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民主與科學作為主導人類近代歷史的實踐理性范式，從中世紀的“神本”和“君本”范式中脫胎出來之后，經過了幾百年的“物本”發展，于20—21世紀之交，開始轉向以嶄新的人性科學和人性平等觀念為基礎的“人本”范式。這種轉向無疑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有巨大的影響。本文謹以人本范式對此作點新的思考。
　　 一、民主與科學的物本范式及其危機
　　我們知道，經典的民主與科學范式可稱之為物本范式（注：關于文明、文化或實踐理性的物本范式和人本范式，參見拙文《近代西方主流思潮的人學考察》（載于《晉陽學刊》2000年第5期）。 關于經典民主與科學的物本范式和人本范式的具體內容，參見拙文《試論民主與科學范式的人學轉向》（待發）。），是主客二分、以物為本的機械論世界觀和分析理性支配下的還原主義方法論的有機統一體，具體說，就是“唯物主義”、物質主義、原子主義的世界觀和拜物（金）主義、享樂主義的人生價值觀，及將多數人的統治蛻變為“少數物的統治”的“物主”（或“錢主”）的社會歷史觀。歷史實踐表明，這種以人這部機器同時與自然和社會這兩部機器相對立、對抗的機械物性科技，和以“物主”取代“人主”的“民主”，確實推動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創造了足以滿足人類大多數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質財富（注：參見譯者黃風祝在［巴西］何賽·盧岑貝格著《自然不可改良》（三聯書店1999年 6月版，第98頁）一書附錄中所說：“要保障第三世界人民的基本生活，相對說來只需要……減少工業國家每年用于購買狗食和香煙消費的數額”（即大約 670億美元）。），足以使每個人隨時進行世界性交往的通訊和交通手段，足以使人們擺脫專制和愚昧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科學藝術發展機制，等等。但另一方面，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20世紀前半期的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后又半個世紀的東西對抗和南北對峙，不僅導致了深重的全球性政治危機，而且出現了全球自然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同樣無情地威脅著人類的自然生存。這就是所謂的“全球性問題”或“人類困境”。
　　筆者認為，正是這種以物為本的民主與科學的實踐本身，造成了自然客體世界的分解和破碎，導致了人類主體世界的分裂和對抗。分析性的物性科學和拆解性的物化技術在維護和建構自然整體性和生命力方面回天乏術（注：吳國盛在《世紀之交話轉折》（載于1999年第3 期《科學》）中質疑：“未來科學的方向是否仍然沿著還原論的線性走向發展，繼續要求越來越高的能量，越來越大的資源消耗，越來越不可逆轉的環境破壞呢？”苗東升在《霍甘錯在哪里？——評〈科學的終結〉》（載于 1999年第3期《自然辯證法研究》）中說：“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西方發達國家創立機械論科學及其相應的技術，……卻把全世界推入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困窘境地。”并呼吁實現“科學轉型”，發展“新型科學”。），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或大私有制，即由少數個人以高效的拆解技術，有組織大規模地將大自然扯成碎片，再變成各有其主的大宗商品交易牟利）框架內被開啟的“理性人”的無限物欲及相應的無止境的財富積累模式、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在解構、破壞乃至毀滅自然系統方面則表現出卓越的能力，當然是全球性生態災難的重要根源。西方“民主國家”對內以“全民民主”的虛幻形式推動每個公民最大限度地服務于統治集團的物質利益，對外以“民主”、“人權”、“自由”的旗號向全球推行他們的價值觀，取消別國的獨立和自由，搶掠其自然資源，搜刮其民脂民膏，致使南北差距日趨加大。總之，物本的民主與科學實踐無法建構這樣的社會運作機制，使得經典科技的優勢與民主政治的長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反而使它們的諸多局限性相互促進，直接造成了空前的人類困境（注：筆者有一種觀點，經典的物性科學和物化技術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結合，造成生態災難，與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結合，造成全球核戰或最新電子信息戰的巨大威脅。但尚缺乏系統論證，急需要更深入廣泛的研究。）。
　　 二、中國人難以解脫的困惑
　　其實，在世界近代歷史中，隨著經典民主與科學范式的逐步完善及其歷史實踐的全球展開，其各種消極方面也早就暴露出來，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震撼資本主義統治者的社會主義運動便是針鋒相對的否定和超越。但中國人卻有著自己的特殊遭遇。還在19世紀，沉睡已久的中國人一俟被西方的洋槍大炮轟醒，便站在無數同胞的尸體堆中，面對西洋文明的狂飚突進和自己幾千年文明財富及資源的毀滅、搶掠，而一面深感自己的落后和愚昧，同時又不禁對這種文明的殘酷和野蠻產生了深深的恐懼和強烈的拒斥。還在五四以前，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乃至孫中山的建國大綱等，都透露出這種煩亂、厭惡和超越的心緒。的確，那時的生態危機還沒有達到目前的全球規模，但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已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中以人的獸性物欲所推動的戰爭機器運用現代科技對人類的巨大毀滅作用。中國人正是在這兩次大戰的夾縫中作為其犧牲品，以一種極度痛苦和矛盾的心態面對和接受西方文明的。伴隨著中華民族存亡危機的加深，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中國人自己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也悄然展開，這直接導向了愛國救亡運動。如果是平平靜靜的啟蒙，如同17—18世紀的歐洲，中國人很可能會在經典的民主與科學范式中實現“全盤西化”；但正是西洋文明日益進逼所造成的亡國事實，使當時的中國人立即被救亡的緊迫使命所召喚。啟蒙進一步滲透于救亡之中，這使中國人或者接受已超越經典范式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救亡，或者立足中國雄厚的傳統，試圖借西洋之長，改善“國粹”，以“現代新儒學”拯救中國，或者將經典范式推向極端，而在西洋人的庇護下從事奴性建國活動（注：參閱［美］紀文勛《現代中國的思想沖突——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等等。無論如何，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表現出對西方民主與科學的困惑和強烈不滿。
　　誠然，馬克思主義成功地救中華民族于危亡之中，開辟了中華民族重造歷史的新紀元。但當我們全力以赴地從事獨立建設的時候，過去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和愚昧迷信的積習、占絕大多數的小農經濟等等都使我們難以踏上通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輕便快車。新中國50余年來，五四時期提出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后愈加顯示出其價值，也曾無數次地激起學者專家和青年學生們的探討熱情；國人對民主與科學的感情再次達到難以言表的二難之境。我們雖然確立了本質上超越西方經典民主范式的新型民主制度，但現實較低的民主程度、國人較低的民主素質和法制意識及嚴重的官僚腐敗現象等，都令人不滿。我們雖然高舉科教興國大旗，科學技術也的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事實上日益加深的生態危機，國人物質生活的水平和質量之間的尖銳矛盾，又使我們對科學技術愛恨交加。理智告訴我們，民主和科學都是好的，是歷史進步的兩駕馬車：而感性卻警告我們，民主和科學都有“測不準”的陷阱！那么，我們的希冀究竟是什么呢？
　　 三、人性系統的演進與民主和科學的人本范式
　　筆者曾論證過，“人本”范式就是指以人為本或以人為根基和歸宿的那樣一種理性態度、價值取向和實踐理念，它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運用整體性的人性科學和建設性的人化技術，實現人類文明的人本發展；并尋求人類精神世界獨立于物質財富增長之外的自在價值，以使人充分發揮其作為自然物質性、社會歷史性和精神意識性“三位一體”的完整而現實的人的全部意識和實踐能力，實現其人性自我的全面性、豐富性和自由自覺性，達到自我的內在和諧和人性的升華（注：參見本文第30頁注釋①。）。顯然，人或人性作為一個現實、具體而完整的超巨系統，是由人的自然性、社會性和意識性三個復雜的子系統以某種物性科學尚未認知的相互關聯和作用方式有機地耦合起來，并且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地演變著。
　　人的自然性子系統是人的身內自然和身外自然及其復雜的相互作用所構成，這是人的整體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人與自然的關系，最基本的是人的身內自然與身外自然的關系，人只有遵循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和規律與大自然發生全面的關系，才能持續存在。另一方面，就維持身內自然生存所必需的資源來說，無限的物欲和人之內在自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有限的客觀需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前者的主觀任意性以虛幻的形式反映后者，并從總體上誘導著人與外在自然關系的惡化，這又反過來破壞著人之內在自然固有的秩序和規律，從而導致各種身心疾病的發生。因此，人之內外自然的統一性和差異性及其相互作用的復雜機制和規律應該成為自然科學的重要對象。它應從本質上說明，無論對身外自然的生態系統，還是對身內自然的生命系統，人的內外自然的統一與和諧都應成為人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行為準則；新的科學技術應以營造一個與人之身內自然的持續生存相一致的外部自然環境為己任。這要求現代自然科學范式和物質技術價值取向的根本轉變，應轉向一種普遍聯系、復雜作用、永恒運動、辯證發展的有機整體的科學世界觀，及以建構自然、維護整體、系統觀照、博愛萬物、珍惜生命、完美自我和升華人性為基本價值觀的技術體系。這就是人性科學和人化技術（即人性科技（注：參見拙作《科學技術應該成為上帝嗎？》（載于《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年第11期），及《試論科學技術的人本走向（待發）。））。
　　人的社會性子系統呈現出全球性和世界性的發展態勢，這使每個個人也日益具有人類的普遍性，根據復雜性科學的“蝴蝶效應”，很可能某個具體個人的某一自然或社會活動在人——自然——社會大系統演化的某個臨界點上造成不可預測的全球性社會——生態后果。這無疑昭示著一種全新的民主觀念，即“人性平等的世界人”的觀念：每個人，無論他屬于哪個階級、民族、種族、國家，都是人類的、世界的、地球的人，無論其所屬群體的貧富、大小、強弱，都一律平等，這不僅要求人人都應承担起自己對所屬群體和人類及其地球家園的責任和義務，而且要求我們努力建構全新的民主制度，以切實保障這種最深層的人性平等，并使之成為人的社會性子系統中諸要素優化組合和協同演進的內在機制，以實現人的社會性本質的完善和發展。
　　人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42卷，第96頁。），是被自己意識到了的肉體存在，人自體是一個在肉體生命活動基礎上的意識活動和在它支配下的肉體生命活動的復雜的有機統一體，這不僅要求人內在的身心和諧、靈肉統一，而且要求人自體之外的大自然和社會環境能夠有利于并推動人性內在的和諧與統一；顯然，如果沒有完整而充滿生機的大自然和民主、平等、自由而不失秩序的社會環境，人的身心必然一直處于分化、物化和異化狀態，極大地阻礙人的發展。
　　綜上可知，人性系統自身的客觀發展要求民主與科學必須轉向人本范式，將“人性平等的世界人”的民主制度與人性科技的優勢和長處有機融合，從而真正地服務于人性自我的完美與升華。這樣的民主與科學范式必然是，主客統一、以人為本的有機論世界觀和辯證理性支配下的整體論的方法論（注：參見本文第30頁注釋①。）。這就要求我們將任何事物都放到與之聯系的整體之中，并以整體的性質來確定此事物的性質，以整體內諸要素相互作用的非線性、不可逆性和不確定性來把握其在整體之中的發展狀態和趨勢，以人性平等的“終極”價值觀來創造和規范世界上所有人的基本生存和自由全面發展的機會和條件，以人性的系統存在和全面發展為科學創造和技術發明的內在規約，以自我之內靈肉一體、身心和諧及完美升華來發展人性的豐富性，來挖掘自我的全部潛能。
　　這就給了我們一個考察我國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全新視角。
　　 四、重新審視中國的現代化
　　顯然，由于20世紀世界歷史的原因和中國社會的特殊境遇，處于困惑和痛苦之中的中國人，五四時期對民主與科學的夢想既富有浪漫主義情調，又深含現實主義期盼。中國人正是在一種無以選擇而又不得不選擇的情勢下，通過30年浴血奮戰被迫做出了并未使日后輕松飄逸的選擇：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獨立自主地走現代化之路。池田大作曾說：“在日本，所謂現代化，主要是指如何引進起源于歐羅巴世界的發達的科學技術。”（注：［日］池田大作、［德］狄爾鮑拉夫《走向21世紀的人與哲學——尋求新的人性》，宋成有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9月版，第42頁。）我們的“現代化”雖與此有很大區別，但仍是指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終歸都屬于物質層面的，只是在經歷了30多年的磨礪之后，才逐漸在黨的基本路線里明確了“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即一個包含科學技術在內的全面的人與社會發展的目標。筆者以為，可以做這樣三個層次的理解：其一，就人性系統的結構而言，富裕（“富強”與“富裕”的關系下文有說明）、民主、文明分別對應著人的自然性、社會性和意識性，表明每個人都要過一個富裕的物質生活，以使人在內外自然的協調統一中維持健康的生存；都要生活在一個以民主為核心規范組織起來、有序運營的社會關系之中，以不斷純化和升華人的社會本質；都要在積極、浩闊的精神生活中以科學的意識活動方式挖掘潛能、修養情操，達到文明的精神境界。其二，就社會系統的結構而言，富裕、民主、文明分別對應著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子系統，標志它們的發展目標。其三，就人類文明的結構來說，三者則分別對應著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成為它們的核心標志。這表明，我們的現代化在內容上的系統性和豐富性，是迥異于世界歷史上已經完成或許多正在進行的片面畸形的現代化的。下面就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對此作一簡要分析。
　　富強。建國伊始，我們曾以英美等發達國家為榜樣，不僅希望有他們強大的科技力量，有他們甚高的物質消費和享樂水平，而且要有他們同樣或更為強大的軍事力量，但由于我們底子太薄，雖經幾次“大躍進”和“大革命”，最終也未能如愿。而在我們把自己封閉起來致力于“深挖洞，廣積糧”的同時，整個世界經濟的資本化進程及科技與軍事、科技與經濟的互動推進，逐漸使核戰和生態危機等全球性問題凸現出來，我們以發達工業國為樣板的富強目標受到了自身生態和全球生態承載力和恢復力的嚴峻挑戰，于是我們響應、接受并著手實施為多數國家所贊同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實際上修正了富強的內容。強者，強大之謂也，其義主要在科技與國防，要使我們的科技事業在國際社會占一席之地，重振幾百年前持續兩三千年的中華科技文明的雄風；要使我們的國防實力強大到足以捍衛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不使五四之后浴血奮戰得來的最根本成果——獨立自主、和平發展的條件和機會付之東流。而富裕則應做有別于西方“豪富”的相對性的理解，即區分“絕對富裕”和“相對富裕”的概念。“絕對富裕”就是指個人現實地占有和消耗的物質財富在數量上的絕對增加，這與傳統的“理性經濟人”（“物性之人”）的無限物欲相對應；實踐中，以每個人在某段時間里對可回收和重復利用率極低的即時消費品的耗費總量和更新換代率為指標，無限多而快地消費是他們不懈追求的生活理想。西方“消費主義”社會即是典型范例，其弊害已如前述。“相對富裕”就是指在物質財富方面，每個人能夠不斷地獲得相對于自己過去（縱向）、相對于他人現狀（橫向）及相對于自己生存與發展適度需要的富裕，這與完整的“人性之人”的有限物質需要和符合人性內在本質的精神欲求相對應；實踐中，以每個人在某段時間里對有較高回收和重復利用率的耐久消費品的消費總量和更新換代率為指標，少的消耗和慢的更新是人們理應追求的生活方式。當然，這需要一種全新的消費價值觀的導引。我認為，這種“相對富裕”的經濟或物質文明的發展理念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一致的，因而是我們應該設法付諸實踐的；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價值觀的人本轉向，從而建立自然——科技——經濟——物質文明的良性循環。
　　民主。盡管國人對西方的民主程度評價甚高，但我們也清楚，那是與他們較高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密切聯系的，而對其民主的基本方面則是否定的。因為，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記得，以物本范式的民主為國家制度的西方列強怎樣將人類大多數包括中華民族置于水深火熱的奴隸境地。如果我們也將這種國家制度照搬過來，是否也要步西方后塵，與之爭霸全球，抑或永做列強之附庸，或如某些人所言“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尚不得而知。但無論哪種結果，最終遭殃的都是中國最廣大的普通老百姓。因此，我們對超越物本范式的社會主義民主的追求，無論其過程多么曲折，其程度和成績還多么地不能令人滿意，我認為都是正確的、合理的，并應堅持不懈的。只是在市場經濟的自覺建構中，我們一方面要盡快擺脫幾千年君主（“官主”、“權主”）及“神主”的封建傳統，又要力免陷入“物主”、“錢主”（有人將這種扭曲了的“民主”調侃為“人民幣作主”）的西化陷阱，而朝著一個真正是“人性平等”的“人主”的民主目標努力。在不動搖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的全部權力屬于人民的根本原則的前提下，我們應該使廣大人民在有秩序的民主活動中形成對各級官員的選舉、監督、檢查和罷免等全方位的調控，并以嚴格執行的法律制度，確保每個公民各種民主權利的充分發揮及他們的自由全面發展。這里，既有廣闊的個人自由，又有高度的個人責任，既有個人權利的充分行使，又有個人義務的完滿履行，使自由和責任、權利和義務保持一種適當的張力和平衡。尤其是有關官員行為的法律制度，要保證將每個官員的言行置于廣大人民的公開、透明的及時監督之下，使人民能夠依法制和他們教導于人民的言論來衡量和裁決其行為，從根本上杜絕像成克杰那樣長達七八年的巨大腐敗犯罪活動不但不被察覺反而步步高升的政治險象的發生，真正將巴黎公社的原則落到實處。
　　文明。這是我們文化現代化的目標，它主要意味著人的精神世界的豐富多彩和精神生活的健康向上。對此我的想法是：中國目前面臨著大好的機遇，唯有中國才有資格、有能力、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將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和萌芽中的馬克思主義文明體系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融為一體，從而形成“中西馬”合一的全新文明。這里，我以前述的人性結構和理性意識方式（注：“理性意識方式”在這里是從意識系統中理性意識子系統的思維方式的類別上說的，大致分為形式邏輯理性，辯證邏輯理性和直覺理性。“理性”和其它分類方法參見韓震著《重建理性主義信念》，北京出版社1998處5月版。）的不同，分別將中、西、 馬三種文明體系的特點簡述如下：（1 ）中華文明主要是運用人的意識系統中的直覺理性和樸素的辯證邏輯理性，來考察人的意識與人的內在自然和意識本身之間的關系，并以此來觀照人與外部自然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氣一元論、素樸的有機整體論的身心統一、天人合一和道德至上的文化傳統。（2 ）西方文明突出地運用了人的意識性中的形式邏輯理性（及相應的外求實驗方法）來考察人與外在自然之間的關系，并以此成果來觀照人與人或社會、人與內在自然的關系，從而形成高度發達的分析科學體系和人天對立的機械化技術，身心二元對立及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和民主政治價值觀念等。（3 ）馬克思主義著重運用人的意識性中的辯證邏輯理性來考察人與社會、人與外在自然之間的關系，并由此觀照人與內在自然、人與自身意識的關系，從而形成以科學實踐觀為基礎的唯物史觀和相應的辯證自然觀，為一種建立在主客對立而統一基礎上的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我和諧統一的新文化奠定了實踐的、歷史的、唯物的和辯證的原則（注：對三種文明體系的這種觀點還需深入研究和廣泛論證，將另文論述。）。當然，這三種文明體系各有其側重點，也各有其超越其它文明的長處。我們要建設全新的文化，就應將它們的特長和優勢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存質量，改善人的生存發展環境，進而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人文雜志西安30～35B2科學技術哲學吳文新20012001隨著歷史和科技的進步及人性系統的演進，經典的民主與科學的物本范式因曾造成嚴重的人類困境而陷入危機之中，并向新的人本范式轉向，本文即以此重新審視我國的現代化。民主與科學/物本范式/人本范式/中國的現代化作者單位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 作者：人文雜志西安30～35B2科學技術哲學吳文新20012001隨著歷史和科技的進步及人性系統的演進，經典的民主與科學的物本范式因曾造成嚴重的人類困境而陷入危機之中，并向新的人本范式轉向，本文即以此重新審視我國的現代化。民主與科學/物本范式/人本范式/中國的現代化

網載 2013-09-10 21:36:3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