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與新文學秩序的建立

簡體傳統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799(2004)06-0682-06
    一、從文學革命到整理國故
    從文學革命到整理國故，其間的轉變換來了一場關于傳統與現代意義關系的論爭。有意思的是，它發生在20年代新文化陣營內部，還在新文學與守舊派之間就文言與白話論戰正酣的1919年。當時的守舊派倡導“浸淫于古籍”，學衡派力主“昌明國粹”，甲寅派正在高喊“讀經”。而新文學剛站穩腳跟，但立足并不牢固，文學秩序也沒有完全確立起來。在這樣的情勢下提出整理國故，其沖擊力必然是巨大的，也必然會引起一場論爭，并由論爭而走向對文學秩序和話語權力的爭奪。
    五四文學革命以“破壞”立場，從語言工具入手，提出了“活的文學”和“人的文學 ”主張。“破壞”來自于他們的“歷史的文學觀念”，相信“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 [1](P39)。歷史的主客觀條件又使他們選擇了從語言入手，科舉制度的廢除，文言失去權力的支撐，白話開始盛行。胡適提到了這一點，“科舉一日不廢，古文的尊嚴一日不倒”，“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1](P1 43)。更重要的是，他們主觀上也認為語言工具為文學變革之利器：“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我們認定‘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學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2](P150)任何革命在邏輯上都要追求“破除”，文學革命也必然要以“破壞”作為精神基礎，反傳統是一種必然的策略。陳獨秀提出的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也是以“推倒”與“建設”的基本句式立論的，傳統屬于被打倒之列。有意思的是，他們提倡白話文，并確認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里的正宗地位，而中國的白話文學恰恰又是傳統文學的一部分，這使他們不得不又回到傳統，重新發現中國文學的新傳統。中國文學也就有了大傳統和小傳統[3](P88)，這同時也說明五四文學革命并沒有切斷與傳統的聯系，最多與大傳統有一定的分離，但卻依靠了小傳統。由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可以看到，在它主張的字里行間，都是有所指的，所列舉的大量例證都來自傳統俗文學。如“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1](P24)，才有“不摹仿古人”、“不用典”的立論。
    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當胡適在《新青年》雜志上連續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3篇倡導文學改良和革命的文章之后，緊接著就在1919年提出“整理國故”。相隔時間之短，雖讓人有些不可理解，但細想也會發現其內在理路。從提出文學改良的“八不主義”，到“歷史的文學觀念”，再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其中有三個關鍵詞：文學進化論、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它們背后有這樣的思路，中國文學存在一條從文言到白話的演化之路，國語與文學相伴而生，它曾經既是中國文學的“小傳統”，也將成為中國文學的“ 大傳統”。整理國故就是對傳統做輸理、考辨和闡釋，重建新“傳統”，尤其是中國文學的“小傳統”。
    “國故”有的稱之為“國學”，有的稱為舊有歷史材料。整理國故倡導的科學精神和民間化價值取向，對新文學意義建設很有啟發和幫助。相對于新文學運動中的其他思潮，“整理國故”有一套完美而系統的理論設計。胡適是“整理國故”的始作俑者，“整理國故”成了建設“新思潮的意義”的一個環節。他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他引用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作為評判的態度的注釋。他還提出“評判的態度”的兩種基本方法：“研究問題”和“輸入學理”。這樣，他有了全面的邏輯思路，對于“舊有的學術思想”，以“整理”的眼光，“從亂七八糟里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腦里面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繆解里面尋出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4](P232)。“整理”就是尋求事實、意義和價值的“真”，就是回到歷史中去，還原歷史，“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4](P72)。對于西方思潮要“輸入學理”，對于社會現象要“研究問題”，最后實現“再造文明”，概而言之，就是他在文章題辭中的四句話：“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樣，從歷史到現實，從西方到中國，不能不說是非常完備的。
    整理國故還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論，提出了懷疑、實證的科學方法。毛子水主張研究國故要有“科學的精神”：“‘科學的精神’這個名詞，包括許多意義，大旨就是從前人所說的‘求是’。凡立一說，須有證據，證據完備，才可以下判斷。對于一種事實，有一個精確的、公平的解析；不盲從他人的說話，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擇善而從。這都是科學的精神。”[5](P133)胡適認為：“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6 ](P212)科學講究扎實的證據和材料，講究理性的評判。拿出證據來是科學最基礎的要求。如鄭振鐸所說：“整理國故的新精神，便是‘無證不信’。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前人未開發的文學園地。我們懷疑，我們超出一切傳統的觀念——漢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時人——但我們的言論，必須立在極穩固的根據地上。”[7](209-210)因此，“大膽的假設”的作出需要熟悉問題現狀及背景，并不是自由無邊的胡思亂想，而是善于運用懷疑的精神和方法。應該說，在多數人眼里，整理國故的科學精神更多來自西方傳統。西方科學觀念就是理性和秩序，科學的本質是理性，科學就是以理性方法探究事物存在的秩序。整理國故倡導科學精神正是用理性眼光發掘傳統之于現代的意義，重建傳統與現代的秩序。
    整理國故取民間化立場，眼光從貴族轉向平民，從精致轉向通俗。胡適理解“國故” 的內容很廣，“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支山歌之細，都是歷史，屬于國學研究的范圍”[4](P72-73)。北京大學曾發起對民俗、民謠、民間文學的整理，搜集歌謠、傳說、故事和信仰、習俗材料。1918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征集處，1923年又成立“風俗調查會”，“征集關于風俗之器物，籌設一風俗博物館”。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誕生了一系列學術成果，如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周作人的民俗研究，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沈雁冰的《神話研究》亦或多或少與這一思潮相關，它標志著“新文化人把工作重點從文化批判轉為學術研究”[8](P222)。北京大學曾搜集了一萬多首歌謠和眾多的民間故事，并對它們作了具體深入的研究，如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和董作賓的《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無論是材料的收集，還是立論的視角和分析問題的方法，都有獨特的發現和貢獻，給了后來者以啟迪和示范作用。
    整理國故對傳統小說和戲曲，更是多有收獲。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資料室和北京大學歷史系合編的《中國史學論文索引》可以看到，從五四前后到20年代末的中國古典文學論文，其中白話文學、平民文學、戲曲、小說、民間文藝方面就占內容的一半以上。民俗、民謠、白話小說和戲曲在歷史上屬于生長于社會底層的邊緣文學，一向被人所忽略和輕視，人們很少對它們作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對民間的、邊緣的文學的重視以及民間化取向成為整理國故的重要特點，它使新文學擁有了傳統的合法性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說，整理國故支持了白話文和文學革命。
    二、整理國故與新文學秩序
    整理國故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一部分，它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學理問題，而是關系到新文學的意義和秩序的重建。傳統國故與外國文學都被看作“新文學的基礎”，二者有著同等的價值和地位。在理論上，它校正了新文化運動對待傳統的偏激態度，重建了傳統與現代的理性關系。當然，徹底反傳統也是新文化選擇的一種策略，對傳統取徹底決裂的態度，不過是通過“拆屋頂”而達到“開窗子”的效果。事實上，傳統的東西有多種層面，物質的、制度的和語言符號的，物質傳統容易破毀，制度傳統也可以促使變革，但文化符號里的傳統則滲透有人的生命、情感和思維方式，要實行徹底反叛，恐怕也是心比天高，力比紙薄，口氣比力氣大。作為傳統物化形式的“辮子”可以說剪就剪掉，傳統一夫多妻的制度也可以改為一夫一妻制，但隱藏在心中的“辮子”和“男權”心理，改變起來并不是一時半載就能奏效。傳統時時制約著反傳統，反叛來自于傳統的壓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則多有聯系和依賴之處。
    大凡成熟的文明或社會，都有相應的文化秩序，有與一定的生產力水準相聯系的人類行為的規則。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觀念意識都與文化秩序有著相當緊密的聯系，“文化秩序是穩定的，每個民族的根性即深藏其中，并通過理性的網絡形成社會的表面張力，使盤根錯節的社會機體達成完形，不至于突然之間失去平衡。文化秩序的變異，只能是漸變，不應該是突變”[9](P87)。傳統也是文化秩序的組成部分，它不斷參與社會現實的運作，規范著人們的行為、思維和觀念，并最終成為現實秩序的一部分。整理國故的提出和開展，也證明傳統最終成為新文學的意義資源，進入到新文學秩序的重新安排。
    說穿了，整理國故牽涉到的還是一個新與舊的意義和方法問題。文學革命從語言入手，牽出了白話與文言的矛盾，也帶出了文學與語言的復雜關系。林紓反對白話文，認為 “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繹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學之絕也”[10]。他批評文學革命的語言化傾向，忽略了文學意義的創造。這也是事實，連當時的胡適也寄希望于未來，“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1](P43)。鄭振鐸也承認：“現在中國文學界的成績還一點沒有呢!做創作的不少，但是成功的，卻沒有什么人。”[11](P329)文學革命首先在語言上取得了成功，為了推廣白話而不得不借助文學。茅盾認為：“新文學運動也帶著一個國語文學運動的性質……中國的國語運動此時為發始試驗的時候，實在極需要文學來幫忙；我相信新文學運動最終的目的雖不在此，卻是最初的成功一定是文學的國語。”[12](P28)胡適曾說：“我的‘建設的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1](P45)可以說，新文學運動首先是一場國語運動，接著才是一場文學運動。
    周作人是新文學運動的主力干將，他發表的《人的文學》、《新文學的要求》和《平民文學》等理論文章，為新文學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在這些文章里，材料和眼光幾乎都來自西方文學對他的啟示，這說明當時他對傳統文學，即使是胡適推崇的白話文學也并不十分看重。但后來他的態度卻發生改變，如認為“古書絕對的可讀，只要讀的人是‘通’的”，“第一要緊是把自己弄‘通’，隨后什么書都可以讀”[13](P101)。對待文言與白話的態度也更為理性，認為：“古文的文字是死的，所以是死文字學”，“ 國語白話文是活的，所以是活文學”，但也“不見得古文都是死的，也有活的，不見得白話文都是活的，也有死的”[14](P210)。1932年，他在輔仁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源流》，把新文學的源流追溯到了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認為：“那一次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15](P26)并認為：“文學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與不古，死與活，在文學的本身并沒有明了的界限。”[15](P55)周作人的轉變，有傳統陰魂的纏繞，也與新文學對傳統資源的重新發掘與整理相關。傳統與現代、古文與白話文并不完全是截然對立，它們之間也可以實現交流和溝通。
    當然，發生在周作人身上的靜悄悄的轉變，有他純粹個人的原因。文學研究會對待傳統的態度更能說明問題。文學研究會在發起的“宣言”和“簡章”里，明確提出“本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小說月報》同時改版，茅盾起草了《改革宣言》，他也認為“中國文學變遷之過程則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他把介紹西洋文學與整理中國舊文學并列為《小說月報》的“研究”欄目，并確信“中國舊有文學不僅在過去時代有相當之地位而已，即對于將來亦有幾分之貢獻”。事隔一年，他們并沒有多少動作，受到了讀者來信的質疑：“先生輩所組織之文學研究會，章程上所頂宗旨，謂創造新文學，介紹西洋文學，整理中國固有文學；兩年來貴會對于宗旨之實行如前兩項，可謂盡創造與介紹之能事，此可于《小說月報》中覘之，至于整理中國固有文學一項，迄今未見有何表現，想尚在考慮中，不欲邃行發表，否則章程等于具文，賢者決不為也。”沈雁冰對來信作了回答，他說：“文學研究會章程上之‘整理中國固有文學’，自然是同志日夜在念的；一年來尚無意見發表的緣故，別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說，確是未曾下過這樣的研究工夫，不敢亂說，免得把非‘粹’的反認為‘粹’。”[16]他們不是做不了，而是担心做不好。又隔了一年，在鄭振鐸的主持下，《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專門設置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專欄，并發表了7篇文章，開始對整理國故作了積極的回應。接著，《小說月報》從第15卷第1號(1924年1月)連續登載了7期由鄭振鐸撰寫的《中國文學者生卒考》。1927年6月，《小說月報》第17卷作為了“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以“號外”形式刊出。這也可以說是新文學雜志參與整理國故規模最大的一次，它分上下兩冊，約80余萬字。作者陣容集中了當時的精兵強將，除國學大師梁啟超、陳垣外，大部分都是文學新銳，如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俞平伯、朱湘、劉大白、臺靜農、滕固、陸侃如、許地山、胡夢華、謝無量和鐘敬文等，還翻譯了日本學者鹽谷溫、倉石武四郎研究中國小說和戲曲的論文。
    也許文學研究會對整理國故的積極態度，有鄭振鐸個人偏愛古典文學的原因，尤其對傳統俗文學，鄭振鐸與胡適有著同樣的興趣。鄭振鐸明確提出過，在新文學運動的熱潮里，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其理由有二：第一，“新文學的運動不僅要在創作與翻譯方面努力，而對于一般社會的文藝觀念，尤須徹底的把他們改革過，因為舊的文藝觀念不打翻，則他們對于新的文藝，必定要持反對的態度，或是竟把新文學誤解了”。這也是人們常說的“溫故而知新”，為了打翻它而去了解它。第二，“新文學運動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國固有的文藝作品。這種運動的真意義，一方面在建設我們的新文學觀，創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卻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礫堆中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拭下去”[7](P207-208)。對新文學運動而言，整理國故是為了熟悉而警惕，是為了重新發現和估價，兩方面都離不開傳統文學，它既是新文學的鏡子，也是新文學的肥料。鄭振鐸曾把新文學運動過程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時期；二是新文學的建設時代，也就是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時代。在這個時期，新文學“不完全是攻擊舊的，而且也在建設新的。不完全是在反抗，破壞，打倒，而也在介紹，創作，整理”，“所走的路線是決不能籠統的用‘ 歐化’兩個字來代表一切的新的傾向的了”[17](P77)。這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新文學不斷尋找秩序的平衡，“整理國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整理國故與新文學論戰
    整理國故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受到左右夾擊。五四時期，對待傳統基本上有三種態度，疑古派、守舊派和釋古派。守舊派抱殘守缺，盲從迷信；疑古派對傳統以懷疑為旗，什么都不相信；釋古派以闡釋、理解的眼光重釋傳統，整理國故就是代表。在新文化人提倡整理國故思潮期間，文化復古依然屬于強勢力量，章太炎給社會公眾“講國學” ，“甲寅派”提出“六經以外無文”，推行讀經救國。20世紀20年代，西方制度的弊端也隨世界大戰的爆發而逐漸顯露出來，西方哲學家杜威、羅素相繼來華，為東方文明大唱贊歌，對文化復古添火加薪，也催生了“二梁”(梁啟超、梁漱溟)的東方文化論調。大大小小的聲音，匯成了“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不可否認，有意無意間，整理國故被文化復古借了“光”，讓它們反對新文學運動有了更多的口實，至少，它也瓦解了社會對新文學反傳統的注意，分散了新文學聯合陣線的力量。
    這不得不引起新文學界的高度警惕和質疑。在新文化運動中，可算是胡適的“同胞兄弟”的陳獨秀，對整理因入多有譏諷。他贊成把國故當作歷史材料研究，如果把國故當國學，就會出現兩個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東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還不過是在糞穢里尋找香水(如適之、行嚴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經與名學，所得仍為西洋邏輯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糞穢里尋找毒藥了!”[18](P248)他把國故、孔教和帝制稱作是“三位一體”。茅盾認為整理國故在理論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屬于新文學運動題內的“應有之事”，但在現實意義上，他們忘記了新文學的歷史使命，“把后一代人的事業奪到自己手里來完成，結果弄成了事實上的‘進一步退兩步’，促成了這一年來舊勢力反攻的局面，爆發為反動運動”，也讓“三五年來新文學運動出死力以爭而得的結果，都在動搖中了”[12](P171)。
    從現實層面考慮問題，這也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基本思路。魯迅認為，在新思潮來到中國，還未嘗變得“有力”的時候，老頭子和年輕人都來講國故是“抬出祖宗來說法”，雖“極威嚴”，但他不相信“在舊馬褂未曾洗凈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 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于青年，卻自有他們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干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19](P167)。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層面，魯迅對待整理國故有感性的緊張和理性的反思態度。
    陳獨秀、茅盾和魯迅對整理國故的反思與批判，新文學界有了不同的聲音。要知道，他們與胡適曾經都是新文化陣營的主將。創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對整理國故也持批判態度。郭沫若本著“分工易事”的社會原則，“各就性之所近，各盡力之所能，以貢獻于社會”，國學研究也是研究者的份內之事，不必干涉。但他們向社會宣講，并把國學看作“人生中和社會上唯一的要事”，那就超越了自己的本份，侵犯了他人。退一步說，國學也有“可取的地方”，需要以“科學精神”，在“有了心得之后”去作“整理” 。當然，“這種整理事業的評價，我們尤不可估之過高。……充其量只是一種報告，是一種舊價值的重新估評，并不是一種新價值的從新創造，它在一個時代的文化的進展上，所效的貢獻殊屬微末”[20](P160-161)。郭沫若與魯迅有一致的地方，他并不反對有一部分人在學術領域里整理國故，但不能讓它成為全社會的“群眾意識”。事實上，他們與整理國故論者在思想與學術領域，在青年學生之間，爭地盤，爭位置和影響，爭讀者市場。以陳獨秀、魯迅、郭沫若、茅盾等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思想界依然以現代思想為旗幟，堅持現代立場，反對傳統，反對復古，力圖使現代價值，如白話文、個人主義等發揚光大，成為全社會的共同思想，擁有更大的社會空間和影響。人以群分，物以類聚，整理國故論者與新文化啟蒙者、革命家和有獨立意識的青年學生分屬于兩大不同陣營，新文化戰線自此發生了分裂。成仿吾有過這樣的希望：“我愿從事這種運動的人能夠反省，我尤切愿他們不再勾誘青年學子去狂舐這數千年的枯骨，好好讓他們暫且把根基打穩，至于遺老逸少借此消閑，那也是他們的自由，不是我愿意說及。”[21](P331) 這有一點各走各的路的味道，你走你的獨木橋，我走我的陽光道。他們為“整理國故” 的態度、對象和方法發生爭論，更為各自的思想和觀念在社會的影響和讀者市場而發生爭論。后者更為隱蔽，也更為持久。在現代中國的文學和思想的“場”里，這樣的爭論，表象的和實質的，以后還出現過多次。
    青年學生成了雙方爭奪的對象。胡適忙著給“普通青年人”開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計有工具書15種，思想史94種，文學史79種，共計188種。思想史中有佛教書籍23種，文學史中有明清小說13種。[6]1929年，鄭振鐸發表《且慢談所謂“國學” 》，認為提倡國學、整理國故是盲目的舉動，貽害了青年，“一般志趣不堅定的少年受了梅毒似的古書的誘害”，“沉醉于”“破舊古物，卻忘記了他們自己是一位現代的人，有他們的現代的使命與工作，有他們的現代的需要與努力，有他們的現代的精神與思想”；如果“我們失去了一部分有作為的青年，便是失去了社會上的一部分的工作能力 ”，“青年們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謂‘國故’‘國學’，則恐怕國將不國，‘故’與‘學’也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我們如果提倡‘國學’、保存 ‘國故’，其結果便會使我們的社會充滿了復古的空氣而拒卻一切外來的影響。這種的阻拒，在文化與國家的生長上是極有妨害的”；而“我們的生路是西方科學與文化的輸入與追求，我們的工作是西方科學與文化的介紹與研究”，所以，應集中精力“全盤輸入、采用西方的事物名理，以建設新的中國、新的社會以及改造個人的生活”，而不是去整理國故。[22]這樣的觀點與他20年代的說法完全不同，這也許是受時代氛圍影響的緣故。
    學術研究與思想啟蒙在其出發點、性質和對象上都有很大的差異，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思想范型。學術研究追求的是知識的積累和研究的深入；思想啟蒙關注的則是社會現實的改造與發展。對現代中國追求現代化而言，思想啟蒙是其最重要的工作，學術研究也不是不需要，它也應該實現學術的現代轉化。但在不同時間階段，會有不同的時代命題，有不同的社會需要。五四時期是一個盛行思想和主義的時代，學術研究也需要配合思想的啟蒙與傳播。整理國故試圖跨出單純的學術圈進入社會知識的播散，顯然有些逆潮而動。“國故”在當時是思想啟蒙者時時防范的對象，傳統之于現代的阻礙和壓力，使新文化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連胡適自己在1928年也意識到整理國故的弊端：“我們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于人生有何宜處?于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雖然做學問的人不應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的價值，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便會走上很荒謬的路上去，變成枉費精力的廢物。”他非常敏感地意識到整理國故對青年人所造成的危害：“現在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鉆，這是最可悲嘆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6](P220)胡適的幡然醒悟，讓我們感受到了整理國故結局的凄涼，也讓我們真切感受到那個時代，乃至整個世紀學術生存空間的逼仄。
    在現代中國，思想、學術、文學都在努力爭得自己的位置，都在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整理國故”之爭，是現代思想與學術之間的論戰，也是學術和文學的論戰，更是傳統與現代的掙扎。最后，思想和文學結合，把整理國故劃定在學術和歷史領域。現代文學在離開學術資源背景之后，轉向日常生活，走入社會大眾，龜縮在學術領域的國故整理在以后也沒有得到多少出頭的日子，直至上個世紀90年代，人們才對它有了客觀公正的評價。
    收稿日期：200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682～68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本朝20052005現代中國的思想、學術和文學都在努力爭得自己的位置，實現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由“整理國故”引起的現代思想與學術間的論戰，也帶來了文學話語的爭奪。整理國故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一個學理問題，而且關系到新文學意義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運動對待傳統的偏激態度，重視傳統與現代的理性關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學的思想啟蒙力量。最終，整理國故被劃定在學術和歷史研究領域。新文學在離開學術資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會大眾。整理國故/文學秩序/話語爭奪/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Literature Order/Fight for the word leadership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王金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order
   WANG Ben-chao
   The Literature School of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BSAll of the Chinese modern thought,learning and literature strove for their own position to realize the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ism to modernism.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between the modern thought and learning,also brought about the fight for the literature word leadership.As a part of Modern Literature Campaign of Wu Si,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problem,but also relat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meaning and order.It revised the extreme attitude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campaign to the tradition,valuing 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 and offset to some extend the literal enlightening power in thought.Finally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was set in the fields of academic and historic research.However,after leaving the academic resource background,the modern literature walked up to the daily life and commonalty.西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
    王本朝(1965-)，男，重慶梁平人，西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作者：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682～68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本朝20052005現代中國的思想、學術和文學都在努力爭得自己的位置，實現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由“整理國故”引起的現代思想與學術間的論戰，也帶來了文學話語的爭奪。整理國故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一個學理問題，而且關系到新文學意義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運動對待傳統的偏激態度，重視傳統與現代的理性關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學的思想啟蒙力量。最終，整理國故被劃定在學術和歷史研究領域。新文學在離開學術資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會大眾。整理國故/文學秩序/話語爭奪/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Literature Order/Fight for the word leadership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

網載 2013-09-10 2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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