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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公安派在晚明文學革新的運動中的功績和意義，學術界已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但論者往往都以三袁作公安派的領袖，而對曾為公安派的創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江盈科卻少有論及，甚或因襲古人成見，視其為公安派之末流而被以惡名。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江盈科的詩文集《雪濤閣集》自萬歷二十八年刊行以后，從未有人翻刻過，人們因難以讀到《雪濤閣集》而不知其真實面目。二是竟陵派鐘惺《與王稚恭兄弟》一文對江盈科的貶責流播甚廣，而后人又多以耳代目，于是信以為真，人云亦云。其文曰：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ｐóｕ＠①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陽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于此尤當緊著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即后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跡，聞跫然之間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為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女觀場。（《隱秀軒集》卷二十八）

很明顯，這實際上是一篇討伐公安派的檄文，旨在為竟陵開宗立派而張目。但我們從反對派的批評中，卻可以獲得一個可靠的信息，即當時文壇以“袁、江二公”并稱。筆者本文的寫作也由此受到啟迪，試圖通過考察江盈科參與創立公安派的過程及其地位，能夠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公安派的認識。

　　江盈科(1553-1605)，字進之，號淥蘿。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出生于桃源縣沅江邊上距桃花源不遠的一個農民家庭，與公安三袁同屬湖廣人，都是在楚風的薰陶下長大的。但他一生數奇，早年數困場屋，直到萬歷二十年四十歲時，才與比他小十五歲的袁宏道(1568-1610)同榜進士及第；而比他小七歲的袁宗道(1560-1600)卻早在六年前就以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編修，位居清華之職；唯有比他小十七歲的袁中道(1570-1623)后來坎ｌǎｎ＠②過之，直至萬歷四十四年，中道四十六歲時才中進士。
　　眾所周知，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將，而江盈科始終只是一個配角而已；但在一個文學革新派的形成過程中，其主要配角的作用與意義也不可低估。現將公安派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分為四個時期來加以考察。
　　　　　　（一）醞釀準備時期（萬歷十八年至二十二年）
　　其時張居正變法失敗不久，明朝政治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深重危機之中：東南時刻面臨著日本海盜的侵擾，西南有播州宣尉司使楊應龍于十八年叛亂；北方有寧夏致仕副總兵＠③拜于二十年三月叛亂，總兵官李如松統兵剿之，至九月始平；同年五月倭犯朝鮮，陷王京，朝鮮王求救，七月明師援朝，敗績于平壤，十月再出師援朝。由于軍費激增，統治者不斷增加賦稅，強行搜刮江南錢糧，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尤其“三吳賦稅之重，甲于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謝肇ｚｈè＠④《五雜俎》卷三）江盈科與袁宏道雖于壬辰幸得一第，但實際上仕非其時。隨后江盈科授長洲令，又選非其地。因為長洲與吳縣這兩個屬于蘇州府治的鄰縣，素有“東南最巖邑”之稱，極為難治，而其中最為棘手的還是征稅，僅長洲一縣，國稅近五十萬，當“滇南一藩省”。盡管江盈科上任后日夜“黽勉從事”，廢寢忘餐，但不久即“以歲課不登見奪餼”，于是用世之心日冷，歸隱之志漸生，但因“家無負郭，未免藉五斗供堂上人＠⑤粥”，（《答顧靖甫》）只好“強自排遺，托于吏隱”。（《與謝在杭》）他于萬歷二十一年在官署中建小漆園，并作《小漆園記》一文和《小漆園即事》一詩，表明其吏隱心態已經形成。從此，他一方面不再計較政治得失，“要之盡吾心行吾事”而已；一方面開始更多地寄情于名山事業，認為“極吾才情，成一家言，亦足千古”，（《答謝九紫》）實際已為即將興起的文學革新運動做好了心理準備。而袁宏道似乎早有先見之明，及第后尚未授官，就與兄宗道上書告假回公安，待時而出。
　　當時文壇雖然仍為擬古云霧所籠罩，黃茅白葦，彌望皆是；但后七子領袖李攀龍早在隆慶四年就已隕落，王世貞也于萬歷十八年逝世；于是復古派陣營內部開始發生分化，或出而修正末流弊端，或試圖改弦易轍，而徐謂、李贄、湯顯祖等人則已開始明確批判復古派的模擬之風。袁宏道兄弟此前雖曾結文社于城南，“于舉業外為聲歌古文詞”，但尚未形成文學革新主張，自萬歷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間三度訪晤李贄并得讀其《焚書》以后（注：按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第七五頁箋：“宏道兄弟曾三次訪晤李贄，一在萬歷十八年，一在萬歷二十年，一即此年（二十一年），所受李贄思想影響甚深”。而深維藩《袁宏道年譜》則認為宏道兄弟于十九年春訪于麻城龍湖為一度，同年夏會于武昌為二度，二十一年五月訪于麻城龍湖為三度。），宏道“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激流，雷開蟄戶，浸浸乎其未有涯也”。（《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狀》）于是他在二十二年作《答李子髯》詩首次明確對當時“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的詩風深致嫉惡，至謂“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實為后來情真論、性靈說之濫觴。又，袁宗道《白蘇齋類集》有《論文》上、下篇，對王、李復古摹擬謬論進行了有力抨擊，當也是在受到李贄啟示之后所作，論者多揭舉此文以宗道為宏道之先驅，不過是因宗道年長官尊而想當然推測得來，實際上宗道在文學識見和創作上皆遠不及中郎，據中道《書萬平弟藏慎軒居士卷末》說：“伯修詩穩而清，填軒《黃輝號》詩奇而藻，兩人皆為中郎的所轉，稍稍失其故步”。倒是可見，宗道實際受過中郎的影響。
　　與三袁相比，江盈科不曾訪晤李贄，實為憾事，但他早年為諸生時，庠師文蓮山先生的文學觀卻曾使他受益非淺，以致多年之后還爛熟于心。蓮山先生“評騭文藝，以清虛解脫為宗，盡浣剽剝之陋”。嘗曰：“＠⑥文必根諸心，不根諸心，文雖工，雕蟲耳”。因而主張“因心為文”。（《蓮山文師去思碑記》）這種“因心為文”、“盡浣剽剝之陋”的觀點，實與他后來主張抒寫性靈，反對模擬剽竊的思想相通。入仕前，曾與同里友人結社于桃花源，“名已隆隆起”。仕長洲令不久，他又與當地和過往的一些著名文人如王百谷、張鳳翼、張獻翼、屠隆、謝肇ｚｈè＠④、潘之恒等詩酒唱和，初步形成了一種吳楚文風交融互補的氛圍。
　　　　　　（二）開宗立派時期（萬歷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其時內憂外患的危機加劇，歷時七年的援朝抗倭戰爭至二十六年底方結束，歷時十一年的西南播州楊應龍叛亂至二十八年六月才平定。神宗為解決財政危機，自二十四年七月起，陸續派宦官到各地充礦使稅使，直接搜刮民財，騷擾地方，不斷激起民變，導致朝野皆怨。然而，“國家不幸詩家幸”，醞釀準備了數年的公安派終于在此時登上壇坫，袁、江二公大旗一揮，復古派末流紛紛倒戈，王、李云霧為之一掃。
　　在此稍前，宏道兄弟已于二十一年結識丘坦；二十二年秋，中道赴武昌應試結識潘之恒，宏道赴京謁選，十二月授吳縣令，在京結識陶望齡、黃輝。此四人后來皆成為公安派成員，但此時不過以詩酒相交，尚無宗派意識。二十三年二月宏道赴任途中，與湯顯祖同行，當互有激勵和啟迪。三月抵吳上任后與同年進士長洲縣令江盈科相處甚愜。是年大計，盈科以征賦不能完額而失去升遷的機會，但又僥幸未被革職而得以連任，繼續“托于吏隱”積極參與公安派的創立。據袁中道《江進之傳》記載：“是時予中兄中郎，為吳縣令。……公與中郎游，若兄弟。行則并輿，食則比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憊，若江文通、袁淑明云。……公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郎大有唱和”。宏道后來在《哭江進之》詩序中也說：
　　猶記令吳之日，與兄商證此道，初猶不甚信。弟謂兄曰：“果若今人所著，萬口一聲，兄何以區別其高下也？且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朽之粟，何也”？進之躍然起曰：“是已”！后為余叔《敝篋》，遂述此意，蓋實語也。

按進之所作《敝篋集敘》，主要闡發袁宏道的性靈之旨；那么，由此可知，袁宏道的性靈說最初是在同江盈科的討論中提出，并通過二人“商證”才逐漸完善，而其源則出于李贄《焚書》卷二所載《童心說》而又有所發展。考宏道仕吳時身邊帶有《焚書》一部，而《雪濤閣集》和《雪濤詩評》中皆提及李贄，那么，江盈科很可能也從宏道那里借讀過《焚書》，從而才能成為中郎同調并一起“商證此道。”是年四月，中道（時為諸生）應大同巡撫梅國楨之邀，往游塞上，于九月自大同來吳。稍后，陶望齡也以告歸順道來吳。江盈科始與二人結交，公安派在吳中文化的沃土上開始形成。二十四年初，中道南游，至三月始歸公安。隨后宏道為中道刻詩集，并作《敘小修詩》序文，正式發表他曾同江盈科“商證”過的“性靈說”，公安一派鼎故革新之旗幟，實由此文而樹立。大約與此同時或稍后，江盈科也作《白蘇齋冊子引》一文，提出“元神活潑說”，與宏道所主“性靈說”相呼應（注：詳見拙作《江盈科論》，《文學評論》1998年第2期。）。是年三月至明年正月，宏道因不能忍受吳令的劇務和官場的約束，而連上七牘求去。年底清理文稿，先刻舊作《敝篋集》，又將仕吳以來詩文編為《錦帆集》付梓，江盈科為之作《敝篋集敘》和《錦帆集序》（注：萬歷刻本《錦帆集》卷首所收《錦貝集序》，末署“萬歷丁酉喜平月朔，桃源友弟江盈科進之撰。”萬歷丁酉為二十五年，喜平月即十二月，但《錦貝集》卷四有《江進之》一書曰：“序文甚佳。錦貝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若無江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載為配，并垂不配哉！”錢伯城先生定該書于二十五年初作于無錫，沈維藩《袁宏道年譜》“疑盈科所言丁酉當為丙申之誤，序應作于去年（二十四年）十二月”。茲從沈說。）。前者闡發中朗性靈說的內涵，又有所補充，與《敘小修詩》、《白蘇齋冊子引》一起，可稱為公安派性靈說的三篇代表作。又，此時丘長孺有《北游稿》分寄袁氏兄弟，宗道為之作《北游稿小序》，宏道則作《丘長孺》一長書，皆贊其為真詩，有個性。宏道臨行時，江盈科作《袁中郎移病南歸》七首贈別，情辭悲苦，宏道有《答江進之別詩》曰：“密意臭蘭旃，奇談飛金屑。案牘與文史，一一相商決”。所謂“一一相商決”，當然也包括創立公安派的主張、活動等。袁宏道仕吳二年，對于他的仕官人生來說，并無多大意義；但對于一個試圖開一代宗風的文壇領袖來說，能夠在彌漫著擬古云霧的重災區——吳中地區開宗立派，并且旗開得勝，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開端。

　　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江盈科仍然鎮守蘇州，實際上是作為公安派創始人的代表，繼續在吳中地區領導文學革新潮流，而袁宏一并未“移病南歸”，而是在東南一帶游覽名山勝水，達一年有余，如正月至五月浪游于無錫、杭州、會稽、天目山、黃山、齊云山、新安江等地，六月至明年正月，則往近于儀真、南京、揚州之間，幾乎每至一地，無不賦詩作文，廣交朋友，并以詩書相寄的方式和江盈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五月，中郎自杭州返無錫，途經蘇州時，江盈科與之會晤，索取其新作《解脫集》詩二卷付梓，并為之作《解脫集序》。六月，中郎僑寓儀真后，又寄來游記、尺牘二卷，盈科再作《解稅集序二》，與前二卷一起刊行。至此，中郎早期的三種著作，都是盈科作序，共有四篇。是年春夏，中郎曾與陶望齡、潘之恒、梅守箕等同游或相晤，并在陶宅發現徐渭詩集，遂推徐渭為有明第一詩人。秋有潘之恒、丘坦、袁中道《鄉試落第后》在儀征或南京旺中郎。凡此間在儀真、南京、楊州等地所作詩文，后結集為《廣陵集》。二十六年二月，中郎由揚州出發，進京候補，與宗道相聚；四月，任順天府教授。七月，中道也從儀征護送宏道家眷抵京，即入國學肄業。是冬又有黃輝自蜀入京，與三袁兄弟聚首甚密。中郎重申在吳文學主張，袁宗道、黃輝詩受到中郎的影響。此二年公安派的影響在不斷擴大，袁宏道的東南之游，實際上是有傳播公安派主張，拓展公安派領地的意義。當其在京補官之后，公安派的重心也開始向北京轉移。而江盈科雖主要活動于作為公安派根據地的蘇州一帶，但其大名也隨著袁宏道及其著作的走向，由吳中向東南各地再至北京并傳。在理論上，袁、江等人繼續發揮反擬古主張，并標舉自然之趣。二十六年大計后，江盈科在吳中、真州一帶待選，不久便發生了先報遷吏部主事、旋改大理寺正的事件（注：參見拙作《江盈科生平著述考》，《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2期。），他當時作《聞報改官》二首寄給袁宏道，宏道作《與江進之廷尉》一書，為北京“詩壇酒杜添一素心友”而大快，勸其“聞報便當北發”，因為在朝宰官中有不少人“中時詩之毒”已久，“當與兄并力喚醒”。于是，又在仕與隱的矛盾中徘徊了很久的江盈科，終于在中郎的勸慰和激勵下調整好心態，于萬歷二十七年正月從儀征出發，先向西行送家眷回桃源，然后北上。
　　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公安派成員或趣味相近者云集北京，結葡萄社于崇國寺，論學賦詩，文事頗盛。一時社友，除進之與三袁兄弟外，著名者尚有黃輝、丘坦、謝肇ｚｈè＠④、潘士藻、劉日升、吳用先，顧天＠⑦、李騰芳、蘇惟霖、王輅、方文＠⑧、鐘起風、王ｚｈěｎ＠⑨等。二十七年初，中郎作《瓶史》，三月，升國子監助教。進之也于此后不久抵京，在大理寺正（正六品）任上仍以吏隱心態處之。此間，除參加葡萄社的活動和作詩以外，江盈科還寫了一組政論文和數十篇寓言小品或議論小品，對現實政治和社會問題進行了思考；另外還上《法祖》、《宦寺》、《中興》三疏，批評朝政，諫罷礦使稅使。是冬，中郎輯《西方合論》。二十八年三月，宏道升禮部儀制司主事（正六品）。四月，宗道升右庶子（正五品）。江盈科《雪濤閣集》十四卷也于是時編成付梓，袁宏道為之作《雪濤閣集序》，再次申明反模擬剿襲，并對江盈科給予高度評價：“余與進之游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當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以致推為“一代才人”和“大家”。江集袁序的問世，實際已帶有袁、江二公對北京“中時詩之毒”者“并力喚醒”，的意義，如果再加上公安派其他成員的活動成果，那么，可以說，公安派在吳中地區創立以后，經東南向北方的拓展，至此已經獲得了初步的成功。隨后不久，在京的公安派成員驟減。七月，袁宏道差往河南；八月，宏道和祁京南下回公安；九月，袁宗道卒于京。十月，潘士藻卒。而江盈科也于是年冬奉命赴滇、黔恤刑。
　　顯而易見，自萬歷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是公安派登壇樹幟、鼎故革新、最富于生機的時期。袁宏道作為公安派主將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而作為配角的江盈科，在輔助袁宏道開宗立派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公安派成員中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不可比擬的。如果我們把公安派副將的稱號授予江盈科，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三）調整發展時期（萬歷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
　　其時統治者加強了思想控制和專制統治，北京政治風波迭起：萬歷三十年三月，李贄被逮，自殺于獄中；三十一年十一月，妖書案起，達觀被逮，株連甚眾。這對公安派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一方面李贄和達觀在當時有“二大教主”之稱（注：參見沈德符《成歷野獲編》卷二十七。），公安派成員多與之有思想上的聯系，尤其是中郎兄弟曾幾次向李贄問學；一方面首輔沈一貫得知中郎兄弟及黃輝、陶望齡等人在葡萄寺結社談佛，早有不滿，其憎黃輝尤切（注：參見《萬歷野獲編》卷十《黃慎軒之逐》和卷二十《紫柏禍本》。），因而先后逮李贄、達觀入獄，實有殺雞儆猴之意。隨后黃輝被逐，在京同道友人也紛紛散去。袁宏道于二十八年八月離京南下，可能是早有預感而提前避禍。
　　從文學流派史的角度來看，公安派在這十年間仍處于發展之中，但由于受政治的影響，公安派的活動中心、活動方式、思想取向和藝術追求已有所轉移或調整。
　　隨著袁宏道離京回公安和江盈科赴云南、貴州，公安派的活動中心實際上已向南方（包括西南）轉移。二十九年春夏，袁宏道建柳浪館于城南，并以兄歿哀痛得病為由而上（告病疏），隨后隱居達五年多。柳浪館既是他隱居學道、賦詩作文的場所，也是公安派友人往來聯絡的據點。當然，有興致時，他也和友人一起去游覽名山勝水，例如，三十二年九月，他與龍襄、龍膺等游桃花源，寫過《望淥蘿山，有懷江淥蘿年兄》一詩，表達了對密友江盈科的懷念。但總的說來，袁宏道的思想已有所收斂，不再講性靈同“聞見知識”的樹立，論詩轉而推崇杜甫、陶潛，求雅求淡，甚至對于自己以往詩文中“信腕直寄”之病，深致悔意（注：參見《瀟碧堂集》卷十五《黃平倩》、卷十一《敘曾太史集》。），開始用心為詩文。
　　而江盈科則因為赴云南、貴州審讞冤獄，基本上沒有受到朝中政治斗爭的沖擊，所以能夠繼續闡發公安派的文學主張和從事著述活動。三十年秋還朝后，升戶部員外郎（從五品）。三十二年七月，擢四川提學副使（正四品）。他的《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卷寫成于云南，其同年友、支南僉事鄧原岳為之作序。此外，《雪濤談叢》、《談言》、《諧史》、《雪濤詩評》、《閨秀詩評》等，也當作于云貴旅舍和回京以后。他晚所作詩文，因未曾梓行已失傳，但從筆者所輯的《雪濤詩文輯佚》二卷中（注：《雪濤詩文輯佚》二卷已收入筆者點校的《江盈科集》，岳麓書社1997年出版。），仍可看到他晚年所作詩文一百四十余篇，其中包括給王百谷、龍膺、曾退如、鄧原岳等作家的詩書。萬歷三十三年秋，江盈科卒于四川官所，袁宏道作《哭江進之》詩十首并序，袁中道作《江進之傳》，對江盈科的為人和文學創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萬歷三十四年七月沈一貫致仕，袁宏道立即出山入京，補禮部主事。此后四年公安派活動中心都在北京，但袁宏道已自悔其早期詩作淺易，詩風轉趨深厚蘊藉。三十五年十二月，改吏部主事；三十七年春，升吏部員外部（從五品）；三十八年，升吏部郎中（正五品），是年九月卒。在他一生的最后幾年，官運居然通達起來，這表明袁宏道為避禍而隱居數年之后，也把不羈性格做了修正。
　　顯而易見，公安派在這十年間的戰斗色彩和拓展精神已不如開宗立派時期，這固然與政治斗爭的沖擊和作家心態的調整有關，但也同如下因素相聯系：1、擬古剽竊之風已經有所扭轉；2、公安派的理論及其創作已經傳播較廣；3、公安派的理論與創作也存在弊端，有矯枉之過，因而自身先做一些調整，不失為一種明智的舉動；4、社會上已開始對公安派的弊端進行批評。當公安派的活動中心向南方轉移之后，江盈科實際獨當一面，先在西南（云南、貴州）開拓領地，再在北京堅守陣營，最后在四川至死不輟。他的《雪濤詩評》，是公安派著述中少見的詩論專著，其主調仍然是反對擬古剽竊，提倡抒寫性情，強調個人獨創，可見其晚年思想并無大的轉變。
　　　　　　（四）矯弊救衰時期（萬歷三十九年至天啟年間）
　　袁宏道英年夭逝后，文壇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隨著公安派影響的擴大，學袁、江二公者蔚然成風，“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錢謙益語）“打油定鉸，遍滿世界”（鐘惺語），進入所謂的公安末流時代。一方面竟陵派乘時而起，“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以矯公安派淺率俚俗之弊。袁中道于萬歷三十一年八月舉順天鄉試后，雖仍數困鎖院，至四十四年才進士及第，但在文壇上已日趨活躍，宏道逝世后，中道責無旁貸地接過大旗，成為公安派主將，試圖以矯來救衰。首先，他繼續闡發公安派的文學觀，反對擬古剽竊，主張抒發性靈；其次能公正評價公安派的功績與弊病，批評“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只是取中郎“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為俚俗，為纖巧，為莽蕩”；（《中郎先生全集序》）再次是對競陵派僻澀之弊也給予了批評。盡管袁中道為救護公安派而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但其時文壇風氣丕變，真正能響應光大者寥寥，至天啟年間隨著中道逝世，公安宗風遂墜。
　　既然袁中道在公安派后期居于盟主地位，那鐘惺在批評公安派時為什么不將宏道、中道并稱而以“袁、江二公”并稱呢？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鐘惺寫《與王稚恭兄弟》一書時，文壇上是以袁宏道、江盈科作為公安派的領袖而并稱。二是后來鐘惺、譚元春與袁中道對袁宏道的評價在某些方面已比較接近，他們都認為《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等早期作品多淺率俚俗之病，而后中郎知悔，文風變為深厚蘊藉，例如譚元春《袁中郎先生續集序》就主要稱贊中郎“妙于悔”，“今察公續稿，其文章中卓大而堅實者，又似為古人人俱下一悔腳也”。而袁中道不僅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郎先生行狀》等文中指出了中郎后來為學為文的轉變，而且在給錢受之的信中說：弟轉覺冗濫，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詩文之精警者，合為一集”，實是對自己少年所作也有悔意。加之這時竟陵派已經登上壇坫，形成氣候，鐘、譚也不必再將袁宏道、袁中道并在一起來加以貶責了。
　　由上可知，在公安派的創立和發展過程中，江盈科實際上是作為這個革新派的副將而與主將袁宏道齊名。他的功績與影響（注：關于江盈科的文學功績與影響，是由他的文學思想和創作成就決定的，詳見拙文《江盈科論》，《文學評論》1998年第2期。），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員之上（盡管袁中道在袁宏道逝世后普作為公安派后期的主將而矯弊衰，但江盈科在生前乃至死后一段時間內的影響都在袁中道之上）。至于鐘惺之所以在《與王稚恭兄弟》一文中對雪濤詩大加貶責，則除了鐘與江的審美趣味大相徑庭之外，顯然還帶有宗派意氣；但他以“袁、江二公”并稱，卻是對當時公安派領袖地位的一種客面反應。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89～9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黃仁生19981998本文通過對公安派醞釀準備、開宗立派、調整發展、矯弊救衰等四個時期的考察，一反過去以三袁兄弟為公安派領袖的傳統看法，認為在公安派的創立和發展過程中，江盈科實際上是作為這個革新派的副將而與主將袁宏道并稱為“袁、江二公”；他的功績與影響，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員之上。盡管袁中道在袁宏道逝世后曾作為公安派后期的主將而矯弊救衰，但江盈科在生前乃至死后一段時間內的影響都在袁中道之上。黃仁生　本文作者　復旦大學古藉所副教授　文學博士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89～9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黃仁生19981998本文通過對公安派醞釀準備、開宗立派、調整發展、矯弊救衰等四個時期的考察，一反過去以三袁兄弟為公安派領袖的傳統看法，認為在公安派的創立和發展過程中，江盈科實際上是作為這個革新派的副將而與主將袁宏道并稱為“袁、江二公”；他的功績與影響，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員之上。盡管袁中道在袁宏道逝世后曾作為公安派后期的主將而矯弊救衰，但江盈科在生前乃至死后一段時間內的影響都在袁中道之上。

網載 2013-09-10 21: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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