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的繼承和發展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馮友蘭先生是哲學史家,又是哲學家,他以哲學家的觀點治哲學史,故能獨具特色。這里只講一個問題——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家的使命。
      (一)
  馮友蘭學術活動的時代,在二十世紀。中國人是懷著屈辱走進二十世紀的。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了中國的首都北京,趕走了皇帝,被迫簽定了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時時處在被瓜分的邊緣。二十世紀給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是救亡圖存,促進中國現代化,迅速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馮先生的哲學史是在這種背景下撰寫的。它是一部學術著作,卻又不是純學術的著作。國家危難,喚醒了廣大愛國人士,人們從不同的崗位提出救亡圖存的主張。企業家提出實業救國,教育家提出教育救國,各政治團體和黨派也都提出了他們的救國綱領。舊版《中國哲學史》出版于1933年,當日本軍占領東北三省(1931年)的后二年,他在《中國哲學史》序二中寫道:
    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
  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在亡絕續之交,吾人益思吾先
  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
  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如何,而其言
  之字里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魂兮歸
  來哀江南”;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
  《序》中用了“銅駝荊棘”的典故,絕不是夸大其辭。當時的中國確實處在亡國的邊緣。當時,日本軍用飛機無限制地在市區上空低空飛行,學生上課時飛機噪音干擾了講課,有時不得不停一兩分鐘,飛機過去接著再講,機翼上鮮紅的日本徽志刺傷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北京已經是一個邊城。果然,1938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開始了。
  10年后,馮友蘭先生在戰爭流離顛沛中先后出版了幾部哲學專著,《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等六部。他在《新原人》序中說: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此哲學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
  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
  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此新理學、新事
  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出版《中國哲學史》10年后,也就是在日本侵略軍戰敗投降的前二年,馮先生兩次提出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言,國家危難之際,愛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感,一片赤誠躍然紙上。
  馮先生從事哲學研究,不論治哲學史還是從事哲學理論構建,都與祖國的文化建設、民族振興相聯系。他不是尋章摘句地論述前代思想,而在于為民族、國家建立新文化準備條件:
    通觀中國歷史,每當國家重成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時候,隨后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包括自然、社會、
  個人生活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作為當時社會結構的理論基礎和
  時代精神的內容;也是國家統一在人民思想中的反映。儒家、新儒
  家都是這樣的哲學體系。中國今天也需要一個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
  廣泛哲學體系,作為國家的指針。(《自選集》6頁)這是1982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哲學名譽博士學位時馮先生的講話。他要用哲學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盡自己的力量。有些研究馮友蘭先生思想的學者,興趣都放在馮先生早年的哲學與晚年哲學的區別上。有人對他早年哲學多所肯定,對晚年哲學多有指責;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肯定晚年,否定早年。馮先生自己卻沒有把它看作兩種性質不同的著作,他認為文化不能割斷,建立新文化離不開舊文化,繼承舊文化是繼承,批判舊文化也是繼承。新與舊本不是對立的,而是銜接的。
  在極左思潮沖擊下,馮先生還是充滿了自信,他從未懷疑中國哲學的價值,堅信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思想體系,必須吸取中國古代哲學作為來源之一。離開舊文化就建不成新文化。
      (二)
  馮友蘭先生是受舊哲學熏陶、培養的學者,他何以能很快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這種懷疑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馮先生的舊哲學史中已開始運用西方社會學來觀察社會,在許多地方已存在著與唯物史觀的結合點。他的舊《哲學史》講到漢代思想時說:
    蓋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質的精神的環境之限制。春秋戰國之時,
  因貴族政治之崩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漸安定。自
  此而后,朝代亦屢有改易,然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皆未有根
  本的變化。(493頁)
    自春秋至漢初,一時之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均有根本的變
  化。然其時無機器之發明,故無可以無限發達之工業,因之亦無可
  以無限發達之商業,多數人民仍以農業為業,不過昔之為農奴者,
  今得為自由農民耳。多數人仍為農民,聚其宗族,耕其田疇。故昔
  日之宗法社會,仍保留而未大破壞。故昔日之禮教制度,一部分仍
  可適用。不過昔日之僅貴族得用者現在大部分平民亦用之而已(
  487頁)這些觀察社會的方法,已接近唯物史觀,已具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為社會變革的基礎的觀點。馮友蘭比賀麟更容易接受唯物史觀,他們兩人的舊哲學的根基不同,應是原因之一。
  舊史學家把秦始皇焚書,尊信法家看作與儒家完全對立,馮先生在舊《哲學史》中早已指出秦皇、李斯焚書與漢武帝罷黜百家走的是同一條路線,都在為加強大一統的集權而努力,只是秦始皇的手段簡單急躁了些。他說:
    及漢之初葉,政治上既開以前所未有之大一統之局,而社會及
  經濟各方面之變動,開始自春秋時代者,至此亦漸成立新秩序;故
  此后思想之漸歸統一,乃自然之趨勢。秦皇、李斯行統一思想之政
  策于前,漢武、董仲舒行統一思想之政策于后,蓋皆代表一種自然
  之趨勢,非只推行一二人之理想也。(《哲學史》486頁)馮友蘭先生這些觀察問題的方法,都成為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思想基礎。關于秦始皇與漢武帝所做的統一天下的思想,以及漢武帝尊儒的措施,在舊《哲學史》中也有接近唯物史觀的看法。他說:
    秦用儒家之說,以“坊民正俗”,即其焚書、禁私學,亦未嘗
  不合于儒家同道德、一風俗之主張,不過為之過甚耳。秦皇、李斯
  廢私學,為統一思想之第一步,漢武、董仲舒罷黜百家為統一思想
  之第二步。(舊《哲學史》487頁)
      (三)
  古人所謂“知人論世”,是全面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公平秤。中國的愛國知識分子在中國這個大環境中造就了他們的特性。如果不是有豐富的文化傳統,不是深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壓迫,貧困落后的舊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思想不會這樣堅定而強烈。
  歐洲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這幾乎是多數人的共識。也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也應上溯到這三個來源,這種推斷不符合中國的實際狀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愛國志士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由此而引發為促進中國現代化。因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結合中國的實際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才真正找到出路。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是二十世紀中國各族、各界的共同課題。
  緊緊抓住這個主題,用它來衡量一個人,一件事,一種政策,一種主義,才能不致失誤。
  馮友蘭先生的學術觀點,人們可以贊成,也可以不贊成,見仁見智,不必強求共同的認識。馮先生的愛國主義是明白清楚的,是值得欽重的。有些崇拜洋人、迷信洋人,不懂得中國文化,不珍惜中國文化的人,沒有資格對馮友蘭先生的人格輕下斷語。
  在三十年代初,馮先生在他的舊《哲學史》中曾說過:
    歷史上時代之改變,不能劃定于某日某時。前時代之結束,與
  新時代之開始,常相交互錯綜。……故中國哲學史中之新時代已在
  經學時代方結束之時開始。所謂“貞下起元”,此正其例也。不過
  此新時代之思想家,尚無卓然能自成一系統者,故此新時代之中國
  哲學史,尚在創造之中;而寫的中國哲學史,亦只可暫以經學時代
  之結束終焉。(舊《哲學史》1041頁)到抗戰中后期,馮先生貞元之際的哲學著作陸續發表,并開始形成自己的體系。他在《新理學》及以后的論著中以他自己的哲學作為結束。這種做法可以討論。但是馮先生考慮問題的方法值得重視。因為他意識到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與古代(馮先生叫做經學時代)有本質的不同,是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嶄新時代。新時代要有與之相應的新哲學體系。新舊時代不同,不系于年代的先后,而在于社會性質的差異,在馮先生早年已看到并指出來,這種發展觀是十分可貴的。他說:
    直至最近,中國無論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時代,中國在許多
  方面不如西洋,蓋中國歷史缺一近古時代。哲學方面特其一端而已。
  近所謂中西文化之不同,在許多點上,實即中古文化與近古文化之
  差異。此亦非由于中國人之格外不長進,實則人之思想行為之多為
  適應環境之需要。(舊《哲學史》495頁)貫穿著馮友蘭先生一生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他在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在舊中國和新中國始終不渝地精進不息。他把學術的命運與國運聯系在一起。直至逝世前,還念念不忘地講到知識分子對國家的興衰要有參與意識,并指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好傳統,應當繼承和發揚。他九十二歲高齡時還說過:
    凡古老民族,都有許多文化傳統,后來的人應當溯其源而究其
  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從之是繼承,因為這是歷
  史在舊基礎上的發展;改之也是繼承,因為這也是歷史在舊基礎上
  的發展。從之改之結合起來,這個民族的特色就表現出來了。
    《詩經》有一首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把這兩句
  詩簡化為“舊邦新命”。這四個字,中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足以當
  之。
    “舊邦”指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新命”指現代化和建設社
  會主義。“闡舊邦以維新命”余平生志事蓋在斯矣。(《自選集》
  9—10頁,《康有為〈公車上書〉書后》)
  最后,引用馮友蘭先生自己的話作為對他的哲學思想作出評價:
    我經常想起儒家經典《詩經》中的兩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就現在來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
  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我有
  時強調這一面,有時強調另一面。右翼人士贊揚我保持舊邦同一性
  和個性的努力,而譴責我實現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賞我實現新
  命的努力,而譴責我保持舊邦同一性的努力。我理解他們的道理,
  既接受贊揚,也接受譴責。贊揚和譴責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
  的判斷繼續前進。
    這就是我已做的事和將要做的事。(《自選集》8頁)作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家,馮友蘭確實盡到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愛國哲學家的職責,無愧于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他愛祖國的優秀文化,他愛哺育他的這塊國土,他與中華民族共同經歷了山河破碎的苦難,甚至自己也加入了流亡的行列,他也分享了站起來的中國人不再受外國欺凌的歡欣。他和學生們慶祝新中國“五一節”冒雨游行。只要國家富強,文化繁榮昌盛,求仁得仁,無怨無悔。堅定不移,為文化為國運而銘心刻骨,忍辱負重,致力于學術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1995年12月*
  
  
  
齊魯學刊曲阜4-7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任繼愈19961996 作者:齊魯學刊曲阜4-7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任繼愈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5:44

[新一篇] 農墾改革的回顧與展望

[舊一篇] 馮友蘭教育哲學發微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