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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當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鑄成之日，中外學界對這位英國劍橋學者表現出由衷的敬佩。在倫敦舉行的著作首發式上，一位童顏鶴發的華裔紳士在向李約瑟獻花的同時說出這樣發人深省的話：“假如這本書是中國學者寫的，我將會表現出雙倍的熱忱和激動，盡管我知道科學沒有國界。”
　　80年代中期，美國資深記者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全面系統地描繪了舉世聞名的長征，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盲點，在贊譽之后，跟著就是一片噓吁：為什么中國人自己沒有寫下這樣一部“長征”？
　　1977年，作家沈從文正受著冷落，大洋彼岸的美國學者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卻“沙沙地”寫出了《沈從文筆下的中國》。他的另一部著作《沈從文傳記》于1985年出版，開沈從文學術研究之先河。
　　1989年，我在悉尼大學研究比較文學。在檢索東亞系“中國研究”的博士論文題目時，我大為震驚，澳大利亞的漢學家已將觸角伸到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從楊萬里的詩到瞿秋白的雜文，從徐霞客到卞之琳，從孔子到延安文藝座談會，從殷鼎到莫言……有些博士論文的選題，中國人還未涉及，比如《穆木天和他的詩》。穆木天在中國詩壇人微言輕，但在西方漢學中居然有一席之地。洋人染指中國如此之細，令人不可思議。這里只是遠在南大陸的澳洲悉尼，如果是劍橋牛津，如果是哈佛耶魯又當如何？想想李約瑟數十年如一日地鉆研古文，索爾茲伯里以70老身縱橫雪山草地，金介甫為和沈從文對話10余次在美中之間穿梭往返……就不由大發感慨：中國，你何以如此令人傾倒？如此令人著迷？如果將你比做金礦，那些洋人就是淘金者，他們把金子淘出來，成就了自己的功名，同時傳播了中國文化。
　　西方人對東方的淘金顯然可以追溯到馬可·波羅時代。對于中國來說，真正的大規模的淘金則是在17世紀以后。如果說，明清時期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Mathtw Ricci,1552-1610)、湯若望(Schall Vor Beu J-ean Adam,1591-1666)和南懷仁(Ferdinadus Verbiest,1623-1688)的中國之行主旨在向中國輸入宗教和科學，那么，美國冒險家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922)、理雅格(James Legge,1815-1892)、哈同(Silas Aron Hardoon,1847-1931)和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目的則是從中國攫取物質文化寶藏。在物質上，華爾和哈同都在上海獲取了既得利益；華爾因担任洋槍隊長而暴富：哈同因經營地產從一文莫名的看門人一躍為“東方巴黎”的大亨。在人文科學方面，理雅格是第一個系統地在中國淘金的西方學者。1843年，理雅格以傳教士的身份來到中國，很快就投入了對孔子的研究。他在中國淘了30年的金。1873年，理雅格離開中國時，已是著作等身，他將“四書”、“五經”等中國典籍全部譯出，共計28卷。這位前傳教士后來成為英國牛津大學的首位漢學教授。他的多卷本《中國經典》、《法顯行傳》、《離騷及其作者》、《中國古代文明》、《基督教與儒教之比較》和《中國編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漢學界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說理雅格涉獵漢學事出偶然，那么斯坦因則是蓄謀已久。1883年，他在德國示賓根大學主攻東方學，后獲哲學博士學位。不久，他又赴英國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從事東方語言和考古學的博士后研究。其后，他担任了印度拉哈爾東方學院的院長。從本世紀初開始，野心勃勃的斯坦因多次對包括中國新疆、甘肅等地在內的中亞地區進行考察，其學術著作《古代和田》、《契丹沙漠廢墟》、《亞洲腹地》等成為國際東方學名著，從而奠定了斯坦因的東方學者地位。在對中國文化的淘金方面，斯坦因不象理雅格那樣溫文爾雅。他憑借西方的強權和經濟實力，恩威并施，連哄帶騙，巧取豪奪了上千種古代文物經書和繪畫，顯示出帝國主義強權和貪婪的一面。
　　在西方對東方的淘金中，理雅格和斯坦因代表了不同的風格——溫文爾雅和兇悍霸道。但結果都是一樣的，東方文化使他們一舉成名。
　　在19世紀到中國淘金的洋人中，還有美國人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中國習慣上稱作衛三畏，他1833年來華，1877年返美，在中國呆了40多年，后任耶魯大學漢學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簡易漢語教程》、《中國地理》、《中國總論》、《我們同中帝國的關系》、《中國歷史》、《漢英拼音辭典》。另一位美國人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中國稱他為丁韙良。此公1850年來華傳教，曾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1916年客死北京。在華凡66年，他的著作全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其中包括《中國人：他們的教育、哲學和文學》、《北京被困：中國對抗世界》、《中國知識》和《中國的覺醒》等。英國人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1832年來華，1848年回國。在中國任外交官16年的生涯中，除翻譯了大量的中國戲劇小說外，他的著述包括《中國詩歌論》、《中國見聞錄》、《中國雜記》、《交戰時期及講和以來的中國》、《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英國人威妥瑪(The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在華40多年，不僅著述繁多，還創造了漢字的羅馬拼音法，為世界通用。1888年，他成為劍橋大學的首任漢學教授。
　　接下來的問題是，洋人在中國淘金，中國人在西方的作為又如何？古往今來，那些中國人文學者們在大洋彼岸急匆匆的腳步是否象在中國淘金的洋人一樣堅實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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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來，中國學者對西方文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駐足于譯介方面。較早如明徐光啟譯出的《幾何原本》，較遲如嚴復、林紓對西方哲學、文學作品的翻譯。早年的中國學者很少有象西方學者那樣直接去異國開采金礦的，后來即便身到異國，心卻猶寄故鄉。中國最早的留學生容元(1828-1912)留美7年，除一本散文《西學東漸記》外，別無它著。改良家王韜(1828-1897)曾赴英法俄多國游歷，亦未留下任何有關上述國家的研究專著，盡管他曾幫助英國人理雅格翻譯了大量中國古籍。那個有著12個博士學位、通曉9種語言、浪跡天下的怪杰才子辜鴻銘(1857-1928)曾在英國大學盤桓了15年，但他對英國的研究記錄是零。他的最大貢獻表現在對中國典籍的英譯方面。魯迅赴日學醫不名，惟雜文天才滋生；郭沫若留日8年，娶東洋女為妻，研究的卻是中國的甲古文和中國古代史。在早年留洋的文化精英中，除了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季羨林（博士論文：“〈大事〉偈頌的動詞變格”）、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馬寅初（博士論文：“論紐約市的財政”）等少數人之外，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且看：留美康耐爾大學的胡適，其博士論文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哥倫比亞大學的馮友蘭，其博士論文為探討中國古典哲學的“天人損易論”；威爾斯利大學的冰心，其碩士論文主題是“李清照”；留學倫敦大學的費孝通，其博士論文為“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留學法國巴黎大學的王力，其博士論文為分析廣西方言的“博白方音實驗錄”。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的錢鐘書到底進了一步，他的學士論文為“17、18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卻還是離不開中國。
　　歷史遺憾地表明，早年，中國出洋的社會學者幾乎沒有留下什么對洋文化直接而精彩的科學研究。也許可以這樣說，早年留洋的中國社會學者，鍍金者為多。當然，鍍金對中國也是十分必要的。鍍金為中國人提供了西方科學研究的先進方法。用西方科學研究方法分析中國事務，研究中國文化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為什么留洋者鮮有直接以西方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呢？
　　拿西洋人與中國人彼此之間的研究兩相對比，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馬上就顯現出來——洋人對中國文化寶藏的發掘既深且廣，而中國學者對西洋文化的開采則淺顯而薄弱。
　　可以說，在中西交流史上，洋人從中國的金礦中拿走了真東西，是淘金。中國的許多學者在異域的金礦上淺嘗輒止，浮光掠影，并沒有淘出多少金子。這里有個時代遷移問題。早年的留學生鍍金無可厚非，但當代的學者就不應滿足于鍍金。在海外的大學里，時下仍然會看到許多中國人在攻讀“杜甫研究”，“孟子研究”一類的博士學位。中國人在海外研究象這種純中國文化的東西究竟有幾分價值？這樣的博士學位含金量又有多少呢？
　　以西方文化為直接研究對象又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國學者并不多見，也許戈寶權、王佐良和楊周翰是其中較為突出的3位。早年任《大公報》駐莫斯科記者的戈寶權對蘇聯文學有深湛的研究。他著有《蘇聯文學講話》并有對普希金、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謝甫琴柯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的專項研究和大量譯著。同在40年代中葉赴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的楊周翰和王佐良后來在同一領域雙雙取得了成果：前者有《歐洲文學史》（主編），《莎士比亞評論》（編著）等作品；后者則有《英國文學史》（主編），《英國詩史》（編著）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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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博尼”是悉尼大學東方學系的中國文學博士Bonnie S.McDoug-all為自己起的中國名字。在我曾引為驚訝的那些洋人研究中國文化的項目中也包括她的博士論文——“何其芳及其詩論”。
　　70年代末杜博尼攻下了博士之后就來到中國，在外文出版社當了一名英語專家。其時，中國正處于政治變革期，文壇解凍，文藝界氣象萬千，這個有心計的淘金者很快將目光集中在一批新潮詩人身上。與此同時，杜博尼也成為世界著名的漢學家。她被哈佛大學聘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員。后來，她担任了英國愛丁堡大學中文系教授。杜博尼先后在中國逗留了大約10年。盡管她的中文口語仍然停留在“你好，你吃飯了嗎？”這樣的水平上，但她卻毫無疑問地被公認為世界著名的漢學家。回頭來看看我們，當留洋之后，一些中國學者除了帶回了一口流利的外語，還有什么呢？杜博尼的成功是發人深思的。
　　類似杜博尼這樣到中國淘金的西方學者，在80年代還有一批。美國加州大學的林培瑞博士(Perri Link)靠研究“新時期”的文學而地位顯赫；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李歐梵因研究中國的文藝思潮而知名；哈佛大學的教授杜維明以研究朦朧詩而身價倍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當代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白杰明(Geremie Barme)因追蹤中國新潮作家而蜚聲文壇；澳大利亞悉尼理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古德曼教授(David Goodman)因研究中國政治特別是研究鄧小平而引人矚目……然而，中國有幾個以研究西方人文科學著稱的學者？人們注意到，留學澳大利亞的上海華東師大的黃源深教授寫出了《澳大利亞文學史》，可惜，這種情況在留學歸來的人文學者中所占比例太小。
　　中國學者去海外鍍金的時代早應成為過去，中國人向西方淘金的年代業已來臨。淘金和鍍金已經成為留洋人文學者高下之間的分水嶺。時代對留洋的人文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學習皮毛，還要真正淘金；對西方文化，不能僅僅停留在譯介上，還要有自己獨特的科學發見。
方法京23～25G0文化研究張威19981998 作者：方法京23～25G0文化研究張威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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