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與中國藝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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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從事外國文化的研究甚勤,他對這些文化創造的愛慕與崇敬經常在增加。由于對東方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激勵他寫出了《西東詩集》(West—osthiher Divan)。1827年的春天,歌德隱居在伊爾姆(Ilm )河畔的別墅中,創作了《中德季節與時辰》(Chinesisch —deutschen Jahresund Tageszeiten)組詩,作為他研究中國的成果。像《西東詩集》一樣,這章組詩也是以深入而廣泛地探明亞洲民族的本質為基礎。
  歌德不僅是詩人、政治家、哲學家,而且也是自然科學家、藝術史學家,因此他除了研究中國文學外,還研究中國的藝術、文化和歷史。于是歌德與中國文學和哲學的關系就直接和間接的隨著加深了。他盡力了解中國人民,實際上歌德的組詩,特別是第八首的第二段,含有中國水墨畫的魔力,如“纖柳發枝”(Schlanker Weiden Haargezweige ),“活動影戲”(bewegter Schatten Spicle),在月的魔光中呈現出來。這是他多年從事中國藝術研究的成果。我們知道,歌德在青年時代就致力于塔、石窟、草地、巖壁、山峽,以及中國皋塔式的巖洞、亭榭等的研究(見戲劇《柔情的勝利》第4幕)。
  塔是指中國的八角塔,遠在唐代(公元618—907年)之前,一般為木制的四角塔,后來多半是用天然石式磚建筑,形式為八角或六角;層數經常是單數:七、九、十一、十三、十五……等。塔頂尖端一般保持著印度式。
  亭是中國的園亭,歌德時代,中國亭式塔的建筑在歐洲是藝術的公園設備絕對必要的構成部分。  如波次坦(Pots   dam )桑所西(Sanssouci 無憂宮)公園里, 建筑師浦林(Buring )仿照律內別墅(Luneville)赫累(Here)建的“中國巴提門”的楷模而建的中國亭,腓特烈大王命名為“猴籠”;又如1763年在侖敦基夫園(Kew Garden)建立了一座有名的中國塔。〔1〕
  中國石窟是世界有名的,是石巖上的藝術雕琢式地下的人工塑造。如龍門、云岡、麥積山、敦煌、大足等石窟,同時是藝術的寶藏,其中有自公元四世紀以來的佛教和道教的雕塑、壁畫、書法作品等,在世界藝術史上起著重大的作用。歌德可能是通過馬可波羅的游記而知道的。
  在歌德的詩文中可以找到很多關于中國藝術與文學的評論,例如:
  “鼓勵我的,甚至也有中國人,
  他們不是用最謹慎的手,在玻璃上畫出維特與洛泰嗎?”(摘自《警句》,威尼斯1790,346)
  歌德在1789年5月10日就寫了這一警句, 《少年維特之煩惱》小說中述及,中國玻璃畫已于1779年傳入德國。〔2〕
  在戲劇《柔情的勝利》第二幕中載有:“中國風格的廳堂,彩色黃底圖像。”這證明歌德對中國內部建筑術的了解,黃色或金色在中國意味著尊嚴、華麗。關于顏色,歌德在他的《歷史的觀察》一書《彩色論》中寫道:“羅馬的皇帝們對紫色有著最高度的嫉妒。中國皇帝的服裝是橙色紫繡,侍從、僧侶也可以穿檸檬黃色的衣服。”〔3〕 歌德的這種解說,證明了他對中國歷史和藝術的基本學識。衣服的色彩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官職地位的標志。中國皇帝的服裝有著像歐洲王冠一樣重大的意義。  在中國工藝方面,歌德在他的詩文中多次提到了壁布(壁紙):“我看著蠟燭,在華麗的房間里燃點著明亮的蠟燭。
  現在我分辨中國壁布(紙)、鍍金雕刻物、枝形燈架。
  許多光輝,使我目眩。”〔摘自“大埃及詭異家”(Der Groz —Kophta)〕“在這房間里,我愛惜zhòu@①詛的北京壁布(紙),同時感到羞澀,沒有把我的地圖釘在上面!否則它們終日必須下跪。”(摘自《虛構與真理》,第3冊,第1部)。
  ……通過以模型印成圖案的較精和最精的壁布(紙)上面作出時而中國的異想天開的花草,時而自然的花卉,時而用毛筆繪出人物、風景之類熟練機巧的作品。”(摘自《虛構與真理》,第4冊,第1部)。
  “我從前對這種建筑式樣非常贊賞,并且指出優點,對父親也指出,移開他的樓梯的可能性,為此他發出難以置信的怒氣,比不久之前責備我幾件wō@②卷形的鏡框和駁斥某些中國壁布(紙)還要強烈。”(摘自《虛構與真理》,第9冊,第2部)
  由是我們可以知道,歌德對中國壁布(紙)的正確認識。這種壁紙是用優質棉紙和竹紙制成,并附有美麗名畫的復制作品。或異想天開的圖案,有些是木刻原本。有著像壁畫或屏風一樣的效果。對詩人歌德美的效果一定是很強烈的。
  在《虛構與真理》一書中,歌德敘述他的生活史直到1775年。當時他企圖把世界作為己有,首先在藝術和科學方面有著特有的效果,然后在現實和概念之中,最后愛情導入生活的真正熱情的如詩的領悟,同時中國藝術品也起著一定的作用。
  中國地毯同樣是對詩人的一個吸引點。歌德在《意大利之行》,(羅馬1787)的附錄《羅馬教皇的地毯》中寫道:“地毯上的針線代替了準繩和錫棒,一切藝術與技術最初都是從這種風格開始的;以同樣方式作成的寶貴的中國地毯就在我們的眼前。”
  中國地毯以圖案華麗技術精巧稱著,這種藝術在漢代(公元前 206年至公元220年)就已高度發展。 對此歌德在《意大利之行》中說:“……或許仿照不完全的拜占建的意向織入花紋圖樣與繪畫。”〔4 〕此外,他在1807年《年鑒補遺》中寫道:“他(貝克爾內廷參議)在稀奇物品中也享有一件古代中國的地毯,上面單一作成的圖像,通過相宜的底組成一幅圖畫。我回憶起在馬德堡大教堂里也曾看見一件德國早期同樣的作品。”
  關于世界有名的中國瓷器,歌德在他的詩歌作品中也發表了意見,如在《意大利之行》中寫道:“四隅立著中國瓷的枝形燈燭架,近點觀察,是用各個的盤、杯、托碟及同類者粘合起來。沒有一角不是隨意顯露出來。(摘自《意大利之行》,西西里,1787)。“這里多年以來成立著一個古老珍品收藏館,內有瓷塑像、石雕像、中國杯、盤、碗和容器;象牙及琥珀也不缺少,還有其他的雕刻品、鏇成品、用蘚苔、蒿草及其他材料組成的圖畫,以及在這種收藏館里可以想像的東西。”(摘自《馬因茲包圍工事》,1793)。“整天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都在他那兒度過,晚上他招待我們用中國瓷器和銀器盛著的脂肪豐富的羊乳,他評價為最適于健康的食品,硬要我們接受。”(摘自《1805年鑒》)。
  這些描寫給我們一個概念,中國瓷器當年傳入歐洲或德國如何普遍,它是裝飾每一藝術館的貴重物品,它是一些富裕的鑒賞家節日宴會上的用具。
  約自十六世紀起,中國瓷器作為寶貴的商品直接輸出到歐洲,自此許多歐洲國家試圖仿制。1710年在麥森成立了歐洲的第一座瓷器廠,約于1730年后,這里除仿中國瓷之外,還從事忠實地仿造東亞瓷器的工作, 主要是仿制日本的柿右衛門的格式和中國的五彩瓷器(綠科familleverte)。這一定也是對詩人歌德的一種激勵。
  我們知道,中國的白瓷自北齊時代(公元550—577年)就已發展開來,宋(960—1279)、元(1280—1367)、明(1368—1644 )代及清朝的前半期(十七、八世紀)是中國瓷器的鼎盛時期,造形多種多樣,釉彩千差萬別,特別是十七、八世紀時瓷繪紋飾的高度質地,賦予這時期中國瓷器的黃金時代的稱號。
  歌德在《中德季節與時辰》組詩的第一首中寫道:
    北方春光無限好,
    吾儕豈能不消遣?
    芳草地、綠水邊,
    樂則飲、興即書,
    盞復盞、篇又篇。
  老詩人歌德于此嘗試,自己扮演一位清朝官吏。這些官吏喜歡飲酒吟詩,他們欣賞美麗的春光,在水邊的青草地上,暢飲高歌。“盞復盞”的盞,是指中國瓷器的飲具;奇特的“篇又篇”意味著中國繪畫般的書法,用毛筆剛勁的筆鋒寫了一篇又一篇的詩歌。飲酒吟詩是中國學者的精神生活,如詩人李太白(701至762年)、陶淵明(365—427年)及王義之(321—379年)等,名貴的瓷杯、書法勁秀的詩句,可以作為他們的象征。
  文房四寶(紙、墨、筆、硯)之一,同樣激動了歌德的興趣,這就是一件中國的墨盒。歌德在《意大利之行》,那不勒斯1787中寫道:“我察覺到兩件中國的墨盒,一繪養蠶的全部過程,一繪種稻的情況,兩者都是最高度的天真爛漫而描繪詳細的作品。盒及包裝都特別美麗,可以放在宣傳圖書館中受我贊美的書之旁,以供觀賞。”
  養蠶與種稻的主題為繪畫所采納,這些圖畫多半是摹仿“耕織圖”,最初是在南宋(1127—1279年)初期為樓@③(1090—1162年)所繪,計耕圖二十一,織圖二十四,各系以詩; @③令于潛, 以進高宗(1127—1162年在位),流傳民間。公元1637年出版了一本宋應星撰的《天工開物》,其中的插圖也有耕織圖的仿本。1696年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在位)令焦秉貞(約1662至1726在職)、冷枚(1703—1717年在職)、陳枚(1726—1742年在職)等,各繪耕織圖一冊,冷、陳之作,未雕版,焦作耕、織各二十三圖,纖細都麗,曾雕版以賜群臣,由是流傳民間。作品優異,筆畫秀美,制成木刻,作為教育農民及織工的教材;木刻、象牙雕刻、銅板雕刻、瓷器繪畫以耕織為題材,在當時極為流行。
  養蠶在中國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在《詩經》中有很多地方談到養蠶。詩人歌德必然對養蠶種稻全部的裝飾圖畫,也對這兩件墨盒感到興趣。當時讓墨盒陳置在圖書館里詩人贊賞的書之旁。今天是否尚在,筆者不明。還待繼續研究、尋找,發現它的范本。
  在工藝品的范疇內,歌德對小件的中國作品也感興趣,在他的著作《萊茵、美因、奈卡河畔的藝術與古物》中寫道:
  各種瓶、缶、飲器、詼諧器,各世紀的青銅器,其中人們羨慕珍貴的枝形燈燭架、多燈芯的平面燈,拜占廷時代最早期的圣徒紀念物盒,礦砂與琺láng@④、較晚的象牙作品、各種教堂用具,不可估價的最大師傅的親筆畫,同樣好的老的新的中國和日本的作品,玻璃器皿,以其材料、樣式,磨琢藝術而寶貴……〔6〕
  歌德對中國和日本的作品也像對拜占廷時代最早期的藝術品一樣作高度的評價;它們都是寶貴而不可估價。對此他還說:“如此必須繼續陳列藝術收藏館完善的一般形象,然而也不可能全部加以深闡或究明。”(摘自《萊茵、美因、奈卡河畔的藝術與古物》,達姆斯塔特,1814、1815)。
  我們知道,十八世紀時在德國,也在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對中國文化有了很大的興趣, 在藝術方面出現個洛可可中國式美術(Rokoko —Chinoiserie),當然不能誤解某種片面性, 因為人們只致力于孔子的哲學和中國的造形美術,特別是工藝美術、小型雕塑和民間藝術;很少注意及文學。歌德最初時也是如此。自1796年一月在他和席勒的通信中才提到一部中國小說,原因是缺少譯本,當時在歐洲只有極少數的人懂得中國語言。但對于藝術,語言的界限也不是理解的界限,所以對于中國藝術不需要翻譯,人們可以直接觀察、親身閱歷。
  關于中國繪畫,歌德在《藝術論文》第三部中寫道:“每種顏色,包括最鮮明的,比涂它在上面的白紙還深,這里用不著光和影,各部分相互之間從底面顯露出來”;“這種描繪還常常含有中國的意味,如美術家由于無知沒有注意光和影,而發自智慧來免除兩者”;“一俟他需要如粗枝與qiú@⑤果立體的現出,他就立即知道只輕微幫助或全無扶助,實體就漸成圓形,同樣很少與底相似。”(摘自《花卉畫》)〔7〕
  論文《花卉畫》是由于歌德對畫的花枝的偏愛而作的,他有許多這樣的繪畫,這篇論文首次在1817年,發表于《藝術與古物》之中〔1, 3〕。
  中國畫中,特別是花卉畫,光與影不像在歐洲繪畫中那樣的重視。花卉畫要求qì@⑥yùn@⑦與生動,它必須激動印象,如花在動在說。1701年有名的中國畫譜《芥子園》第三冊出版了,其中寫道:“畫花卉全以得勢為主:枝得勢,雖縈紆高下,氣脈仍是貫串;花得勢,雖參差向背不同,而各自條暢,不去常理”;“葉得勢,雖疏密交錯,而不繁亂。何則?以其理然也。而著色象其形采,渲染得其神氣,又在乎理勢之中。至于點綴蜂蝶草蟲,尋@⑧采香,緣枝墜葉,全在想其形勢之可安。或宜隱藏,或宜顯露,則在乎各得其宜,不似贅瘤,則全勢得矣”。
  歌德不是也有和《芥子園傳》相似的觀點嗎?歌德當年是否知道《芥子園畫傳》,尚未確切證明,只在威馬(魏瑪)經典學派歌德席勒檔案室圖書館中藏有十八世紀初期出版的《芥子園畫傳》三冊(中文版)。〔8〕
  中國水墨畫(國畫)含有詩的韻味。南宋時代(1127—1279年)出現所謂的“文人畫”,這叫做,文人們用詩的內涵來作畫。
  歌德不僅是一位大詩人,同時也是一位畫家,他的繪畫是很有名的。歌德的一些國畫是否含有一點中國意味,是難分辯的;但是大部分含有詩的情調。歌德的詩中也常常含有繪畫的題材,例如:《中德季節與時辰》組詩中的第八首是繪畫最美的自然氣韻。  對其意義柯爾夫(Korff)評論道:“這里是歌德暮年時代充分經典的詞語的流露。 ……”〔9〕
    薄暮降臨自上空,萬象俱沉杳無蹤。
    群星初升藍天幕,嬌光閃爍晚色濃。
    一切動搖成蕩局,白霧匍匐登高峰。
    黃昏面容漸加黑,倒映寂靜池塘中。
    今在東方領域里,我把月光細推敲。
    弱柳千枝抒長發,戲弄秋江第一潮。
    活動影劇初開幕,盧娜婆娑舞魔操;
    寒光徐徐穿我眼,柔情直透余心qiào@⑨
  雖然夕陽及其金光已被黃昏簿暮接替了,一幅絕妙的晚景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在這詩畫的描寫中有著一定的中國影響。歌德在與艾克曼(Eckermann )的對話中說:“中國的抒情詩里談到‘明月’的地方很多,但月不改變景色,它的光輝也像白天一樣地明亮。”〔10〕中國的晚景或夜景繪畫常常像日景一樣地明亮,夜的標志幾乎只有明月和星星。日本學者福田英夫(Hideo Fukuda)對這首歌德之詩發表意見說:“要成為一幅率真的水墨畫,則太彩色了。”〔11〕
  也許歌德受到一幅中國畫的激勵而作此詩,如詩中的一行:“弱柳千枝抒長發”(Schlanker Weiden Haargezweige 纖柳發枝)是典型的中國詩句,這類的詞語和描繪在中國抒情詩中或繪畫上經常見到。〔12〕
  中國的國畫一般是與詩詞不可分離的,幾乎每幅國畫上都題著一首關于畫者的詩或畫中詩意的描寫,而且書法秀美。上面所引的歌德之詩,像一幅描繪夜景的中國風景畫上的題詩,畫上月的魔光照在柳梢枝頭,和風戲影。于此可引歌德很早以前與中國影戲接觸的幾個明證:
  1781年8月28日歌德過三十二歲的生日時演出《密納芬的出生、 生活與事業》,同年11月24日演出《邁達斯的判決》,都以中國皮影來表演。〔13〕歌德日記1781年8月28日載有:晚上在堤浦特(Tiefurt)有仿中國的奧姆布勒斯(Ombres Chinois)影戲。”
  歌德早于1773年4月14日致克斯乃爾(Kestner)的信中提到過一個流浪的影戲人,并在“舊貨小村的年市節日”(1774年)演出了影戲。歌德在暮年常常談到影戲,如1830年10月29日致最爾忒(K. F. Zelter,1758—1832年)音樂家的信中說:“如你有時把有生氣的柏林活動作為皮影戲,演出我的隱遁生活,你就為我作了真正的友誼行為。……”
  歌德特別愛好中國影戲,在他的詩中可以明顯地看到所生的影響。組詩《中德季節與時辰》的第八首自然的寫照,福田認為,對一幅樸質的中國水墨畫來說,是太活動了,并指出它的生動,直接受中國影戲的影響。
  此外,歌德當年還可能知道,中國工藝產品常有從有名的小說或戲劇中摘來的詩歌、格言或插圖。歌德自己在他的《文藝論文》中說:“翁譯爾(Unzer)先生的工作, 是把中國雜談運用在茶盤和化妝盒上的鑲嵌工作。(摘自“法蘭克福學術公告評論”1772及1773年度)。可能這件作品是一件仿中國式工藝品或中國美術品的仿制品。
  歌德對中國藝術的欣慕漸漸發展到對中國文學和哲學的欽仰, 自1813年起,歌德首先認真地研究中國,同時他強調, 于此時期由于政治的處境,他逃到一個完全相反的世界。〔14〕他在《1813年報》中寫道:“我自卡爾斯巴德(Karlsbad卡爾浴場)回來就從事對中國最真誠的研究工作,自此應計算在內……”經過這種誠摯的研究,歌德與中國藝術、文學和哲學的關系無疑的加強了。后來歌德自己在《形態發生學》冊子(1829年)中談論到,中國的古物也像印度的和埃及的一樣,屬于稀有的珍品。雖然它們倫理和審美上的教化,對歌德同時代的歐洲人影響較少,但都應該認識這種世界。歌德在原文中逐字逐句地說:“這是一種很有益的善行,使中國、印度、埃及的古物珍品在世界上有名,雖然這些珍品為倫理和審美的教化,對我們發生的效果較少。”(摘自《馬卡里恩檔案》“極大與反射”,1829)
  此外, 歌德當年收藏中國的硬幣, 在克利斯提安、 舒夏德(Christian Schuchardt)的《歌德的藝術收藏》圖錄,耶拿1848,Ⅱ冊,319—320頁載有下列三件中國硬幣:
  1981號   中國錢或黃銅幣,乾隆皇帝時(1736—1796年)
        鑄造于原,即太原府(山西省)   直徑 24毫米
  1982號   同  鑄造于北京御幣廠      直徑 21毫米
  1983號   同  嘉慶皇帝時(1796—1820年)
        鑄造于北京            直徑 24毫米
  關于德國收藏館中的東亞的、特別是中國的藝術品,為歌德當年使用過的或評價過的珍品,筆者曾向一些研究機構詢問過,但回答幾乎都是消極的,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歌德之家,也沒有這類的藝術品。在威馬(亦譯魏瑪)的歌德國家博物館只找到了上述的三件中國硬幣。據威馬的非梅爾博士(Dr. Femmel)先生提出的說明稱:是否為歌德之了奧古斯特(August)的收藏品,還不能得出結論。
  根據上面的陳述和分析,我們得出下面的結論:
  1.歌德與中國藝術的關系是多方面的,幾乎延及全部藝術的種類:建筑、美術工藝、繪畫等等。
  2.歌德對中國藝術的興趣是受了漢風(中國時尚)的洛可可美術式——仿中國式工藝品的激勵。
  3.歌德認識了中國繪畫的本質。
  4.歌德對中國繪畫與詩詞的關聯有著深刻的領悟。
  5.通過歌德與中國藝術的密切關系,加深了他和中國文學與哲學的關系。
海交史研究1泉州41~47J4外國文學研究楊恩霖20002000楊恩霖:德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作者:海交史研究1泉州41~47J4外國文學研究楊恩霖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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