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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中，真正讓我敬重的人為數不多，從陳獨秀、張聞天、朱德，到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等，最多10幾人而已，而林彪是在這“不多”之列的。

　　林彪之所以值得敬重，理由主要有四：

　　其一，善戰而不好戰，是一個一定意義上的偉大軍人。林彪善戰，廣為人知。他以其政黨利益和軍事意義上的卓著戰功(所謂三大戰役居其二，渡江戰役居其半)，創造了一個戰爭史上罕見其匹常勝不敗的神話，這一點，誰也否定不了。但是，僅憑這一點，也就是一戰爭機器而已，林彪也就不成其為林彪，就不值得敬重了。林彪的可貴之處在于，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還能夠從國家利益考慮問題，懂得那些仗該打，能夠打，哪些仗不該打。前者如平型關戰斗，外敵當前，盡管知道毛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十分宣傳”的指導思想，但仍然義無反顧地打了。平型關之后，林雖然由于負傷沒有再上前線(其中也有毛對其積極抗日的態度不滿，所以有意不讓他在對日作戰中發揮作用的原因)，但他對國共合作抗日的態度一直是積極的。賀龍的老婆薛明為了抹黑林彪，曾揭發過這樣一件事：“在1937年，賀龍受毛主席黨中央委托，同朱總、林彪、劉伯承等4人到洛陽去見蔣介石，談國共合作問題。當時賀等幾人按中央精神，對國民黨蔣介石采取不卑不亢的態度，唯獨林彪，對蔣表示十分恭敬，正襟危坐，認真記著筆記。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賀問林：回去如何向部隊傳達，林當即寫了一張紙條給賀，當晚雖看不太清楚，但大致意思是明白的，稱頌蔣介石對抗戰還是有決心的，可以給部隊吹吹這個風。這說明林彪對蔣介石還抱有幻想。”薛明講此事，意在丑化，但此事恰恰證明林彪行事不囿于一黨之私，光明磊落，顧全抗戰大局。后者的典型例子就是對出兵朝鮮的態度。　1950年9月下旬，毛澤東就中國派兵入朝參戰等問題和林彪進行了一次長談。談話中，林彪從中國國內情況和軍事力量兩個方面坦率地講了自己對派兵入朝作戰的不同意見。他認為，我們國內戰爭剛剛結束，各方面工作都未就緒。美國是最大的工業強國，軍隊裝備高度現代化，一個軍就有各種火炮1500門，而我們一個軍只有36門。美國有強大的空軍和海軍艦艇，而我們海、空軍才剛剛開始組建。在敵我裝備極為懸殊的情況下，如貿然出兵，必然引火燒身，后果不堪設想。他的意見是，中國可以派出重兵在東北駐扎，一方面保衛中國邊境，另一方面可以作為朝鮮人民軍的戰略支持力量，而朝鮮人民軍可以采取游擊戰方式與美國軍隊繼續作戰。后來，雖經毛多次做工作，林的這一立場始終沒有轉變。特別是考慮到林的地位和與毛的關系，林能始終堅守這一立場，就更為可貴。林彪反對出兵朝鮮，并以有病為由拒絕率兵入朝;可是當斯大林收回出動蘇聯空軍協助中國軍隊在朝鮮作戰的決定后，他在宴會上斷然拒絕與斯大林碰杯。他曾對毛澤東說;“主席啊，蘇聯為什么不出兵?蘇聯老大哥建國幾十年了，我們才建國幾個月，需要休養生息。為拯救一個幾百萬人的朝鮮，而打爛一個五億人口的中國有點劃不來。”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當時采納了林的意見，中國就不會是后來的樣子。“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所以，進攻不為追求功名，避戰不怕受到懲罚，只知道保護民眾，而真正有利于國君，這樣的將帥，才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孫子兵法·地形篇》)從這個意義上講，林彪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軍人。至少，在中國共產黨的將帥中，林彪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

　　作為軍人，林彪的最大污點是遼沈戰役時對長春實施所謂“餓殍之戰”，結果導致十幾萬(一說三十萬)平民百姓餓斃。對此，作為四野最高軍事和政治主管(林為四野司令員兼政委)的林彪，不管是否是此事的最后決策者，都應負主要責任。這種以平民百姓做籌碼，以贏得戰爭勝利的做法，不管出于何種目的，都是卑鄙的，是不可原諒的。林彪的可敬之處在于當他認識到錯誤之后，能夠當機立斷，不等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答復，就下達命令，放棄“餓殍戰術”，讓圍城部隊開放卡哨，允許難民通過，并開始組織救濟難民。知錯就改，善莫大焉。在被不講人性只講階級性、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毛氏黨文化改造了的共產黨人中，能夠做到這樣，就很不容易了;特別是和從來“不下罪己詔”，從來不認錯，反而一意孤行，將錯誤進行到底以證明自己永遠正確的偉大領袖相比，就越發顯得可貴了。

　　其二，不整人，至少不主動整人;從來不落井下石。早在延安時期，林彪對“搶救運動”就“敬”而遠之，沒有整過一個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除了事后表態性的公開講話，他沒有在背后整過任何人;相反，總是盡一切可能保護同志。上世紀50年代高饒事件中，中央組織的批判高饒的會議，曾當過林彪秘書的譚云鶴參加了。他說只有朱德、陳云揭發高崗串連他們的材料，沒有林彪揭發高崗串連他的材料(而高崗確實曾經拉過林，給林寫過信，提出讓林出任部長會議主席)。打倒高崗是林彪沒想到的，他認為高崗有野心，但并不贊成打倒。對于高崗的結局，林一直深為同情。　1959年廬山會議整彭德懷，開始林彪沒有上山。7月16日，毛澤東在收到彭德懷的批評信后，決定批判彭，并特別指令林彪上山“幫忙”。林彪贊成彭德懷的意見，認為1958年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兒”。但他知道毛讓他上山的目的是什么，當然不能不表態。8月1日，林彪在大會上發言：拋掉個人過分自信，拋掉個人英雄主義，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但沒有這個野心，這種雄心、信心。主席講元帥中有暮氣，這樣大局面，理論知識、精力，只有毛主席有。(我們)都是丘八，就是那么個材料，那么大作用。在林彪的整篇講話中，沒有揭發彭德懷什么，反而從側面替他解圍，說國防部長還要你來當。毛澤東翻出長征中會理會議的舊賬，說林彪那封讓毛、朱、周離開軍事指揮崗位，由彭德懷指揮的信，是彭德懷指使的。林彪立即當場澄清，說我當時給中央寫信，沒有與彭德懷商量過，與彭德懷無關。這種時候，不順水推舟，不落井下石，有幾人能做到?更何況這樣做很可能觸怒毛澤東——給你臉你不要，不識抬舉!難怪彭德懷心懷感激。林彪事件發生后，1972年8月，中央專案組向彭傳達“粉碎林彪反黨集團”文件，彭聽后十分激動地說：“打電話給周總理，我相信他(指林彪)是革命的。這樣把林彪殺了我有意見，他死我不同意。”當專案組要其交代林彪的問題時，他被逼之下，大發脾氣：“給我鋼筆，我想起一點就寫一點。高崗、林彪都是反革命，還有彭德懷。”許多人根據廬山會議上林的批彭發言把林說成是批彭的干將，并不符合實情。雖然，在以“斗爭哲學”為核心的毛時代黨文化的大氛圍下，林不可能不參與批彭——你不批彭，就是彭的同黨，就會與彭一起被打倒;但仔細分析，林的發言用心良苦。他并不以一貫正確的姿態，站在與彭針鋒相對的立場說話，而是把自己也擺了進去，試圖把問題的性質定格在一般性的錯誤上，既讓毛消氣，又為彭開脫。而其他人——比如劉少奇、周恩來、陳毅、賀龍、羅瑞卿等人的發言，相比林的發言，則要嚴厲得多;都是上綱上線，甚至羅織罪名，欲致人死地而后快。對此，彭從心里是領情的，否則，林出事后，他不會有那樣的表現。

　　否定林彪的人還把文革中整劉少奇、鄧小平、賀龍、陸定一、羅瑞卿等人的罪責都記到了林彪的賬上，也是不公道的。其實，上述諸人的命運都是由毛決定的，毛不發話，誰也動不了。在這當中，林充其量是個脅從者，而且是個消極的脅從者，相較于林，周恩來則要積極得多。上述諸人，如鄧小平、賀龍、陸定一等人，與林彪都有歷史上的恩怨，而且在這其中，林都是受害的一方。如鄧小平，鄧在高饒事件時就想追查林，對林反對出兵朝鮮一事，也揪住不放;這想讓林對鄧有好感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但林對鄧除了文革中批判嚴厲一些，并沒有過分處。如賀龍，除了前面提到的1937年的紙條一事(賀后來就此是打過林的小報告的)，后來在延安整風期間，賀龍老婆薛明更是望風撲影地舉報葉群政治上有問題，害得葉群被審查。對此，賀龍竟然拍著林的肩膀說：你老婆有問題我老婆舉報，我老婆有問題你也可以舉報嘛!對于同志，且同為高級將領，賀的所作所為簡直是卑鄙無恥，無異于流氓無賴。經過此事，林對賀怎樣想，不得而知。但心胸再寬闊的人，也不會沒有看法。后來文革中賀被打倒，原因主要是因為賀同情劉少奇，站錯了隊，與林并無關系。對此，連賀龍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都說：看來不是這個人(瘦子)的事，是這個人(胖子)的事了。當然，林彪大概也不會同情賀，畢竟，賀對林，對彭都很絕情。陸定一與林彪有私怨，但錯亦不在林，而在陸的老婆。早在文革前，陸的老婆嚴慰冰便到處投寄匿名信，給林彪戴綠帽子。這樣的事擱誰身上，都不可能不記恨在心。如果林彪是整人的人，完全有條件借文革之機，把陸定一夫婦置于死地，但他并沒有插手陸案。否則，陸就活不到文革之后了。相較于周恩來，林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也要消極得多。周雖然不是毛的文革同謀，但卻一直主動緊跟;林雖然為毛所信任，但卻是被動應付，用他指點陶鑄的話說，就是“被動，被動，再被動”。 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即堅辭不受，還寫了一份報告繼續推辭。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堅持讓林作接班人，林竟然將毛的“欽批”報告撕碎，扔進了痰盂。其消極可見一斑。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清楚，文革中如果不是林彪，而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包括彭真、陳毅、葉劍英等人中的任何一個人被確立為毛的接班人，都會比林左，整起人來都會比林狠。在這一方面，劉、鄧、周在1966年6、7月份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的表現(毛批之為“實行白色恐怖”，并沒有說錯，盡管他搞的紅色恐怖更為恐怖)，就足以說明問題。所以，在中國高層，無論是公德還是私德，林彪都是最干凈的。

　　其三，“為民生而奮斗”，力主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國強民富。林彪重視民生的思想是一貫的。這一思想在其讀書時做的批注中隨處可見。他在讀《四書章句集注》時批注道： “愛民并從生產上治國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總路線。”在讀斯大林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時寫道： “為六億人口衣食住行的滿足而斗爭，離此則文不對題。黨要在增加衣食住上去努力，為民生而奮斗。”“缺糧食，糧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資料為原則，何方法能達這些目的即用何法。”他把“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稱之為“為大眾主義”，強調必須“從大眾經濟需要上規定政策。”對于毛搞的“大躍進”，他在私下里則持否定態度，認為“大躍進，憑幻想胡來，是蝕本生意，搞得過分，過極了，破壞了個人積極性。

　　文化大革命中毛、林分歧以致最終決裂也是從是否結束文革，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發端的。這點可以從《陳伯達回憶錄》一書中陳伯達的有關回憶得到證實。陳伯達這樣回憶道：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后，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請了總理、林彪、康生、謝富治和我，討論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久。總理講了經濟停滯、社會無政府主義、大批干部被打倒等問題，主席聽著，有時用鉛筆記著。林彪講：“同意總理意見。要發展經濟，發展國防，整肅社會派別、山頭。”我也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已經取得徹底勝利，要發展經濟,團結大多數。”主席怕(文革)結束。他講：”斗批改還剛起步，斗爭還有反覆，徹底勝利!還要不要革命?看來，今天我又是少數。”康生、謝富治當即表態,站在主席一邊。當時氣氛很沉悶。總理說：“我對主席的教導、對主席思想的學習、領會還是很差，要很認真總結、檢討，否則，在工作上會犯大錯誤，還迷惑著。”主席講：“總理，檢討不要勉強。黨內有不同觀點、有不同立場，我不驚奇。”他說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訂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總理見了林彪，也打了電話給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檢查，緩和政治局常委內部的氣氛。為此，林彪給我打了電話，表示理解總理善意，顧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比斯大林更專制，國家會有災難降臨。

　　從陳伯達的這段回憶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來對當時形勢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委托陳伯達為自己準備的九大政治報告里，也是要抓建設、搞國強民富。不同的是，周在看清了毛的態度后，就不再堅持己見，而林則以軍人的固執始終不改變立場。當年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的回憶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由于是林彪在黨的九大會議上作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灣)談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們三個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陳伯達回辦公室后，很快擬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帶著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后，回來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陳伯達還對兩位秘書說，不管“上海那兩個”(指張、姚)，“他們和我想的不一樣”，他要自己寫，并講了他對起草九大報告的主題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就是說，經過了一場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但陳準備的政治報告后來為毛否決，在毛的支持下，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了一個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為主調的政治報告。對張、姚起草的九大報告，林十分反感。據曾任林秘書的張云生回憶：林彪對張、姚起草的報告“根本不感興趣”，“始終不感興趣，一眼沒看”。只注意毛澤東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來把經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的政治報告稿批送林彪審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審批。”急得周恩來無可奈何。在“九大”宣讀張、姚起草的政治報告前，林彪事先一遍都未看。汪東興說：“由于林彪對‘九大’的政治報告改用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滿，在‘九大’上，他只是照著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還對葉群說：“多念錯一點才好。”林彪對得到毛澤東肯定的張、姚起草的報告的厭惡之情，可見一斑。

　　林彪發展經濟的主張并不是孤立的，與他對毛澤東領導的文革暗里持否定態度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確存在一個對抗四人幫的強大力量，但這個力量的代表人物不是周恩來(周與四人幫的政治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從來不對立，更不對抗)，而是林彪(林之后，才是鄧)。歷史的可笑之處在于，數年后竟然把林彪和江青集團一塊批判，稱之為“四人幫”和林彪反黨集團。事實上，這是兩個基本對立(對立大于合作)的集團，“四人幫”才是毛所認同的文革路線的忠實執行者，而林彪集團的基本政治理念是結束文革，恢復社會秩序，發展經濟。文革新貴張春橋批判林彪集團的同道陳伯達的罪狀就是唯生產力論，兩者的分歧可見一斑。林彪死后作為其罪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更為集中地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黨內長期斗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干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于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后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干部被精簡，上五七干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于變相受剝削。”并明確提出要“變‘國富’民窮為國強民富”。

　　關于《五七一工程紀要》，這里想多說幾句。擁林派大都否認《紀要》的真實性，認為是四人幫偽造的，強加到林彪頭上的罪證。其實，《紀要》的真實性現在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是否反映了林彪的真實思想。從林彪私下所做讀書評注和解密的《林彪工作札記》中透露的信息看，在對毛和“毛線”(林彪的獨特用語，指所謂毛的革命路線)的認知以及對付毛的策略方面，后者都和《紀要》驚人地一致，且語言和語氣也極為相似。例如，“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上海奪權斗爭，是“B52”授權眼鏡蛇、婆娘搞的。全國各處，從上至下、天南地北展開奪權斗爭。誰奪誰的權?婆娘代“B52”到處放炮，到處打、砸、搶、抓、斗，到處埋下仇恨種子。” (《林彪工作札記》)　“不得已時使用捧上的辦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他要滅你，故你只好滅他”“東郭先生，中山狼，勿幻想狼不吃你。”“但有發動時機成熟與否之選，如同打仗一樣。”(寫在《列寧全集》第19卷415頁上。該頁原文是《革命的教訓》)。所以，《五七一工程紀要》反映了林的真實思想，應當是毫無疑義的，至于是否是林授意搞的，對林的定性都無影響。我倒是希望《紀要》是林所為，這樣起碼可以增加林的光輝和我對林的敬意。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在中國現代史上，《五七一工程紀要》都是一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獻。毛氏文革路線由此破產，毛氏神壇由此崩塌，思想解放運動由此開始。從這個層面講，林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之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表面看，林最終雖然悲劇性地失敗了，但在歷史上，他終將是勝利者;毛雖然形式上勝利了，但實際上，卻成了一個從面子到里子都輸得精光的徹底的失敗者。特別具有重大意義的是，林是毛欽定的“親密戰友”和寫入黨章的接班人，而且誰也難以否認，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貢獻最大，對毛的了解最深;在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領袖人物中，恐怕也是最少權力欲、最有頭腦、對個人要求最為嚴格、最顧全共產黨大局的人。所以，憑這樣的身份，他對毛的批判自然是最有權威性的;面對林的揭露和批判，為毛所做的任何辯解都是不能服人的。像毛這樣連林這樣的“親密戰友”都要離他而去的人，除了說明他是徹里徹外的“獨夫”，又能是什么呢?

　　其四，堅守獨立人格和尊嚴。在中共高層，在毛的極權淫威面前，林彪是唯一一個堅守了自己的獨立人格，不但敢于對毛說“不”，而且敢于與毛決裂的，活出了“自我”的人。林彪在歷史上無疑是忠實于毛澤東的，但他維護毛的權威并不是搞政治投機，而是出于他對毛作為中共最高領袖地位的認同。他敬畏毛，但他從來都沒有把毛當做神，對毛也從來不“盲從”和“迷信”。聶榮臻說：元帥中只有林彪、彭德懷兩人敢于頂撞毛澤東。說林彪“當面喊萬歲，背后下毒手”，是對林彪的污蔑。真實情況是，在公開場合，林向來是全力維護毛的權威，而私下在毛面前，又敢于陳述己見，甚至敢于頂撞，敢于抗命。如三年內戰在東北戰場，就幾次違背毛的意志，獨立行事。林忠實于毛，也有毛的原因。歷史上毛、林的真實關系是，與其說林需要毛，還不與說是毛更需要林。正因為毛需要林，所以毛給與林以超出了其他一切人的尊重，包括容忍和接受林的不同意見。林的秉性毛也清楚，所以毛從來(九大之后另當別論)都是主動向林示好，不敢以主子對待奴才的態度對林。對此，林心知肚明。但林忠實于毛，并不意味著他對毛沒有看法，意味著人身依附于毛。他臣服于毛，是別無選擇，但這種臣服不是無條件的，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的。他從來不把自己當做毛的家臣和奴才。毛、林最終分道揚鑣，自然如前所述，有治國理念方面的分歧;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九大之后，毛改變了對林的態度——對于這位“親密戰友”，毛不再信任，又一次玩起“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伎，到處煽風點火，欲致林于死地。中國封建皇權統治數千年，中國人早已對“龍座”上的最高當權者的暴行習以為常，只會逆來順受，即使走投無路，也不會鋌而走險。這種慣于作“奴才”的成王敗寇心態潛移默化，已經深入到人們的骨髓之中，在中共黨內，有毛一代，更是達到極致。孟子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但是，在毛時代，黨內從上到下都已徹底“馴服工具”化了。面對毛的整肅，即使黨內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大都乖乖地跪倒在地，自掌耳光，乞求寬恕;甚至刀架到了脖子上，被整得家破人亡，還不忘表忠心。所謂“視君如寇仇”，別說做，就是想也不敢想!如周恩來，為了讓毛對自己放心，不惜自污形象;如鄧小平，文革中復出時也要發誓“永不翻案”;如彭真，在宣判自己政治死刑的會議上，還要爭辯“是誰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唯獨林彪，敢于藐視毛的淫威，敢于和毛公開決裂和對抗。九屆二中全會后，在毛的咄咄逼人的攻勢下，深知毛的為人和手段的林彪自然不會不想到自己的下場，但他就是不檢討，而且干脆稱病不出，撂了挑子;甚至在天安門廣場參加歡迎西哈努克親王的"五一"晚會上，竟敢當著毛澤東的面拂袖而去。最后在陷于絕境時，更是演出了驚天一幕，以寧死也不向毛低頭的倔強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從而讓“與人斗，其樂無窮”的毛萬歲精神幾近崩潰，差一點就去見了馬克思。

　　歷史發展到了今天，當年加到林彪頭上的，諸如“主張設國家主席”一類莫須有的罪名，都已成為笑柄，但唯有一項“叛國”的罪名幾成鐵案，讓其難以翻身。由林“出逃”定下的這一罪案似乎無人敢翻，即使林的女兒林豆豆也只是以林彪身不由己，被葉群和林立果挾持來為其開脫。其實，政治人物是否叛國與是否逃亡或流亡國外毫無關系。即使林彪真的主動逃亡國外(根據林的個性，我認為他不會外逃;即使外逃，也不會逃亡蘇聯，因為林對蘇聯一直無好感)，也不能說是叛國。因為在專制極權國家，政治人物在國內的政治斗爭中失敗而逃往國外，在國外從事反對本國政府的政治活動，在世界上是很正常的，也是理所當然事情，從來不會被視為叛國。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近代史上也是司空見慣，赫赫有名的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黃興等人都這么干過。他們或為清政府通緝，或被袁世凱打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往國外，而且首選目標還是中國的宿敵日本。以孫中山為例。孫“二次革命”失敗后，立即逃到日本。孫到日本后，投奔的竟然是日本的浪人黑幫兼專門從事侵略中國活動的政治組織黑龍會。就是中共自身，在早期，其領導人在國內難以立足時，也是往國外，特別是往蘇聯跑的，例如，我們的第一烈士李大釗就是在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中被逮捕的，并且被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北洋政府以“里通外國”罪處以絞刑。中共在早期還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甚至是以蘇聯為祖國的。中共最終能夠奪取政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了蘇聯的力量。所以，以出逃為由，說林彪“叛國”，只能忽悠中小學生和無知的憤青，成熟的國民是不會上當的。而且，林在溫都爾汗死難，不但不是“叛國”，還有大功于中國。歷史的正確結論應該是這樣的：

　　林彪的戲劇性的出逃和死難，就像核彈大爆炸一樣，讓國人從個人迷信的迷狂中驚醒。從此，“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這頂帽子被牢牢地戴到了毛的頭上，“毛天下”開始解體，國人開始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林彪以實際行動告訴全國和全黨，對于獨裁者，不能“愚忠”，而要“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才是真正的愛黨和愛國。

網載 2015-08-26 21:5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