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與挑戰:中國人怎樣對待自己的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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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個有數千年農耕文明傳統的國家,近代以來,當世界工業文明的浪潮向中國社會猛烈沖擊的同時,漢語言文字在如何適應其社會變革的問題上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漢語言文字到底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扮演了一個什么角色?是利還是弊?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母語?是優還是劣?本文擬通過回顧近幾十年來漢語言文字發展和變革的道路,揭示其所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
    一、漢語言文字的優與劣: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漢語是中國主體民族——漢族的使用語言,作為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漢字,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①]它是世界上仍使用著的最古老的文字。中國現有12億人口,其中漢族占了93%以上,不僅漢族講漢語使用漢字,國內少數民族中也有大量的人使用漢語漢字,再加上港、臺地區和海外華僑、華裔,使用漢語言文字的人數幾乎占了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漢語無疑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
  這種古老而使用廣泛的文字到底優劣如何?這是中國近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明顯地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意見。持漢字落后論的人認為:漢字是一種有極大缺陷的符號系統,它對人的大腦來說是一種很不合理、難學難用的語文工具;它字數太多,字無定序,其表音能力較差,比起拼音文字明顯落后許多,與現代社會的發展不適應;有人甚至把過去中國落后的原因歸罪于漢語言文字的使用,喊出了“漢字不廢,中國必亡”之類的口號。這種意見在八十年代以前幾乎一直占了上風,當時就連國家最高層領導人士,如毛澤東、周恩來等都認為:漢字太繁難,不易普及,拼音文字則比較簡便,從長遠看,漢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而持漢字優越論的人則認為:漢語言文字的科學性很高,最符合語言明確而簡短的發展規律。他們針對那種認為漢語的缺點是單音節語,有聲調變化表意,沒有人、位、時、數等變化,和方塊字結構復雜,難學難用等觀點進行批駁,認為漢語單音孤立,有聲調,構詞力強,沒有印歐語那樣的復雜變化,不是落后的,而是擺脫了嚕嗦、呆板、牽連的先進語言。有聲調變化,是分別語義而不多增加音節的手法;單音詞活力大,以單音詞構造無數的合成詞,不僅使漢語簡短,而且詞匯有可解性,容易掌握;漢字的方塊形,集形音義于一個平面里,貯存的信息多,易閱值極高。他們還以各種試驗結果來證明,對漢語的學習、書寫、閱讀并不比學拼音文字難。聯合國五種正式文件,相比之下總是中文本最薄最短,說明漢語比其他語言精煉。他們指出,那種把過去中國落后、飽受欺凌,文盲眾多的原因歸罪于漢語言文字落后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漢語不但不落后,而且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語言之一。[②]這種意見直到八十年代以來才有申辯表達的機會,并逐漸為多數人認同。
  上述兩種對立的觀點現在依然存在,各不相讓。只是到了最近,漢語落后論的調子沒有過去叫的那么響了,不再鼓吹要馬上廢除漢字,完全推行拼音文字了,連國家的最權威的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也更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兩種持論者也一致認為漢語言文字自身并非完美無缺,也有一些不盡合理的地方,受到現代工業文明的挑戰,在機械化時代遇到了難以機械化,在信息化時代又遇到難于信息化的問題,漢語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吸取其他文字之長,彌補自己之短,使之更為規范、簡潔,易學易用。實際上,近幾十年來中國所推行的語言政策和文字政策措施就是走了這樣一條雙方都能接受認可的道路。
    二、漢語言文字改革的重要舉措。
  漢語言文字改革的要求至遲在上個世紀末就明確提出來了,并有不少有識之士開始了行動。如從清末的“切音字運動”到制定并推廣法定的“注音字母”都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大規模的有政府行為參與的漢語文改革運動是從本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這一階段改革的主要內容和取得的成就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
  1、規范和簡化漢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不少人已倡導過漢字的簡化,但并沒有使簡化字取得合法地位。五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國領導人的積極倡導,主張在漢字實行拼音化之前,適當地整理和簡化現在的漢字,使它盡可能減少在數字、閱讀、書寫和使用上的困難。于是,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分期分批地對現行漢字進行規范和簡化。先后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1955年)、《漢字簡化方案》(1956年),編印了《簡化字總表》(1964),頒發了《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1965),發布了《現代漢語常用字表》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1988),從字量、字音和字形三個方面對漢字進行規范。這些工作取得的成就不少,但也有失誤之處。如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由于事先估計不足,發表后各方面意見很大,國家不得不決定停止試用,后又宣布廢止。曾一度引起了漢字使用的混亂。
  2、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1955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成立“拼音方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前人探索的基礎上,參考了古今中外各種不同的方案和文字,反復研究、磋商,最后就26個拉丁字母范圍擬定了《漢語拼音方案》,并采取慎重的方式,于1958年2月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公布。25年的實踐證明這個方案確實在各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為漢字注音,幫助人們學漢字。漢字的缺點之一是見字讀不出音來,給它注音就是為了彌補此缺陷。(2)拼寫普通話,成為推廣普通話的有效工具。(3)作為各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中國現有55個少數民族,其中大多原來沒有自己的文字。使用與《漢語拼音方案》相同的拉丁字母,為少數民族語言設計文字方案,有利于各民族科學、文化的交流和發展。至今已為十多個民族創制和改進了文字方案。(4)音譯人名地名和科技術語。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議采用漢語拼音字母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從此我國的對外文件、書刊、廣播和新聞報道有了取代原威妥瑪式拼寫法的統一音譯標準。(5)編制序列索引。用漢語拼音的字母順序來編字典、索引、書目、卡片和檔案資料等,比按漢字的部首、筆畫編排既簡便又科學,易于查找。(6)用于現代化的信息工具。采用漢語拼音來拍電報、進行電子計算機的漢語輸入都已獲得成功,并正在開拓更廣闊的科學應用途徑,如機器翻譯、中文模式識別和人工智能,等等。
  3、推廣普通話。在中國由于使用漢語的人數眾多,分布地域廣闊,從而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方言。有的方言之間差異較大,造成了人們交流溝通的困難,給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針對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在廣泛聽取專家學者意見的基礎上,根據歷史和現實的情況,確定了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普通話。”從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普通話推廣普及工作。其方針是:“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在漢族人民中,推廣普通話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而是要求人們除了方言也會說普通話;在兄弟民族居住區,也提倡各族人民在學習和使用本民族語言之外,還會講普通話。現在,普通話不但已成為漢族人民之間的重要交際工具,同時也是國內各族人民之間交際的語言工具。的確,作為一個現代的統一的國家,推行一種通用的規范化和標準化的語言交際工具,對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和深遠的意義。
    三、兩項重要的語言政策:掃盲與雙語制
  由于各種歷史原因,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4.5億人口有大半的人處于文盲和半文盲狀況。這么多人連最起碼的語言工具都不能掌握,人的素質較低,科學技術難以普及,要想實現現代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話。因此,當時政府就制定了政策,并采取有力措施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成年人掃盲和少年兒童識字的教育,后來推行的簡化字和漢語拼音方案大大幫助了這一工作的開展。這樣使中國的文盲率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降低到20%左右。這項政策措施所起的作用在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已經有了比較明顯的表現。
  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交錯居住,又各有自己相對集中的聚居區,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大雜居、小聚居多元一體的分布格局。除回族和滿族現已通用漢語之外,其他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共有80多種,分屬五大語系),有一些民族還有記錄自己語言的民族文字。在這樣一個語言結構屬于主從型的多民族國家當中,如何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既尊重和保留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又使各民族之間更有效地交流溝通,共同進步,這或許是國家制定語言政策和措施時應首先考慮的問題。
  從五十年代起,中國政府一方面組織力量開展民族語言的普查工作,幫助壯、苗、布依、土家、侗、哈尼、傈僳、佤、黎、白、土、納西等十余個民族創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幫助維吾爾、哈薩克、傣、景頗、拉祜等民族進行了文字改革,另方面則在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工作中貫徹推行雙語制的政策。
  其實,雙語現象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國推行雙語制政策無非是因勢利導,讓少數民族在充分保留和使用其“母語”的同時,又學習掌握一種更便于族際交流的高勢能的漢民族共同語。這項政策載入了中國的憲法。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同時又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一條無論對漢族還是對少數民族都一視同仁。
  我們在民族地區推行雙語制主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在民族干部中普及漢語,通過各種形式的培訓輔導,使這些干部首先掌握漢語,便于開展工作;二是在學校教育中從娃娃抓起,讓即將長成的一代新人普遍都掌握兩種語言。而且在雙語教學中,運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找出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和相似之處,進行對比教學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民族地區推行雙語制和進行雙語教學,有利于發展民族教育,培養少數民族各類干部,特別是大批科學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有力地增進了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溝通和了解,維護了民族團結,加速了民族地區的工業化進程。遺憾的是由于受到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干擾,這項政策有時難以真正貫徹,致使一些偏遠地區的民族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不懂漢語,文盲率還很高,如云南的瑤族和苗族的文盲率都在70%以上[③];有些民族至今還沒有本民族的科技專業人員,因此影響了民族地區的社會進步。
    四、真正的挑戰來自何處
  長期以來,由于漢語言文字與大多數發達國家所使用的拉丁文字差異較大,由于漢字落后的觀念根深蒂固,一些人總是習慣于以己之短比別人之長,認為漢字終究太古老,難于適應機械化、電子化的要求,達不到應有的文字工作效率,不利于信息情報工作,不利于分享國際科技成果,不利于中國現代化的建設。大多數語言學家還認為這就是漢語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和信息時代所遇到的最大挑戰。可是,近年來經過許多研究者的努力,漢字與電子計算機結合的道路終于找到了。無論漢字的輸入、輸出、存儲和自動識別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雙拼法”、“五筆字型”等新的漢字輸入系統完全可與西方輸入系統媲美。到八十年代末,我國電腦輸入漢字的速度平均每分鐘達到200多字,現在最高已達600字以上[④],超過印歐文字的輸入速度;漢字的電腦排印和傳輸問題也基本解決。這些成就充分證明:漢語不僅能夠像印歐語言文字那樣具有現代功能,而且還越來越顯示出其優越性來。據一些專家預測,由于漢語字音,音節數量很少,下一步在人機對話的信息處理中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甚至有人估計,下一世紀將是漢語發揮威力的世紀。
  那么,漢語言文字現在在中國受到的最嚴重的挑戰來自何處?我個人認為,最大的挑戰來自目前漢語使用者對自己語言文字的認識和態度本身。
  前面提過,漢語言文字的歷史極為悠久,它伴隨并記載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從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統一的文字以來,這種語言文字就成了中華民族認同的標志,它負載著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和歷史,為民族的凝聚,國家的統一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偉大功績。然而,近百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衰弱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欺凌,中國朝野上下刮起了一股妄自菲薄自己的語言、否定自己的文字的風潮。面對侵略者的堅船利炮和拼音文字,一些人急于“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以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憤激和急功近利的心態來反思自身。他們片面地推論,西方的強大在于先進的科技,其先進的科技在于其文化的先進,其文化的先進又因為他們有優越的語言文字。如王炳kūn①說:“泰西諸國蒸蒸日上,不知者以為在財富,兵之強,其實在于字學之簡易,其法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無窮。”[⑤]顯然,他們是把漢字與拼音文字進行簡單機械的類比(如用外語單詞構形的最小單位26個拉丁字母與中文構形的結果——成千上萬的漢字放在同一層級比較)而得出結論的。當時,從激進的革命志士到一些頗有聲望的國學大師都對自己所使用的漢字大加討伐,辱罵漢字一時成為時尚。
  在這種思潮下,人們自然要對西洋的語言文字和語言學理論表現出滿腔的崇拜和認同。當時的中國語言學界,一方面也跟著積極地倡導漢字改革的拉丁化方向,另一方面則如饑似渴地大量引進國外的語言學理論。現在看來,這種以拼音語言文字為研究對象而產生的語言學理論在中國語言學界產生了兩大方面的影響:一是進一步堅定了人們漢字落后,西文先進的信念。西方學者關于人類文字由表形到表意最后發展為表音的所謂人類文字發展的普遍規律成為漢字必須向拼音化方向改革的重要依據;二是套用這些現成的理論和方法生吞活剝地去解釋分析漢語現象,從而建立了一個漢語言學的框架。從中國語言學史上的第一部漢語語法著作《馬氏文通》開始,直到現在汗牛充棟的漢語言學著作幾乎無一跳得出這個“西體中用”的學科框架。
  然而,當年那些積極主張廢除漢字的“革命者”恐怕沒有想到,百余年的時間過去了,漢字不但沒有如其所愿被廢除,被拼音文字所取代,反而使用漢語言文字的人越來越多,漢字越來越成為世界性的重要交際工具,不僅如此,當今國內外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實驗數據表明,過去人們認為漢語言文字落后并應廢除的結論和論據都難以成立(限于篇幅,此處不展開論證)。當然,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民族文字是完美無缺的,它必須隨著民族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完善,某種語言文字的存在,變化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常常不以某些政治家和語言學家的意志為轉移。明智的民族語言學者應該注重研究該語言的內在規律特點,而不應把精力放在比較不同性質語言的優劣高下,更不能不顧現實地去追風趕潮,對自己的民族語言文字抱不負責的態度,妄加菲薄,輕率否定。中國在這方面的教訓十分深刻。時至今日,那種漢語落后、廢除漢字和漢字必須拉丁化的思潮雖然已經逐漸消退淡化,但是它們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還相當嚴重,至今仍嚴重地影響著漢語使用者正確客觀地認識和對待自己的語言,影響著對漢語言文字的研究、教學和應用等各個方面。可以說,由于近百年的誤導使漢語言文字的發展陷入了困境。如何擺脫困境?這或許就是目前我們所應正視的最大挑戰。
  首先,只有清除歷史的陰影才能讓國人學好用好漢語言文字,使民族的語言工具在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雖然中國的人口近幾十年來猛增了一倍多,中國的教育在不斷發展進步,中國識文斷字的人口比例也比舊中國時代增長了許多,但是整個國民的語文水平卻不理想,不要說一般群眾,就是許多大學生或大學畢業生寫起文章來還常有文理不通,言不達意,錯別字不斷的現象。為什么這種本來在中、小學階段就可以避免的現象在大學教育中還屢見不鮮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輕視漢語言文字的思維定勢仍在作祟。近幾年來,這種現象雖有所好轉,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輕視和否定自己民族語言文字的歷史陰影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中國人對自己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的信心尚須恢復,認識還有待深化。
  其次,只有擺脫長期因襲的西方語言學的模式,從漢語言文字的實際出發 ,深入探索其規律特點,才能使中國的語言學健康地發展,中國古代傳統的語言學在文字、音韻和訓詁方面較為發達,而對語法的研究較薄弱,自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的語言學界幾乎是全盤照搬西方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對漢語語法、詞匯和語音進行分析,并進而建立中國的現代漢語語法學、詞匯學、語音學,乃至整個漢語語言學,本民族傳統語言學中的許多東西反而難尋蹤影。隨著現代科技對語言學挑戰的深入,過去漢語言學所遵循的早期西方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同漢語事實的深刻矛盾正日益暴露出來,例如,在語言的描寫上,基本上仍依循索緒爾的路數,只重視語言的結構和形式的描寫,排斥語義,而從漢語的特點來看,它和西方語言不同,它的結構是重意合,不重形合,因而用這套理論描寫漢語實際情況時,常常漏洞百出;又如,由于西語中沒有與漢語的文字相當的單位,它們最小的語法單位是詞,而我們在照搬西語語法理論時也把漢語的詞作為漢語語法的最小單位,卻將漢字置之不理。漢語正是通過漢字的層層組合來構造各層級表義單位的,其實漢字的組合規律正是漢語語法的核心所在。不難想見,諸如這種忽視實際語言事實的語法理論能對人們的學習和應用起多少指導作用?因此,中國的語言學正面臨著一次危機,它必須跳出因襲西方的原有窠臼,借鑒和探尋更新更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從漢語自身的規律和漢語學習使用者的認知特點出發方能找到自己的出路。總之,一個以民族語言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果不能充分揭示其對象的特質和規律,它為民族語言作出的任何規劃和導向都可能發生偏差,甚至造成極端惡劣的后果。漢語言文字伴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所走過的這百余年的曲折道路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它留給世界語言學界的教訓或許不無參考價值和儆戒作用。
  附注:
  ①孫鈞錫《中國漢字學史》,學苑出版社,1991年1月。
  ②袁曉園主編《文字與文化叢書(一)》,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年11月。
  ③孟鑄群、陳紅濤《中國民族教育論叢(三)》,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6月。
  ④1993年10月26日,中文信息研究會名譽會會長錢偉長教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漢字文化周”開幕式上宣布:漢字在計算機上輸入的速度,每分鐘已達600至650字。
  ⑤王炳kūn①《拼音字譜·序》。
  ⑤《瞿秋白文集》(二)。
                 (作者單位:云南社科院民族文學所)
                    [責任編輯:周宏]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二方下加土
  
  
  
云南學術探索昆明058-062H1語言文字學黃光成19951995 作者:云南學術探索昆明058-062H1語言文字學黃光成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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