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真：自由與向往七十年前的國民教育

簡體傳統

民國的“自由”

1937年，中華民國各種民辦報紙有1518種，公私營電臺78家，公私營通訊社520家，著名報紙如《申報》、《大公報》等均為私營。知識份子們可以天天寫詩作文，大罵著保留他們思想和創作自由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共產派革命家可以公然地成立自己的文化社團，以圍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竺可楨的三個條件

1935年底，浙江大學學生發起“驅郭運動”，不再承認郭任遠為校長，要求教育部換人繼任。

1936年蔣介石希望竺可楨出任浙大校長，竺可楨提出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為限”。蔣介石無不同意，竺走馬上任。

竺可楨任職13年，浙大后有“東方劍橋”之譽。

民國教育剪影

閻錫山統治山西那年月，已在全省實行了中小學免費義務教育，他要求從省會到村莊，全部建起國民小學。自1942年開始，山西全境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何況當時中國正值抗日戰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韓復矩任山東省主席后，從不拖欠教育經費，而且每年都有所增加。山東在校學生由1929年的50多萬，到1933年增加到100多萬。對教育工作，韓復矩總是放手讓何思源去做，從不橫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一個親信。

曹錕在做直隸督軍時，開辦了河北大學。他對教授們十分尊敬，夏天，見教授們講課流汗，他就命校工送毛巾到課堂上給教授們擦汗，后來干脆在教室里裝了鐵柜，里面放上冰塊用來降溫。在發工資時，曹錕要求行政人員把大洋用紅色包好，用托盤托著，恭恭敬敬地送給教授。

劉文輝出任西康省主席時下過命令，政府的房子若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民國時期知識份子的地位

民國時期，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蔣介石治下的南京、重慶國民政府，不僅禮遇知識份子，使其成為高收入階層，而且對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識份子也盡量包容。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凱開啟了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但軍閥們不管如何霸道，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校自治都不過多干涉，而且承認憲法，敬畏法律程式，甚至對于公共輿論也十分忌憚。比如段祺瑞，當總理時就主張新聞自由，后來雖然受到輿論強烈批評并最終下野，也依舊沒有控制媒體。

1914年，民國最牛的大師之一章太炎，因不滿袁世凱的獨裁統治，遂前往總統府去叫罵，并砸了總統府的家具。袁世凱只是將其軟禁在龍泉寺，并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為生活費用，同時親自手書下人八條保護準則，其中包括：“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后再購，罵則聽之”，諸如此類的條款。

皖系軍閥孫傳芳前去拜訪國學大師馬一浮，馬不肯與其見面。懾于孫傳芳的權勢，家人勸他不必搞得太僵，就問是否“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卻予以拒絕：“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孫傳芳只好悻悻地走了，馬一浮也沒遇到什么麻煩。

1927年蔣介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后，繼續秉持了北洋政府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當時大學教授的薪水為400～600元，副教授為260～400元，講師為200～260元，助教為100～180元。而當時北京四合院一個月的租金不過20元，北京一個四口之家，每個月60元就可以維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

1928年，劉文典担任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多次表示要來視察，但均遭到劉文典的拒絕。劉文典表示，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后來，學生鬧學潮，蔣介石讓他當面匯報，并交出鬧事學生的名單，劉文典再次拒絕，并指著蔣介石說：“你就是軍閥！”蔣介石聽了十分生氣，當場打了他兩個耳光。而劉文典也不甘示弱，當眾飛起一腳踢在了蔣介石的肚子上。蔣于是將他當場抓了起來，說要槍斃。不過在蔡元培、陳立夫等人說情后，劉被關了七天就釋放了。

人稱傅大炮的北大教授傅斯年，在1938年担任國民參政員時，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并最終在國民參政大會上把孔趕下了臺，即便蔣介石說情也沒有用。其后，傅斯年的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又將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趕下了臺。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歷史上也是并不多見的。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總參謀白崇禧聘請著名教授、翻譯家喬大壯當參議，并講明不過問政務，只做些不相干的應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將喬大壯的文稿改動了幾個字。喬大壯立即面見白崇禧，嚴厲指責：“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文學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行不行？”白崇禧無言以對，只得把改過的文字又改了回來。（原文作者﹕朱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