思一樣）問題，成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吸引了許多史學工作者的廣泛注意。這自然是毫不奇怪的。當全國人民都在集中精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奮力拼搏的時候，史學家毫無疑問地會把自己的學術視野，較多地聚焦于以往走過的近代化或現代化歷程，或者探索今日現代化事業的歷史淵源，或者從中尋找歷史依據，或者在總結經驗教訓中獲取歷史的借鑒。
　　但是，“近代化”是一個不論在內涵和外延上都相對不確定的概念。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和地區，近代化的目標、任務、內容、途徑等，都會有很大的差異甚至區別。我覺得，近幾年來，人們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許多重大問題存在著對立和分歧，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很多，如果僅僅從學理這個角度來探究，恐怕對“近代化”的不同理解，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原因。
　　 （二）
　　美國杜克大學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在題為《革命之后的史學：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一文中，敘述了“美國當今的漢學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歐洲漢學界）在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經歷了從“革命范式”到“現代化范式”變化的情形。文章說，“歷經六七十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國漢學界歷史解釋的范式。不僅近代中國史是以革命史為中心來書寫的，那些并非直接研究革命問題的著作也以革命成就為標準，據此來解釋、評判其他歷史問題”。當時，盡管意見并不一致，但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對革命的“正面評價”：“革命給中國引進了一種新型政治，使遠比此前為多的人們得以參與政治，使無權言政的人們得以發言，它將人們從過去的被壓迫狀態中解放出來，并使他們擺脫了傳統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國擺脫了帝國主義，并轉變為一個現代主權國家。革命還清除了或由歷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國主義導致的種種發展障礙，解決了發展問題。”
　　但是，這種看法從八十年代中期，便開始改變了。“先前一直被描述為解放史詩的革命史，現在卻變成了衰落與失敗的故事，它甚至被描寫為一種畸變，一種對中國歷史正常道路的偏離。”德里克教授列舉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著作”，這些著作有的宣稱“革命并不意味著被壓迫者對壓迫階級的勝利，而是使中國社會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權力”，“革命使潛存于中國文化中的惡劣習性與態度泛濫成災。”有的認為“雖然中國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戰爭與革命，但晚清以來的中國從未成為現代社會。換句話說，中國革命不僅未使中國現代化，反而強化了其前現代的狀態。”有的則更進一步強調，“革命帶來的可能并不僅僅是失敗，它還可能打斷了清末以前一直在進行的朝著現代化方向的發展進程”，“中國如果沒有革命，其境況會較好些。”總之，“論者們或者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肯定其中心地位的前提下，將其理解為至少是一場失敗和一種中國發展的障礙。”
　　我們用這么多的篇幅引用德里克教授的文章，是因為正如德里克教授所說：“中國學者自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同樣存在著這些問題。”下面我們就來談談某些中國學者的觀點。
　　 （三）
　　近幾年來，在一些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論著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幾個重大的根本性的問題，提出了一套相當有體系的所謂“新見解”，這些看法都是在“中國近代化”的大題目下展開的，或者也可以叫做“近代化范式”吧。這些看法集中在以下三個問題上：
　　第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征服對中國近代社會發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有的文章批評建國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對異族侵略者的口誅筆伐的感情渲泄上，這就大大淡化了我們研究的理性色彩。”有的主張要“重新評價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認為傳統的關于西方殖民主義侵略造成了東方普遍落后的觀點，使“歷史批判的天平傾斜了”。按照這位作者看來，西方殖民主義勢力沖擊了封建中國的“超穩定系統”，“不僅有利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文化向世界體系的拓展，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東方歷史的發展過程，成為東方民族趕上現代文明的唯一的現實良機。”有的更直截了當地說：“如果沒有近代西方的殖民征服，人類，特別是東方各民族所有優秀的自然才能將永遠沉睡，得不到發展”。還有的說：“鴉片戰爭是在執行一種歷史的使命，是對中國閉關鎖國、因循守舊政策的一種必然回應，它是用侵略手段來達到使中國向世界開放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總之，按照這種觀點，邏輯地得出的結論就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圍內推動了現代化進程。”
　　第二、封建主義的統治能不能引導中國走向近代化？
　　一些論著對這個問題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有的論著認為，洋務運動本來可以使中國走向近代化，可惜康梁發動的戊戌變法，中斷了洋務運動的發展，使中國喪失了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機會；清末的“新政”和預備立憲，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難得的機遇，可惜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中斷了“新政”和預備立憲的進程，使中國再一次喪失了走向近代化的機會，“當初如若避免這場革命，中國很可能已成為當今世界頭號強國”。與此同時，一大批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代表，從奕ｘīｎ＠①、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一直到慈禧太后，紛紛被戴上“中國近代化的第一人”之類的桂冠。當然，對所有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采取簡單化的一筆罵倒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他們中間的某些人，確實在歷史上起過某種積極的作用，有其值得肯定之處。但是，有的文章卻并不是對這些人物作細致的分析，而是一律把他們稱之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歷史人物”，一味謳歌曾國藩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精神”；李鴻章“為中國近代開的藥方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是可以挽救中國的”；甚至認為“西太后的認識與主張并無大錯”，“如果以此為共識，中國的未來與發展可能將是另外一個樣子”。還有的論著把袁世凱推行的政策評價為“反映了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稱贊他的教育思想“是前無古人的”，甚至把“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代文化大師脫穎而出”，“毛澤東、周恩來等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北洋時代成長起來”，都歸因于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開明”統治的結果；把徐世昌吹捧為“推翻舊世界的先行者”，像這樣一些觀點，可以說相當流行。
　　第三、革命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既然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起了那樣積極的作用，既然封建主義能夠引導中國走向近代化或現代化，那么，邏輯的結論自然是，以反帝反封建為基本內容的革命，是搞錯了，搞糟了。有的文章也確實是這樣來看待和描寫革命的。在他們看來，即將過去的20世紀，首先要反省的，“就是革命和政治壓倒一切、排斥一切、滲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犯了“革命崇拜”癥。據他們說，革命有很多“弊病”，“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在革命的掃蕩下，“社會變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為空想”；“革命后一定會留下一種政治真空，而填補這種真空，除了再次專制，別無選擇”；總之，“以為革命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確實是一種幼稚病”，“二十世紀的革命方式確實帶給中國很深的災難”。他們提醒大家，應該充分注意“革命的殘忍、黑暗、骯臟的一面”，并力主把“革命神圣”這個“大案”“翻一翻”。
　　如果把這一節所引的某些中國學者的看法，同上一節所引德里克教授轉述的某些美國漢學家的看法對照一下，我們一定可以得到一些很有趣味、很有意思的聯想。
　　 （四）
　　本文并不想對上一節所引觀點的是非對錯作分析和評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只是想談一下這些觀點是通過什么樣的邏輯導引出來的。
　　并不是一研究“中國近代化”問題，就必然會導引出上面這些結論。這些看法，如果從學術這個角度來分析，我以為主要是對“中國近代化”片面理解或片面解釋的結果。
　　在有些作者看來，“中國近代化”主要是指經濟的近代化，或曰工業化；而經濟的近代化，又主要是指辦了多少個工廠，修了多少公里鐵路，開了多少個礦，即使擴展一點，也主要是考慮派了多少個留學生，辦了多少個新式學堂等。如果以這個作為唯一衡量歷史事物的標準，那么，上一節的一些觀點就似乎是“言之成理”的了。
　　例如，首先，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作用就應當肯定。因為正如胡繩同志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的再版序言中指出的，“可以這樣看，最早促使中國走向某種程度的現代化的不是什么別的力量，就是帝國主義。”正是帝國主義首先在中國開辦了使用機器生產的工廠。但胡繩同志立即強調指出：說只是某種程度的現代化，是因為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所到之處，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一切社會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國家，但并不是要使它們真正成為和自己完全一樣，而只是使那里發生以是否有利于自己實行殖民統治為嚴格范圍的朝向資本主義的變化。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根據大量史實，歸納了帝國主義在10個方面侵略中國和殘酷地統治中國的“血跡斑斑的圖畫”，其中沒有一個方面不是阻礙中國走向近代化或現代化的。
　　其次，按照前面那種對“中國近代化”的片面理解，必然要把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功勞歸之于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能和條件從事開工廠、修鐵路、派留學生等活動，不掌握或大或小統治權力的人，除了極少數民族資本家外，是很難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的。至于革命者或現存統治秩序的叛逆者，他們的主要精力在從事政治斗爭甚至武裝斗爭，哪里有可能去開工廠、修鐵路呢？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之后，曾經下決心修20萬公里鐵路，但政權不在自己手里，搞了不多久就搞不下去了。
　　問題是，“近代化”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從來就是一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的中國，近代化或現代化就是資本主義化，這無疑是對的。但資本主義化決不是僅指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拿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一般經歷了這樣的歷史進程：首先是在封建社會母體中孕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這種萌芽的進一步發展，導致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形成和產生；新階級力量的壯大，促使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啟蒙運動；在思想輿論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暴發了資產階級革命。經過相當時期復辟和反復辟的斗爭，資產階級終于掌握了政權。于是，資產階級又反過來利用政權的力量，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政策，進一步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當然，各個國家的具體歷史會有很多不同，但大體都要經歷這樣的一個復雜的歷程。在這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同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思想的種種較量和斗爭交織在一起的。或者說，經濟的發展常常要政治等多種手段為其開辟道路。
　　中國的情況，要更加特殊一些。中國的近代化歷程，首先是在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得到起碼的發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均未形成為獨立的階級力量的情況下開始的；其次，它又是在外國殖民主義勢力用血與火的手段，強行打開中國的大門，從而使中國喪失國家民族的獨立地位的情況下開始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由于沒有經過新的經濟因素和階級力量的重大沖擊，又由于得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支持（盡管他們之間也有矛盾的一面），仍然在社會生活中無孔不入地起著阻扼歷史前進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某些社會階層及政治勢力，出于各種原因（其中最主要的還是為了改變中國的落后地位，力圖使國家富強起來），在近代化的起步階段，曾經以極大的熱情，致力于引進西方的機器生產及某些科學技術，辦工廠，開礦山，修鐵路，辦新式學堂等等。毫無疑問，所有這些，都是促使中國走向近代化的可貴步驟，一些歷史人物所作的這方面的種種努力，也理應受到積極的肯定的評價。但是，到一定程度，這樣的近代化就“化”不下去了。因為再要前進，就受到客觀條件和這些政治力量本身主觀條件的雙重限制。民族獨立地位的喪失，政治上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存在，像兩座巨大的障壁，堵塞了近代化前進的通道。而那部分最初熱心于近代化的政治力量，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或者沒有能力認識近代化在經濟方面以及某些社會方面的前進，此時迫切需要取得必要的政治前提。也就是說，歷史前進到一定階段，解決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兩大問題，就愈來愈成為打開中國近代化前進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問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么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那些最杰出、最有遠見、最具有愛國情懷的才俊之士，都寧肯把自己的全部聰明才智，投入到改革和革命的壯麗事業上去的緣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覺得因為強調中國的近代化而去否定、貶抑改革和改革家，革命和革命者，是那樣的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它遠離歷史的真實，也缺乏科學和理性。
　　事實上，在談到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時，決不能把爭取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的斗爭，排除在近代化內容之外，更不能人為地把二者對立起來。歷史事實證明，爭取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的事業前進一步，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近代化程度也就大大提高一步。待到徹底爭得了民族獨立，徹底推翻了封建統治之后，中國人民也就創造了一個動員和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來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條件和可能。
　　（本文是作者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30周年舉辦的《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讠加斤
　　
　　
　　
清史研究北京5-9K3中國近代史李文海19971997In different time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in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reas, the cause of modernization hasbrought forth a variety of objectives, exigencies, significan-ces, and means. When we examine the cour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cannot neglect its struggles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for these necessarily affectedand gave impetus to social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selsewhere.Viewswhichdismissordenythe indispensabi-lity of reform and revolution, or of reformers and revolution-aries, to the cau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re contrary tohistorical facts. 作者：清史研究北京5-9K3中國近代史李文海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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