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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歷時30余年，其間在經濟建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綜合國力得到顯著提升。但也遭遇了嚴重的錯誤，經濟發展出現過嚴重的困難和挫折。中國香港、臺灣地區的研究者，出于各種立場、動機，也密切關注著大陸的經濟發展，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整理、分析這些與大陸地區研究視覺迥異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我們反思大陸地區經濟建設的成敗得失，以資以后經濟建設借鑒，更有助于對整個宏觀社會發展策略的反思與改善。同時，作為一個學術史的研究和整理，也可以了解港臺地區學術演變與兩岸三地經濟、政治的發展、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文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做了初步的嘗試，以期拋磚引玉，將這一領域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研究概況
　　1949～1979年間，由于受各自地區政治氣候的影響，加之大陸同中國港臺地區的政治經濟體制、社會發展策略差異很大，中國港臺地區研究者對于這一段歷史時期大陸經濟發展除少量的、局部的肯定外，基本持否定的態度。
　　①經濟體制。對于1949年至1979年間長期實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體制，港臺地區研究者認為有不可彌補的缺陷。
　　②農業。中國港臺研究者大都認為，大陸的經濟發展策略是“集中投資于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與國防有直接關系的鋼鐵及機械制造業，犧牲農業”。①也有一些研究者對于這一時期大陸農業發展給予了一定的肯定，如“農地面積的擴大；山地河川的整理；土壤的改良；機器耕作的推廣；為防旱、防災、防霜、關于地理及氣候的研究；水利、電力、機器、肥料等‘四化’運動的推進；各大牧區——內蒙、新疆、西藏、青海、甘肅等省和自治區——灌溉、貯水設施的建設、整理，使牧區的人群得獲定居，仍算是頗為切要的”。②
　　③工業。中國港臺學者認為，在工業發展策略上，1949年以后大陸地區有所偏差，“嚴重地犯了‘重重輕輕’的錯誤，”③但港臺研究者也認為，1949年至1979年間工業發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經過30年的發展，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經接近世界最先進國家。④對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高投資還是取得了應有的回報。在“一五計劃”完成后就已經“奠定了重工業基礎”。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過去一百余年中國一直落后的事業如鋼鐵、機器、電力、石油、化學、航運、邊疆交通、農業機械和水利都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是不可抹殺的”。⑥
　　④重大經濟事件。a.國民經濟恢復。一方面，歐陽正宅認為，這一歷史時期是大陸國民經濟奠定基礎的時期，極為關鍵：工業和農業主要的產量，除個別外，都超過建國以前的水平。⑦另一方面，也有負面的評議，認為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運動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動蕩。
　　b.第一個五年計劃。對于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的主要成績，中國港臺學者多數還是承認的。鄧辛未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達成四項成果：“第一，重工業基礎的建立及戰爭有關的鋼鐵、石油、電力、機器、水泥、機器等工業均有相當顯著的發展；第二，內陸新工業的形成；第三，戰略交通網的發展，為適應全面備戰的需要，其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對戰略交通線的構筑，全力推行完成鐵路五千公里；第四，經濟集體化的完成”。⑧
　　中國臺灣地區研究者對于第一個五年計劃雖有肯定，但仍屬有限，更多的還是批評與否定：“各項生產及投資指標的設定，違背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原則，造成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高度脫節”。“首先嚴重脫節的是農業發展遠落于工業之后”；“第二個嚴重脫節的是原料工業和加工工業發展的不平衡”。⑨對于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臺灣學者更是徹底否定。
　　c.“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對“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嚴重后果，臺灣地區研究者的批判連篇累牘。
　　d.國民經濟調整。港臺研究者對國民經濟調整的效果大致予以肯定。“到1965年，農業生產基本上恢復至1957年的水平”。⑩除了工農業生產恢復之外，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國防生產的推展工作相當迅速，從1963年先后成立4個機械工業部，分別負責電子、大炮和重型武器、造船和海軍裝備、飛機和火箭的制造。1964年10月中共引爆第一顆核頭，成為世界核子國之一”(11)
　　e.“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文化大革命”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巨大損失，港臺地區學者認為“當在人民幣3千億元以上。”(12)不過，港臺研究者對“文革”十年期間周恩來、鄧小平先后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整頓經濟秩序的努力給予了一定的肯定，周恩來和鄧小平相繼制訂“關于堅持工業計劃，加強經濟通知”（簡稱“工業十條”）、“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文件（簡稱“工業二十條”），以整頓工業企業，糾正‘文革’以來大陸工業方面發生的偏差和混亂現象。(13)
　　f.文革后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冒進。中國港臺研究者一致認為1978年提出的“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是又一次“大躍進”，脫離了中國社會現實和經濟基礎，造成嚴重的后果，主要有：“第一，由于基本建設投資過多，建筑材料供應不足，施工期普遍延長，造成人力及資金大浪費；第二，各部門爭取機器設備，大量向國外進口，出現十三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外匯存底迅速下降；第三，因為缺乏技術人員，機器進口后無法使用，積壓大量資金”。(14)
　　二、中國港臺地區對1949～1979年中國大陸經濟史研究中幾個代表性觀點的評析
　　1.關于1949～1979年大陸經濟體制是否嚴重束縛經濟發展
　　中國港臺學者普遍認為，1949～1979年中國大陸實行的經濟體制給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浪費，嚴重阻礙了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15)
　　顯然，這種看法受到兩岸意識形態對立的影響很大，這種全盤否定的結論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誠然，這一段歷史時期大陸的經濟體制存在不少問題，經濟發展也遭受很大的挫折，但也絕非臺灣學者所言無可取之處。事實上，大陸經濟發展的成績表明，這一時期的經濟體制有其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建立的新的經濟體制極大的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衡量一種經濟體制是否合理的唯一標準是考察其是否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表明這一歷史時期實行的經濟體制是有其歷史合理性的。
　　對于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從后來的效果來看，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在速度上過快一點，所有制過于單一。正如鄧小平所言：“有人說，過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這個意見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16)但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消滅剝削制度的嘗試，是人類探求平等的一次積極的實踐。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或如港臺研究者所言有一定的弊端。但是任何問題都要一分為二地分析，也正是由于這種體制，使得國家能夠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辦大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兩彈一星”的成功制造，等等一系列的成就，都是受益于這一體制。
　　2.關于“重工輕農”、“重重輕輕”的經濟發展策略問題
　　中國港臺研究者大都認為，“中共早期師承斯大林經驗，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片面地以高積累、高投資、輕消費的方式，并在消滅或有限制的私有制下，進行大規模強制工業化的建設。如此，完全忽視了中國大陸原有的需要并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嚴重地犯了‘重重輕輕’的錯誤，故導致長期榨取農業及輕工業作為發展重工業資金積累的泉源。”
　　中國臺灣學者批評“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輕工業等其他經濟部門發展，是完全脫離了中國當時的客觀現實分析問題。正如薄一波后來總結：“設想多發展輕工業，一定是投資省、見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為國家多積累建設資金。但是，沒有機器制造業，發展輕工業的裝備從哪里來？沒有鋼鐵等基礎工業，機械制造的原材料從哪里來？沒有能源和交通運輸，整個經濟又怎么運轉？仰賴進口嗎？辦不到。一是我們沒有錢，二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實行禁運和封鎖。全靠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支援也不現實。特別是當時美帝國主義實際上還同我們處于軍事對峙狀態，我們亟需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以增強國防力量。這些因素是客觀的現實，不是我們的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因此，我們的‘一五’計劃不能不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指導方針”。(17)
　　在實際經濟建設中，各經濟部門發展的確存在著不平衡的現象，但也沒有臺灣研究者所說的那么嚴重。優先發展重工業有其具體的歷史背景，但并不意味著置其他事業于不顧：“‘一五’期間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用于重工業的占36.2%，用于輕工業的占6.4%，用于農業的占7.1%，三項相加共占49.7%。其余一半，用于國防建設、運輸郵電、商業、文教衛生、科研、城市建設和購置車船，以及現有企業的改建和擴建。這樣的安排，在當時的條件下，大體是合適的”。(18)事實上，就連中國臺灣學者自己也承認，經過30年的發展，相對于1949年，農輕重三者的關系已經比較協調：“農輕重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例由1949年的70.0:22.1:7.9，變為1978年的27.8:31.1:41.1。”(19)
　　可見，在這個問題上，港臺學者的批判一是忽略了當時具體的歷史環境，二是把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夸大了。
　　3.關于中國大陸在經濟建設中的嚴重錯誤
　　在1957年以后，中國大陸在經濟建設方面犯了嚴重的錯誤，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實施出現了災難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也使得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對于這些錯誤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這種反思應該是有建設意義的，有利于吸取經驗教訓，以資今后的經濟建設借鑒。港臺地區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有些批評是中肯的，如“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巨大浪費，對環境的破壞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對廣大農民積極性的挫傷。有的研究成果甚至是獨到的，比如對于發動“大躍進”運動動因的分析中涉及到資金缺乏和勞動力過剩等因素，觸及到了問題的實質。
　　但是有些中國港臺研究者認為建立人民公社是為了“榨取農民”、“便利統制”，(20)這就不符合歷史事實。毛澤東建立人民公社的初衷還是為了改革生產關系，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從而推動農業生產。這一點，許多外國學者都是承認的：“毛（澤東）仍然相信較大的農業生產單位可以導致有效的規模經營。他還相信，在農業經濟中動員現有資源，主要是勞力，將為更快發展提供一個突破口”(21)可見，毛澤東主張建立人民公社，歸根到底還是為了推動農業發展，盡管這一設想由于脫離現實而失敗了。
　　三、結語
　　1.中國臺港學者對于大陸經濟史研究的特點
　　第一，中國臺港研究者對大陸經濟史的研究受到兩岸三地政治經濟變化的影響很大。學術研究并非是孤立進行的，而是受到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深刻影響。由于國共兩黨政權這一時期尤其是1979年以前處于完全敵對的態勢中，臺灣研究者基本上是抱著一種敵對的態度來考察大陸社會經濟發展，對大陸經濟的研究與評價超出了學術的范圍，攻擊、謾罵比比皆是。當然，在這樣的客觀條件限制下，研究水平自然也就不高。此外，1979年以前，大陸地區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港臺地區相比，是一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制度，港臺研究者對此種制度認同度非常低，即使在學術研究氛圍相對寬松的香港，對于大陸1979年以前的經濟發展，也是批評、批判居多。總之，批判的聲音構成港臺地區大陸經濟評價的主流。這顯然不是正當的學術研究應當有的態度。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兩岸三地經貿關系日益密切，同時，臺灣地區的政治形勢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對學術研究的限制日趨寬松。因此這一時期，臺港地區對于大陸經濟史研究出現了一些轉變。意識形態對港臺地區學術研究的影響日趨減弱，研究的學術性日趨增強，學者們對于大陸地區經濟史的研究更多的是運用經濟學的原理、方法，雖然對于這一段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基本上仍持否定態度，但大體能夠做到實事求是。原先的攻擊、謾罵慢慢減少。可以說，港臺學者對大陸經濟史的研究經過了一個從政治到學術的變化。
　　第二，借助西方經濟學理論結合實證研究是中國港臺研究者研究的一大特點。港臺研究者由于歷史與地利之便，與西方的學術交流比較頻繁，多數研究者都有在西方求學的背景，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非常深，在研究中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方法比較多。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地區，目前經濟發展的趨勢都是向國際接軌，所以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的港臺學者在分析經濟問題尤其是現實的經濟問題時具有一定的優勢。當然在一些研究者身上也存在著食洋不化，理論與現實脫節的現象。同時，在中國港臺研究者也繼承了中國傳統學術實證研究的優良傳統，研究論著中例證、數據都非常豐富。
　　2.中國港臺學者大陸經濟史研究的啟示：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中國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
　　縱觀中國港臺研究者對中國大陸經濟史研究的成果，如上文所提及，他們對1949～1979年大陸經濟基本持批判、否定的態度，這其中固然有意識形態對立的因素，但也不容否認，中國大陸自身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嚴重的錯誤，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不重視經濟建設，對外封閉，不重視對外交流，在經濟建設中也不尊重經濟規律，盲目蠻干，結果造成了驚人的損失，授人以柄，招致批判和攻擊。
　　而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港臺研究者尤其是臺灣研究者仍然以舊有眼光，抱著觀望甚至幸災樂禍的態度看待大陸的改革開放，但是很快，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大陸的經濟社會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即使抱有最濃重敵意的人，對這樣的成績也難以否定。逐漸地，港臺學者對大陸經濟發展懷疑的、否定的聲音逐漸微弱，代之以認同、肯定的態度以及善意的批評。
　　中國港臺學者態度上的變化表明，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做出成績，才能打消懷疑、否定，才能得到尊重和認同。正如鄧小平所講：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中國港臺大陸經濟史研究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注釋：
　　①鄭竹園：《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經驗》，《華人地區發展經驗與中國前途》，（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1988年版，第229頁。
　　②歐陽正宅：《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史》，（臺北）時代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70頁。
　　③唐彥博：《兩岸工業發展比較》，（臺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頁。
　　④《臺灣海峽兩岸各種體制之比較研究》，第159頁。
　　⑤鄭竹園：《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經驗》，《華人地區發展經驗與中國前途》，（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1988年版，第230頁。
　　⑥歐陽正宅：《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史》，（臺北）時代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10頁。
　　⑦歐陽正宅：《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史》，（臺北）時代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40、341、342頁。
　　⑧鄧辛未：《三十五年來中共經濟的演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8、9頁。
　　⑨鄧辛未：《三十五年來中共經濟的演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9、10、11頁。
　　⑩關鋒：《中國農村近半世紀：體制、勞動力及產出》，陳欣欣編著：《兩岸四地》，（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頁。
　　(11)唐彥博：《兩岸工業發展比較》，（臺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2頁。
　　(12)鄭竹園：《檢討中共經濟的病根》，（臺北）光陸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頁。
　　(13)唐彥博：《兩岸工業發展比較》，（臺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106頁。
　　(14)《臺灣海峽兩岸各種體制之比較研究》，第147、148頁。
　　(15)鄭竹園：《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經驗》，《華人地區發展經驗與中國前途》，（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1988年版，第223-241頁。
　　(16)《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7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291頁。
　　(1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頁。
　　(19)唐彥博：《兩岸工業發展比較》，（臺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頁。
　　(20)鄧辛未：《三十五年來中共經濟的演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9頁。
　　(21)（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頁。

特區經濟深圳262～264F7經濟史周云20072007
中國大陸經濟史/臺港地區研究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ese Mainland/study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 article give a brief narration about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ese Mainland in 1949～1979 made my Scholar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gives a review to several representative points, points out the characters of Scholar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emphasizes that insisting the reformation and opening is the only choice of Chinese economic.
本文對港臺地區研究者關于1949-1979年之間中國大陸經濟的研究分專題進行了簡要的敘述，對其中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了評析，分析了港臺學者研究的特點，并指出只有堅持改革開放才是中國經濟建設的唯一選擇。
作者：特區經濟深圳262～264F7經濟史周云20072007
中國大陸經濟史/臺港地區研究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ese Mainland/study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網載 2013-09-10 21: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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