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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5815(2004)02-0066-08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21世紀頭20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　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當今世界仍很不安寧，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在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必然會遇到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種種困難和風險。全黨同志一　定要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深入研究和慎重處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發　展代價問題。本文專題探討列寧晚年發展代價觀創新的歷史背景、思維邏輯和科學內涵　，旨在深刻理解其與江澤民同志關于發展理論的新概括新貢獻之間的一脈相傳關系，概　括和吸取其對于我國新世紀新環境新發展具有歷史借鑒價值和現實啟迪意義的科學觀點　和方法。
    一、在探索“三個規律”的實踐中確立判斷發展代價的根本標準
    社會發展代價是社會發展過程的內在要素之一，一般指實踐主體在推動社會發展進程　中所承担的風險、付出的成本或產生的負面效應，通常表現為與社會發展的穩定性、收　益、正面效應相對應的否定性因素。列寧緊密結合經濟文化落后俄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　的實際經驗，運用其“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辯證法”，在對“建設蘇俄群眾日常生活中　的社會主義”的最初探索中極其重視研究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代價問題，具有鮮明　的時代性、實踐性和創造性。
    1.探索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特殊規律，提升對社會發展代價問題的認　識水平。列寧親身經歷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兩種不同模式的選擇、試驗和后果，在總結　歷史經驗中，引起對社會發展代價問題的高度重視。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歐美發達國家走　向社會主義的構想，是以這些國家基本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市場化社會化、民主政治深　入人心、人民群眾科學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質普遍提高為立論前提的。這是一種在資本主　義社會母體中大致完成的經濟革命、文化革命到政治變革的發展順序。基于這種特殊的　歷史前提，他們設想其發展代價主要存在于革命時期和短暫的“過渡時期”的“陣痛”　；新社會一旦誕生，將結束人類社會在階級對抗、異化中發展的歷史，進入人的能力和　自由個性全面發展的歷史新時期。這種構想對于革命勝利后熱情高漲、憧憬未來的蘇俄　共產黨人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內戰結束后的“戰時共產主義”企圖用行政強制手段消　滅一切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和市場經濟因素，以“強攻”戰略速戰速勝，顯然是這種理想　化模式的嘗試。然而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這種主觀上想規避風險、不付代價、不產　生負面效應的“直接共產主義的辦法阻礙了生產力的提高，它是我們在1921年春天遭到　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1](P184)
    經濟落后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在于，“我們的政治和社會變革成了我們目　前正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的先導。”[2](P368)列寧這里的“文化革命”，一是　指“純粹文化方面”，即普遍提高公民科學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二是指文化的“　物質方面”，即高度物質文明；三是指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即伴隨著經濟文化發展，　不斷改革和完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制，不斷提高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文明素質和工作　效率，不斷提高公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意識與能力。完成上述廣義“文化革命　”的繁重任務，是極其艱巨和困難的。我們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歷史的差距，首先必須　完成發達國家早已完成的現代化的“補課”任務；其次要在不同起點、彼此實力懸殊的　綜合國力競爭大考場上不斷接受馬拉松式的考試。這就必須充分調動占人口大多數的農　民和其他社會階層的積極性創造性，必須借鑒和利用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必須經過迂　回曲折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在這個擺脫貧窮落后、實現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的歷史進　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風險，付出成本，繳納學費，產生某些類似于發達依飛稀≡魷幀⒛殼叭勻淮嬖詰母好嫘вΑＵ餼托枰湊墓膊橙蘇啡鮮逗痛矸⒄購汀》⒄勾畚侍狻?br>    列寧晚年新經濟政策理論和實踐創新，開創了區別于“歐美構想”的“建設蘇俄群眾　日常生活的社會主義”新道路。列寧從兩種體制和發展模式的鮮明對比中得出的重要結　論之一，就是“這個新經濟政策所采取的每一個步驟都包含著許許多多的危險。……這　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學會用正確方法來克服這種危險的必要性。”[1](P231-232)所以　，必須拋棄脫離時代和本國實際的空想模式，清醒地有意識地以“退卻”、“讓步”、　“妥協”即付出代價的方式謀求自身發展，同時冷靜應對，趨利避害，自覺增強防范風　險、降低成本、抑制負面效應的意識和能力。這是列寧采取“圍攻”戰略即通過社會主　義國家權力控制下的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間接、迂回地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條全新的　“基本的發展路線”。[1](P232-233)現在看來，由于受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的傳統　觀念束縛，列寧未免夸大了這方面的風險和代價。不過，這反而更加體現出列寧從國家　發展大局上權衡利弊，直面風險和代價，謀求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理論勇氣和戰略眼光。
    2.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善于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發現發展自己的歷史　根據和歷史機遇。面對當時西方國家的封鎖和顛覆的現實威脅，列寧認為經濟文化落后　國家學習、借鑒和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發展自己仍然具有客觀依據和現實可能性。首　先，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就指出，在以資本輸出為重要特征　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內交換尤其是國際交換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的新特征。許多落　后的國家已經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流通范圍。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強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一體化已經呈現不可逆轉的趨勢，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雖然帝國　主義世界大戰、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對新生社會主義制度的封鎖和　圍剿等等，使全球化進程暫時處于停頓、夭折境地，但是經濟規律是不可抗拒的。其次　，閉關自守是人類文明的大敵，也是社會主義自我發展的障礙。“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　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　系起來。”[3](P167)蘇俄擺脫貧困、實現現代化，唯一正確和明智的選擇就是在應對　風險、付出代價的條件下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交往。應對風險、付出代價的目的只有一　個，即運用資本主義的資金、最新技術成就和先進管理經驗改善蘇俄落后的產業，首先　改善租讓企業進而改善更多群眾的生活狀況，從而“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生存創造條件　”。[3](P16)再次，西方國家同社會主義國家開展經濟合作和交往，決不是富國對窮國　的單向施舍，更不意味著兩種社會制度的差別自動消失。蘇俄具有廣闊的市場、廉價的　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等吸引外國投資的優勢。資本的邏輯就是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向全　球擴展，盡量在市場前景樂觀、勞動力和資源價格低廉的國家和地區投資開發。盡管有　些資產階級政府和政客極力主張封鎖、包圍乃至扼殺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但追逐　利潤和擺脫自身經濟困境的經濟必然性總是最終戰勝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藩籬，使　世界經濟在曲折和斗爭中日益趨向全球一體化。“封鎖我們的那些國家的經濟狀況很脆　弱。有一種力量勝過任何一個跟我們敵對的政府或階級的愿望、意志和決定，這種力量　就是世界共同的經濟關系。正是這種關系迫使它們走上這條同我們往來的道路。”[1](　P332)基于上述分析，列寧提出，西方國家最迫切、最實際、最突出的利益，就是要求　發展、調整和擴大同蘇俄的貿易，盡管雙方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和斗爭會　長期存在，“但這個基本的經濟需要最終還是會發生作用的。”[2](P71)基于對人類社　會發展普遍規律的堅定信念，列寧在外交工作上確立了和平主義和發展對外貿易兩大目　標和任務，要求蘇俄外交人員在處理同西方國家的關系中，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　活性有機結合起來，求發展經濟、技術、貿易交流與合作之同，存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　之異，千方百計利用西方陣營的矛盾和裂痕，爭取和團結主張和平主義的力量，同他們　發展貿易關系，孤立和分化主張侵略擴張的頑固勢力，為蘇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和平安　定的國際環境。
    3.探索共產黨執政的規律，確立以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群眾基本物質　生活狀況的有效改善作為衡量發展代價的根本標準。“戰時共產主義”失敗的教訓使列　寧認識到，執政的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領導地位正面臨由革命向建設轉變新時期新任務　的挑戰。“應當從政治上描述偉大任務的時期已經過去，應當實際完成這些任務的時期　已經到來。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文化任務，是消化那個應該而且能夠得到貫徹的政治　經驗。或者是斷送蘇維埃政權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為這些成果奠定經濟基礎　。現在沒有這種經濟基礎，我們所應當做的正是這件工作。”[1](P195)在革命時期，　共產黨人作為革命黨可以而且應當通過宣言、聲明、布告和法令等形式向群眾宣傳我們　的新社會理想和任務，以激勵和鼓舞群眾為美好未來自愿做出犧牲和奉獻。革命勝利以　后，擺在執政黨面前的已是另一類的任務：向群眾兌現以往的承諾，把美好的藍圖變成　活生生的現實。這是些可稱為“小事情”的廣義“文化任務”。這時群眾要看執政黨領　導國家建設的實際行動和實際效果，你到底會不會建設新社會，能否實際推動國家經濟　和社會發展，能否有效改善群眾基本物質生活狀況。他們不再容忍執政黨僅僅停留在表　態和承諾上，不再滿足于使政治變革的成果僅僅是一紙宣言。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改　革要服從、服務于促進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這一根本目的和任務　。如果片面追求某些“純粹的社會主義”形式而不能促進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不　但不能避免發展的正常代價，反而要付出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失信于民的沉重代價，　從根本上動搖新生政權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二、經濟文化落后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發展中的必然代價
    列寧客觀、冷靜地分析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發展代價產生的原　因和性質，嚴格區分基于歷史環境和社會規律而產生的必然代價與由于主體認識和實踐　上的失誤導致的、可以避免的無謂代價，領導俄共充分發揮求實創新精神，審時度勢，　抓住發展機遇，積極主動地迎接挑戰，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在困境和逆境中求生存求發展　。
    1.現實國際環境同原來的構想和預測不同，使落后國家應對來自外部的風險和代價具　有必然性。十月革命前后，列寧的“一國勝利論”的本來含義是，俄國首先爆發社會主　義革命，它作為導火線同時或很快引發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掌握國家權力的　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無私援助俄國的經濟文化建設，在較短時間　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一種幾乎沒有風險和代價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構想。　俄共在內戰結束以后延續“戰時共產主義”，就是以此作為決策的國際環境因素的。直　到1921年7月，列寧仍然這樣說：“我們懂得，沒有國際上世界革命的支持，無產階級　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還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們都是這樣想的：要么　是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其他國家立刻爆發或至少很快爆發革命，要么是我們滅亡。”[1　](P40)然而，列寧熱切期待的發達國家的工人革命遲遲沒有到來，蘇俄被迫在一個落后　的、經濟破壞比別國更厲害的國家里孤軍作戰，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不可能得到發達國　家平等互利的援助。蘇俄的生存和發展不能把希望寄托于遙遠未來的可能性之上，必須　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矯正不合時宜的理論和政策，從拒絕風險和代價的空想模式的束縛　中解放出來；必須立足于探索受到擁有高度發達的技術和工業的西方國家包圍歷經磨難　而貧窮不堪的蘇俄的應對之策，從而“使我們的策略同歷史的這種曲折發展相適應”。　[1](P41)實施這種發展模式，有時不得不付出高于正常發展成本的代價，不得不承受某　些帶有負面效應的實踐后果。歷史給俄共的選擇只有兩種：“我們要生存，就不應當閉　眼不看這個事實。或者是立刻戰勝整個資產階級，或者是向他們交納貢賦。”[1](P51)　前一種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盲目冒險，無異于自取滅亡。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沉溺　于幻想和愚蠢，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根本不可能有不付出代價的發展機遇和條件。這　就要求蘇俄在國際交往中大膽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發展社會主義，以一定的風險和代　價換取西方國家參與蘇俄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這是一項長期推行的基本國策，“只要資　本主義國家還照樣存在，我們就必須同他們做生意。我們準備以商人的身份去同他們談　判，這一點我們能夠辦到”。[2](P4)
    2.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的特殊國情決定其付出代價具有必然性。代價的付出及其大小，　更主要地取決于作為前提存在的本國社會發展階段、經濟實力、發展目標和實踐主體的　能力素質。首先，落后就要挨打，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上的時代差距迫使蘇俄付出代價。　實行租讓政策固然要付出代價，但這樣“就可以立即增加產量，這是我們所需要的，而　我們自己沒有力量做到的這一點。”[3](P150)為了達到利用西方技術和資本迅速發展　生產力這個值得追求的緊迫目的，付出代價既是別無選擇，也是有豐厚回報的非常手段　和措施。其次，愚昧就會被騙，歷史轉折時期實踐主體的素質不適應新時期新任務的要　求，迫使蘇俄付出代價。列寧指出，在革命向建設的轉變時期，許多共產黨人領導和管　理經濟的本領不如西方國家的普通店員，缺少文化，缺少管理經驗，在開始階段總會犯　一些錯誤甚至嚴重錯誤，歷史會寬恕他們的。落后國家執政的共產黨人學習經濟文化建　設的新知識新本領，需要付出正常的學費。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執政者，則不需要付出這　種代價，“因為他們已經做了幾百年的生意，他們的全部社會生活都是建立在生意上的　。”[2](P3)因此，只要我們在世界體系中還處于劣勢地位，“我們必須為我們的落后　、我們的貧弱、我們正在學習和應當學習的東西付出代價。誰要學習，誰就得交學費。　”[1](P51)再次，有些共產黨人自以為是，以為權力、熱情可以代替專業知識、技能，　結果社會還得為他們付出無謂代價。列寧批評當時蘇俄相當部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素　質遠遠低于西歐國家公務員，缺乏對新事物新知識的敏感和熱情，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嚴重，他們不是“在領導”，而是“被領導”，因此人為增加了社會運轉的成本，人為　造成某些本來可以避免和減輕的負面效應。此外，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盡快發展生產力，　必須承担伴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而來的負面效應。
    3.在必然和合理限度內主動有意識地通過付出代價謀求發展，是共產黨人執政能力和　領導水平的重要體現。付出代價，自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客觀情勢要求我們　，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列寧說，我們一方面要進行宣傳鼓動，加速美好　未來的到來；另一方面要有本事根據資本主義世界的特點，利用資本家對利潤的貪婪使　我們得到好處，使新生政權能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生存下去。盡管資本主義有各種弊端　和危機，“但是同它們比起來，我們的文化水平最低，生產力最不發達，工作的本領最　差。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這也許令人很不愉快。”[2](P244)但是正因為我們直率地　承認自己落后的事實，正因為我們為改變這種落后狀況所花的力量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多　，我們才一定能夠以其他國家夢想不到的速度趕上他們。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要發展自己　就必須與發達國家發生交往和聯系。資本的本性驅使它盡一切可能追求利潤最大化，不　可能給落后國家提供“免費的午餐”。希冀不付出代價就能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取　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只能是一廂情愿，犯了把未來與現實相混淆的錯誤，在現　實經濟生活中要碰得頭破血流。擺脫貧困和落后，最積極、最主動、最有效的辦法，就　是撇開意識形態方面的顧慮，客觀冷靜地分析自身的優勢和劣勢所在，正視并勇于公開　承認自己在經濟文化方面的落后，果斷付出追趕先進、實現跨越式發展所需的必然代價　。這不是軟弱無能，而是執政的共產黨人有氣魄、有力量、有希望的表現。
    三、凡是總體上有利于國家發展利益的必要代價就要毫不吝嗇地付出
    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理解利用資本主義發展自己所付出代價的合理性必要性，一直　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之一，當時蘇俄國內就有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從共產主義過渡到資　本主義制度”，是“不相信工人階級”等議論。歐美國家的部分共產黨人看到俄共竟然　實行“退卻”政策而嚎啕大哭。這種錯誤觀點具有一定的廣泛性代表性。“在過去長時　期內，我們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會主義同它對立和斗　爭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會主義同它還有學習、借鑒、合作和利用的一面。”[4](P206　)列寧在對租讓政策的反復解釋中，批評那種只見差別，忽略同一，把兩種社會制度抽　象對立起來，不去結合實際研究兩者之間學習、借鑒、合作和利用關系的具體形式和機　制，忽略或懷疑社會主義在交往中維護和發展自身根本利益的片面性；闡明了利用資本　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所付出代價的合理性、必要性問題。
    1.付出必要代價謀求自身發展有助于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制度。堅持社會　主義根本制度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而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則是鞏固政權的根　本措施，二者是統一的。實行租讓政策所付出的代價同喪權辱國的舊制度下的對外關系　不可同日而語，它是基于歷史環境和發展目標不得不做出的局部犧牲。租讓要解決的最　急迫的中心問題，是從國外弄來一些消費品，首先迅速甚至立即改善租讓企業工人的生　活狀況，同時也改善其他工人的生活狀況，這是工人群眾所急切期盼的，因而是能立竿　見影獲得回報的發展代價。共產黨人沒有權利不去立即改善工農的生活狀況。為了盡快　發展生產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為了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打破對蘇俄的封鎖，列寧提　出吸引外資甚至不惜讓外國資本家拿走2000%的利潤。這樣做歸根到底是利大于弊。相　反，“如果我們由于偏見而不能改善工農的生活狀況，那我們就會給自己造成更大的困　難，從而使蘇維埃政權的信譽掃地。”[3](P168)租讓的確意味著蘇俄允許資本主義經　濟成分在一定范圍內的存在和發展，但是這種代價是有限的，可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　不會因此遭到毀滅。這是因為，租讓是擁有主權的蘇俄同西歐資本直接簽訂的一種特殊　的正式書面租借合同。根據合同，“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把自己的工廠、原料、礦山等　生產資料交給資本家，資本家則以訂約人或租借者的身份，利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從　事生產，以其資本賺取利潤，并把一部分產品交給社會主義國家。”[3](P150)契約雙　方是權利與義務平等的法人主體。出租者確切知道自己的得失、權利和義務，這是基于　國家利益的自覺選擇，不存在喪失主權和尊嚴的問題。承租人在約定的條件和期限內是　這一部分國家財產的占有者和使用者，這只是在獲得必要補償的前提下所有權與使用權　的暫時分離，不必担心這樣做會全盤恢復私有制。主要生產資料所有權掌握在代表人民　利益的國家政權手中，它有足夠的能力和手段對這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實施監督和管理，　規定其活動的范圍、條件和限度，使之成為“工人階級有意識準許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種　資本主義”。[2](P290)
    2.付出必要代價有助于學習、借鑒、利用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實現社會主義生產力的　跨越式發展。發展先進生產力是永遠擺脫貧困和落后的根本措施，因而是社會主義國家　長遠利益之所在，為此更要不惜代價，為國家未來的發展投資。“全俄電氣化”是蘇俄　當時確立的瞄準世界先進水平的現代化藍圖，而閉關自守不可能實現“全俄電氣化”。　因此，“我們打算和資本主義國家交往。只要資本家幫助我們實現我國的電氣化，我們　不應當因為要給他們幾億公斤石油而惋惜。”[1](P53)為了使蘇俄運輸業實現現代化，　蘇俄以“貴得不得了”的價格從發達國家訂購了幾千臺機車和幾百輛油罐車。盡管如此　，列寧仍然認為這表明社會主義事業在前進。這終究表明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大工業在　實際幫助蘇俄恢復經濟。列寧指出，經濟落后國家執政的共產黨人必須具備用資本家的　雙手、資本主義創造的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氣魄和本領。實行租讓政策，　是“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建立資本主義”[1](P50)，目的就是要“依靠資本主義來改　善自己的狀況”。[3](P163)付出必要代價可以贏得時間，實現跨越式發展。“國家資　本主義制度下的租讓是向資本主義交納貢賦。但我們贏得了時間，而贏得時間就是贏得　一切”。[1](P51)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有意識重新建立的、作為發展自己的手段來使用的　“非常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有利于工人階級，目的是為了和依然很強大的資產　階級抗衡和斗爭。”[1](P50)
    3.同發達國家的交往與合作有得有失，歸根到底是利大于弊。在得失、利弊并存的格　局中，列寧善于從大局、全局、長遠著眼權衡利弊，在付出的代價中看到收益，看到轉　化，看到根本價值需求的滿足。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沒有代價的付出，就不可能有更高　的回報。蘇俄利用資本主義發展自己，“全部困難就在于要找出一個行之有效的吸引西　歐資本的辦法。”[3](P301)吸引外資在當時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實行優惠政策，以便“　使它們有充分的可能同我們來往，保證它們的利潤，有時可能是比應得的更大的利潤。　”[2](P298-299)只有這樣，才能使哪怕敵視社會主義的資本家及其政府也不得不同我　們做交易。租讓決不是單純的付出，“蘇維埃政權獲得的利益，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　立刻或在最短期間增加產品數量。”[3](P212)外資帶來的雄厚資金、先進技術設備、　管理經驗和國內緊缺產品有利于加速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通過租讓企業這個窗口，有利　于工人掌握先進技術，有利于經營管理人員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從而改善本　國企業的落后狀況。租讓企業的工人在為外國資本創造利潤的同時，也改善了自己的生　活，并為自己的國家提供稅收，創造財富，減輕就業壓力，他們并沒有像有人担憂的那　樣由國家的主人變成資本的奴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和工人生活狀況的改善對于保持工　人階級的先進性也是有益的。因此，列寧提出，不要怕讓外國資本家來，不要怕他們欺　騙我們，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就是希望他們來，在這個問題上，要拋棄墨守成規、回　避矛盾的心理，同各種偏見作斗爭。“租讓政策執行得恰當而謹慎，無疑能幫助我們迅　速(在某種不大的程度上)改進生產狀況，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當然要以某些犧　牲作代價，要以千百萬普特最寶貴的產品交給資本家作代價。”[3](P212)為了發展先　進生產力，犧牲某些眼前和局部利益是值得的。只要在總體上有利于國家利益，就不要　猶豫不決，喪失機遇；不要吝嗇，因小失大。列寧要求邊疆共和國的共產黨人在對外開　放方面膽子更大一些，步伐更快一些，大膽利用自身的地域和資源等優勢，“應當立刻　在經濟上依靠同資本主義外國的商品交換，不要吝嗇：就讓它們得到幾千萬普特寶貴的　礦產品吧。”[3](P186)
    總之，付出代價，是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手段，手段只有服從、服務于目的，才具　有合理性；付出代價的前提是趨利避害、利大于弊，有助于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和　政權的鞏固。為達到同一目的付出的代價程度越低、越小，越是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列寧闡明的關于新經濟政策發展代價的合理性、必要性思想，對于我們如何理智地對待　風險和代價，善于權衡利弊，化退為進，化險為夷，化被動為主動，化消極因素為積極　因素，以極小的代價換取更大更多的生存與發展的時間和空間，無疑是有啟迪意義的。
    四、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最大化，關鍵在人，關鍵在黨
    列寧稱租讓合同是經濟領域中的“第二個布列斯特條約”，是俄共為實現社會主義理　想而同資本主義進行的一種特殊形式的斗爭。“租讓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條件下對我們　有利而無害，這要取決于力量對比，取決于斗爭”。[3](P212)以最小的風險和代價換　取最大的效率和效益，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利益最大化，關鍵在于提高人的素質，在于提　高執政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1.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堅守“雙贏”底線。首先，租讓是有前提和原則的，決不能　傷害甚至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制度。“我們在絲毫不取消國有化的條件下把礦山、　森林、石油資源租給外國資本家，以便從他們那里得到工業品、機器等來恢復我們自己　的工業。”[1](P50-51)在對外交往中要千方百計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我們不做有　損我國權利的事。”[1](P438)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沒有絲毫談判和讓步的余地。其次，　付出必要代價是吸引外資的有效手段，必須達到“雙贏”目的。允許這些風險、代價、　讓步和消極方面存在的底線，是“雙贏”，是利大于弊，從總體上對社會主義事業有利　，對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有利。“這是我們有意識地作出的犧牲。……而我們也必須得到　我們所需要的好處，即增加產品數量和在可能情況下既改善租讓企業又改善非租讓企業　中我國工人的生活狀況。”[3](P175-176)實踐表明，列寧為蘇俄制定的國際交往中的　“雙贏”原則是行之有效的。盡管蘇俄在資源、勞動力、市場等局部利益上做出種種讓　步和犧牲，但從全局利益上看，“新經濟政策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蘇維埃俄國社會制度方　面的任何東西，只要政權還掌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變，而對于蘇維埃政權　的鞏固，看來目前已經誰也不會懷疑了。”[2](P290)再次，“雙贏”的結局不會自動　到來，這是一場特殊的斗爭。“租讓合同的每一項條文都帶有戰爭性質，因為每一項條　文的制定都要經過一場戰爭。因此，必須善于在這場戰爭中保衛自己的利益。”[3](P1　64)不要指望同我們來往的“生意人”會自動給我們各種好處，共產黨人要勇于和善于　在這種特殊形式的斗爭中捍衛和維護國家利益。
    2.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善于根據通行的國際規則謀求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列　寧意識到，在多樣化的世界上，“要把適應資本主義生產的租讓制同蘇維埃觀點結合起　來，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P163)這里的關鍵是要適應新的環境和條件，轉變　觀念，轉換角色，學會新的斗爭方式、方法和手段。一是要積極適應現實環境，確定能　夠實現的有限目的。在這里，我們利用承租人對資本利潤的追求，達到引進和發展先進　生產力、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經濟、文化方面的差距、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的實際目的。這個實際目的是有限的，并不奢望同我們合作的外國投資者都成為共產主　義者。列寧說，如果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想根據共產主義原則同西方強國簽訂條約，　想在租讓合同中體現共產主義原則，那就要把他送進瘋人院。二是要轉變角色，把實現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利益作為根本價值需求，我們不是以共產黨人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去　同他們談判、訂合同的，要達到的實際目的是發展貿易，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因為我　們在這里是以商人身份出現的，除了生意人的原則外，在這里我們不能提出任何別的原　則。”[2](P35)雙方聯系的基礎是各自的經濟利益，都要求做生意。“我們希望做有利　于我們的生意，而他們希望做有利于他們的生意。”[2](P70)盡管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　不同，雙方仍有共同利益，可能走到一起來，達到互利、雙贏的結果。列寧發現，當時　推行封鎖政策的部分西方國家最迫切、最實際、最突出的利益就是要求發展、調整和擴　大同俄國的貿易，這就同蘇俄有共同利益，在談判和簽約時必須考慮和滿足對方的這個　基本需要。三是要按通行的國際規則辦事，不能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強加　于人。外國資本家是依據外國的條件、外國的標準辦事的。這些條件、標準以及投資者　的利益要求都集中體現在通行的資本主義法律之中。所以，同外國投資者談判和簽約，　不能僅僅依據俄國法律，也要引用和依據資本主義各國的法律。這樣才能消除他們的種　種顧慮，不會懷疑我們的開放政策是隨心所欲，憑空臆造，不會担心他們的財產和利潤　得不到法律保護。“這是一個相當實際的標準，它所根據的并不是資本家最害怕的共產　主義的幻想，而是資本主義的實踐。我們保證，在簽訂這些合同時，租讓合同的各種條　件、各個方面、各項條款都不會超過資本主義法律的有關規定。這個基本原則是一分鐘　也不能忘記的。我們應當根據資本主義的關系來證明這些條件是資本家可以接受的，并　且對他們是有利的，同時我們自己也應當能從這里面得到好處。否則，一切關于租讓的　議論都是空談。”[3](P161)
    3.善于學習經濟文化建設的本領，增強抵御風險、減輕代價的能力。高素質人才是治　黨治國之本，是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根本保證。學習的必要性、緊迫性，首先是由新　時期新任務的特殊性決定的。列寧要求執政的共產黨人明白這樣的道理：“在這里既然　擺脫了困境，就要有本領做生意，有本領賺錢，有本領擺脫困難的經濟狀況。這是個很　困難的任務。我們正在致力于這個任務。我希望我們能夠清楚地認識到新舊任務之間的　距離是多么大。”[2](P299-300)同外國資本談判本身就是運用妥協和讓步來維護自身　利益的藝術，這個全新的任務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和專業知識，不是僅有忠誠、勇敢、　拼體力就能成功的。學習的必要性、緊迫性，其次是由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力量對比特別　是主體素質方面的差距決定的。面對如此困難、復雜的新課題，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必須把共產黨人的革命氣勢、革命熱情同“做一個有見識　的和能寫會算的商人的本領”結合起來。但事實上“我們還遠沒有使自己成為強者，能　獨立自主，能很有把握地說，我們不怕任何資本主義的交易，不管這種交易多么難，我　們也能做成，也能弄清它的實質并予以解決。”[2](P300)當時蘇俄對外經濟交往中合　格的談判人才奇缺，即使少數從書本上學習過西方金融知識的人面對真正的金融家，由　于缺少談判經驗也不知所措，難免不上當受騙。所以，列寧反復強調，進入和平建設時　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學習學習再學習，培養大批適應經濟文化建設需要的高素質人才　。因此，新經濟政策除了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含義之外還有學習的意義。學習的中心　內容是學習做“文明商人的本領”，即學習領導經濟文化建設的本領，學習市場經濟的　規則，學習開展對外經濟交流和合作的知識和經驗。從“按亞洲方式做買賣”到“按歐　洲方式做買賣”，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整整一個時代。這是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執政的　共產黨人面臨的特別困難的任務，也是經過努力可以實現的目標。為了盡快學習新知識　，掌握新本領，聰明的共產黨人不怕向資本家學習；要更新觀念，放下架子，學會“做　生意的本領和管理的本領”。[2](P395)為了給干部提供學習的環境和保證，列寧主張　蘇俄國有企業和外國投資者建立合營公司，“利用合營公司進行長期的認真的學習，這　是恢復我國工業的唯一途徑。”[2](P332)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就是珍惜這些學習的　機遇和條件，爭分奪秒地學習新知識新本領，絕對不能使學費白白付出。
    4.敢于和善于運用國家權力特別是法律手段扶正祛邪、趨利避害，實現國家利益的最　大化。列寧反復強調：共產黨人敢于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經濟鞏固政權，很重要的因素就　在于它代表人民掌握著國家的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具有思想政治方面的優勢。越是利　用資本主義發展自己，越是要正確使用手中的權力，越是要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無　論政治工作或黨的工作，都必須繼續做下去，因此，我們必須拋棄舊的方法，改用嶄新　的方法。”[2](P300)和平建設時期要特別注重運用法律手段趨利避害，實現國家利益　最大化。“全俄肅反委員會”的職能和權限僅限于純粹政治范圍，司法機關則担負著監　督、限制、制止和懲辦“任何超越國家資本主義范圍的資本主義”、為經濟活動的健康　開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的重任。針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雙重性，法律的職責和作用也是雙　重的。既要依法鼓勵和保護人們發財致富，又要嚴格監督和嚴肅懲辦那些“濫用新經濟　政策”的人。“做生意吧，發財吧!我們允許你這樣做，但是我們將加倍嚴格地要求你　做老實人，呈送真實準確的表報，不僅要認真對待我們共產主義法律的條文，而且要認　真對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絲一毫違背我們的法律，——這些就應當是司法人民委員部　在新經濟政策方面的基本準則。”[1](P428)保護合法經濟活動、個人財產和打擊違法　犯罪、懲處非法暴富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同時要貫徹從嚴治黨治官的方針，加強對國　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的官僚主義、拖拉作風和經濟工作上的指揮失當進行司法追究，并且　“對共產黨員的懲辦應比非黨人員加倍嚴厲”。[1](P426)列寧堅信，只要國家機關堅　強有力，廉潔高效，依法行政，就一定能使蘇俄境內的資本主義成為“訓練有素的”、　“循規蹈矩的”資本主義，就一定能規避風險、減少代價、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最　大化。
    收稿日期：200西安政治學院學報重慶66～73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陶玉泉20042004列寧晚年在探索“三個規律”的實踐中，確立起以必要代價謀求經濟文化發展和人民　生活改善的社會發展模式和判斷社會發展代價的根本標準；經濟文化落后社會主義國家　在困境中生存和發展所付出的必然代價，是為換取更大利益有意識做出的犧牲；凡是利　大于弊、總體上有利于國家發展利益的必要代價就具有合理性，就要毫不吝嗇地付出；　執政的共產黨人必須堅守“雙贏”底線，認真學習新知識新本領，增強應對風險、減輕　代價的能力，主要運用法律手段趨利避害，善于應用國際規則謀求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探究和借鑒列寧晚年的發展代價觀，對于我們在新世紀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開創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列寧/發展代價/必然代價/必要代價/利益最大化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項目號：02CKS001)霍桂桓






李紅霞　女，1978年生，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研究實習員，1007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s Method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World's History
  Yang Shi-hong/Zhu Ying-ji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Relation,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 65,China/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llege,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 071,China南京政治學院　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陶玉泉(1951-)，江蘇阜寧人，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軍隊政工理論研究》副　主編。 作者：西安政治學院學報重慶66～73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陶玉泉20042004列寧晚年在探索“三個規律”的實踐中，確立起以必要代價謀求經濟文化發展和人民　生活改善的社會發展模式和判斷社會發展代價的根本標準；經濟文化落后社會主義國家　在困境中生存和發展所付出的必然代價，是為換取更大利益有意識做出的犧牲；凡是利　大于弊、總體上有利于國家發展利益的必要代價就具有合理性，就要毫不吝嗇地付出；　執政的共產黨人必須堅守“雙贏”底線，認真學習新知識新本領，增強應對風險、減輕　代價的能力，主要運用法律手段趨利避害，善于應用國際規則謀求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探究和借鑒列寧晚年的發展代價觀，對于我們在新世紀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開創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列寧/發展代價/必然代價/必要代價/利益最大化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項目號：02CKS001)霍桂桓

網載 2013-09-10 2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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