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觀念是指人們對某一事物的主觀認識與看法,這種主觀認識與看法會隨著認識客體及其所處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并影響甚至決定認識客體發展的方向、速度與模式。這種內在關系同樣存在于現代情報觀與情報學科發展關系之中,不容忽視。
在社會日益信息化和信息日益社會化的今天,人們對信息價值的認識、利用與宣傳所達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這種氛圍中,產生和出現了一些以“信息”代替“情報”的種種觀念與做法,這對發展不足半個世紀的情報學來說,無疑是一個關系其生存與發展的嚴峻挑戰。如何科學地評析種種現代情報觀,認識其對情報科學整體發展的影響,從而把握現代情報科學發展方向,也就自然成為當前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
1 簡析幾種情報觀及對情報科學發展的影響
顯然,情報觀是指人們對情報(包括情報系統各構成要素、情報科學發展等方面)的認識與看法,它具有社會性與時代性,即一定的情報觀都是一定社會環境和時代條件的產物。因此,脫離某情報觀產生的理論來源和時代背景去評析該情報觀是不科學和不準確的。本文就當前幾種有代表性的情報觀進行評介,并就其對情報理論與實踐發展的正負效應予以淺析。
1.1 對應于“大科學”與“小科學”的“大情報”與“小情報”觀
從人類科學活動發展史可以看出,科學研究經過了從“小科學”到“大科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與之相伴而生的科研情報服務也相應經歷了由“小情報”到“大情報”的發展過程。早在1939年,科學學泰斗貝爾納在其巨著《科學的社會功能》中對上述科學研究活動與科研情報活動的發展就有過開創性的科學闡述與預示,到本世紀60年代,科學史權威普賴斯在其著名論著《小科學,大科學》中對上述演化尤其是“大科學”問題進行了更為鮮明的科學論述。
根據上述經典著作的論述,所謂“小科學”研究時期是指科學家個體自由進行科學活動的階段,其主要特征是學科單一、研究分散而自由,以及資金自籌等,主要目的在于認識自然,尚未及改造世界。這一時期的科研情報活動是科學家科研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科學家自我科研情報服務狀態即為“小情報”狀態。隨著社會生產與生活的進步與發展,人類需要解決的課題也日益變“大”,這些課題涉及因素眾多、結構復雜,除了需要巨額經費的投入外,尚需組織跨學科、跨部門的科研力量協同作戰方能奏效,這種面向解決“大問題”的“大科學”研究時代的到來,要求科研情報活動作相應的變革,將原來屬于傳統科研活動組成部分的科學情報活動獨立出來,使之成為一種社會化與專業化的組織,這即是所謂的對應于“大科學”研究的“大情報”狀態[1]。
從上可以看出:上述“大”、“小”情報觀是從科學活動的發展及其與科學情報活動之間關系的角度來認識情報實踐的,用“大情報”服務方式代替“小情報”服務方式是科學活動大規模開展對情報服務活動變革的內在要求,且隨著科學發展日益綜合化,這種“大情報”觀對推動情報活動順應時代發展有著積極意義。這里的“小情報”服務方式雖在許多情況下被“大情報”服務所取代,但即使到今天,我們仍可見其存在的價值、條件和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這里的“大”、“小”情報觀基本上是情報工作觀念與情報實踐觀,著重于情報服務活動方式與組織,對情報科學理論研究發展并沒有直接影響。
1.2 對應于“情報”是否由“信息”取代的“大”、 “小”情報觀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社會情報信息需求與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導致社會情報信息需求結構由原來的科學情報一元化需求結構演化為現在的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等在內的多元化需求結構,現代網絡通信技術的廣泛應用導致人們對信息依賴程度大大提高,社會對情報信息的輿論也是異常活躍。在這種社會情報信息普泛化的背景下,分化出兩種相對的“大”、“小”情報觀。“大情報”觀認為,“情報”概念已過時,應用“信息”一詞取而代之;同時,“情報學”應更名為“信息學”[2], 其研究領域應由科技情報領域向社會經濟領域拓展,以振興傳統情報學。而“小情報”觀認為,“情報”與“信息”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隨意用“信息”代替“情報”,“情報學”名稱更不宜更改,情報學的發展之路在于深化其內涵[3,4]。
對上述“大”、“小”情報觀評析前,有必要先明確或重溫一下“信息”、“知識”、“情報”3個概念的異同。 說“重溫”是因為這在情報學界現已基本達到共識,即:信息〉知識〉情報,它們是同心圓關系,其中“知識”是加工過的“信息”,“情報”是被激活了的、對用戶有效用的“知識”。日常生活中這3個概念的隨意使用, 我們在此暫且不說;但就術語而言,這3個概念是不能劃等號的, 也不能用“信息”一詞去任意取代“情報”。
在情報學學科建設與發展上,“大情報”觀認為情報理論與實踐在新形勢下應該研究如何適應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這類觀點是可取的。但是,若認為振興情報學只要簡單地將研究領域向外拓展或將“情報學”更名為“信息學”就足矣的觀點是不足取甚至是有害的。以科技情報為研究領域的情報學是情報學學科體系中成果最多的相對成熟的一門學科,在情報學學科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若按“大情報”觀者所言,則不僅不會振興情報學,反而會因原有領域研究的荒蕪或研究對象不明導致情報學理論研究發展遲緩以致在情報學科體系乃至科學體系中原有地位的下調或消亡,那將對情報科學理論發展造成直接的巨大的損失。在這點上,固守“陣地”的“小情報”觀是有益的。但“小情報”觀論者要注意避免孤立地研究科技情報的傾向,要注意將科技情報的研究置于日益變化的社會信息技術與信息環境中進行動態的全方位的研究,才可能獲得科學的研究成果。
1.3 基于大科學思維與建構上的“大情報”觀
這種“大情報”觀[5]起源也是面向“大”問題的大科學思維, 但在這里它不是關于情報工作的觀念和情報實踐觀,其意不在組建面向大科學研究的情報服務系統,而在于建構一門全新的面向“大”問題的“一般情報學”[6](也稱“普通情報學”[7])。
那么,一般情報學是一門什么樣的學科?當前,情報理論界為什么要構建這門學科呢?
一般情報學是“從全社會大系統出發研究調查情報信息流及其利用規律與現象”[5], 是“從一種跨領域的廣泛社會現象的角度來研究情報”[7]的, 是超越各領域情報理論方法研究之上的研究情報和情報工作一般規律的學科。它是用“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方法”去研究涉及社會、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眾多因素的社會情報現象。它具有全方位的科學功能,具有一套獨立解決人類社會提出的重大的情報學問題的理論、技術和方法體系。
當前,有識之士之所以呼吁構建一般情報學,我們認為至少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理論源于實踐,同時又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伴隨著“小科學”時代向“大科學”時代過渡,情報科學面臨的社會情報現象也由單一因素或少因素的較單純的“小”問題演變為多因素復合成的較復雜的“大”問題,而這是目前任何一門研究單一領域的情報學科所無法解決的,理論面臨著發展了的實踐的挑戰,唯有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理論才能成為“常青樹”。二是情報科學的最終目標與根本任務決定的。為了給情報用戶提供有效的情報服務而對知識、信息進行有效的組織與傳遞是情報理論與實踐始終不渝的宗旨。面對實踐提出的新問題,理論界不能漠視,更不能回避。為實現情報科學的根本任務,以積極的態度去構建面向“大”問題的全新的一般情報學就成為情報科學理論發展的一種歷史責任。
由此,我們認為,該意義上的“大情報”觀對情報科學的發展及學科體系的完善都有著積極的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2 現代情報科學的兩大發展趨向
從對現代情報觀大討論的分析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么一個結論:情報科學要獲得進一步發展,必須順應社會實踐和時代發展的要求,遵循學科自身發展的規律,把握學科發展趨向。
2.1 宏觀上構建“一般情報學”
一般情報學涉及學科領域、方法體系眾多,如何構建是目前情報學界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有人也許要問,為什么不在情報學良好的基礎上,采用使研究領域向社會經濟情報需求領域拓展的方式來實現呢?我們認為有兩個原因導致不能這樣做:第一,一學科擁有特定的穩定的研究對象是其獨立存在與發展的重要條件與標志,研究對象的泛化與易變性必將導致該學科失穩乃至消亡。以科技情報為研究對象的情報學經過50多年的發展歷程已成為一門擁有獨特基礎理論體系與方法論體系的比較成熟的學科,我們不應該也沒有必要以“犧牲”這樣一門富有成果的學科來建立一門新學科。第二,即使有必要在原情報學基礎上通過簡單拓展研究領域方式來構建“一般情報學”,但這樣建立起來的新學科只能是原情報學的“翻版”或是新、舊內容的湊合體,而與按照大學科思維與框架構建起來的“大情報學”相去甚遠,甚至完全變異。
一般情報學是一門跨學科的面向“大問題”的學科,在構建時,一方面要注意方法的科學,從一開始就立足于大學科思維與框架,按照大學科的規范,對所涉及的各要素根據系統原則進行整合,避免出現要素的湊合與堆積;另一方面要認識到構建這門學科是一項宏大的艱辛的工程,任何準備找“捷徑”(如上所述)、不準備作長期努力和探索的做法都不可能在該學科的建設上獲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在情報科學體系宏觀層次上構建“一般情報學”,不僅不是現代情報科學不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表象,恰恰相反,它正說明現代情報科學有著適應社會實踐發展而發展的內在機制,也正是現代情報科學內在生機與活力的體現。
2.2 微觀上進一步深化情報學研究
2.2.1 在“量”的研究方面要加強情報計量學研究網絡化知識經濟的核心是知識的創新、組織、利用與傳遞,而這正是情報學研究的主要范疇之一。情報學在微觀上要取得突破,需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①知識信息的表達與組織必須從物理層次的文獻單元認識層次向知識單元或情報單元轉換;②知識信息的計量必須從語法層次向語義和語用層次發展[ 3] 。 而這兩方面的突破有賴于情報計量學和網絡計量學(Cybermetrics)的深入發展和突破性進展。也就是說,情報計量學研究的突破所帶來的情報知識計量的可操作性與有效性,必將為知識組織與管理提供有效的工具和科學的方法,進而有力地緩解網絡信息時代信息污染所帶來的情報積累與利用之間的矛盾激化,使情報學的社會功能得以實現,情報學的地位與作用得以重視和提高。
2.2.2 在“質”的研究方面要加強情報系統認知范式的理論研究情報交流過程實際上是情報用戶與情報客體之間互動作用的過程,情報用戶的認知行為與知識結構影響著情報用戶對情報客體接收的效用,因此,情報結構,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社會人文結構[3]。近些年來, 對情報交流中的社會學研究正成為國內情報學界一個重要的前沿性的基礎理論研究領域。
在情報學理論研究早期,不論是前蘇聯,還是國內,都將情報視為靜態的純粹的客體對象來加以研究,認為“情報只是作存貯、傳遞和轉換對象的知識。”[8]但人們逐漸注意到, 情報系統將某一情報客體傳遞給情報用戶時并未達到預期效果或傳遞給兩個不同的情報用戶時,其產生的效用卻不同,人們認識到情報用戶接收情報的過程實際上是情報用戶在憑借自己的知識結構和心理特征去有意識地選擇、利用和消化情報進而創造情報的過程。80年代以來,“情報是使人原有知識結構發生變化的那一小部分知識”的全新的情報概念逐漸為情報界所認同,情報研究取向開始從以理性主義和系統驅動為基點的研究轉向由用戶驅動并使用社會學、心理學和行為學等方法進行的研究。不少學者還對此從哲學理論基礎的深度進行了哲學意義上的思考。
在情報系統認知范式研究的指導下,情報系統的設計立足于情報主體與情報客體之間的交融互動作用而不再是從單純的系統角度考慮,提高了系統自身的實際效用;若系統(情報提供者)對情報用戶的認知行為與知識狀態有比較徹底而全面的了解,將有利于促進情報服務的針對性、準確性與預見性。總之,加強情報系統認知范式的理論研究對情報理論與實踐發展都有著深遠的意義。
情報理論與實踐京316~318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張美娟20002000Information studies/Knowledge/Management/General informationstudies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origin and socialbackground of the ideas of informa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and reviews several typical ideas of information and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tudies, andthen advances and expounds the two tendencies of the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one is to set up a new"big" information science——general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ther is to further study information studies.張美娟,武漢大學大眾傳播與知識信息管理學院 湖北 430072 作者:情報理論與實踐京316~318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張美娟20002000Information studies/Knowledge/Management/General informationstudies
網載 2013-09-10 21:3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