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革命是如何復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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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一百年前,到處發動反清起義的孫文屢戰屢敗,陷于絕境,彈盡糧絕。不得已流亡美國,在科羅拉多的一個中國小餐館打工,在臟兮兮的廚房里面洗盤子。突然,一個朋友狂奔而入,興奮地嚷嚷:“孫文啊,不要洗盤子啦,革命爆發了,趕快回國當總統吧!”

  革命復活了,時為辛亥年的十月十日。

革命如同春雷一般,總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來得出其不意。1911年的中國,氣氛沉悶,革命正處于低潮。每天的報紙都有民變、騷亂的消息,但早已為人 們司空見慣,麻木不仁。武昌首義的槍聲,最初也不被當回事:不就又一次嘩變嗎?這樣的事在那年頭多了去了。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剛發生的時候,沒有人會以 為重大。反而一開始被渲染成“重大里程碑”的,事后往往被證明啥也不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那天,巴士底獄被攻破的消息傳到凡爾賽宮,路易十六無動于衷,在 日記中寫道:“今日無事可記”。俄國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占領冬宮,也被時人認為不過是眾多政變中的一次而已。

誰也沒有料到,武昌的槍聲竟然點燃了辛亥革命的遍地大火,最后讓清王朝就此完蛋。為什么革命黨人此前煞費苦心的起義皆成不了大事,而這次意外的擦槍走火,反而星火燎原,一舉定乾坤?

革命黨人最初依靠的社會力量,只是江湖中的綠林好漢,各路反清復明的青紅幫兄弟。那是一幫殺富濟貧的麻匪,有錢呼嘯而來,無利一哄而散。造反根植于民 不聊生,騷亂來自于官逼民反。中國的百姓雖然人多勢眾,卻如孫中山所痛心的那樣,只是一盤散沙,很容易各個擊破、招安歸順。堂堂中華帝國,歷來是皇帝與士 大夫共治天下。只要掌握社會資源和道德權威的士大夫精英與朝廷同心同德,結成利益共同體,哪怕天天發生底層的叛亂,也不過皮膚之患而已,傷不到體制的筋 骨,撼不動大清的江山。

不過,晚清的最后幾年,局勢悄悄在起變化。朝廷與精英的聯盟已經出現了裂痕。裂痕所在,有兩道平時不易覺察的暗隙:一是地方與朝廷的斷裂,二是士大夫對朝廷的分離。

中央集權的清廷專制,自太平天國革命之后,便權力重心下移。鎮壓太平天國有功的湘軍、淮軍,無一不是地方武裝,且以厘金自肥,自此天南海北的封疆大吏 個個擁兵自重,敢與中央叫板。你要與八國聯軍決一死戰,我偏偏來一個“東南互保”。中國歷史上反專制的利器不多,最拿手的一件叫“封建”,以西周分封制的 “封建”對抗郡縣制的王權專制。中國近代化的突破,皆拜“封建”之福,從日益坐大的地方起家的,辦洋務、練新軍、出西書、興學堂、搞自治……各項變革,無 一不是地方逼迫中央。到了晚清,朝廷對地方控制的管道,只剩下官員任免權一項。當“封建”在帝國內部日夜滋長,雖然地方表面上繼續擁戴朝廷,但稍有風吹草 動,“封建”便會搖身一變為革命。西方學者有曰:辛亥革命有兩張面孔,一張是革命,另一張是封建。所謂兩張面孔,不過是同一個腦袋的兩面。君不見武昌首義 之后,各省見朝廷已大勢已去,紛紛宣布“獨立”,脫離中央的節制。所謂“獨立”,即是“封建”的現代說辭而已。

地方與朝廷,是體制核心的權力游戲,而在體制的邊緣,活動著一群帝國的士大夫。他們游走于國家與社會之間,是朝廷與民間保持互動的唯一中介。這幫享有 各種特權的社會精英,到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內部發生了急遽的分化,有的繼續在體制里面做官,更多的游離于體制,成為自由流動資源。或者下海做生意、 辦實業;或者入伍從戎,在軍隊里面一展身手;或者從事文化事業,辦學堂、開報館、搞出版。不管在體制邊緣,還是體制之外,精英與朝廷依然藕斷絲連,試圖在 體制里面尋求最大利益的租金,而朝廷也記得要給精英好處,讓他們在名目繁多的新政改革中撈足好處。

在中國歷代朝政之中,帝國與精英的戰略同盟不僅建立在利益之上,而且擁有共享的價值觀。壞就壞在晚清之后,士大夫精英的價值觀變了,變為君權民授,民 權至上,而朝廷所信奉的,依然是君權神授、君為臣綱。從此雖然還在一條船上,卻是同床異夢。士大夫精英之所以還愿意擁戴朝廷,不過是留戀體制賞賜給他們的 特權與利益,何況他們也恐懼體制外的那些綠林好漢,革命摧毀了清廷尚不足惜,一旦失去了秩序,便陷入萬劫不復的亂世。為了保國保秩序,不得不保大清。保了 大清,也等于保了自己。孫中山雖然頻頻舉事,士大夫精英卻紋絲不動,他們自有漸進的改革之路,試圖以立憲避免動亂,以改良謀求革命之道。

然而,到了辛亥之年,士大夫精英試圖在新政里面分一杯羹的愿望徹底絕滅,三次赴京的國會請愿運動失敗。清廷為挽救權力危機,索性逆潮流而動,搞了一個 孤家寡人的“皇族內閣”。是年,士大夫領袖張謇悄悄拜訪被朝廷廢黜的北洋派首領袁世凱,象征著士大夫與封疆權貴攜手合作,密謀圖變。精英們與朝廷的利益共 享也走到了盡頭,清廷為擺脫中央財政危機,試圖收回民間的鐵路路權,重新國有化。士大夫們這下不干了,拼著老命也要捍衛自己的身家財產。武昌的槍聲未響, 四川那邊由地方精英領導的保路運動早已轟轟烈烈。

于是,當武昌首義的槍聲一響,體制內部早已蠢蠢欲動的叛逆力量齊齊浮出水面,將革命迅速辦妥了。革命,不過是改革之子。革命永遠發生在改革已經發生、 卻不盡人意的時刻。改革挑撥起眾人的欲望、鼓蕩起精英的參與熱情,形成“政治參與”的大爆炸格局。一旦朝廷拒絕通過立憲建造一個容納洪水的“池子”,被動 員起來的政治力量如同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再也難以收回,你不讓我在體制里面立憲,我最終會選擇體制外的革命。更確切地說,不是他們選擇了革命,而是革命 選擇了他們。如同武昌首義的領袖黎元洪,從“被革命”走向了革命。

從法國到俄國再到中國,革命總是神奇般地發生,神不知鬼不覺。那是一個時刻準備復活的幽靈,游走于歷史與現實之間。

原載《信睿》雜志2011年第2期


許紀霖 2011-05-10 20: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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