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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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2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88(2002)02-0032-06
  對外開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一項基本國策。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廣大沿邊少數民族地區人民充分利用地緣、人緣等方面的特點和優勢,在對外開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為我國的對外交流和開放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一、我國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局面的形成和發展
  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除漢除外,還有蒙古、回、藏等55個少數民族。據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少數民族人口有1064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41%,[1]但分布面積很廣,民族自治地方總面積達619萬多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64%左右。在內陸沿邊的21000多公里的邊境線上,由遼寧、吉林、黑龍江經內蒙古、甘肅、新疆、西藏、云南至廣西等9省、自治區的大多都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所以說,內陸沿邊的對外開放實際上是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對外開放。
  但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歷史上、自然的種種原因,特別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仍處在封閉與半封閉的落后狀態。交通運輸不便、信息不靈、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發展緩慢,資金、人才短缺,企業效益差,使得沿邊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困難重重。特別在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對這些地區實行的是緊閉門戶的政策,切斷了沿邊民族地區與周邊國家傳統的貿易關系,沿邊民族地區的地理優勢不能得到發揮,自身豐富的自然資源難以得到充分利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歷史性的偉大轉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首先在條件較好的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了對外開放,并逐步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內地”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然而,遠離沿海,地處內陸的廣大少數民族地區怎樣發揮自己的優勢,敞開門扉,擴大對外開放,吸收國外投資,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快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是我國民族地區當時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我國民族地區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2](P67)他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3](P91)對少數民族地區,鄧小平提出“我們的政策是著眼于把這些地區發展起來。”[4](P247)后來,在視察南方談話中,他又向包括各少數民族人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發出警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這就指明了改革開放是各少數民族學習別的民族的先進科學技術,加速自身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根本出路。
  我國民族地區在對外開放方面存在著許多得天獨厚的條件。
  從地理分布看,我國的少數民族大部分都居住在邊境地區。我國五大自治區中的內蒙古、新疆、西藏、廣西以及多民族聚居的云南省構成遼闊的祖國西部疆域。在這一區域內,邊境線長達2萬公里,與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期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錫金、不丹、緬甸、老撾、越南等十幾個國家接壤。這些國家總人口超過14億,市場空間廣闊。而且除獨聯體諸國外,大都是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經濟文化水平較低,消費品短缺,但資源豐富,與我國經濟發展有較強的互補性。而且從歷史上看,沿邊民族地區曾是商業發達的地區,古代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都從這里穿過。很多邊境口岸是我國與相鄰國家貿易往來的重要通道,有些商鎮、口隘直到解放前夕還是很興盛的。重新開放這些地帶,必然帶動沿邊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和文化交流。而且,由于我國沿邊民族地區所處重要的戰略地位,它可以通過對內對外兩個開放,將我國沿海地區和發達國家與周邊國家連接起來,更加有條件利用邊境口岸擴大經濟技術協作,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實現發展的區域化、國際化。如亞歐第二大陸橋的貫通,使新疆由內陸腹地變成中國內陸具有向西開放的優勢前沿。廣西北海港成為西南五省區的國際大通道。
  從人口分布看,我國沿邊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有許多跨界居住的民族,如朝鮮、鄂溫克、鄂倫春、達斡爾、回、蒙古、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俄羅斯、維吾爾、柯爾克孜、藏、傣、景頗、瑤、苗、瓦、傈僳、壯等20多個民族。他們不僅語言文字相同,風俗習慣相似,許多民族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這種息息相通的關系,自古以來就是維系和推動我國邊境地區居民與沿邊相鄰國家邊民友好往來和開展邊境貿易的動力。沿邊毗鄰兩國的邊民長期在生活上互幫互助,互通有無,保持了友好往來,再加上密切的姻親關系,有著同族同宗的深厚友誼,這些都為我國邊境民族地區發展邊貿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物產分布看,地域遼闊的少數民族地區,物產資源十分豐富。少數民族地區水利資源在全國居于重要地位,大江大河都發源于少數民族地區;煤、鐵、天然氣、石油、稀土等礦藏儲量豐富;擁有全國草原面積的90%以上。少數民族地區山川秀麗,自然風光奇特,具有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如西藏的珠穆朗瑪峰、布達拉宮;云南的西雙版納、大理風光;廣西的桂林山水;四川的九寨溝;貴州的黃果樹瀑布;內蒙古的大草原;新疆的吐魯番等等,都是享譽世界的風景名勝,開發和發展這些旅游資源,對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從國際形勢和周邊國家的現狀看,當今世界形勢已經趨于緩和,和平與發展,是全世界人民的人心所向。隨著中俄、中蒙關系正常化,為兩國拓寬邊境貿易,廣泛開展經濟技術合作鋪平了道路。長期封閉、半封閉的緬甸聯邦向國際社會宣布全方位開放,中緬邊境貿易合法化。隨著中越、中老的國家關系日趨正常,中越、中老的邊境口岸和貿易敞開,邊境貿易額成倍增長。總之,國際形勢的發展和我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改善,為我國沿邊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我國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改革開放初期的邊境貿易。我國與沿邊鄰國歷史上就有開展邊貿互市的傳統。凡是有通道的地方都有邊貿互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就明確提出“從生產建設和群眾生活需要出發,積極發展對外貿易,按照平等互利和以物易物的原則,開放和發展邊境小額貿易。”[15]隨著全國工作重心的轉移和科學技術、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擴大,我國中斷近20年的邊境貿易活動不僅陸續恢復,而且還獲得了較大發展,互市產品的數量、種類逐步增加,國與國之間邊民互市的范圍逐步擴大,邊境貿易金額迅速上升。除邊境地區的居民外,遠離邊境地區的人民群眾也紛紛前往參加互市活動。據統計,我國開放的邊民互市點就有1000多個(處),僅云南省就有100多個(處)。為了活躍和繁榮邊疆地區的民族市場,一些省份還投入一部分資金,建設邊境互市市場,使邊境貿易呈現一派興旺景象。內陸邊疆省、自治區還借助沿海省份的出海通道,搭橋開路,借船出海,對外開放。1987年,國家規定,在邊境少數民族地區選擇一些條件較好的地方,借鑒國際上設立內陸開發區和邊境自由貿易區的做法,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我國的對外開放由東南沿海逐漸向西延伸,向西向北開放,國門全方位打開。
  2、沿邊開放城市階段。1992年春,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發表后,進一步解放了全國人民的思想,促進了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我國各沿邊省區紛紛頒布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如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于1992年4月連續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加快經濟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關于進一步加快外引內聯步伐的幾條優惠政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也于1992年6月通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進一步擴大開放鼓勵投資的優惠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文件;西藏自治區于1992年7月頒布了《關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決定》等政策;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省人民政府也都頒布一系列擴大開放、鼓勵外國投資的規定,使沿邊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出現了新的高潮。為了建立周邊開放的格局,發展繁榮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擴大邊境貿易,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與經濟技術合作,國家加大了邊疆民族地區對外開放的力度。1992年3月9日,國務院批準對外開放黑龍江省的黑河與綏芬河市、內蒙古自治區的滿洲里市和吉林省的琿春市。同年6月9日國務院又批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伊寧、博樂、塔城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憑祥和東興鎮以及云南省的畹町、瑞麗和河口市為對外開放的城市。1992年7月30日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內蒙古自治區的二連浩特市。短短的5個月,先后共計對外開放13個邊境城市。同時,國家還根據各邊境地區以及相鄰國家的不同情況制定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和優惠政策。1993年,國家選擇了呼倫貝爾盟、烏海市、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臨夏回族自治州、格爾木市、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等7個民族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
  80年代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北海市被國家列為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還有1市5縣列為國家沿海經濟開發區;烏魯木齊市、南寧市、昆明市、呼和浩特市、銀川市、西寧市、貴陽市等少數民族自治區首府和少數民族較多的省的省會被國家列為內陸開放城市;國家還先后批準了桂林市、南寧市、烏魯木齊市、包頭市四個民族地區大中城市建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對沿邊城市的開放,對加快邊疆民族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對外開放城市有著比較優越的地理位置,交通運輸方便,物產資源豐富,具有很好的對外開放條件,很快引來眾多的國內外客商參與邊貿,興起歷史上少有的邊貿熱。例如1992年僅滿洲里市就有23個國家和地區在該市建立貿易點400多家,國內24個省、市、區的2000多家企業參與滿洲里的邊貿活動。美、日等國和國內各省市區派駐滿洲里市辦事處達47家。國內各地在滿洲里掛牌營業的公司、商店達5020家。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國家和臺灣、香港地區相繼申請在滿洲里市辦經濟實體。邊境貿易的商品品種也由過去的100多種增加到上千種,數量由幾十萬噸增至數百萬噸。同時邊境貿易的交換方式也不斷變化,形式多種多樣,有“草皮街”、集貿市場,有大進大出的集團公司,也有經濟技術合作和勞務輸出等高層次的交流。結算方式,既有以貿易貨方式,又出現了人民幣、緬幣、盧布、越南盾、美元等貨幣結算方式,邊境貿易出現一派新的景象。
  邊境貿易的發展還帶動了邊境旅游熱、購物旅游成了一個行業。內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廣西、吉林等省、自治區各自憑借自己的地理優勢,開辟了到鄰國的“一日游”、“二日游”、“五日游”、“七日游”等邊境旅游購物活動。這種邊境旅游購物貿易,不僅限于邊境地區的城鎮,有的還深入到兩國邊境省、市。不僅是鄰國兩國人員參加,而且發展到世界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員也前來參加。1991年以來,我國邊境城鎮組織出國旅游購物的人數約1000萬人次。接待鄰國來邊境城鎮旅游購物團上萬個。1999年,我國民族地區旅行社發展到:內蒙古67個、廣西256個、云南406個,西藏42個,新疆84個。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內蒙古1.2億美元,廣西2.02億美元,云南3.50億美元,西藏3600萬美元,新疆8600萬美元。接待國際旅游人數:內蒙古36.84萬人次,廣西77.07萬人次,云南104萬人次,西藏10.08萬人次,新疆22.38萬人次。[6](P178)截止到2000年12月底,西藏自治區旅游業共接待海內外游客60多萬人次,同比增長35%,其中國際旅游外匯收入達5226萬美元。[7]拉薩市榮獲“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云南省昆明市憑借豐富的旅游資源,首批進入“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并成功地舉辦了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成為全國10個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享譽海內外。“九五”期間,昆明市共接待海內外旅游者240萬人次,旅游外匯收入達6.7億美元,接待國內旅游者4818萬人次,國內旅游收入達334億元,旅游總收入達389億元。[8]
  邊境貿易的發展還吸引了大量外資,促進了對外經濟技術合作,走出國門,到國外投資辦企業等。內蒙古自治區在經濟開發中積極實行“引得來”“出得去”戰略,取得了良好的市場效應。統計資料表明,截止到2000年底,全區已同8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和經濟合作關系,有680多種商品打入國際市場,“九五”期間出口額累計達80多億美元,比“八五”時期增長54%。[9]邊境合作貿易還促進了我國邊境地區的勞務輸出。我國邊境地區勞務輸出的對象主要是獨聯體國家、越南、緬甸、巴基斯坦、韓國等國。如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截止到1997年,就累計向國外派出各類勞務人員31000多人次,創匯1億多美元,“九五”期間,內蒙古還充分利用與俄羅斯、蒙古國接壤的地緣優勢,全面拓展國際市場空間。首先在國際工程承包、勞務合作業務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帶動設備、材料出口1100多萬美元。同時通過境外投資辦企業形式,將羊絨制品打入歐美市場。
  3、建立邊境經濟合作區。為了利用邊境對外開放城市的自然資源,充分發揮邊境對外開放城市的地緣優勢和整體效能,加快邊境地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又先后批準設立了13個邊境經濟合作區。這些邊境經濟合作區分布在我國從北到南的漫長邊境線上,為我國邊境民族地區引進外資、科學技術設備和借鑒國外一切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方法,開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提供了契機。各邊境對外開放地區抓住時機,促進開放,取得了很大成效。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92年批準對外經濟技術合作項目188個,合同金額18457.7萬美元。目前,新疆已同世界上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穩定的經濟貿易關系。1992年至1997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進出口貿易總額達69.9億美元,年均增長21.1%。1999年,新疆實際利用外商直接和其他投資金額2404萬美元,外商投資企業達447個,進出口貿易總值達17.6535億美元。[6](P172)新疆六個開放城市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邊境經濟合作區各方面的建設和招商引資都取得重大成果。新疆已開通15個開放口岸,蘭新鐵路復線和第二座亞歐大陸橋的貫通,使一個現代化的西北國際大通道初步形成。
  廣西對外開放以來,外來投資不斷增長。至1997年末,廣西累計批準外資項目8505個,合同外資金額137.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67.1億美元。2001年,全區外貿進出口總額18億美元,其中外貿出口12.36億美元,全區新批外商投資項目270項,實際利用外資5.76億美元。[10]
  內蒙古自治區“九五”期間為了培育優勢企業、優勢產品和優勢產業,提高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占有率,在生態、羊絨、農牧業、乳品和新能源等方面積極采取“引得來”策略,著力改善投資環境,與許多國家建立了經濟技術對口合作關系。摩托羅拉、奔馳、道森、百事可樂等12家跨國公司在內蒙古安家落戶,直接利用外資28億多美元。此外,全區還接受國際多邊無償援助項目29項,落實援助金額4363萬美元。與意大利合作的ENEA“稀土分離提純”、與日本合作的“家畜胚胎生產方式及其利用方法”等新技術,使內蒙古的一大批傳統產業和產品實現了升級換代,從產品內在質量到產品外在包裝,普遍達到了進入國內外大市場的標準。[9]
  西藏自治區招商引資成果顯著,成功地舉辦了2000年“港洽會”,共達成投資意向協議13項,協議總投資4.11億美元。2000年全區邊境貿易進出口總額9808萬美元,同比增長47.42%,完成外貿進出口總額1.32億美元。[11]
  云南省2001年在對外開放方面取得顯著成績。全省完成外貿進出口總額達19.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8%。加大扶持力度,鼓勵擴大出口,利用西部地區外經貿發展促進資金9700萬元扶持外貿企業出口,帶動了外貿出口的增長。組織完成了“云南省邊境口岸新形象工程”規劃。實施走出去戰略,與老撾政府簽署了“老撾鉀鹽開發、勘察及可行性研究協議”。在招商引資方面,加強利用外資項目的前期準備工作,組織利用外資的30個大項目、60個重點項目與國際接軌的規范包裝,在省內外和香港等地舉辦大型招商活動中積極向外推介,引進省外到位資金40.6億元。在旅游業方面,成功舉辦了第二屆中國昆明國際旅游節和首屆中國國際旅游交易會。全年接待國內外旅游者4680萬人次,旅游業總收入257億元,分別增長18.8%和21.6%,均超額完成年計劃。[12]其省會昆明市,從1993年以來,在國家每年一度的中國昆明出口商品交易會上,使內外客商云集,已成為國外跨國公司、華商以及東西部企業進行貿易投資的舞臺,成為開發西部,展示實力,尋求貿易伙伴的橋梁。連續八年的昆交會上,各項經貿總成交額達125.61億美元。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沿邊民族地區充分利用地緣優勢,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參與國際競爭,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極大地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昔日邊遠封閉冷清的沿邊民族地區正在成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和與周邊國家互貿互市的重要口岸。
   二、對外開放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深刻影響
  1、對外開放有力地促進了沿邊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加了地方財政收入。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一般都比較低,經濟文化落后,財政收入一向困難。如在我國西北幾省區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地方財政自給率僅有46%左右,其余全靠國家補貼,財政補貼超過50%,有的邊疆民族地區的州縣財政補貼更高。這種補貼,對國家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担,對民族地區來講,只能應付基本開支,難以用來發展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發展邊境貿易,不僅提高了當地的財政收入,改善了財政方面的被動局面,而且增強了民族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繁榮了民族經濟。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憑祥市,在開展邊貿之前,地方財政年年入不敷出。1988年全市財政收入為498萬元,支出1000多萬元,國家補貼600多萬元,才勉強維持下去。開展邊境貿易后,1989年地方財政收入猛增到1266萬元,1990年又增加到1895萬元,1991年再增加到2484萬元,比1988年增長了4.9倍。全市人均財政收入已居廣西各縣市的前列。其他許多邊境縣、市財政收入也不斷增加。據統計,2001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2231.2億元,比上年增長8.2%,外貿進出口總額18億美元,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13]云南省2001年預計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完成2077.5億元,比上年增長6.5%。[12]西藏自治區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百億元大關,2001年經濟繼續保持健康快速發展,全年完成GDP137.86億元,比上年增長12.2%。外貿進出口總額1.05億美元。[14]其他如新疆、內蒙古、寧夏、青海等省、自治區國民經濟也出現快速增長,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據國家統計局2000年12月30日宣布,我國民族地區全年GDP增長8.5%,繼續高于全國增長速度。2000年民族地區外貿進出口總額完成74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9.4%,其中出口43億美元,同比增長38%;進口31億美元,同比增長41.5%。內蒙古進出口增長速度排在全國第一位,寧夏位居第三。[15]
  2、對外開放給邊境地區人民脫貧致富,走向富裕提供了條件。這是對外開放政策給民族地區人民帶來的最大實惠。從許多地方統計的數字看,沿邊地區農民的人均收入都接近或超過當地的平均水平。如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東興鎮有80%以上的居民參與邊境貿易,有的在自家門前擺攤,有的集資開商店,有的當經紀人介紹生意,提供商品信息。東興鎮邊民擁有幾十萬元,幾百萬元,上千萬元資產的已不是鳳毛麟角。憑祥市開展邊貿以來,邊境農民每年人均收入增加1000-2000元,已出現不少幾十萬元戶,邊民人均純收入已列廣西農村的前茅。吉林省延邊朝鮮族群眾通過發展邊貿,勞務輸出,收入也是相當可觀。一般一年可收入8-10萬元人民幣,扣除各種費用,第一年可積累3-4萬元,第二年可積累10-12萬元,第三年可積累約20萬元。因此,勞務輸出成為當地群眾在短期內快速脫貧致富的有效捷徑,也成為一些地方加快經濟發展的突破口。許多朝鮮族群眾收入增加后,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改善了條件。有的拆了祖祖輩輩居住的茅草房建起了磚瓦房,有的在子女教育方面增加投入,把子女送到發達地區的專門學校進行培養,有的文化消費水平提高。目前,在對外開放搞得比較好的地方,朝鮮族群眾的生活水平普遍高出當地的平均水平。
  3、對外開放帶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從經濟結構來看,我國邊疆民族地區大都從事農牧業生產,社會分工簡單,第三產業極不發達。改革開放以來,邊疆民族地區為了適應邊境貿易發展,不僅就地發展了一批輕紡、建材、日用品、工藝品的企業,同時交通運輸、郵電通訊、飲食服務、文化娛樂等行業也應運而生。如廣西憑祥市,自1988年以來,每年流動的人口接近1000萬人次,使它的鐵路、公路貨運量成倍增長。流動人口和貨運量的增加,又刺激了交通運輸業發展,1990年全年的機動車輛就達1156輛,個體戶的客貨汽車從無到有,1990年全市個體戶的客車有134輛,貨車有116輛,約占全市客貨車輛總數的48%。人員的流動、車輛的增加又推動著當地旅游、餐飲業的發展。到1993年憑祥市的餐館發展到184家,賓館、旅社、招待所共61家4031個床位。隨著第三產業的發展,城鄉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也迎刃而解。1988年以前憑祥市有2000多名城鎮待業人員,開展邊境貿易后,約有80%的待業人員涌入第三產業。到1999年,我國民族地區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人數是:內蒙古289.1萬人,廣西602.6萬人,云南784.4萬人,西藏23.5萬人,新疆185.6萬人。[6](P17)
  4、使我國廣大少數民族人民的觀念得到改變,競爭意識增強,提高了駕馭市場的能力。解放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處于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思想在人們頭腦中有根深蒂固的影響。解放后雖然我國廢除了民族壓迫、民族剝削和民族歧視制度,實現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但因各種原因,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仍然緩慢,商品經濟不發達,當地群眾只能進行自給自足的生產,農牧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一直保留下來。而改革開放以來,邊境貿易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國內外往來人員的增加,市場需要量的增加,使邊疆民族地區的廣大農牧民群眾擺脫了自然經濟的束縛,從單一農牧業生產中解放出來,自覺地以市場為導向,投身于國內外商品交換的大潮中,開發商品性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打破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局面。那些舊思想、舊觀念受到了強烈的沖擊。那種“養牛為耕田,養豬為過年,養雞為油鹽”的小農觀念迅速轉變。商品經濟觀念、競爭觀念、市場觀念和科學技術觀念在各族群眾中廣泛傳播,舊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得到明顯改變。邊境少數民族群眾還勇敢地走出國門,到國外辦企業、經商,據不完全統計,僅黑龍江省的朝鮮族赴國外出勞務、經商辦企業的已達8萬余人,其中去韓國達4萬多人。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截止到1997年,就累計向國外派出各類勞務人員31000多人次,創匯1億多美元。[16](P20)對外開放的深入發展,大大提高了當地群眾駕馭市場經濟的水平。
  除上述外,對外開放的發展,還大量地吸引了外資,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設備,與鄰國開展經濟技術合作,都促進了邊疆民族地區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對外開放還促進了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過去那種看不起少數民族的人,隨著民族地區市場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改變了以往的偏見。如今,不同民族之間的風俗習慣逐漸失去了單一色彩,而為各民族人民所接受。朝鮮族人民喜愛吃的狗肉、冷面和泡菜,已為許多民族所接受。同時,漢族的餃子、炒菜等也早已成為深受少數民族人民喜愛的食品。民族間發展差距在逐步縮小,民族平等的觀念進一步確立,我國已出現了各民族團結和睦、共同發展的大好局面。改革開放的實踐充分證明,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同時對我國沿海地區的發展及全國經濟發展也起到積極作用。
  在全國人民實現小康目標,跨入新世紀的關鍵時刻,黨中央、國務院高瞻遠矚地做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這是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使我國邁向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要部署。我國《十五計劃綱要》中指出:“十五”期間要突出重點,著重加強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力爭五到十年內取得突破性進展,同時使科技、教育有較大發展。并提出國家要集中力量建設西氣東輸、西電東送,青藏鐵路等一批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項目。國務院已頒布重點支持西部大開發的措施,國家將增大對西部地區的投入和財政轉移支付。這對西部人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我國有50個少數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區,占我國少數民族總人口的80%。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西部大開發就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共同富裕,是加強民族團結、維護邊疆穩定的根本保證。“十五”綱要提出要加大對我國民族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在對外開放方面,要促進西部邊疆地區與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展經濟技術與貿易合作,逐步形成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國際區域合作新格局。黨中央提出實施西部地區大開發戰略,必將成為西部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的一次重要歷史機遇。可以預見,隨著西部大開發高潮的到來,我國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將會取得更加令人矚目的成就。
  收稿日期:2001-05-23
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咸陽32~37D5民族問題研究馬紅霞/馬熙敏20022002本文論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邊疆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局面形成、發展的主要歷程,以及對外開放對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觀念更新、民族團結和睦等方面帶來的深刻影響。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優惠政策馬紅霞 西藏民族學院政法系 馬熙敏 西藏民族學院老干處 陜西咸陽 712082 作者: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咸陽32~37D5民族問題研究馬紅霞/馬熙敏20022002本文論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邊疆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局面形成、發展的主要歷程,以及對外開放對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觀念更新、民族團結和睦等方面帶來的深刻影響。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優惠政策

網載 2013-09-10 21: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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