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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經濟有兩種典型形態，一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這兩種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進行綜合考察，能使我們從中獲得諸多寶貴啟示。
　　　　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
　　市場經濟的第一個典型形態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大體時間是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到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或者說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其主要特點是政府對經濟生活實行自由放任政策，市場完全靠一只“看不見的手”來操縱和運作。政府職能主要是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第二階段：壟斷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一階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其特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由自由競爭走向了壟斷，出現了大量的壟斷組織。因為壟斷一方面有利于有計劃的生產和銷售，從而有利于克服自由放任造成的經濟生活的混亂狀態，另一方面，過度的壟斷又排斥競爭，削弱經濟的活力，所以，旨在限制壟斷，保護競爭，同時也排斥過度競爭，以實現競爭和壟斷適度結合的國家干預由此開始出現。
　　第三階段：政府宏觀調控下適度競爭和適度壟斷相結合的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間在本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以來尤其是二次大戰以來。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標志是：發達的市場關系和日臻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相結合，適度的競爭和適度的壟斷相結合。隨著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政府一方面實施反壟斷法，限制壟斷的過度發展，以期保護適度競爭；另一方面，又通過制定財政、金融、收入分配等政策，通過制訂經濟計劃來干預市場，以期限制無序競爭。
　　現代市場經濟，不僅是競爭與國家的宏觀調控相結合，而且是競爭與國際范圍內的宏觀調控相結合。二次大戰以后，隨著生產國際化和市場國際化的加強，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國際范圍內的宏觀經濟調控出現并獲得發展。例如西方發達國家的七國首腦會議（由美、日、法、德、意、英、加七國組成）、五國財長會議（美、日、德、法、英），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七十七國集團，都是與進行國際宏觀經濟調節相關的組織。還有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關貿總協定三大組織，號稱“經濟聯合國”。對國際經濟中的某一方面進行著有力的宏觀調控。至于人們所熟知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則更是采取多種措施在共同體１２國之間進行經濟調節。這樣的共同體儼然一個區域性的“聯合國”，或一個擴大了的國家，對國際范圍內某一大區域的市場經濟進行著宏觀調控，在協調有關國家之間經濟發展中的矛盾和利益關系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二、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艱難選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第二個典型形態。因受篇幅所限，這里僅以我國為例，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所經歷的艱難選擇過程。這個過程大體上可劃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時期：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萌芽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初始時期。這一時期開始的標志是：毛澤東同志《論十大關系》講話的發表。
　　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澤東同志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針對５０年代上半期套用蘇式經濟體制所出現的弊端，提出了在經濟生活中應處理好的一些主要關系，作為改革初始階段的基本思路確定下來。在發展商品經濟和運用市場機制的問題上，從這時起，到６０年代前半期，毛澤東同志對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階段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運用價值規律，“不要怕資本主義”。陳云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不能只靠計劃”。鄧小平同志的“白貓、黑貓論”，也從這一時期開始，在群眾中廣為流傳開來。這一時期，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先后進行了兩次改革。一次是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的改革，內容主要是中央給地方下放權力；另一次是６０年代初調整時期的改革，內容包括：收回原先下放過頭的企業和地方的權力；在農村恢復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有的地區實行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強調工業企業職工的物質利益和企業的經營效果。在調整的同時還試辦了九個全國性和三個地區性的工業托拉斯，當時就提出了要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注意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這兩次改革對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最初的探索。
　　第二個時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即十年內亂中，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萌芽被扼殺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停滯、倒退時期。
　　第三個時期：１９７８年前后－１９８４年９月。大體時間是兩個三中全會之間，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復萌生長和經濟體制改革恢復并迅速取得顯著進展的時期。１９７８年十二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了改革的方針，從而使得中斷了十余年之久的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又重新開始，并獲得了全新的內容。由文革前停留于集權、分權的表層改革，進到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以改變運行機制為基本著力點的深層改革。這期間改革的實踐以１９８２年９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為界，又可分為兩個小的階段：十二大之前，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短短兩三年時間即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十二大之后，改革全面推開，重點開始轉向城市。但這一時期改革的理論指導還局限于“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市場機制的作用還未被提到應有的地位。
　　第四個時期：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即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大。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雛形形成和經濟體制改革首次取得重大突破的時期。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靠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樣，就在黨的文件中，正式確立了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對于將商品經濟、將市場與資本主義劃等號的傳統觀點，是一次重大的歷史性的突破。既然我國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作為商品經濟基本規律的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無疑就應跟計劃結合在一起，發揮其重要作用，而不僅僅是起輔助作用，即不應局限于原來的所謂“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于是，又經過了兩三年的繼續探討，到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進一步確立了新的提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與市場的作用都是履蓋全社會的”。十三大把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確定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并強調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第五個時期：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即十三大以后到十四大及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確立和經濟體制改革又一次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期。
　　鄧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初著名的南巡講話中，對他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能搞市場經濟”的一貫思想，作了集中的精辟的闡述。同年１０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則正式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十三大對有計劃商品經濟內涵的闡述，實際已接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由于當時還保留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法，從字面上看，還把“有計劃”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因而與市場經濟之間，還隔著一線紙，還有些遮遮掩掩（“有計劃”就是隔著的一張紙），小平同志南巡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則把這張紙給捅破了，這樣市場經濟就堂堂正正地走進了社會主義的殿堂。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建立進一步制定了行動綱領，標示著我們國家已開始架設通往新世紀的宏偉大橋。
　　　　三、幾點規律性的啟示
　　以上，我們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艱難選擇（以中國為代表）等方面綜合考察了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列寧說過：歷史是一個錯綜復雜但畢竟有規律的過程。那么，從以上所簡要概述的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規律性的啟示呢？
　　第一、無論是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都是社會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要求，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在歷史上，隨著生產社會化、商品化的發展，市場過渡到市場經濟，即過渡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也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其間雖經過艱難曲折，但最終還是得確認它，選擇它。我國確定和選擇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了數十年的苦斗，其間的阻力和挫折已如上述。即使在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發表后，潛在的阻力仍有存在。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市場經濟以鐵一般的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最終還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立了腳、扎了根。從這里，我們可以更加堅定在中國搞市場經濟的信念。
　　第二、政府的政策恰當與否，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二次大戰以后，我國的國情與日本大體相似，日本迅速恢復和發展起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并迅速向現代化市場經濟轉變，經濟上迅速崛起，而我國卻一直在傳統的計劃體制面前徘徊，經濟上不去，這又與兩國政府所實施的不同政策密切相關。例如，日本政府一貫推行有利于市場培育的政策，其政府干預旨在為市場發育創造條件，排除市場發育的障礙因素。而我國建國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情形卻與此相反。兩國截然不同的政策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這些都告訴我們：政府制訂和實施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政策是至關重要的。我國要加快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需要政府在制訂和實施恰當的政策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
　　第三、加快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抓緊機遇，抓住契機。從市場經濟形成與發展的世界歷史來看，其形成與發展的每個時期，都有一些重要機遇，抓住了這些機遇和契機，就能大大加速發展。
　　例如，在由市場經濟萌芽成長為市場經濟形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態）的時期，十五六世紀地理上的幾個重大發現，就是一次重大機遇。早在十四五世紀，市場經濟的萌芽從而資本主義的萌芽已經稀疏地在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等城市出現。而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地理上的幾個重大發現，改變了通商航線和西歐的商業中心，使世界市場的疆域突然擴大，這就為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新興資產階級開辟了廣闊的活動場所，這些國家的新興資產階級以及著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政策抓住這一機遇，竭盡全力求發展，極大地推動了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進步。從而，就極大地加快了這些國家市場經濟萌芽的生長，加快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確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３卷中曾這樣說道：“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由于地理上的發現而在商業上發生的并迅速促進了商人資本發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一個主要因素。”（《資本論》第３卷第３７１－３７２頁）。
　　又例如，在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英國所開始的工業革命又是一次重要機遇。工業革命是以機器為主體的工廠制度代替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手工工場的革命。在工業革命的浪潮中，各國都抓住機遇，充分利用先行國家特別是英國的經濟與技術成就，以此推動本國工業革命的迅速展開，從而大大縮短了工業革命的進程，促進了本國市場經濟的加速發展。隨著工業革命的完成，使市場經濟體制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最終確立和鞏固起來。
　　再例如，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又出現了現代科技革命這一機遇。在二次大戰后的新科技革命浪潮中，各國更是競相利用機遇，制定各種新的科技政策和戰略，加速本國科技前進的步伐和推動現代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們應當緊緊抓住這一難得機遇，進一步打開國門，為外資提供更為廣闊的投資領域和良好的投資環境。
　　第四、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也就是政府宏觀調控趨向于加強的歷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曾有過一段自由競爭時代，取得過輝煌的成就，但很快就求助于政府的幫助，要求政府出面實施宏觀調控。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宏觀調控還有加強的趨勢。這不僅是由于需要通過政府的調控來消除市場的無序狀態，還由于生產力越來越社會化、經濟生活和經濟結構越來越復雜化，需要通過政府來調節各部門、各領域、各方面之間的經濟關系，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對經濟的發展加以統一規劃、指導和監督。我曾對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和經濟管理發展史作過一些探索，發現不僅在市場經濟社會，就是在市場經濟之前的商品經濟社會，或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并存的社會也存在著宏觀調控逐步加強的趨勢。我研究的結論是：隨著社會經濟向前發展，一方面國家對微觀經濟的干預越來越趨向于減少，另一方面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越來越趨向于加強。這是一條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從唐中葉劉晏改革開始，即明顯地表現了出來）。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同樣應遵循這一客觀規律，在逐步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的同時，有效地加強和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
　　
　　
　　
唯實南京018-020F11理論經濟學周明生19951995 作者：唯實南京018-020F11理論經濟學周明生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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