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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俄羅斯國內的一大堆麻煩相比，它的外交政策乍一看似乎是精明審慎的。無論如何，外交政策很少成為公眾議論的話題，在重大問題上，它依靠政府和反對派達成一致。總的說來，它在各方面都顯得合情合理乃至無可挑剔。然而，這樣一幅安恬宜人、大有可為的圖景卻是非常具有欺騙性的。實際上，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在意識形態、概念、策略和資源發掘等方面都存在危機。簡言之，這是一場自我認同的危機。
　　近7年來， 俄羅斯并未認清自己在當今世界的實際地位以及將來它可以或想要取得的地位，它也未能拿出什么新的外交原則，提出新的外交重點來，它的外交方略是含混不清的。它在許多領域的地位，過去雖然固若金湯，如今卻已喪失了；新政策的各個組成部分也逐漸被恢復了活力的舊政策所取代。這就表明了一場危機，到目前為止還主要是潛在的，只表現為一些令人警覺的癥狀。但顯而易見的是，隨著癥狀的日積月累，危機終將會轟然爆發，嚴重惡化俄羅斯的外部環境，并使其內部矛盾急劇地尖銳化。
　　俄外交政策危機最醒目的標志，同時又對它起催化作用的是日益高漲的反美主義，主要表現為自發地反對美國的一舉一動。不過這種反對正在具有越來越自覺的和有計劃的特征。
　　不久以前，一場與美國的全球對抗正是蘇聯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也是它存在的意義所在。據認為，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全人類將在一支“鐵腕”的推動下進入光明的未來。而美國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無可爭辯的領袖，就被蘇聯視為實現這一歷史抱負的首要障礙和完全敵對價值觀的靠山。美蘇勢同水火的觀念自然就體現在莫斯科的“零和博弈”政策當中。據此邏輯，美加強在任何領域的地位都意味著莫斯科受到了相應的削弱。從世界政治層面看，美國的一舉一動都是有損蘇聯利益的，從而促使蘇聯為了求得補償而做出反擊，給對方以恰如其分的回敬。先驗地對美國的政策主張加以拒斥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
　　而今，俄羅斯至少在表面上已不再與美國對抗，也不把美國當作意識形態的對立面。相反，俄羅斯有明顯充足的理由把美視為與自己擁有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密友。如有需要（這種需要正在不斷加強），俄政府就毫不遲疑地向美尋求援助，要它支持自己的改革，而不再把美當作競爭對手。
　　雖然有這些因素，俄卻仍將美視為一場核戰爭中的潛在敵人，但這還不是問題所在。近7年來， 俄羅斯尚未認真地制定一項全新的戰略學說，也未重新看待老對手：把美國視為今日的戰略伙伴。換言之，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雖然已經消亡，但與美國進行核對抗的軍事設施和心理卻存留了下來，正在等待著一場新的意識形態沖突。
　　過去幾年里，很多工作都在為沖突的東山再起做準備。先驗地對美國的舉動加以拒斥的那一套運作規程在各種力量的合力下又重新煥發了生機。
　　反美的姿態和言論又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有時候，其程度甚至較冷戰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俄總統稱：“俄羅斯外交不能聽命于美國。”（請問這句話是什么意思？）他當眾指責美國的舉動是“可恥的”，還公然規勸德、法領導人不要在管理歐洲的問題上依賴美國。俄總理也出人意料地表示支持一個由俄、中、印三國組成的戰略同盟（自然是針對美國的）。試想一下，俄領導人的這些嚴正表態會怎樣被今天的美國所理解。
　　當然，對俄美利益完全一致是不應抱有幻想的；既便是盟國，也有利益不一致的時候。但是，公開的爭吵、敵意的作態、先驗的拒斥卻是只有敵人才會采用的伎倆。
　　只要是美國的舉動就先驗地加以拒斥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那么，該如何解釋這種態度在俄羅斯的政策和公眾意識中的復活呢？
　　對此，俄羅斯的左派是有現成答案的，反美主義一向是他們的信條。俄政府的標準回答是莫斯科要支持一個多極世界，因此拒不承認美國的霸權要求，后者通常表現在美國不經莫斯科同意或不打招呼就擅自在沖突中使用武力。這個回答，既讓人感到了俄羅斯因不被美當作平等的伙伴而大動肝火，也讓人感到了一種戰略上的考慮，而動肝火則是主要的，這已成了無數莫斯科外交聲明的動機，只是礙于國力，它并未能產生預期的影響。
　　我們不妨試想一下，如果俄美調了個兒，是美國而不是俄羅斯的領土縮小了一半，并丟掉了盟國、附庸國和朋友，瀕臨破產的邊緣，更糟的是還要匆忙習得一套全然陌生的政治修養，而處于權勢巔峰的俄羅斯是否會慷慨、明智到把這樣的美國當作平等伙伴呢？對此，我國的歷史和世界政治的邏輯都缺乏足夠的理由來給予肯定的回答。人們是能夠理解對美國憤怒的。然而，把這一點作為俄外交政策的動力就難說是合適的了。
　　90年代初，俄羅斯作為一個全然不同于蘇聯的新國家，是有機會走另一條路，使其在發達民主國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通過實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為法制社會奠定基礎，消除共產主義或共產民族主義尋機報復的種種條件，這個機遇是可以把握住的。通過實現這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改革，俄羅斯也自然會奉行一種新的外交政策，不僅會成為民主國際社會的伙伴，還會成為它的真正一員。正是著眼于這一點，大量信貸才會流入俄羅斯，現在仍然在源源不斷地流入。
　　但顯而易見的是，到目前為止，俄羅斯并未好好把握住這個歷史轉折性機遇。經濟改革大部分被著眼于眼前利益的妥協方案所取代，并且由于腐敗而受到重重阻礙；權依然大于法；公眾意識較之蘇聯時代更墮落變形。結果是，共產主義報仇泄憤的可能性愈益加大，其形式之一就體現在現體制的左傾呈失控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新的外交政策，即便是稍有理性的外交政策也要求作出巨大的努力，對俄羅斯的真正機遇進行冷靜的分析，并勇于作出不從眾的決策。所有這一切都是國家政治領導人的直接責任。但不幸的是，我們的外交政策經常采取阻力最小的方針，經常把俄美對立起來，以圖從反對派手中奪取口號和主動權。
　　人們通常以為俄羅斯就是以這種方式捍衛國家利益的。可是，與教科書上說的不同，國家利益并不是一個純客觀的概念，因為它實是由人塑造出來的，而人天生有權根據自己對環境的理解來認識它，誤解即由此而來。姑且假定，打著維護多極世界口號與美國進行斗爭符合俄領導層主觀理解的“國家利益”。這個假設的結論會引出怎樣的結果呢？首先，顯然要分析一下，執行這樣一項公開對抗的政策，俄羅斯有幾分成功的把握，可能得到什么，失掉什么。我們會看到，尖銳的言辭，種種恫嚇作態如果沒有適當的措施作后盾，非但不能加強，反而會大大有損國威；非但不能在政治上撈到好處，反而會偷雞不成蝕把米。
　　外國分析家通常不去討論一個主權國家對其利益界定在多大程度上是確切的、恰如其分的。他們認為一國的國家利益是由該國自己來表達的，而公民們則有權利和責任來裁定它闡述的國家利益是否準確。
　　　　　　多極世界思想
　　多極世界思想在本文中值得多說幾句。俄羅斯似乎是準備為此目標不惜與美國對抗的。多極世界是這樣的體系：它以均勢和意見一致為基礎，以若干大國（應認為是主要的大國）有權就國際關系的棘手問題采取集體決策為基礎。
　　人們不清楚的是，這個體系怎樣對世界政治中的非“極”國家或非權力中心國家做到公正合理呢？另外，選擇一個國家作為“極”的標準是什么呢？同樣重要的是，這個多極世界是否就比現有的體系更有效率呢？簡言之，多極世界思想轉化為制度在總體上可行嗎？
　　1942年，羅斯福在與莫洛托夫討論戰后世界組織原則時首次提出了由4大國充當國際警察的思想，這4大國將被容許保持其軍事力量并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之后，這一思想（今日多極思想的雛形）體現在了聯合國安理會身上。然而，這個體系并未能避免沖突，也未能避免世界陷入兩極對抗。
　　其失敗有很多原因：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缺乏對基本價值觀的共識，也缺乏不帶偏見處理沖突的意愿，更缺乏為和衷共濟和世界穩定摒棄自己短期利益的精神。于是乎，多極世界思想在戰后早期年代就死亡了，正是在它誕生不久之后，或者更為確切地說，是在它尚未誕生之際。
　　70年代，它又短時期地復活了，這要歸功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中美建立了友好關系。當時中國被視為世界政治的第三極。可以說，中美友好關系對于整個國際關系具有結構性重塑的意義。然而真正的多極世界卻并未形成。中國獲得“極”的特征應歸功于美國，并且只有在美國實行與蘇對抗的戰略這個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在兩極對抗的范圍之外則林立著潛力和野心旗鼓相當的地區強權，結果是，興起的這個體系實際上是一個受兩大國主要利益制約的假多極體系。
　　在最終解決了與俄羅斯的關系后，中國便不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原先認為的世界一極了。可是同時，它又因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和一貫遠離與自己無直接利害瓜葛的國際矛盾而重新開始具有了“極”的特征。
　　現在尚很難說中國是否會成為世界的真正一“極”，而非僅僅是一個地區強權。這里面不僅包含它是否能夠在更高的層次上融入世界經濟與政治之中，也包含它是否擁有全新的戰略概念和雄心壯志。如果中國能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極，那顯然也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要水到渠成，即通過堅韌不懈的努力，而不是憑一紙協議或是對當前的力量組合發動一場正面進攻。
　　如此看來，一個多極世界并非揮舞一下魔棒就能一蹴而就的。沒有實質的根基，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沒有自封為“極”的國家間大致的力量制衡，建立多極世界是不切實際的。
　　　　　　草率的結論
　　戰后，蘇聯能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極應歸功于它的強權，也許特別應歸功于它獨到的世界觀。然而必須強調的是，蘇聯的存在恰恰是將所有主要民主國家一無例外地維系在一起的潛在因素。在這個體系內，每一個民主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都如一個自主的“極”那樣行動。必要時它會堅定地維護自身利益，而不是動輒屈從于美國的態度。換句話說，在民主國際社會內存在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然而一旦需要對付蘇聯的話，它又能即刻轉變為單極體系，明白無誤地以美國為主導。
　　蘇聯的解體和共產主義作為一大體系的崩潰使某些西方政治學家以為社會體系的進化已告終結。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價值觀、包括它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原則將要在全世界牢固確立，而一切與之迥異的世界觀則被當作是偏離于主流標準之外的孤立的個例。
　　這是一個草率的、也許還是充滿幻想的結論。
　　顯然要補充一點，鑒于今天的武器水平、相隔的共同價值觀的存在和對游戲規則的共識，戰爭已不再是民主國際社會內部解決爭端的手段，軍事力量也不再是衡量國際地位的主要標準，需要以武力來解決的問題將只限于體系的邊緣地帶，且僅僅具有地區性質。民主國家主要將致力于阻止民主國際社會之外的國家對內對外的冒險活動。民主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技術上的優勢，以及毫不遜色于該優勢的另一個優勢——挫敗民主國際社會之外的集團播散混亂和分化民主國家圖謀的決心和能力，無疑會在大多數只需用政治手段解決沖突的情況下幫助我們。而在這個假設的國際新體系中，美國顯然會保有其實力，但從更長遠的趨勢來看，它也將如所有其他國家一樣是個普通國家。
　　按照這個推論，俄羅斯想象中的多極世界就更加模糊不清了。90年代前半期，俄熱衷于盡早加入民主國際社會，尤其是為成為七國集團中的老八做了大量工作，以使該組織成為八國集團。莫斯科一點也沒有忽視與西方主要國家的關系，特別是在這些關系的禮節方面。從外表上看，這些努力是功德圓滿的：俄成了集團的一員；葉利欽總統與西方大國的領導人建立了非正式關系；對共同的價值觀、伙伴關系和有潛力的聯盟關系的強調構成了這一時期俄外交聲明的要點。
　　　　　　北約的擴張
　　當北約擴張受到關注時，俄羅斯外交經受嚴峻考驗的時刻也就到來了。擴張問題在俄羅斯公眾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對，從感情上講，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上，西方國家，首先是美國，背棄了北約不東擴的承諾，這個承諾是德國重歸統一之際西方向戈爾巴喬夫作出的。無怪乎俄羅斯的親共派和民族主義者要痛斥北約、美國還有本國政府，自然是指責它們共同出賣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但是，俄政府對此未能或是不想申明一種與其實際狀況及其眾所周知的世界觀相吻合的政治立場。特別是它沒有向俄羅斯公眾解釋：北約不擴張的承諾對象是蘇聯。在80年代末，蘇聯不僅自認為，而且也被所有人認為是西方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敵人。可是今天的俄羅斯卻與蘇聯不同，它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北約，而不是反對其擴張。然而，俄羅斯并未堅定不移地宣布：作為一個法治國家，俄無權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樂意加入北約的國家。
　　通過發表不支持、不允許北約擴張的聲明，俄政府選擇了直接對抗的行動方式。在此問題上，莫斯科堅持與美國和北約領導人進行近乎單打一的磋商，這就又一次表明它實際上是把東歐申請國當作了政策目標，而不是國際關系中享有主權的主體。最后，俄政府還試圖建立與白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甚至中國的聯盟，以公開抗衡北約的擴張。
　　在俄政府與北約明爭暗斗之際，莫斯科的許多分析家卻心滿意足地指出：俄羅斯終于找到了外交政策上的共識。然而這種欣慰感是毫無道理的，這是因為，由于俄政府向國內外的壓力屈服，它分明犯了戰術戰略錯誤。就戰術而言，它向世界表明俄并無能力實現其目標，從而進一步鼓勵了那些想加入北約的國家，促使它們馬不停蹄地投奔過去。戰略錯誤就更嚴重了：它表明，新生的民主國家俄羅斯的政府首次在其不長的歷史中證實了一個事實：它實際上仍在遵循冷戰時期的對抗邏輯，把民主國際社會當作自己的戰略對手。
　　　　　　七加一尚不等于八
　　結果呢，事事都在意料之中：俄羅斯不得不接受北約擴張的事實，西方原先的承諾一樣都沒有兌現。俄羅斯的戰略地位無疑是惡化了。然而北約抵臨其境在整個過程中還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問題，重要的是，由于站在舊蘇聯的立場上與北約作對，俄失去了加入民主國際社會的機會，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例如，被作為八國集團成員認真對待的希望眼下就十分渺茫，在不遠的將來是不會有一個真正的八國集團的，七加一的公式仍將保持下去。
　　俄羅斯尚未成為民主國家的朋友或意識形態伙伴，那么在追求充當世界一極的活動中，它就只有依賴自身了。這可以解釋為什么自力更生的中國會對許多俄羅斯人那么具有吸引力。但是，中國的經驗并不適合于俄羅斯，這個國家的成功取決于一系列因素的獨特結合：美日的戰略考慮、人民的勤勉精神、海外僑胞的數百億美元投資，還有人民非凡的忍耐力，等等。
　　而這些條件俄羅斯一樣也沒有，可是，它卻擁有蘇聯的核遺產以及它的勃勃野心，這種野心由于極端自信世界必須考慮俄羅斯的立場而愈益膨脹。“不要教導我們怎樣生活，最好是拿物質援助來”。這句話也許成了我們今天外交政策恰當的口號。但這樣下去，我們既不能實現政治穩定、經濟復蘇，也不能贏得朋友，得到的只是暫時的、形形色色的同路人。結局自然是一目了然的：孤立于民主國際社會之外的俄羅斯只有在衰落、混亂、破產同時又握有巨大核潛力的情況下“維持”其大國地位，而這對世界只能帶來無法預測的毀滅性后果。這個結局自當不會為世人所期待，于是俄羅斯的確會獲得援助，但卻遜于對泰國、韓國或墨西哥等國的援助。
　　迫于這種危險，其他國家會與俄談判并滿足其虛榮，這類援助就好似對北朝鮮的援助。這就是俄羅斯之流的國家的“美好前景”——以深邃的智慮行懵懂無知之事，以天生的傲慢召逆來順受之辱。
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滬19～22D7國際政治庫納澤20002000本文對俄羅斯現行外交政策進行了反思，認為俄現行的外交政策正在滑向前蘇聯外交政策的老路上去，它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幌子，實質上是恢復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全面對抗，從而使自己失去了一次真正成為民主國際社會成員的極好機會。李淼　　　　　　王成至/李淼庫納澤（G.Kunadze）：〔俄〕　　庫納澤（G.Kunadze）：俄羅斯前副外長和前駐韓國大使， 現為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作者：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滬19～22D7國際政治庫納澤20002000本文對俄羅斯現行外交政策進行了反思，認為俄現行的外交政策正在滑向前蘇聯外交政策的老路上去，它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幌子，實質上是恢復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全面對抗，從而使自己失去了一次真正成為民主國際社會成員的極好機會。李淼　　　　　　

網載 2013-09-10 21: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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