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自1919年倡導,1923年前后進入高潮。當然成績是可喜的,但也出現了一負 面效應,引起了魯迅、郭沫若、茅盾、成仿吾等人的批評。1926年6月6日召開的北京大學研 究所國學門第四次懇親會上,整理國故的重要倡導者胡適也表示:“這事我大約總得負一點 點責任,所以不得不懺悔。我們所提倡的‘整理國故’,重在‘整理’”,“我們不存什么 ‘衛道’的態度,也不想從國故里求得什么天經地義來供我們安身立命。”“然而看看現在 ,流風所被,實在鬧出多少弊病來了!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國學,你也研究國學,國學變成 了出風頭的捷徑,隨便拿起一本書來就是幾萬字的介紹。有許多人,方法上沒有訓練,思想 上沒有充分的參考材料,頭腦子沒有弄清楚,就鉆進故紙堆里去,實在走進了死路!”他提 出要以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才能走出一條生路,希望青年要走生路。
馬幼漁為胡適開解說,社會上復古思想的回光返照,與胡適主張整理國故并無因果關系。 但他又主張,少數專家責在表現國故學這一“死路”之真相,不必因噎廢食。“至于負有指 導青年之責者如各大學教授,極宜大聲疾呼,引導一般青年,向活路上走去”。此語正與魯 迅《未有天才之前》中的觀點相同。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英溪20022002 作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英溪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4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