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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不太承認權力是要受約束的，我們往往說你得看是哪個階級的權力，一說到是共產黨的權力好像就不能約束了。現在看來，約束權力這一點已經不成問題了。任何權力，不管你姓社姓資，它都需要監督、需要約束。不約束的話，它就要異化，這是板上釘釘的人類公理。

受訪嘉賓：王長江，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一級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已確認担任首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黨建與反腐”分論壇牽頭人。

采訪：共識網 張杰

權力如何相互制約尚待探討

張杰：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11月初就要在深圳開幕了，據我所知，您對這個論壇還是很熱心的，為什么?

王長江：有這么幾個理由。一是，這個論壇是共識網參與籌辦的。我很認同周志興先生和共識網的一些理念：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學者，就應該努力為這個國家和執政黨好出主意、想辦法。在現代社會，還是要廣泛尋求一種改革共識和發展共識，來推動國家的發展。我認為這樣的態度是建設性的，我們需要這樣的參與，需要這樣的力量和聲音得到體現。

二是我們國家現在確確實實非常需要有更多的人從正面提一些建設性的建議。因為，改革進入深水區之后，好多問題錯綜復雜地糾結在一起，你很難從一個角度去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我們的改革往往不能擺攤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狀況。這在改革初期是可以的，比較簡單的問題先想辦法解決，然后逐漸由淺入深。但是，今天到了改革深水區之后，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很多問題，表面看很小，很具體，但背后卻和更大的問題牽扯在一塊。如果改革缺乏整體思維，缺乏深度思考，很多問題很難解決。而且解決的結果也常如我們所看到的，往往是按下葫蘆起來瓢，有的時候一個問題還沒解決，另外一個新問題又出現了，有的時候是解決了一個問題又出來好幾個新問題，就是因為沒有系統的思維。怎么從系統的角度、從理論的角度去多做思考，需要動員全國的學術力量。這是第二個原因。

三是論壇的議題吸引我。反腐敗、權力約束、黨的建設，這本身就是我長期研究的問題，特別是權力約束的問題。我們過去不太承認權力是要受約束的，我們往往說你得看是哪個階級的權力，一說到是共產黨的權力好像就不能約束了。現在看來，約束權力這一點已經不成問題了。任何權力，不管你姓社姓資，它都需要監督、需要約束。不約束的話，它就要異化，這是板上釘釘的人類公理。既然承認了這一點，怎么約束，就成了關鍵。十八大一方面說我們不接受西方的三權鼎立的政治模式，另外一方面又說我們要建立一套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運行體系，說得是很到位的。但問題是怎么相互約束，怎么相互協調，這不是說說而已。這不是什么工作作風問題，好像權力到我手里了，我既要講究制約，又要講究相互協調，僅僅把這當成工作作風，那就太膚淺了。關鍵是怎么落到體制機制上，這才是最重要的。從這個角度，有很多的問題需要研究。從我們前一段的改革就可以看出來，一方面我們在推進，但是另外一方面，改革的思路特別是改革的方式還是將幾個權弄在一塊，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恐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弄清楚，權力既然需要相互監督和制約，就得把權分開來。一鍋燴的權力不受約束，肯定還會出問題。應該說，在這方面還是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東西。所以我認為大梅沙論壇的形式很好，集大家的智慧，出主意，想辦法，這應該是改革的正途。

張杰：您是“反腐與黨建”這場分論壇的牽頭人，反腐敗這個話題，也是十八大以來黨內和社會的熱點，那么對于知識界而言，這場分論壇有哪些值得期待呢?您自己期望通過這場這次論壇達成什么樣的智慧成果?

王長江：我覺得有這么幾個方面有產生成果的可能性：第一，就是對反腐敗的必要性和嚴峻性提升認識。我不是說，好像現在還有人認為反腐敗形勢不嚴峻。我只是想說，腐敗到底危害有多大，恐怕還是需要認真對待。現在有些人說，反腐敗還是不要那么大力度為好，因為不反腐亡國，反腐亡黨，意思就是說你再反腐，要亡黨了。這種謬論是把自己的利益綁架到整個黨的利益上說話。要我說，不反腐肯定既亡國又亡黨。反的話，有可能對執政黨形成沖擊，也不是一點風險都沒有，但是你總有救。就像打仗一樣，碰到強敵了，不打肯定是失敗，你打，未見得能打過人家，但是畢竟還有一搏。不能說要打我們可能全軍覆沒了，所以干脆就別打了。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對反腐的嚴峻性、必要性加以強調。

第二，對權力相互制約(分權)還是應該有一點深入的討論。我們現在分權的工作基本沒有做，所有的權力基本還在黨委的手里，黨委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同時監督也在它的系統里，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干。盡管現在加大了約束的力量，比如加大紀委的分量，加大了巡視制度的作用，加大了懲處的力度，“八項規定”只要發現就免職、處理，力度很大。問題是，什么都一鍋燴，不可能持續，不可能持久，你壓制了，他可能暫時收斂了，你稍微松一下，可能又反彈回來。必須用一種機制把它制服才行。說到底，還是要用制度來管權力。制度管權力，最重要的就是讓權力和權力之間有一種約束。我們現在怎么約束，我們的決策權、行政權、執行權、監督權、質詢權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現在基本上還沒有特別成熟的東西，尤其是它在體制機制上怎么體現出來，還沒有進行太深入的思考，目前主要是抓問題。抓問題可以，但是早晚要走到這一步。我是希望在這個論壇上能勾劃出一個大體的東西。

張杰：在這次論壇上，分權問題是一個討論的重點。

王長江：應該是這樣，甚至包括要不要把決策權單獨列出來，這也可以加以討論。決策的就不要去執行，由另外的機構來執行。這就涉及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是什么關系，黨和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是什么關系，這是從黨和國家之間的關系上來說的。黨內也是如此，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和作為執行機構的各級委員會，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現在既執行又決策，又自我評價，所以就弄得一把手權力很大，弄得不少權力不受約束，胡作非為。我覺得在這個方面可以多探討。

第三，我希望能夠為促進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提出一些辦法。包括像財產公示，討論了那么長時間，到底癥結在哪里?是因為不可操作呢，還是操作以后有風險?對這種風險有沒有評估，有沒有一個大家比較公認的說法?如果是因為風險的話，怎么回避這種風險?總不能說我們為了規避風險，就不干了，就完全暗箱操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是全世界都認可的方向，我們還是要朝這個方向去走。關鍵就是我們和這個目標之間的距離是多少，路徑在哪里，路線圖是什么，我覺得是挺重要的一個方面。

第四，我也希望可以對這一年多來的反腐情況做一個大體的梳理。這也挺重要，因為現在社會對反腐的情況說法不一樣，大家都承認有成果，但是這個成果是可持續的還是不可持續的，是長期的還是暫時的，是治標的還是治本的，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希望把這些東西弄得清楚一點之后，從學者的角度給它一個方向性的建議。

我認為，論壇大體上在這幾個方面會有一些推進。

靠級別來約束權力的理念需要有所轉變

張杰：對于國策的討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先要有對現狀、現實比較統一的認識。大梅沙論壇的規格十分高，有不少著名學者、企業家，甚至退休官員。但總體上來說，仍然屬于一個民間論壇。您認為在反腐這個問題上，官方和民間目前具有哪些基礎性的共識呢?

王長江：剛才我也談到了一些。概括起來，一個就是腐敗肯定對國家、對執政黨是一個毒瘤，這個毒瘤必須想辦法切除。關于這一點，不管是民間還是官方，大家都是認可的。盡管有人推三推四，但是沒有敢明著說“腐敗對國家有利”的，這個有共識。

第二、對權力要約束，也有共識。過去好像認為不需要約束，我們黨的權力怎么需要約束呢，我們自己約束自己就行了，我們自律就行了。現在看來不行，還是要約束。關鍵就是怎么個約束法?既然承認了權力需要約束，就等于承認了別人約束權力的做法也可能是對的。西方國家對權力約束力度多大!但那么多的約束加在一塊，最后的效果也不過是在一些比較成熟的國家里，腐敗現象被遏制，濫用權力的現象不太多。他們無非是沒有腐敗泛濫，權力濫用得到比較好的遏制而已。相比之下，我們的約束力度還是差得比較遠，這些方面是不是可以進行一些探索?當然我一開始的時候就說了，我們也有一些邊界，邊界很清楚，比如說絕不搞西方的多黨制，不搞政黨競爭。但是政黨與政黨之間的監督，特別是民間力量對執政黨進行監督，這種力量我們如何去體現?我們有沒有可以替代的東西?你不用政黨競爭的方式，你用什么方式來替代它?既要有如此強大的監督力度，又不要多黨跟我們競爭天下，你總得想辦法，不想辦法肯定不行。這方面我覺得也是有共識的。

第三，我覺得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個應該也有共識，只是說在節奏上有一些分歧。比如財產公示，有的人覺得可能一下子公開也不好，有的人要求盡快公開。我過去經常提的一個辦法就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反正還是要盡量快一點，越慢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越會喪失，現在公信力流失得已經挺厲害了。

張杰：對于目前的腐敗程度和腐敗形成的原因，是否有共識呢?

王長江：在腐敗產生的原因方面，應該沒有太大分歧，只是側重點不太一樣，認識應該都差不多，因為最終還是因為權力不受約束，這是最根本的。官方過去總覺得還是個人問題，后來發現那么大面積，可能不是個人的問題了，慢慢也說權力要約束，要關到制度籠子里。民間可能一開始就說腐敗是權力濫用帶來的，就是權力不受約束帶來的。可能兩個角度不太一樣，但現在應該匯拢到一個點上了。

現行反腐敗的一些做法，應該說也是在約束權力，但是還是需要在理念上有所轉變。我們想的更多的還是用下級對上級的服從關系去約束權力，用行政權力約束權力。這當然是不可少的，但又是不夠的。朱元璋的時候，皇帝反腐敗力度多大，最后反著反著還是變形了，因為光靠上對下這一條線的約束是肯定不行的，恐怕還是要尋求一種多元化的制約。在這個層面上，還需要加強共識。

“治標”和“治本”是相對概念

張杰：在政治體制改革尚未成為中央議程的前提下，反腐敗“治本”將如何進行?

王長江：是有這個問題，由于現在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反倒不是那么多，甚至有的人認為不一定要改，這樣的情況下，確實是掣肘了反腐敗這場斗爭的深入。

我剛才說了，我們想來想去就是靠行政權力，就是靠上對下的力度來約束腐敗，那個腐敗是無法根除的，就跟割韭菜一樣，割一茬兒長一茬兒，肯定還長得特別旺盛。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你的根兒沒有鋤掉，根兒要鋤掉，說到底就是怎么把權力約束住，而約束住權力，在我們搞政治學研究的人看來，除了民主之外，恐怕沒有更好的辦法。無論是約束權力還是分權，都有誰去約束、權力往哪里分的問題。如果分來分去就分到半截腰，肯定導致權力更加濫用，不讓老百姓來看管，仍然是自己內部來約束，那么約束權力的權力就失去了約束。

所以歸根到底還是要靠民主，從這個角度說，反腐牽扯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我相信，如果在反腐敗問題上是堅決的，早晚要走到這一步。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弄來弄去還是回到封建王朝式的反腐敗，肯定不行。還是得靠老百姓，給老百姓更多的權力，讓更多的老百姓有辦法來約束你，才能解決問題。

張杰：是不是可以理解為，目前中紀委說的“治本已經在進行之中”，這個“治本”和民間期待的那個治本有一定的差距?

王長江：我覺得治本、治標這個說法只是相對概念。我們懲處了一個腐敗分子，這叫治標，但是現在把引發這類腐敗的權力管起來，比如把修高速公路的資金管起來，相對而言這就叫“治本”。我們肯定要從治標慢慢走向治本，當然，關鍵是，最大的治本可能還得歸結到政治體制。

不可能由中紀委說“我們已經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了”，這應該是中央來統籌的問題。

張杰：按照中央的說法，我們反腐敗目標是要讓官員“從不敢貪，到不能貪，再到不想貪”，但目前應該還處于第一個階段，怎么樣才能實現這個跨越?

王長江：要實現跨越就要進行我們所說的“治本”，說來說去就是運用制度性的措施加強權力的約束。讓官員覺得用手中的權力給公眾干事非常順手，給自己干事風險太大，什么時候做到這一點，他們就不愿貪、不想貪了。我們的制度在這方面漏洞還很多，如果利用手中的權力謀一把私，之后即使被發現，也不會有太嚴重的后果，但是一旦賺一大筆，這輩子就足夠了，甚至子孫后代都能榮華富貴，當然會刺激他去干。甚至還有貪官說犧牲自己一個人，能換來他整個家族的富貴，他愿意去干。為什么?就是因為他有得換。你不能光說他思想如何不健康，批這種思想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對他手中權力的約束力不夠。西方發達國家的官員為什么不敢貪、不想貪、不愿貪?就是因為貪了之后得不償失，因為一旦被揭露，第一，信譽沒了;第二，政治生命沒了;第三，還要傾家蕩產。他當然不愿意去干了，現在過得挺好的，干嘛要冒險弄這點錢。但咱們的官員不是這樣，一方面他們有可能確實過不好，因為憑基本工資連房子都買不起，另一方面，干了之后又能把他怎么樣?可能就是進去關幾年，但是以后一輩子都有保證了。我們還是力度不夠，貪腐風險太小，只有用制度的方式加大腐敗風險，加大腐敗的懲治力度，才能夠真的形成不愿貪、不想貪的局面。

張杰：從“十八大”到現在，可以歸為“治本”的制度建設有哪些措施?

王長江：制度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可以大體的把它劃分成幾塊：權力對權力的約束、非權力對權力的約束。權力對權力的約束里又可以分成上對下的約束、下對上的約束和權力之間的約束，縱向的、橫向的都有。非權力包括社會監督、輿論監督、政黨監督等方方面面。如果說把這些都作為一個角度，或者都是一根線，只有把這些線編起來，它才成一張網。體制內，我們現在著力推進的基本上只有一條線，就是上對下的約束。其他方面不能說一點沒做，但確實是不成比例的。就好比說，上對下的約束已經成為一條線，并且在考慮怎么鞏固、怎么強化，而其他的線還沒紡出來。所以很難相互之間聯接成網。從這個視角來看，不能說強化這條線的行為就只是治標，但是要實現治本，確確實實是要從所有這些方向來共同著眼才行，它是一項系統工程。

現在，我們在理念上還有一些缺乏。我們說“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但籠子是什么?我們頭腦當中會有一個形象，有橫結構、縱結構，搭起來之后才是一個籠子。縱橫交織，說到底就是網。而且在這張網上，點和點之間怎么聯接，也應該是科學的。我們雖然說了要建立懲防并舉這樣一種體系，但是這個體系到底是什么?我現在看到更多的是一個縱向的東西，或者說只是上對下的約束，雖然約束力度很大，但是其他方面的，我覺得有的剛剛在破題，有的甚至連破題都沒破，差得距離比較遠。

理念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只有理念問題解決了才好說怎么頂層設計，一步一步向前推。

張杰：目前的反腐給大家最大的印象就是紀檢系統大發神威，其他的就隱約不可見了。

王長江：對。

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不是做不了，關鍵是想不想做

張杰：您覺得“官員財產公示”這些近期會有實質性的推動嗎?

王長江：倒是有些地方在試，新上任的予以公示。真正完全公布的，現在還沒有，但我覺得這是早晚的事。我問過紀委系統里面具體做這些事情的人，他們說得很清楚，技術上是不存在任何問題的。社會上有人老說技術上有障礙，比如說房子算誰的，家里存著好幾十張國畫，怎么估計等等，我認為這些都是打煙霧彈。你家里有五張畫，誰的畫，什么畫，記錄在案就行了，干嗎要折算成錢?沒這個必要。你現在有五張，但是幾年以后怎么成了二十張了?或者有人說，他五年前一張都沒有，那就可以追溯你的問題了，這些畫都哪兒來的?你說因為朋友關系，如果都能解釋清楚，沒關系，這五張畫，哪怕一張能值一個億，沒問題，有什么不可以公布的?并不是說非要變賣成錢才可以公布。所以，那些理由都是借口，說到底還是敢不敢公開的問題，怕公開之后會老百姓心里引起反彈，會導致什么嚴重的后果。不是沒有這個可能，但是這一步早晚要走，否則你說自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誰相信?現在老百姓不是以前的老百姓，他要讓你拿出事實來，讓大家看看你是全心全意還是半心半意。“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能光停留在口頭上，要讓老百姓看到才行，這個方面老是沒有進展肯定是無法持續的。

張杰：對于“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您有沒有什么具體的政策建議呢?

王長江：我不是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但我在研究整個政治體制、整個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時候，會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些、接觸到一些。權力公開運行，我們有些地方還是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說權力清單。我接觸過江蘇一位很有改革思想的官員，他做縣委書記時，就嘗試過把書記自己的所有職權都列出來，列出來之后，其他人就可以按照這些標準來要求他。第一，書記不直接管干部，只管政策;第二，書記不直接批項目，項目是市長的事;第三，開常委會書記末位發言，其他人都發言之后才發言。他這樣一列，等于是讓大家看著，讓大家來評判，這就叫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權力清單是首要的，第二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媒體輿論監督。有的地方也做得比較好，比如南京有一個欄目叫做《向人民匯報》，這話說得有點大，但是很有意思，每年會有那么幾個部門必須到電視臺上來，匯報這一年的工作，同時在人民監督員中抽取五十個人作為評委，，另外還有五十個媒體的記者，一共一百個人，當場發問，并且現場打分。有時候弄得也很尷尬，我看他們最多的80幾分，少的70幾分。我上次參加水利局的電視匯報，水利局覺得自己管得挺好，結果老百姓就問河流為什么那么臟，水利局特委屈，說河流一到城里來就是城管的事了，跟他們沒關系，但是解釋半天也沒用，最后打分下來，76分，應該還算不錯。局長下來接受采訪的時候，記者問他對分數滿意不滿意?他支支吾吾：“這個嘛，這個嘛，看怎么說了……”很可愛。顯然，他對結果是不滿意的。我跟他聊，他說“我想著怎么我也得80分吧，結果76分”。類似這種手段多好!現在完全可以用上。

還有一種是決策公開，也有地方做得挺好，比如杭州就采用了全委會公開決策的形式，開全委會的時候，電視直播，只要不是關于人事的就公開直播，誰的發言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聽眾、觀眾可以參與進去提問題，那邊專門有一個平臺處理這些問題，直接提給全委會的人。這種方式我覺得也是挺好的。

我還看到過一些很有意思的，比如陜西紫陽縣就是從縣委書記一直到下面的局長，全部把電話、手機公開。我們都會担心，那手機還不被打爆了?縣委書記說，其實也沒有，一開始電話多一點，甚至有人打電話過來只是確認一下是不是真是書記的電話，后來電話慢慢就少了，因為老百姓也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直接找縣委書記，縣委書記也得布置到部門去解決。所以就需要同時建立相應的機制，比如部門公開辦公，實行承諾制，要求部門三日內必須答復等等，機制必須跟上。

總之，權力公開運行已經有了一些比較成熟的東西。說來說去，權力公開運行是做的問題，不是做不了，關鍵是想不想做。

如果反腐告一段落，會讓老百姓有一種上當的感覺

張杰：民間有人基于自己的歷史見聞，把當前這場反腐敗運動稱作黨的又一次“整風運動”，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王長江：我們是明確不搞運動的。整風是運動式的，它有比較明確的目標，而且有一定任務的指標，在這種情況下懂不懂的人全卷進來了，就特別容易擴大化，特別容易走極端，所以一般不采用這樣一種方式。這些年的某些活動，多多少少也還有點這樣的性質，但是它的目標不是整人，目標還是教育，但是效果又不是特別好。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活動我們也搞了很多，效果不怎么好。這次反腐應該說還是有比較明確的指向，而且也在動員大家。我的理解，這是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通過傳統方式來收拾一下局面，而后再想辦法推動制度建設。這次反腐的力度確實比較大，我覺得挺有必要，但是關鍵是要利用這個作為契機，然后把制度建立起來。

張杰：國慶國務院招待會，所有元老齊聚一堂，是否意味著高層反腐告一段落，周永康案之后，反腐的走向會怎么樣?

王長江：大家都出來了，證明都沒事兒了，民間一般都這樣想。我個人的看法是，不管國慶招待會是不是作為反腐一個階段的標識，但是至少有一點，還是得把針對個案的反腐導向針對權力的反腐。不向這方面轉，就等于腐敗的土壤沒有改造。我希望這次能夠走到這方面去。當然往這個方向走，也不等于說過去的就既往不咎，不應該是這個意思，該追懲的還得去追懲，該糾的還得去糾。不管怎么樣，承諾對腐敗現象零容忍，還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取信于民的方式。本來就有議論說我們是選擇性的反腐，如果還出現什么“段落”，會讓老百姓有一種上當的感覺。

張杰：最近有一個新詞叫“常態化”，也可以用在反腐上。

王長江：對，新常態就是對腐敗始終保持一種高壓狀態。“八項規定”很管用，如果這種管用能持之以恒、一如既往地堅持，紀委工作的導向始終堅持發現不了問題是失職，發現問題不報告是瀆職，慢慢形成一種常態，那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不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四中全會就沒有意義了

張杰：十八界四中全會馬上就要開了，“四中全會”一般都會聚焦“黨建”，您對這次四中全會有什么期待?

王長江：“四中全會”的重點是法治和黨建。作為一個執政黨的中央全會，它的意義不在于再出臺多少新的法律法規，也不一定要有多少特別具體的舉措。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要確立法治的觀念。會前解讀的時候就有人說，法治我們有，我們也早就強調過了，這次單獨強調是什么意思呢?我覺得有個特別重要的問題一定要突出出來，就是什么叫法治?“治”和“制”到底區別在什么地方?實際上區別不是“用法來治理國家”，而是“法律是至高無上的”，這一點一定要明確，否則不能說“法治”。如果只是把法律作為一個手段，比法律還有更高的權威存在，那都只能叫“法制”這種法制不稀奇，我們古代就有。

我對四中全會的期待就是，別的問題不一定非要解決多少，但是一定要確立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通篇都可以用這樣一個理念來指導。在這一理念下，我們再說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探討怎么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統一，怎么做到法治和德治相結合，以及司法系統、公檢法系統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權力配置關系等等，所有這些，都圍繞這一點進行。否則，等于是工作報告，沒太大意思。說到黨的領導的時候，就說要堅持對法律的領導，既要領導起草法律，同時要在憲法法律規定范圍內活動;講到人民當家作主的時候，說我們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光說這些是沒有用的，因為黨和人民是單獨的存在，怎么個統一法，統一于誰?還有司法相對獨立的問題，到底獨立到什么程度，政法委干什么，還能不能像過去一樣干涉具體的案子，還是說它只能宏觀指導?這些事情都必須弄清楚，不弄清楚的話，等于還是說一些大而化之的話，而且過去都說過了，還用再重復嗎?我覺得“四中全會”最重要的是體現出這個理念，對于這一點我還是比較期待的。如果體現不出這種理念，我個人覺得意義就要打折扣了。

張杰：最近“人民民主專政”、“階級斗爭”這套話語又被一些人頻繁使用起來。

王長江：坦率地說，我還沒有好好讀那些文章。誰也不否認階級客觀上存在。問題是你強調它要干什么?是要消滅階級，還是重新主張階級斗爭，甚至要階級斗爭為綱?你是要化解矛盾，還是鐵了心要組織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斗?這是兩個不同的價值判斷。我還聽到了法治不能代替人民民主專政的說法，這種說法也是很奇怪的。在我們國家搞的法治是什么法治?是不是社會主義法治?如果說是其他性質的法治，你可以說不能代表人民民主專政，這話連說都不用你說。但是，既然我們是社會主義法治，怎么還有人怕它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呢?很是莫名其妙。這等于說，在社會主義法治之外，還有一個人民民主專政，那還搞什么法治?我覺得這些思想是干擾，如果真的讓這種思想來支配，就失去了法治的意義。

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想把我們往某種方向上引，好像除了法律之外還有比法律更高的東西。如果有比法律更高的東西，就別說自己是“法治國家”。叫法治，法律就是最大，必須是這樣一個理念。

網載 2015-08-23 08: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