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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569(2007)04-0147-09
　　在中國傳統社會里，一直把史學看作是一門具有強烈資治功用的學問。進入近代，史學在救國強國這一神圣的任務中扮演著更為顯著的角色，由此之故，史學在近代學術系統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這一現象就不難理解了。在傳統學術門類里，史居四部之二，資源之富，世無匹敵；同時，若從現代分科的角度來看，惟獨史學一門能與西學直接對應，“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①。如此說來，中國史學應該跟西方近代史學一樣，在推動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可是，傳統史學在近代出現了“致用失效”，以致人們紛紛向舊史發難，認為傳統的史學觀念和歷史寫書太過狹窄、太過陳舊，不能應付新時代的挑戰，需要進行一場革命，以適應新的任務②，于是“史界革命”呼聲不脛而走。
　　20世紀初，要求“史界革命”最為激烈的當數梁啟超，他的新史學觀念在當時可謂大刀闊斧，力辟史學新境界。革新派指出傳統歷史書寫內容大多為一家一姓的歷史，沒有國民的歷史，只是朝廷的歷史，沒有國家的歷史，而新歷史應該寫“國家”、“國民”、“人群”、“社會”的歷史，并要揭示出事件間的因果關系，發現歷史進化的規律。但是，在官方和守舊學人那里，傳統帝王家譜式史學觀念仍然占居主流，于是新舊思想之間的相互斗爭，在歷史教科書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展露。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不是完全屬于民間私人行為，需要經過官方審查，但由于晚清政府管轄力量的削弱，無力全面控制教科書編者的立場，所以許多歷史教科書呈現出新舊交疊，亦新亦舊的現象，更有一些歷史教科書完全站在革命派或漢族立場上敘述歷史，把滿族排斥在歷史之外。不論革命派還是體制中人，都要借用歷史教科書來宣揚各自的政治理念，如革命派希望歷史教育能激勵少年的愛國尚武、尊崇革命；溫和派希望歷史教育能使國人思想開明，支持改革；保守派則企圖借用歷史教育，控制少年意志，以達到忠君衛教之目的。總之，歷史教科書已經成為晚清各派勢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場域③。
　　一、民族主義與歷史書寫主旨的交錯
　　20世紀初年歷史教科書的編著，孕育于中西之學交互激蕩的時代，它不僅反映了史學的演進，同時也折射出社會的變遷。晚清內憂外患的現實，使歷史書寫充滿了民族主義情緒，在教科書方面尤其如此。不論是革新派還是體制中人，無不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喊著“愛國救亡”的口號，努力建立一個獨立民族國家。無獨有偶，在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建構之中，歷史學通過敘述自身民族輝煌的過去，提升民族意識，在19世紀下半葉德意志統一過程中，“普魯士學派”就曾扮演了這種角色。近代國人似乎受到西人的啟示，也有意發揮歷史學的功用。梁啟超在《新史學》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梁氏試圖重建“史學”、“愛國心”、“民族主義”、“文明”之間的邏輯關系，把歷史作為培育民族主義精神、達成民族國家建構的工具。晚清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如趙懿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認為讀歷史之任務在于養成國家觀念，勃發愛國之心，讀史可以知道中國以前是如何之國，中華民族以前是如何民族，“顯我祖國之榮光，復我先民之名譽”。④
　　“民族主義”這個概念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學界使用得很混亂，不能清楚厘定“人種”、“種族”、“種類”與民族主義的不同，往往根據不同語境而凸顯其中某種意義，有時從生物學的角度言“種類”，有時從人類學角度言“種族”，有時又從政治學角度言“民族主義”。中國傳統雖然也有“夷夏之辨”，不過與“民族主義”仍有差距，后者屬于西學領域。民族主義傳入中國以后，迅速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用以抵御歐美列強侵略中國的理論武器，可謂“以其之道，還之彼身”。如近代從國外翻譯了大量西洋史、萬國史教科書里多帶有“歐洲中心論”傾向，宣揚“歷史的人種”、“非歷史的人種”謬論，為他們的殖民掠奪提供理論支持。可是，國人往往能化腐朽為神奇，針對中國社會現狀，發揮人種學說的正面作用。對于國與國之間的弱肉強食，毫無公理可言，有學人謂：“今也國際競爭，環球相望，于是萬國比鄰，國與國，人種與人種，虎視眈眈，茍有罅隙可乘，則競奪人國，因之橫暴殘虐，無所畏憚，以適其所謂帝國主義之理想。顧于此間，問其法律、道德之制裁如何，則盜人之物則罪之，奪人之國反稱強，而為人所畏。⑤揭示優勝劣敗生存競爭的殘酷性，為國人敲響警鐘，談教育者應該“詳其歷史，告我國民，以策改良而資進化”。⑥
　　一旦西方列強覬覦中國之時，更加促使抵抗外敵的民族主義興起，民族群體的生存危機和整體利益的安危，日益強化著中國人的群體團結感、利益和榮辱的連帶感和族群歸屬感，以及對這一群體的忠誠情結⑦。大部分晚清歷史教科書持一致對外的民族主義立場。《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要求“以我國人述我國事”，“以進文化改良社會為主”。全書大彰愛國主義，“識古來并合之由，以起近今衰亡之痛，長學識，雪國恥”，“以衛種族，張國威為主”，“力捍外侮者必稱道勿衰，以壯我幼年之氣”。⑧在民族主義精神激發之下，為抵御外敵，重振漢唐遺風，“尚武”之風漸盛，得到舉國上下一致提倡。軍國民主義成為國民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如1906年《高等小學歷史教授本》說：“歷史中英雄不可磨沒之氣概，在軍事為多，本書頗注意于此，起適于兒童好勇之天性，以振發其尚武之精神。”袁世凱為《中國歷史課本》作“敘”謂：“自漢以來，釀成重文輕武重士輕商之俗，今雖優養武士，提倡實業，苦于積重難返，行百里而九十焉。讀是編者，鑒于前失，憬然覺悟，發憤為雄。”⑨甚至女子歷史教科書也強調尚武精神，如《祖國女界偉人傳》宣揚洪宣嬌、畢氏、韓氏、秦良玉、韓夫人、任氏、謝小娥、平陽昭公主、花木蘭等人，都以英勇女性的模范著稱。《神州女子新史》亦以發掘中國女子“武德”為自任，批評“當神州陸沉，外族憑陵，干戈四起，胡塵撲地之秋，堂堂須眉男子，或束手待斃，泯泯焉與秋草同枯，或搖尾乞憐，屈身為累朝長樂老。而女子界上往往有一二英杰之女子，出而維持一面，纖纖玉手，支撐半壁江山，赫赫香名，壓倒一朝文武。”⑩以此激勵男子國民振奮精神，崇尚武功。在內憂外患的窮境之下，一向被統治者壓制的尚武精神，得到了革命派、溫和派，甚至保守派的一致支持。
　　近代民族主義思潮除了針對國外列強之外，尚有另一層含義，就是從漢族立場出發推翻滿清政府。革命派通過歷史書寫，苦心創制了一套漢族當權合法性依據。在革命派看來，漢族與滿族雖同屬黃種，然黃種內又別出二系，其一為以漢族為中心，兼包日本、朝鮮、安南等族的“昆侖山系統”，其二為滿洲、蒙古等族構成之“西伯利亞系統”，這兩大系統，血脈分流，種性迥異，實與異族無殊(11)。既然漢滿有別，那么異族統治的政權，便不是漢族的政權。晚清士人口中經常說“無國”、“無史”，他們抱怨過去200多年中國是被異族所竊取，看似有國，實“無國”。劉師培易名“光漢”，言外之意就是要光復漢室，撰《攘書》，他秉持“正統”之論，認為宋明之亡，中國無正統者或近百年、或達二百余年，“其所謂史者，乃胡史，而非華史”(12)。那么，推翻滿族統治，歸政于漢的合法性在哪里？革命派借用了當時風靡一時的“中國人種西來說”。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根據《圣經》即倡“西來說”，但沒有引起世人注意，影響甚微。到了19世紀末葉，倫敦大學法國漢學家拉克伯里(Lacouperie)著《中國太古文明西元論》(Western Oris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80)，論證漢族乃衍自西亞，原居住在巴比倫一帶，酋長黃帝率領族人東遷，征服了土著部落，勢力伸入黃河流域，于此建國。拉克伯里這套理論無疑是伴隨西方殖民擴張，所產生的“歐洲中心”文化霸權的論說，其所蘊含的種族偏見和虛構性，早已經不起考古學的實證檢驗。但在20世紀初年，這套理論大受國人歡迎。自1899年日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撰《支那文明史》，較詳引證拉克伯里的理論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望風景從。如章太炎、蔣智由、劉師培、黃節、陶成章諸人，考稽古史，多方比附，深信不疑。20世紀初年國史教科書多奉“西來說”為依據，如曾鯤化的《中國歷史》、陳慶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丁寶書的《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夏曾佑的《歷史教科書》、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等等，莫不主此說。“西來說”的流行，一方面是國人想拉近與所謂“優秀人種”（白人）的距離，緩解國人的自悲情結，激發其對中國前途的希望。如蔣觀云《中國人種考》在介紹拉克伯里學說后，滿懷信心地說：“我人種于上古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車未興而超越千萬里高山、沙漠出沒之長道，以開東方大國，是則我祖若宗志氣之偉大，性質之勇敢為何如。而其事業之雄奇又直為他人種之所無，足以鼓舞我后人之氣概者，抑又何如也。”(13)可見，國人是從增強民族自信的角度解讀“西來說”。另一方面革命派援引斯說，則“別有用心”。
　　在傳統社會里，黃帝的地位并不高，中心人物還是孔子，明末清初王夫之首先提出黃帝是漢族始祖的講法，然響應者寥寥無幾，到晚清，黃帝地位開始節節攀升，成為漢族文化血統的象征。清末國史教科書多把黃帝描繪成征服者的形象，以及他對中國文明的貢獻。黃帝得位之先，歷經多次戰爭，三戰炎帝，擒殺蚩尤，然后代炎帝為天子，可以說是傳統皇朝體制下典型的戰爭形態。但“中國人種西來說”的引入，黃帝時代的戰爭，由皇朝戰爭一變而為民族之間的征服戰爭，黃帝也由“古先圣王”轉換成“征服者”的角色。曾鯤化《中國歷史》扉頁上印有“中國始祖黃帝肖像”，濃眉怒目、長須、穿戰袍、佩劍、執鉞，像后致詞曰：“黃帝者，我現今四萬萬漢種人之鼻祖也。據今四千年前以鉅刀闊斧開辟中國，制造文明，凡我后人一草一木皆受其賜。謹描肖像于書端，令我國民作一大紀念，以發達我偉大雄毅之種魂，擴張我膨脹縱橫之國界。”1905年杭州彪蒙書室出版的《繪圖中國白話史》所繪黃帝圖像也是一位武人形象。因此，黃帝后裔的漢族與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的關系，只能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優秀民族與劣等民族的不對等關系(14)。在這種歷史意識支配下，歷史書寫當然以漢族為中心，“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孰為中國人？漢人種是也。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敘事以漢人為主，其他諸族之與漢族，有關系者附入焉。”(15)曾鯤化“痛國家之臠割，憤種族之犬羊”(16)，謂“支那歷史者，漢人種之歷史也”，“我國之所以有今日者，實漢種之所賜”(17)，他所編《中國歷史》上自漢族發生，下至漢族衰微，實以漢族歷史作為國史書寫的中心，其他民族包括滿族這些“外族”活動只是漢族歷史發展的某個影響因素。漢族是中國民族獨一無二之主體，漢族之倡言排滿，只是恢復歷史發展的常態，滿族當政只是歷史的偶然。不過，對革命派或溫和派的種族論，有的歷史教科書持有異見，張運禮以為“近黨人邪說，倡為種族之論”，是昧于事勢，悖逆于理(18)。
　　要言之，國人編著歷史教科書雖然都秉承著發揚民族主義精神為宗旨，但由于編著者所持政治立場各異，他們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有所不同，產生了各種觀念的糾結和交錯。饒有趣味的是，國史教科書成為晚清各派勢力角逐的一個場域，都想借助傳播最廣泛的教科書，闡述各派的政治理念，對廣大學生施加影響。
　　二、“國家”、“人群”與歷史書寫對象的轉移
　　歷史教科書是歐風美雨的產物，是中國近代史學演進的一個側面，不論在史學觀念或歷史寫作方面，與傳統史學截然不同。對近代社會思潮影響巨大的一些政治概念如“國家”、“國民”、“人群”、“社會”，對歷史書寫對象的轉移，起到了指南的作用，也是區分新、舊史學界限的尺度。我國傳統史籍浩如煙海，不過大多系梁啟超所說的帝王家譜式的歷史，較少記載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史。而“國家”、“人群”概念的引入，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審視舊史的一個新視角，直接推動了新史學的誕生，而清末歷史教科書則很好地說明了這些政治概念是如何被近代學人整合到歷史敘述之中，又如何更新傳統史學觀念。
　　舊用“國家”大抵指陳的是朝廷和皇室。而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是由土地、人民、主權三要素集合而成，誠如梁啟超所言：“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19)傳統國家觀念中所謂的“人民”，實際上指的是“子民”、“臣民”，都是帝王的私有財產，不擁有國家的主權。由近代國家思想所派生出來的“國民”是國家主權的擁有者，所以，國家一旦有難，人人有義務保衛國家，“愛國心”由此生焉。為了構建近代民族國家，培養國人的愛國心，晚清士人都很重視歷史的宣傳作用。傳統帝王家譜式歷史只能培養對朝廷君王的忠誠，而不能激發世人的愛“國”心。人民看不到自己的歷史，因此梁啟超高揭“史界革命”之大纛，要為“國民”作史(20)，“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
　　歷史書寫應該以國民為中心，得到了進步知識分子的響應。1902年陳黻宸作《獨史》，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與臣與學人詞客所能專也”，因此，今日作史，固應以“民史”為重(21)。同年，新加坡《天南日報》刊行《私史》一文，抨擊傳統史家“唯知有朝廷”、“唯知有君主”，“把數百年事務，作一人一家之譜系而為之。一切英雄之運動、社會之經練、國民之組織、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關涉。”如是之史，“是一家之史，非全國之史也；一時之史，非萬世之史也”，斷非“國民認許之史”(22)。1903年留日學生曾鯤化《中國歷史》，尤其強調“國民”在歷史中應有之地位。他認為“所謂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書，皆數千年王家年譜、軍人戰記，非我國民全部歷代競爭進化之國史也。”茍欲振作國民精神，“必先破壞有史以來之萬種腐敗范圍，別樹光華雄美之新歷史旗幟，以為我國民族主義之先鋒”，以喚起20世紀中國“自由魂”、“獨立魂”。不寫國民的歷史，不足以激發國民精神，民族主義無從談起，若無民族主義，也就無法建構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晚清學人高舉要為國民寫史，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但是，由于對“國家”理解的不同，有的歷史教科書仍然把國家理解為朝廷，所以歷史敘述往往以帝王為主線。如1906年劉乃晟的《中國歷史課本》批評：“自新學勃興，言歷史者，動謂吾國舊史，大抵一姓帝王之私譜，于所謂民族史、國史之新義不相合，乃競取小說雜記之所言，牽引附會，編次成書，求合于歷史學之新義，此亦近今之通蔽也。”自唐虞以來，皆以國土為君主之所有，故往者史家，皆以一姓統全國，因此他所編歷史課本“皆以帝王為綱”(23)。1907年《新體中國歷史》也強調“人必能對國家盡義務，為社會盡責任，而后謂之有格”，本國歷史可以“培養社會之道德心，以忠皇室，愛國土，仿祖宗之行為，繼承偉業，以發揮國光”(24)。1909年張運禮的《中國歷史全書》對新史學家批判舊史“可以為二十四朝君主之譜牒，不可以為二千余年民族之紀載”，不以為然，提出“天下”觀念。張運禮在歷史敘述中雖然也不斷使用“國家”、“國民”，但仍固守傳統觀念，他所鼓吹的“國民”，更接近于英語“national”而非“citizen”的定義，“national”強調的是人民對國家或政府的義務，“citizen”突出的則是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所以他認為“國民”是要當以“勇儉、合群、忠君、親上為救亡雪仇恥獨一不二之宗旨”(25)。歷史教科書對“國家”、“國民”的不同詮釋，也反映了新舊勢力間的角逐。
　　如果說，“朝廷”、“帝王”相對應的是“國家”、“國民”，是歷史書寫中兩種不同的取向，那么“人群”、“社會”引入歷史，則要求歷史書寫從單數向復數的轉變，所謂“復數”的歷史，不僅指人群的歷史，也是指男女共創的歷史，這種新歷史才能發現人類社會演進的規律，探往知來，才能知道中國未來歷史的走向。在晚清學界影響很大的一部社會學著作，是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群學肄言》，他在這本書里批評以往所謂的國史只是“萃各國諸豪之所為”的“豪杰史”。(26)“自太古至今，事之有取于默識者，舍巨子名人言行無以為也”(27)，所以“曰：‘國史者人豪之國史’，幾人人謂然”。(28)嚴復加注以表贊同斯賓塞之說，“以世運進退為賢圣豪杰，所主張者亦不足以言群學。”(29)社會學理論引入歷史學領域，對我國傳統史學的改造起到了革命性作用，歷史的主體不再是記載個人，專寫帝王將相的歷史，應該敘述一個群體發展的歷史。歷史不是單數個人與事的記載，應該闡述復數的人與人、事與事、群體與群體內部存在的有機的、交錯的關系，進而發現其中的因果規律(30)。
　　對于革命派或改良派來說，社會史的歷史書寫進路，可以探往知來，更好地認識現在，以便作為改變當下社會之資。所謂“改變”，對革命派而言，即要求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一個獨立民族國家；改良派則希望在既有的體制下實現開明政治，救國強國。歷史書寫應該以探求社會進化之理為宗旨，即便保守派也不反對，官方在文件中也給予支持，如編纂鄉土志，其所指涉的內容十分廣泛，已大大超出所謂帝王將相的歷史，取材必以有影響于社會，“記大事不記小事是史家新眼光，否則貽鄰貓產子之譏。”(31)不過，官方認為敘述人群的歷史，可以達到“愛國合群之目的，而所謂的“愛國”所指陳的是“忠君衛道”，“合群”意指緩解不斷激發的滿漢畛域。所以，當時部分鄉土歷史教科書特別強調地方各個民族之間的團結和睦，無非是為了增強社會的穩定系數，以鞏固清廷政權。
　　曾鯤化《中國歷史》認為歷史應該敘述“古今人群進化之大勢，盛衰隆替之原因結果，及萬般社會之重要事實，為獨一無二之主腦”(32)，才能振發國民之精神，發揚民族主義，其排滿革命的潛在動機十分明顯。1906年汪嵌的《中國歷史講義》引進社會學概念理解歷史，謂社會學有動社會學和靜社會學之分，前者“在于探賾索隱，記古今遞嬗之由，觀會通以御世變，是《易系辭》所謂智以藏往也”；后者“在于循舊造新，證消息盈虛之理，溯往跡以矚來茲，是《易系辭》所謂神以察來也”。汪氏認為歷史學正如社會學，是一門“藏往察來”的學問，“夫史固孕育社會者也，則群治皆窳，史亦尸其咎歟”，群治的好壞，與歷史學密切相關，以往史書“多托恢誕而飾詭辭”，“尤逐浮塵野馬，蕩為飛煙”(33)，不足以昭事理，“以成今日現象”。因此，他編寫歷史“重社會而輕個人，其不涉于社會者，皆從略”(34)，這樣的歷史“使讀者展卷而生愛國心，掩卷而滴憂國淚，庶不悖于國史之名義歟。”(35)1906年汪榮寶的《本朝史講義》批評舊史“詳于狀個人，而疏于談群治”，事實散漫，難尋始終，認為歷史的要義“在于鉤稽人類之陳跡，以發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36)劉乃晟的《中國歷史課本》謂“人類之歷史，萬物之歷史也。歷史又非徒記世代之沿革，實人群思想之維系。”著者希望讀此歷史，“振起合群之思想”(37)。
　　新史學主張歷史敘述的中心是人群社會而不是個人，尤其不是帝王將相少數人，要寫的是蕓蕓眾生的歷史，如此才能認識歷史的真相。20世紀初年不少歷史教科書對英雄史觀持批判態度，如1908年趙懿年的《中等中國歷史教科書》指出：“歷史者，非一二英雄之傳記也。彼英雄者，特社會中之個人，其事業影響，縱或及于全體，而未產此英雄之先，必有天數之原因結成，既產此英雄之后，必有無數之機緣湊合。”觀察歷史的出發點不能以個別英雄人物為中心，應該從智力、產業、宗教、政治諸多面向綜合考察歷史，而后“真際始見”(38)。多數歷史教科書受新史學思潮的影響，主張編寫人群、社會的歷史，但以人物為中心的傳統紀傳體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又緣于時局的影響，英雄史觀在晚清學界曾經風行一時，部分歷史教科書仍不時流露出這種思想傾向。最為突然的例子則是女子歷史教科書，幾乎都以中外杰出女性傳記的形式編寫而成，一方面女性題材的出現，反映了民史思想的高漲，帝王將相歷史的沒落，另一方面極力宣揚典范女性作為歷史教材，又倒退到單數的歷史。在晚清新舊交替的時代，各種異質觀念往往能相依相存，從現實致用的角度出發，不太考慮思想內在的一致性，這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民史思想的引發是針對傳統史學的“帝王將相”的歷史，而英雄史觀在20世紀初年甚有聲勢則是導源于現實因素，“中國今日情事之危迫、社會之腐敗已臻極點，非有真英雄出而鼓蕩之、改造之，幾何能自立于競爭最劇烈之場耶。”(39)時勢呼喚英雄，英雄史觀的流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社會需求的一種回應。又如20世紀初年高唱為國民著史、為社會寫史，事實上只停留于口號，并沒有產生過一部像樣的民史或社會史作品，大部分國史教科書也仍然以政治史為中心，受日本史著的影響，點綴部分文化史內容而已。這也說明了當時歷史教科書只是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新史學觀念在大多程度上被這些教科書所貫徹，很值得懷疑。有的歷史教科書在“緒論”或“通論”部分對歷史定位頗高，如祝震的《最新中等中國歷史教科書》（南洋官書局1906年印本）、《新體中國歷史》，批判家譜式的帝王歷史，主張撰寫人群社會進化的歷史，而正文仍沿襲著傳統的政治史思路，實為兩張皮，毫不相干(40)。
　　三、進化論與歷史書寫方式的更新
　　傳統今文經學的“公羊三世說”蘊含有進化的因素，但這種思想仍未脫離循環史觀的窠臼。自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進化論傳播到中國，尤其嚴復譯《天演論》出版后，進化學說風靡全國，使得20世紀初幾乎所有的學問都必須按照歷史發展的脈絡加以重新安排。傳統史學有一種影響很大的歷史觀念，認為社會歷史越古越好，所謂盡善盡美的“黃金時代”是在古代不是在未來。但進化論告訴人們，人類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過去與現在是聯成一線的，存在因果關系，今日之現象可以從過去尋找答案，猶如夏曾佑所言：“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其夷險。”(41)今勝于昔，最美善的境界在未來而不是過去。而清末以來社會急劇變化，民族危機深重，險象環生，更容易使人產生歷史的轉折感和斷裂感，晚清士人口中常常念及“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正是對這個時代的直接感悟，迫使人們從歷史中探尋民族危機的深層原因，從歷史發展的態勢中思考民族的前途。
　　進化論直接促成了新史學觀念的產生。進化學說認為人類社會只有組織成國家之后，才算進化到社會組織的最高形態，因此歷史的主體，不應該再是敘述個人，而應該是記載一個社會國家整體進化的過程，影響歷史發展的是人群而不是個人。這種史學觀念勢必影響到歷史書寫內容的時空重組和書寫方式的更新。在時間上，傳統以朝代劃分歷史的方式，代表了只見君主，不見國民的眼光，不能察“人間社會之事變”與“終始因果之關系”，誠如曾鯤化所說：“中國歷史舊例，只區朝代而無時代之分，此蔽讀史者之智識，塞讀史者之感情之大端也。”(42)因此，梁啟超主張“就事變之著大而有影響于社會者”作為歷史分期斷限的依據，分國史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43)。在空間上，傳統史書較多關注政治史和軍事史，然而歷史發展是多線條、多層面的立體，因此新歷史不是單面的，應該包括經濟、地理、政治、外交、社會、民族、宗教、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內容。晚清的歷史書寫往往以地理、人種開始，如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開頭幾章是“地勢”、“人種”、“區分時代”；夏曾佑《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首論“世界之初”、“地之各洲人之各種”、“中國種族之原”、“舌今世變之大概”。歷史敘述不再只以政治史為主體，所涉及的內容更為廣泛、更為豐富。如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批評傳統史書“詳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詳于事跡而略于典制”，故而他在歷史寫作過程中更注意于歷代政體之異同、種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進化之階級、學術進退之大勢(44)。又如夏曾佑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于“一家一人之事，則無不從略，雖有名人，如與所舉之事無關，皆不見于書”，而詳述“為一代興亡之所系者”、“關乎外國者”、“關乎社會者”(45)。歷史書寫的空間轉移是20世紀初年新史學思潮的一大呼聲，鄉土歷史、女子歷史逐漸在歷史書寫中占有一定的空間，最能說明這種變化，而導致歷史書寫的空間轉移，歸根到底是進化論的引入，產生出一種完全有別于舊有的史學觀念，從而體現在歷史書寫的實踐活動中。同時，為了貫通古今，顧及歷史發展的系統，顯示歷史進化的過程，20世紀初中國歷史編纂學發生了巨大變化，受西方和日本史著的影響，章節體的引入是一個關鍵性的變化。敘述結構包括內容的時空轉變，使得人們對史事的處理方式產生變化，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要呈現發展的過程。進化論促成了章節體歷史書寫形式的出現，而章節體的敘述方式又帶來了發展變化的觀念，兩者存在互動聯系。
　　早期出版的一批歷史教科書充分反映了進化觀念對歷史敘述的影響。首先，歷史敘述要體現史事間的因果關系，而不只是孤立的史料堆積。晚清史學界“有史”與“無史”之爭辯，其所謂的“有無”標準，各有不同，有的認為舊史書寫的是帝王將相的歷史，“無史”指的是沒有國民的歷史，梁啟超持這種看法；有的認為舊史毫無系統，只是記載散見的事情，這種“歷史”也不是歷史，王國維主此說。不論如何，受進化論的影響，歷史應該講求因果關系，探尋公理公例，成為歷史敘述的一大宗旨。在晚清學人看來，歷史惟有講求因果關系，才有益于人類，才能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增進人類的幸福。清末出版的歷史教科書無不奉此為圭臬，當然，至于在實際寫作過程中多大程度上呈現史事之間前因后果，則是另一個問題。陳慶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在“總論”中明確指出：“近世歷史為一科學，序次事實不可無系統。”認為“治史而不言系統，綱紀亡矣。”(46)夏曾佑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謂：“本編亦尊今文學者，惟其命意與國朝諸經師稍異，凡經義之變遷，皆以歷史因果之理解之，不專在講經也。”(47)夏氏的進化觀念糅合了今文經學和西方進化論思想，與清代經師不同。今文經學仍然認定一個孔子的理想作為終級追求的目標，雖然有三世進化的眼光，最后仍想尋找“升平世”的理想。而夏氏是把目光投向現實和未來的，他說：“智莫大于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以為推而已矣。故史學者，人所不可無之學。”因此，他要寫一部“文簡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的史書，以供社會之需(48)。這里所謂的“理”，指陳的是揭示歷史內在的因果之理。1906年汪嵚《中國歷史講義》亦認為“聚無系統之智識，則不足成為一科學”，此書“自開卷以訖終編，其系統斠然若一，即每編每節，亦復相聯。故于人群之進化，事實之本末，旨一以貫之。”(49)又如較為保守的張運禮《中國歷史全書》也強調歷史書寫要考察“盛衰興旺之遞變，原因結果之相生”，這樣才能避免“斷爛朝報之譏”(50)。
　　其次，歷史分期的問題。進化觀念改變了傳統以朝代劃分歷史時段的做法。分期應該反映歷史的復雜轉折和進化情況。西方史著分期為上世、中世、近世，這種歷史分期被當時歷史教科書所采用，這樣更能顯示歷史演變的大勢。如陳慶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分為4個時期：上古期（漢族增勢時代）、中古期（漢族盛勢時代）、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時代）、近世期（西力東漸時代）；又如夏曾佑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提出了“三世七時代”：傳疑時代、化成時代、極升時代、中衰時代、復盛時代、退化時代、更化時代系于上古、中古、近世之下，著重各個時代演化趨勢。
　　再次，章節體被歷史教科書廣為采用。20世紀初學人批評舊史不合教科之用，不少人也是從體裁形式角度著眼，如劉師培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中說：“讀中國史書有二難：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記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記事多相襲。中國廿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鑒、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要編纂適合學校教育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只能采取新的歷史編纂方法，他援引西方史著“區分時代”與“分析事類”的方法，用篇、章、節的方式安排史事，或以課本體來敘述歷史。這種基本以時間先后順序敘述同一類事件或問題，會增強事件間的聯系感，也更易于解析事件產生、發展、變化的內在因果關系。所以，章節體的表述方法能使學生對歷史產生一種動態的前后貫通的連續感和演進感。章節體或課本體逐漸取代傳統編年體和紀傳體，這種新式歷史書寫形式的出現不僅是編纂學意義上的進步，而且也反映了史學觀念的革新。
　　中國歷史教科書在清末如此多涌現，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首先，西學東漸，各種西方思潮，包括史觀，如地理史觀、人種史觀、科學史觀等，紛紛登堂入室，引起了史學觀念、歷史寫作的變化，尤其以進化論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國外史書的譯介，使國人在傳統史書體例之外，尋找到適合教科書編寫的形式。這些國外史籍不僅有傳教士編譯的國外史地著作，也包括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日本引進或翻譯而來的支那史、東洋史教科書，從中獲得了編纂中國通史教科書的最早范本，不論在歷史分期、體裁形式、內容安排，深受日本支那史、東洋史教科書的影響；再次，晚清學制改革，新式學堂風起云涌，課程設置的需要，直接推動了歷史教科書的出現；最后，民營出版機構的大量產生，為歷史教科書走向社會公眾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如果沒有民營出版機構的積極參與，很難想像歷史教科書出版會有如此規模。歷史教科書在晚清文化史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是史學史研究不應回避的對象，其重要性與之目前研究現狀很不相稱，有待我們進一步的探索。
　　注釋：
　　①梁啟超：《新史學》，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九），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頁。
　　②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③晚清出版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種類和數量，受篇幅限制，在此不能詳述，可參拙文《晚清中國歷史教科書述要》（待刊）。
　　④趙懿年：《中國史：中等歷史教科書》第一章，上海科學會編輯部1908年印本。
　　⑤《西洋史·序》，中國百城書舍1915年譯本。
　　⑥秦瑞玠編著：《高等小學西洋歷史教科書·編輯大意》，上海文明書局1903年印本。
　　⑦汪林茂：《晚清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頁。
　　⑧《文明書局編輯蒙學中外歷史教科書約恉》，1903年10月19日《大公報》。
　　⑨袁世凱：《中國歷史課本·敘》，直隸官書局1906年印本。
　　⑩《神州女子新史正編·結論》。
　　(11)陶成章：《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湯志鈞編：《陶成章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15-218頁。
　　(12)《攘書·胡史篇》，見《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635頁。
　　(13)《中國人種考·中國人種西來之說》，1903年9月《新民叢報》第37號。
　　(14)參沈送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出版。
　　(15)陶成章：《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敘例》，湯志鈞編：《陶成章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
　　(16)《東新譯社開辦之原由及其特質》，見《中國歷史》上卷，東新譯社1903年印本。
　　(17)橫陽翼天氏：《人種略說》，《中國新史學》，鏡今書局1903年版，第115頁。
　　(18)張運禮：《新編中國歷史全書·凡例》，商務印書館1910年印本。
　　(19)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五），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頁。
　　(20)梁啟超：《新史學》，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九），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
　　(21)陳黻宸：《獨史》，見陳德漙編：《陳黻宸集》（上冊），中華書局1995年，第560-575頁。
　　(22)《私史》，1902年10月31日《新民叢報》第19號。
　　(23)《重印中國歷史課本敘》，見劉乃晟：《中國歷史課本》，奉天學務處1906年印本。
　　(24)《新體中國歷史·敘論》，商務印書館1907年印本。
　　(25)張運禮：《新編中國歷史全書·例言》，商務印書館1909年印本。
　　(26)(27)(28)(29)《群學肄言》，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2、23、24、22頁。
　　(30)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31)馬錫純：《泰州鄉土歷史教科書·編輯大意》，泰州教育會勸學所1908年印本。
　　(32)曾鯤化：《中國歷史》第一章，東新譯社1903年印本。
　　(33)汪嵚：《中國歷史講義·敘》，普益書局1906年版。
　　(34)汪嵚：《中國歷史講義·例》。
　　(35)見汪嵚《中國歷史講義》封面提要文字。
　　(36)汪榮寶：《本朝史講義·緒論》，京師學務處官書局1906年印行。
　　(37)劉乃晟：《中國歷史課本·緒論》，奉天學務處1906年印本。
　　(38)趙懿年：《中國史：中等歷史教科書·總論》，科學會編譯部1908年再版印本。
　　(39)見《中國白話報》第3期（1904年1月17日）《英雄主義》出版廣告。
　　(40)參拙文《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譯介及回應》，《福建論壇》2005年第3期。
　　(41)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頁。
　　(42)曾鯤化：《中國歷史》第一章，東新譯社1903年印本。
　　(43)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六），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頁。
　　(44)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見《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2177頁。
　　(45)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二篇《凡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頁。
　　(46)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卷1，武昌兩湖文高學堂1903年印本，第10頁。
　　(47)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2頁。
　　(48)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序》。
　　(49)汪嵚：《中國歷史講義·例》，普益書局1906年印本。
　　(50)張運禮：《新編中國歷史全書·凡例》，商務印書館1910年印本。

東南學術福州147～155K3中國近代史李孝遷20082008
中國歷史教科書/民族主義/新史學/進化論
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正值中國社會新舊更替的年代，中國歷史教科書作為特定時期的產物，烙上了深刻的時代印痕。歷史教科書不僅成為晚清各派勢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場域，而且也是新舊史學派系闡述史學觀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國家”、“國民”、“社會”引入到歷史領域，對推動舊史學向新史學的轉變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歷史觀，而且促進了歷史敘事方式的更新，章節體或課本體逐漸取代傳統編年體或紀傳體，成為歷史書寫的主要體裁。
作者：東南學術福州147～155K3中國近代史李孝遷20082008
中國歷史教科書/民族主義/新史學/進化論

網載 2013-09-10 21: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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