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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5X(2004)05-0091-06
    在大革命危急時刻，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陳獨秀在大會上做了報告，大會通過并確定了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從理論上說，大體上是正確的。但如何執行？在貫徹中又存在許多重大問題。幾十年來，史學界對五大的評價問題各執一詞。本文主要根據新公布的共產國際檔案，著重論述陳獨秀與中共五大的關系。
    　　一、中共五大的實際主導者不是黨的總書記陳獨秀而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易
    從確定召開中共五大，到何時何地召開、參加人數、議事日程，再到大會綱領的起草、政治決議和組織決議原則的確定，等等，無一不是共產國際的旨意。共產國際決定中共五大的召開并自始至終領導大會的籌備工作。而全黨范圍內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決議又為中共五大的召開作了思想準備。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首席代表，羅易在中共五大上起了主要的指導作用，我們姑且稱之為“主導”作用。
    羅易是1927年2月到廣州的，4月2日到武漢。他來中國的主要使命是貫徹1926年底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所作出的《關于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他到達中國后，很快就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當成批評和“改造”的對象。
    五大召開前，對一些問題，陳獨秀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及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不盡一致。正如羅易和多里奧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中所稱：“黨的領導狀況不佳。在陳獨秀來到這里之前，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主張立即召開代表大會，以便建立集體領導，并定在25日召開。陳獨秀到來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將代表大會無限期推遲。”“盡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產國際的提綱，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特別是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提綱，并想避開討論。”（注：《羅易和多里奧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4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頁。）
    由此，羅易認為，雖然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決議早就傳到了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作出了接受國際決議的決定，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也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推動下通過了體現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土地問題決議的決議案。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所執行的政策，與共產國際的決議精神都相去甚遠。
    經過考察，羅易認為，造成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沒有很好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仍舊受到自己的舊政策的束縛，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注：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頁。）。“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執行了唯一正確的路線，但反對派的中國信徒們破壞這條路線”，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經過戰斗”才最終“理解了決議”（注：《納索諾夫、阿爾布列赫特和曼達良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271頁。）。在這種“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羅易認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說服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符合共產國際提出的新路線的決議”（注：《羅易對大革命失敗的回憶》（1938年），《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7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頁。）。
    果不其然，羅易通過中共五大，基本實現了共產國際和他自己的主張。相反，陳獨秀在大會上的表現卻直接受制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
    陳獨秀在五大作的報告是根據羅易規定的大綱寫成的。蔡和森說：“獨秀在五次大會中的政治報告，其大綱是魯易（羅易——引者注）規定的。”（注：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頁。）羅易本人也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經過長時間的反復磋商決定，中共中央的總結報告應當說明以下問題：（一）大資產階級在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革命運動中的作用；（二）小資產階級的作用；（三）無產階級的作用；（四）土地改革；（五）國民黨；（六）軍事因素和社會因素的關系；（七）改編國民革命軍，成立新軍；（八）建立革命民主政權。”（注：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頁。）
    陳獨秀4月29日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中涉及了所有上述問題。但也加進了自己的東西，總體上還是陳獨秀真實思想的反映。
    陳獨秀的報告共分政治部分和黨的部分兩大內容。政治部分共講十一個問題：第一，“革命的形勢及其發展和黨的策略”，把從四大以來中國革命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逐一分析了每個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對諸如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三二○事件、退出國民黨、北伐等等幾個有爭議的問題講了自己的意見，承認黨在一些問題上犯有一定的錯誤，并作了簡單的自我批評。但他沒有分析犯錯誤的原因，特別是關于退出國民黨的問題，并沒有詳細講明自己的思想，進行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自我批評，更沒有說明當前國共兩黨關系的現狀，以及可能發生的變化。可以看出，他對這個問題的檢討自始至終是在一定壓力之下的被迫表態。因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再次指責退出國民黨的主張是錯誤的。可以說，陳獨秀的檢討是籠統和輕描淡寫的。第二，“關于無產階級的作用”，指出：我們不能確切地肯定說，是否整個資產階級都脫離了革命，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在4月12日以后，大部分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第三，“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提出：在城市里，只有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同盟者。如果大資產階級把小資產階級拉到他們那方面去，無產階級就會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資產階級轉向大資產階級，革命就會失敗。第四，“土地問題”，提出：目前就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畢竟是太激進了。第五，“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講到：說無產階級根本沒有取得領導權，是不對的。不過無產階級還沒有取得政權。第六，“軍事力量和革命的社會力量”及第九，“改組軍隊問題”，強調：目前軍隊的動搖是他們的社會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后我們需要大大加強用無產階級分子來補充軍隊的工作，“讓大多數工農加入軍隊”。第七，“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論”，開誠布公地批評共產國際代表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是不正確的。第八，“國民黨問題”，肯定地指明，現在的“國民黨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所以“我們應當作為這個聯盟的成員之一加入國民黨”。第十，“建立革命民主政權”，指出：民主專政將是最有威望的政權。“這種政權，只有在我們的力量大到足以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才能產生，只有在工農群眾中也能實行內部民主的時候才會產生”。第十一，“財政經濟政策”，批評我們黨在領導革命的整個時期，都“沒有自己的財政計劃和經濟政策”，并尤為難能可貴地指明：“如果不能正確地解決經濟政策問題，我們就會失掉一切革命中心。”
    在接下來關于黨的部分中，陳獨秀批評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和組織工作。他說：九個中央委員不能經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兩三個委員，有時只有一個委員，“黨中央不很健全”，“這樣一來，中央自然而然就產生了獨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傳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組織工作”（注：以上參見《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5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364頁。）。
    陳獨秀報告后的第二天，羅易代表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長篇講話。他對陳獨秀報告中提到的重大問題重新進行了闡述。因為在他看來，“陳獨秀主要是報告過去的工作，對于未來既不分析，也不指明前途。對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就黨的新路線提出的一些問題，陳獨秀根本沒有答復。陳獨秀在報告結尾部分說這些問題還有待討論，從而回避解決問題”（注：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337頁。）。而羅易的講話則彌補了陳獨秀報告中的不足之處，明確指出了黨應當遵循的綱領、路線和政策。羅易根據共產國際決議為中國共產黨規定的基本綱領是：“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進行土地革命；第二，武裝農民，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第三，組織農村自治政府，摧毀農村封建地主的政權；第四，建立國家機構，進而實現民主專政；第五，建立一支革命軍隊，不采取把軍閥軍隊變成革命軍隊的辦法，而是在鞏固的社會基礎上組成一支革命的軍隊。”（注：［美］羅伯特·諾思、津尼亞·尤丁編著、王淇等譯：《羅易赴華使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頁。）這樣，中共五大實際上不是圍繞陳獨秀的報告，而是圍繞羅易的講話進行討論和作出決議的。
    5月4日，羅易在五大上作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決議案的報告，并發表了題為《國民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演說。次日，羅易又作了題為《非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性發言。隨后幾天，大會集中討論通過各項有關決議。5月9日，大會結束。羅易又在新選出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發表題為《布爾什維克的黨》的講話。這樣，羅易在中共五大上先后發表了五次講話。
    上述事實表明，雖不能說羅易包辦了中共五大，但羅易在中共五大所起的重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可以說是五大的實際控制者。共產國際和羅易的主張在中共五大上得到了徹底的貫徹。正如共產國際在會前要求的那樣：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決議都完全應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為依據”；中共五大的組織決定則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關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為依據（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為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們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92頁。）。羅易在5月5日的結論性發言中也說：“我對于共產國際的決議案在這里既沒有遭到反對也沒有引起嚴重懷疑表示滿意。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已經同意共產國際決議案，并由于以這個決議案為基礎開始工作，中國革命史開始了新篇章。”（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為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們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235-236頁。）
    與之相反，陳獨秀的任何主張都與共產國際代表直接見面，且直接受制于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羅易等對同一問題看法不同，又都以國際路線為依據，使陳獨秀左右為難，無所適從。陳獨秀并不是大會的實際操縱者，也沒有心悅誠服地接受共產國際的決議和羅易的主張。
    　　二、陳獨秀在中共五大的連任是共產國際和中共合力作用的結果
    盡管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對大革命后期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的評價各異，但爭論有一個相同的論點，即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繼續連任是歷史的錯誤，是革命的憾事。似乎如果陳獨秀在五大上不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右傾機會主義就不會統治中央，大革命也不會失敗，至少不會失敗得那么快。
    問題在于，中共五大召開以前，“在中央委員會和全黨”已經形成了“反對機會主義領導的反對派”，即“針對了陳獨秀的反對派”（注：《維經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186頁。），為什么五大上反對派沒有取代陳獨秀？是否像傳統說法那樣：“陳獨秀是中共發起人之一，而且在這次大會上又表示贊成大會關于斥責他的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于是大會又繼續選舉他担任最負責的工作。”（注：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頁。）事實上，陳獨秀在中共五大的連任有著深刻的內外因素，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
    首先，陳獨秀的連任是共產國際的意愿。
    中共五大召開時，中國大革命面臨相當危急的局面。實際上，共產國際對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早已不滿。正如五大剛結束后羅易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和斯大林的書面報告中所指出的：近兩年中國共產黨有了巨大發展，但“領導未能同黨的成長壯大齊頭并進，它是軟弱的和機會主義的。一些老的領導人（陳獨秀、譚平山）與其說是共產黨人，不如說是國民黨人。集體領導實際上從來沒有過。五大以前實際上沒有中央委員會。在上海領導黨的是陳獨秀、在廣州是鮑羅廷”（注：《羅易就中國形勢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和斯大林的書面報告》（1927年5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289-290頁。）。羅易甚至斥責陳獨秀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注：《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303頁。）。共產國際不是沒有考慮過撤換中共領導人的問題。據參加五大的鄭超麟回憶，五大會議期間，私下里曾聽一位剛從莫斯科回來的人說，“莫斯科有個決議，要撤換陳獨秀，找一個與國民黨接近的人作領袖。”（注：《鄭超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頁。）
    但是，五大臨召開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通過“會議討論”和“同個別同志私下談話”，確信：中共上海中心和漢口中心之間“不存在任何原則分歧或政治分歧”；關于中共黨內“存在領導危機的一切論斷現在都是危險的，議論撤換領導就更危險了”（注：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333頁。）。結果陳獨秀在五大上連任了黨的總書記。對此，最合理的解釋是：除了陳獨秀，當時共產國際還沒有找出更合適的人選。正如羅易指出的：“現已查明，不存在渴望充當新領導的成熟的新核心。”（注：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335頁。）他認為，中共五大“選出了在目前情況下盡可能好的領導”（注：《羅易赴華使命》，第266頁。）。維經斯基也說：“讓他（指陳獨秀——引者注）留在領導機關，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的一個很大錯誤。”（注：《維經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187頁。）可以說，中共五大選舉陳連任總書記，僅僅是共產國際代表間尋找的一個緩沖人物，其去留并不取決于其人威望或是否同意中共五大決議，如同后來鮑羅廷要陳獨秀“不視事”（注：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137頁。），八七會議時羅明納茲堅決不讓陳獨秀參加一樣，都取決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旨意。
    其次，陳獨秀繼續當選是由中共的現狀決定的。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一是瞿秋白等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在全體代表中，對右傾錯誤的嚴重危害性還認識不足。據李立三回憶：由于鮑羅廷和羅易的“動搖”，“黨內反機會主義的重心更薄弱了，所以五次大會中反機會主義的堅決分子，就是秋白也稍稍動搖。五次大會中，國際代表的報告主要是反對‘西北學說’，對于中國黨的機會主義則說中國黨從斗爭中生長起來的，他不會發生機會主義，因此在會議中更把反彭述之主義的力量減輕”（注：李立三：《黨史報告》，《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248-249頁。）。二是陳獨秀是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社會上仍有較大影響。正是這個原因，會前和會中“帶頭同陳獨秀、彭述之斗爭”的瞿秋白，盡管眼見著主持會議的陳獨秀“不讓代表們討論”他的意見，但“還是維護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沒有點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注：《回憶大革命前后——陸定一談中共黨史（之一）》，《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瞿秋白在五大上對陳獨秀的態度在中共內部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三是當時黨內確實還沒有各方面綜合實力超出陳獨秀的領袖人物脫穎而出。正如陸定一后來回憶的那樣：“當時黨內還沒有更孚眾望的人物，只好由他（指陳獨秀——引者注）繼續領導全黨。”（注：《回憶大革命前后——陸定一談中共黨史（之一）》，《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三、辯證地評價陳獨秀與中共五大的得失
    中共五大是一次盛況空前的大會，共有82名代表參加，創下了建黨以來的最高紀錄。國民黨領導人徐謙、譚延ｋǎｉ＠①、孫科親自出席大會的開幕式，這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以及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赤色職工國際總書記洛佐夫斯基，還有率領聯共（布）中央宣傳家代表團來華的米夫等出席大會指導。同時，這又是一次肩負重托的大會。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國革命面臨著極端危急的局面。中國共產黨究竟何去何從？五大能否承担起挽救中國革命的重任？這些問題擺在了全黨面前。
    實際結果如何呢？對此的說法向來各不相同。充分肯定的如蔡和森。他認為：“五次大會的主要任務便是接受國際決議，改正過去一切機會主義的政策，及根本的錯誤觀念。所有五次大會一切決議案的精神都是根據國際決議的，所以五次大會的本身是正確的。”（注：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96頁。）“五次大會后的錯誤主要的是未實行五次大會的決議。”（注：《蔡和森關于共產國際代表報告的發言》，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八七會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頁。）蔡和森的評論有一定道理，從中共五大召開主要是為了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決議精神這一點來說，五大確實做到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大本身是沒有錯誤的。蔡和森也承認五次大會“有缺點”，即“沒有執行政治紀律，沒有解決黨的組織問題，沒有征服機會主義首領的基本觀念和思想。因此讓機會主義繼續其生命與發展”（注：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98頁。）。
    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對中共五大評價極高：“第五次大會的使命，就是指示革命的前途，供給一個觀察明敏的，堅決勇敢的領袖組織，以領導在這嚴重時期中的革命運動。此次大會已經完成這個使命，并指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骨干。”羅易甚至盛贊：“中國共產黨之第五次大會是世界社會主義斗爭史上的一個新標界。”（注：《羅易赴華使命》，第271-273頁。）
    對中共五大持否定態度的也不在少數。如李立三就認為：“五次大會依然是機會主義的”；“五次大會組織上是調和主義的勝利”；五次大會的決議案“都是一個革命的尾巴”，“雖然表面上接受國際決議，但在實際策略上完全是尾巴”（注：李立三：《黨史報告》，《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248-251頁。）。
    對中共五大以及陳獨秀與中共五大的關系的評價，也是幾十年來史學界最有爭議的問題之一。隨著大批蘇聯秘密檔案的公布，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材料都說明，要想正確評價上述問題，不能不和共產國際在其中的作用聯系起來考察。
    首先，應該充分肯定五大的歷史作用和陳獨秀在其中的貢獻。
    五大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性原則。總的來說，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決議為制定中國革命的理論和戰略作出了貢獻，為中國共產黨確定了一個長期的明確方針。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陳獨秀，在這些大的原則上是追隨國際指示的。這些原則被以后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是正確和可行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在后來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一些重要會議上也多次被肯定，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單從這一點講，作為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它至少完成了一部分歷史使命。所以，全盤否定五大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對此，筆者不再展開論述。
    其次，應該看到五大的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其中陳獨秀負有一定責任。
    一是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缺少獨立思考的能力，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過分的忠實和依賴，使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本看不到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指示本身存在著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國共產黨立即進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國共產黨千方百計維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而這兩項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必然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土地革命的開展，必然導致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上層領導人物的反對，進而導致反對極力推行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也就不可能保持。理論上的缺陷注定了實踐中的缺陷。那么，以貫徹斯大林指示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為主要內容的中共五大自然也就不可能解決這一矛盾。
    二是缺少具體有效的措施。無論是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做的報告，還是五大根據共產國際決議精神制定的指導中國革命的戰略原則，無一例外地都沒有輔以相應的可行性手段。比如，五大著重強調土地革命，通過了《土地問題議決案》，肯定“將耕地無條件的轉給耕田的農民”的土地革命原則。但實踐中如何貫徹這一原則呢？根據共產國際和羅易的方針，土地革命是要依靠武漢國民政府自上而下進行，即“通過國民黨帶領農民前進”（注：《維經斯基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27年5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229頁。），而武漢國民黨領袖們是靠軍隊支持的，軍隊的核心又是地主階級出身的軍官們，他們對土地革命的態度可想而知。這時武漢國民黨土地委員會已提出一個《解決土地問題的決議案》，規定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卻又規定肥田不超過50畝、瘦田不超過100畝的都算小地主。按照這個標準，在武漢政府管轄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沒收的土地。但就連這樣一個綱領也受到汪精衛等人的反對而被擱置起來。汪精衛等在中共五大上表示：“雖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在占領北京之后實行。”（注：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341頁。）一直被共產國際和陳獨秀寄予厚望的“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對土地革命的態度便一目了然了。所以五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成為一紙空文就不足為怪。又比如，五大提出要加強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但怎樣加強呢？沒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一接觸到實際問題，無論是共產國際代表、陳獨秀，還是五大通過的決議，無一例外地過分強調國民黨的作用，強調武漢政府的作用。當時武漢國民黨掌握在汪精衛、孫科、宋子文等人手中，通過國民黨這個工具去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這樣，五大提出的加強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事實上便成了一句空話。
    三是盲目樂觀的情緒。無論共產國際還是陳獨秀，都沒能認識到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后，中國革命實際上已開始走向低潮。1927年4月20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剛剛過去一星期，在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會議，陳獨秀竟然還說：“國民政府和蘇俄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密切。共產黨人變得更強大了，工農運動在日益發展。”（注：《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會議記錄》（4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205頁。）陳獨秀在中共五大的政治報告中進一步判斷：蔣介石叛變革命后，“盡管革命隊伍的數量減少了，但革命群眾的質量卻提高了。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得到極大的鞏固”（注：《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5卷，第341頁。）。中共五大以目前革命局勢是“嚴重的革命進攻”這一估計為出發點，確信“中國國民革命發展到了最高的決戰時期，客觀的環境，無論國內國際，都對于革命是有利的”，中國革命在繼續高漲（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頁。）。由此而制定的一系列進攻策略必然會遭受挫折，而不能達到挽救中國革命的目的。
    四是沒有充分認識黨掌握武裝問題的重要性。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就指明：“中國的革命軍隊是中國工農爭取自身解放的極重要的因素”，“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里。”（注：《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頁。）中共五大召開前，共產國際執委會《關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對斯大林的觀點作了更加明確的解釋：“在中國共產黨的條件下軍事工作對于開展農村工作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廣州政府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有很多機會接觸廣大農民群眾。”“黨應該十分重視在廣州軍隊中開展政治工作”，“應十分重視瓦解敵軍的工作和組織工農糾察隊的工作”。決議還強調：黨還應爭取“由黨員來掌握指揮崗位”。陳獨秀在五大報告中有兩處專門講到了軍隊問題，他的主張是：“讓大多數工農加入軍隊”，改變軍隊的“社會成分”，這樣軍隊就自然而然地“實現革命化，軍官也不會從地主階級中選擇”（注：《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5卷，第357-358頁。）。可遠水不解近渴，在現有的狀況下，不可能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以此種方式達到掌握軍隊的目的。在大革命的危急時刻，最緊迫的問題是組織和發展黨直接領導的革命軍隊。但是，在這一點上，大會并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沒有認真討論軍事問題，更沒有在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認為，目前情況下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裝力量為支柱的武漢國民政府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就能夠實現大會規定的任務。
    最后應當說明的是，五大盡管有上述種種缺陷，陳獨秀在其中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陳獨秀在五大的連任并不是大革命最終失敗的決定因素。
    很多人總是把大革命失敗的決定因素推在陳獨秀在五大的連任上。共產國際首先持這一觀點。正如他們自我表述的那樣：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決議提出了一條很正確的路線，“機會主義和極左的錯誤根本不是來源于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而是來源于俄國反對派在中國的思想上追隨者”，即“右傾的”彭述之和羅亦農、“機會主義者陳獨秀”，“以及庇護他們這些人的”維經斯基“對決議的否定和抵制”（注：《納索諾夫、阿爾布列赫特和曼達良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270-271頁。）。事實上，造成右傾機會主義統治全黨，以及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不是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的連任，而是象胡喬木后來分析的那樣，“整個政治形勢下黨將失敗，是沒有辦法挽救的”。中共五大可以做而且也能夠做的，是制定一些應變對策，“這種對策不能挽救革命失敗，但能使失敗后我們有所準備”，“可以在失敗中，使我們減少損失”（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頁。）。但中共五大根據共產國際精神制定的策略缺少可行的措施，中共黨組織（特別是中央機構）又非常不健全。所以，中共五大后，陳獨秀無力駕馭迷途中的航船是可想而知的。應該說，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與中共的最高上級共產國際，對危急時刻的中國革命都沒有、也不可能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
    綜上所述，從中共五大的籌備、召開到一系列結果，無一不體現了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精神和意旨，而作為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的陳獨秀，只有被動接受的義務——接受國際決議精神，接受國際的批評，接受總書記的職位（實際上五大后他這個總書記幾乎是名存實亡）等。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大的得失，共產國際都是起決定和主導作用，而陳獨秀至多起了執行和輔助作用。
    字庫未存字注釋：
    　　＠安徽史學合肥91～96K4中國現代史李20042004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于大革命危急時刻的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幾十年來對五大的評價及陳獨秀在五大的連任問題一直是史學界爭論的焦點之一。本文主要根據新公布的共產國際檔案，通過梳理陳獨秀與中共五大的關系，得出與傳統看法不盡相同的結論：五大的實際主導者不是黨的總書記陳獨秀而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五大有明顯的缺陷，但不能全盤否定；陳獨秀在五大的連任是歷史的必然，并不是大革命最終失敗的決定因素。陳獨秀/共產國際/中共五大
    Chen Du-xiu/Comintern/5 th Congress of CPC美國賓夕法尼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王希教授提供了部分資料，并對本文提出了頗有見地的意見，特此致謝。賈淑榮/趙Chen Du-xiu and the 5 th Congress of CPC
  LI Ying
  (The First Division,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of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 100080,China)The 5 th Congress of CPC was held on April 27-May 9,1927,ai time the Grand　Revolution of Chinese was in adverse circumstances. For decades,the evaluation to the 5 th Congress of CPC and the issue of Chen Du-xiu reelected have been one of the key controversy in history research community. This article,which　take use of the new declassified Comintern documents and analy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hen Du-xiu and the 5 th Congress of CPC,argued　that the real director of 5 th Congress was not General Secretary Chen Du-xiu but Comintern and its representative;the shortcoming of 5 th Congress was obvious but should not be total repudiation; and in history perspective the reelection of Chen Du-xiu was　inevitable, that was not resulted in failure of Grand Revolution of Chinese.李穎(1968-)，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北京　10008 作者：安徽史學合肥91～96K4中國現代史李20042004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于大革命危急時刻的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幾十年來對五大的評價及陳獨秀在五大的連任問題一直是史學界爭論的焦點之一。本文主要根據新公布的共產國際檔案，通過梳理陳獨秀與中共五大的關系，得出與傳統看法不盡相同的結論：五大的實際主導者不是黨的總書記陳獨秀而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五大有明顯的缺陷，但不能全盤否定；陳獨秀在五大的連任是歷史的必然，并不是大革命最終失敗的決定因素。陳獨秀/共產國際/中共五大
    Chen Du-xiu/Comintern/5 th Congress of CPC美國賓夕法尼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王希教授提供了部分資料，并對本文提出了頗有見地的意見，特此致謝。

網載 2013-09-10 2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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