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G45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030(2001)02-0016-05
治學前的準備:立志·讀書
為什么大家知道我,因為我寫了那篇《論“文學是人學”》,我是批出了名的。1979年后我帶了很多的研究生,他們都不錯。所謂“名師出高徒”,事實上高徒出名師,是他們把我抬出來的。泰納有次到巴黎高師講美學說:我這個人沒什么學問和教訓給你們。所有的教訓無非兩種:一種是我們要有天賦,這是你們父母的事,與我無關;另一種是你們應該勤奮、努力,這是你們自己的事,也與我無關。我所能做的呢,就是將美學像植物學一樣告訴你們,什么條件之下,植物能夠生長。我沒有這個學問,但是我有一點跟泰納相反。泰納說天賦是學生父母的事情,跟他無關。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很多潛在的能力,雖然不是說無窮無盡吧,但是恐怕很難窮盡的。
今天在座的許多人還比較年輕,還沒有完全定型,你究竟將來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如果自己下定決心,持之以恒,鍥而不舍去做,都會成功。歌德說“一個人在少年時候所希望的,到老年時候一定能達到”,這句話一方面是有積極意義的,是“有志者事竟成”了。但我總覺得這句話是說了一個方面,如果一個人少年時候的希望到了老年才能完成,這個希望實現了,但他不一定滿意,因為過了很長時間以后,他的思想觀念往往變了。所以,我們一生都在做橋梁。《古詩十九首》里邊“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是說兩個男女之間真心相愛,就因為缺少橋梁,成為千古悲劇。但真有了橋梁,走過來一看卻不像你原來想的那樣。所以,我們對任何事情并不一定死心塌地相信,有時還要保持懷疑:多半會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這就給人許多的空間余地,這是一個人自覺自足的力量。既不要盲從,也不要輕信,但也不要什么都懷疑。一個人總要保持心態的自由,保持自己獨立的自主的姿態,什么事都自己考慮一下。
我覺得做人第一要正直,這無須多說,我最看重的是真誠,但真誠并不是說任何時候都一點不假,康德就講過我沒有必要把我內心所想的話都公之于眾。我自己怎么想的都公之于眾,那沒有必要,但我決不說違心的話,你不以為然的,可以保持沉默。在“文革”時代,沒有人講真話,是不能夠講的,但至少保持沉默,不應該講違心的話,這是做人的一個道理。做學問和做人一樣,都要真誠,只有真誠,你才肯把自己的整個身心投入進去。追求任何一樁事情,你不花勞動,不深入下去,你就得不到,你必須鉆進去。有的人可能對自己的才能不了解,不曉得自己的長處在哪里,短處在哪里,但作為一個老師,年紀比較大一點,閱歷多一點,他就可以發現這個學生哪一方面是他長處,哪一方面是他短處,方可揚長避短。大家知道努力是一件好事,但他不肯努力,他沒有努力的動力,非有什么東西刺激他不可,那怎么辦呢?老師就要試著讓他肯努力。那么什么條件下他才肯努力呢?唯一的辦法是讓他愛這個專業。無論是搞文學的也好,搞美學的也好,搞數學、物理的也好,他愛好,不需要人督促他也會做;他不愛好,你再督促也沒有用。什么事都得靠自己。魯迅說過:創作終根源于愛;托爾斯泰也講過:沒有愛,你就沒有辦法從事任何活動,作家成不了,其他的也成不了。王國維講過做學問有三種境界:第一,晏殊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昨天晚上忽然起了西風,一下子碧樹凋零。季節變化了,獨上高樓,一個人到了季節變化的時候,常常觸景傷情,睹物思人了,內心有一種思念。思念才能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我思念的那個人在哪里呀?故而對我們每個人來說,他必定確定了一個志向,忽然他心中有了觸動。第二步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就是說,天天在一起,心心相念。到最后嘛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忽然成功了。的確如此,沒有確定一個堅定的信念就不會舍得花時間。不肯花精力,就不會成功。
治學是從讀書開始的,書很多,哪一本都想看,可沒有時間,那就要看哪些更好、更適當。好書實在太多了,什么叫好書呢?凡是有定評的,千百年來大家都讀的就是好書,而且“開卷有益”。那么許多壞書怎么辦呢?你也讀。凡是流傳下來的書都能讀,能夠流傳到上百年以上的沒有真正的太壞的書。因為人類的鑒別能力還是可以信賴的,真正的壞書不會流傳下來的,所謂的“壞書”盡管它有明顯的毒害的一面,但一定有非常可取的一面。我提倡看名著,看古典名著。我提倡看看經典性的名著,它所以經典,就因為有人反復提它,反復說它。比如說莎士比亞,特別是歌德,要不是多少人反復談,大家都不認識。為什么多少年來一直有人談?那可見它里面是有好東西的。所以有定評、歷久的、經典性的東西,不要認為大家都看過了,你就不要看了。安妮·班納特在《為什么經典著作是經典?》中說:因為人的眼光,受時代因素的影響,這個時代風行什么,那個時代風行什么,多少時代都下來,還能提到它,可見這個東西的經久耐用,這就是它的價值。而當代的許多作品你看一下,就不愿再看了。所以我還是鼓勵大家多讀經典性的名著。
讀書有兩種,一種精讀,一種泛讀。哪種書應精讀,哪種書該泛讀?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看你需要什么。比如說:諸葛亮在隴中沒出山的時候,常常跟孟公威、石廣元、崔州平幾個人在一起讀書、一起玩。他們讀書的方法是不同的:亮喜記大略,看一下,了解它的大概就行了;孟,讀書要精要熟。這兩種讀法哪一種好呢?不一定,要看情況。亮是有大志的,在隴中時就知道三分天下,作為一個政治家,只要關注大略就行了;孟有專于學問,作為學問家,對書本就要精、熟。不過,我想諸葛亮并不是所有的書都只關注大略,他也還要精讀一部分書的,而孟也不見得每本書都精熟,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有略讀的。究竟什么書應該精讀,什么書應該泛讀呢?其實自己也能分辨,你不能分辨的,問問老師。精讀就是要反復閱讀,透徹了解,不是讀一遍就行了的,特別是在文字方面。有些書雖然文字不好也要讀。比如說,秦漢兩代之書因難懂而不看,那是不行的。當前的書,當然絕不能輕薄,你要了解現在人們怎么想的,必須要讀當代的書。廣泛地閱讀,也是必要的。比如說,你要了解魯迅,就一定要了解魯迅讀些什么書,他是怎樣成為魯迅的,包括了解他的家庭,他的社會,等等。兩種讀法,怎么選擇,一定要相輔相成,不能偏廢。學習要不要依傍?起先一定要依傍,到你成材了,才可以擺脫依傍,如果從來就沒有依傍,那你就不會成材。一定要按部就班,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多方繼承前人的經驗。當然,有的經驗你還需要改善。
治學三要素:真·深·新
我覺得做人要真誠,做學問更要真誠,不把自己整個精神都撲上去是不行的。過去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要得到一件東西,你光從表面看,你看不深,你看到的一般人都能看到,你再深入,“從細微處見精神”,特別是我們搞文學的,文學的東西總是從細微處顯出一個人的個性處。文學上講個人風格。一個人沒有真誠就不會有什么風格。《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罵死的那個王朗最佩服華歆,華歆每到冬天就要聚集家人在一起玩,王朗也這么做。張華就說:王之學華是“因襲之外,卻之根源”。意思是王之學華,只是從表面上、形式上學,而不是從內心上學其真精神,故而說“卻之根源”。馮友蘭講“精神繼承”,就是這個意思。雖很抽象,但繼承總是抽象的,抽象的是什么呢,就是學他的精神。總得要學到好處。
學術上最可貴的是創新。一個人如果總是跟著人家,那就沒有什么出息。所謂“新”,并不是說要你說古往今來從來沒有過的,那是很難的。所以我們講“日光之下無新鮮事物”,天下的事過去都有過的。只要這句話的確是你自己說的,帶著你自己的感情、色彩、聲音,即使別人講過,它也是有新意的。因為這是你用你自己的聲音、語言說出來的。比如說,謝莊《月賦》里的“美人邁兮音城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的確是很好的境界。唐朝張九齡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到蘇東坡成了“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也是這個意思,話變了一下,這就是創新。所謂推陳出新,也就是把過去的那個意境變一下。陳子昂《登幽州臺》中“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今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幾句話,其實屈原的《遠游》詩里邊就有:“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不及兮,來者吾不聞。”陳子昂的詩句倒一倒就是了,但我們覺得這還是創新。陳子昂大概讀過屈原的詩句的,他寫這個詩句時心里未必想到屈原的詩句,因為這種感受大家都會有的。有了這感受,能用自己的話說出來,那就是一種創造,就是一種創新。創新是很重要的,無論是科學上,還是藝術上、醫學上,都要求不斷創新。陳陳相因,我們的學術就不能前進了。
從事學術研究,第一要求真,追求學術真理。第二要求深,要有深度。還有呢,要求新,要有創新。真、深、新,這三個我們都應該追求。但如果要講它的重要性,那真是第一位的。如果不真就毫無價值。然后再談深,最后追求新。真、深、新,不能倒。但有一個時候,特別是1986年,大家都要求創新,唯新至上。當時有人(可能是黃子平)說:好像我們后面有一個瘋狗在追我們。其實,在求事物的真、深的時候,自然就有新了。你如果單為求新而求新,那非但得不到新,連真、深都離開了,那就更沒有價值。要創新,不應該墨守成規,不敢向前,但你不能夠為了求新而求新。陸機的《文賦》里說:“謝朝花于已披,啟夕秀之未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這個花本來開得比較好,可開到最旺時,馬上就要謝了。如果大家用過了,我們就不要了,只有在含苞待放時,才最可貴,因為它有很強的生命力。創新、喜歡標新立異,本來是好事,但現在成了貶義,什么道理呢?老子說:“天下之事,美之為美,此不美矣;善之為美,此不善矣。”沒有什么“新”,它也標出來,沒有什么“異”,它也要立起來。這就敗壞了標新立異的名譽。做學問呢,追求創新,那是無論如何應該的,如果沒有什么新見解,那你就可以不談了。大家已說過了,你何必再說?這是不是說:什么話人家都說過了,自己沒有用武之地了?事實上不是如此,任何事情都有幾個方面,他看到這個方面,你看到另個方面,所以有時候換一種方式,反過來往往就會有新東西。蕭伯納就是常把人家講的反過來說。另外,你老是用一套方法也是不行的。新呢,事實上永遠不會完的,如果說無新可標、無新可創,那這個世界多寂寞、多悲哀啊!總有新的東西可以發現,但不是憑空想或者憑空反一反就新了。一定要深入下去,抓住它的本質,那么你才可以創新。我們應該把標新立異的名譽恢復過來,但是一定要肯用功。
任何東西都是有機緣的,氣候、土壤、時尚等都是這個機緣組成成分,譬如李白杜甫兩個人高下的問題一直是好多年爭論的問題,慢慢地我們覺得兩個人都各有長處,這兩個人都很偉大。莎士比亞當時也被罵,罵他的人很多,伏爾泰罵:這個人是土匪呀,像哈姆雷特,簡直是個瘋子,但他畢竟也認為《哈姆雷特》里邊有許多閃光的東西。托爾斯泰也罵“莎士比亞連第四流的作家也稱不上”,托爾斯泰是用原始基督教義來評價的。鐘嶸其實很懂詩,也很能欣賞陶淵明,但他只能把陶擺在中品,因為他不敢違反當時的時代風氣。我們沒有辦法跳出現實環境,不能無所顧忌,一點顧忌沒有那必然成為眾矢之的被罵倒,過了幾十年后你可能再起來,但當時你沒有辦法。當然,我們應該不顧一切,然后才有創新,才有變化。所以,一方面要求創新,敢于沖破已有的定評,敢于越雷池,不要墨守成規。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對的清醒,現實中阻力有多大,你要有清醒,如果阻力太大,你這樣硬沖是沖不出去的。(古人的方法是,暫時記下來,自己不發表,讓子女去發表,讓別人去發表,因為他知道提出來別人容不下。)同時,我們要求有獨創,必然要寬容,寬容與獨創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寬容就難有獨創,應該寬容別人。獨創的東西,起初出來的時候,往往粗糙不完善,但它有可取的地方,你要容許它存在,如果沒有寬容,那么就很難有獨創。絕對寬容那也不行,在一個人成長過程之中,一定要有許多限制,加上許多束縛。這固然不好,但也有優點,它可以避免走彎路,譬如我們在大海里航行就必須有一個航道。這好像是束縛你的,其實是為了保證你的安全,你想能夠通過又想絲毫不受拘束是不行的。總得有個限制,有的時候要自己多加限制。比如,格律詩有格律給予束縛、限制。從前,聽說練武的人先要在兩只腳上綁上鉛,綁得很重的,練到后來他把鉛一拿掉了,他就身輕如燕了,飛檐走壁,是不是有這回事還不確切,但它是說給自己限制、束縛,其實也就是幫助自己更好地成長。所以許多事情都有兩面性,大家思想要開闊一點,心靈開放一點、自由一點,要活得自在一點,不要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的。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在批判為藝術而藝術,其實,我覺得這是錯誤的。應該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做學問,就應該有這個態度,我追求這個東西,心沒有雜念,那么追求的時候一定就專心致志,所以,一定要有這種精神。陳寅恪就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學問的時候,你不應該、不能有學術以外的考慮,但是等到你成功以后,對黨、對社會、對國家都有利。你如果研究學術課題遇到有爭議的時候,就想到這樣那樣的,那你就深入不下去。所以,為藝術而藝術不應該批評,或者在批評的時候應該考慮,這種精神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的。德川說做學問有兩條路,一條外圍包抄,另一條深入內核,其實它們是互相促進的。我們要做一口井,想要掘得深,口徑非大不可,越深越要大。我們做學問也一樣,如果你要深入研究一個學問,那就要了解許多東西。這里還有點和面的關系,它也是一個辯證的關系,你不深入一點,你就得不到面,但你如果不作面的了解,你就不可能深入。
寫文章要有真性情
文章寫得好壞,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看有沒有把你自己擺進去,特別是寫散文,散文寫得好壞,文字技巧當然要緊,但關鍵是要有真性情,要把你自己擺進去,要乘興而言、無所顧忌。但是我們有幾個人能真正做到這一點呢?魯迅就能做到。而我們有人會想,自己是一個教師,寫文章要謹小慎微,要不失教師的身份,不像我們教師的話就不敢講了,這樣縮手縮腳、瞻前顧后,怎么做得好?要做就要大膽,該怎么寫就怎么寫,要披頭散發,大踏步地走出來,等到穿好衣服,照照鏡子再走出來,那就小家子氣,就沒有你自己了。真正的才子、英雄,他就不,他藐視一切,高視闊步地就跑出來了,這就是氣概。孟子講:“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個真正有學問的大家,他氣度就不同。你沒有學問自然就氣餒了。我們常碰到尷尬的場面,所謂尷尬場面,就是明明是這樣,自己沒有勇氣來承認,那就尷尬了。如果有勇氣、心地坦然,會有什么尷尬?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當然,人跟人之間有高下之分的,差別最大的就是內心的境界,不要把自己看得過分大過分高,也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矮多少、在人前很氣餒,那就行。要各方面都接觸,了解人是第一重要,而要了解人,首先就要了解你自己。我信奉古希臘普羅米修斯神廟里的一句格言:“知道你自己。”因為這涉及到人性,我們過去對人性論是批判的,其實,總應該有人性。詹姆斯也講過人性。人性幾千年來變化很少,我們現在的人跟一兩千年前的人在性情上有什么不同?因為人性相通,所以可以彼此了解,我們中國人可以了解西亞人,了解非洲人、美洲人、歐洲人。因為都是人,大家有共同東西,所以我們可以構成一個社會,所以有歷史。我們過去的階級論把它絕對化,硬說各個階級說各個階級的話,人們之間那就無從了解了,還怎么可能組成社會,互相溝通呢?幾千里之外的非洲、拉丁美洲、澳洲又怎么能相通呢?就是因為人性相通,所以可以推己及人,通過了解自己了解別人。孔子說:“吾日三省吾身。”每天自己反省三次,當然有什么地方做錯了就能改正過來,我們也可以在與他人的交往中不斷地反省自己,這樣彼此間就容易溝通了。作家對別人的了解無疑要比一般人深厚,他知道人的一笑是什么意味,他有什么感受,他會怎么反應。如果你平時留心一點,也容易做到,你自己有痛苦,那么你想到別人在這種場合下也會有痛苦。這樣,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容易與他人相通,一方面使人之間能夠和睦相處,所以托爾斯泰認為文藝能使人溝通,使人相互了解。所以,我們讀文學的人尤其應該懂得感情的重要,文學主要就是靠感情起作用。
文章寫得好壞,還要看你有沒有真性情,當然一點文字表達能力沒有,也談不到寫文章。再看你這個真性情是怎樣的真性情,就像見到你這個人是怎么樣一個人,你的人品,你的修養,你的學問……擺的東西越多,那你價值的含金量越高,這個“量”就是你的人品。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這個話不是千百年來大家經驗的一個總結嗎?我想“人學”的話確實不錯,是應該這樣。
(王永兵 張愛鳳 整理)
收稿日期:2000-09-18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6~20J1文藝理論錢谷融20012001立志與讀書,是治學前的必要準備;治學的真諦是求真、求深、求創新;為文要有真性情,這便歸結到做人。文品即人品,文學即“人學”。真/深度/創新/人學truth/depth/originality/study of manA Discussion on Scholarship with Young Scholars in the New CenturyQLAN Gu-rong(Chinese Depart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Making a resolution and doing readings are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for pursuing academic studies.The real essence of scholarship lies in the pursuit of truth,depth and originality.Academic writing must be backed by true disposition,which boi-ls down to behaving oneself.The quality of the article mirrors that of the person.The study of scholarship is that of man.錢谷融 (1919-),男,江蘇武進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代表作有《論“文學是人學”》,《〈雷雨〉人物談》等。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上海 200062 作者:《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6~20J1文藝理論錢谷融20012001立志與讀書,是治學前的必要準備;治學的真諦是求真、求深、求創新;為文要有真性情,這便歸結到做人。文品即人品,文學即“人學”。真/深度/創新/人學truth/depth/originality/study of man
網載 2013-09-10 21:4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