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B84;G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08(2000)05—0075—06
任何心理學都必須以一定的人性論作為前提,西方心理學也不例外。西方心理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始終不能給所研究的對象——人——以一個正確的位置,始終不能對人性進行正確的解讀。
一、人性與人類心理
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構成人類本質的心理活動,“人類的心理活動就是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或施加影響于客觀事物的時候,在自己作為主體方面的主觀活動。”[1](p.2)人類具有高度發展的、無可比擬的并隨著社會歷史的前進而不斷提高的主觀活動。這是人類區別于動物,使自己遠遠超越動物而上升到另一個獨特水平的根本特征。人性就是人類特有的客觀存在的本質屬性,代表人類區別于動物的全部內容。人類的心理活動便是客觀人性的主觀反映,或者說人性的意識內容。人性規定了人類心理活動“活生生”的“人”的特點,決定了人類心理與純粹的動物心理的本質區別。因此,以人類心理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心理學首先必須正確地解讀人性。
馬克思主義經典哲學對于人性問題早已作過精辟的論述。一方面,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另一方面“人類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2](p.110)就是說,第一,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一定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的產物;第二,人性包含自然性和社會性兩方面,片面強調任何一方面都將導致對人的否定;第三,人性的自然屬性雖然源于動物性,但人的不斷發展的社會屬性賦予了人的自然屬性越來越多的人的色彩,使之與純粹的動物性在形式與內容上發生了根本的區別。事實上,人的自然性無論在內容還是在滿足方式上都完全體現著人的社會性,同樣,人的社會性(包括作為其來源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本身也包含著豐富的自然性內容。因此,人性中的自然性內容與社會性內容是不可分割的,兩者既矛盾又統一,由此推動著人性的墮落與升華。人性的本質決定了人類心理活動的本質。人類心理活動的產生與發展既像動物一樣依賴于遺傳的因素,同時更決定于具體的歷史、文化與社會制度。人類的整體心理水平依賴于人性本質的辯證發展程度。相應于人性內容的辯證特點,人類的心理活動表現出生物性與精神性兩個方面,兩者相生相克,相依相對,構成人類心理活動的動力與內容。任何對人類心理活動的研究,都必須正確理解人性,都必須充分考慮生物性和精神性的辯證關系,否則就很容易陷入唯心論與形而上學的泥潭之中。西方心理學主要是由于其錯誤的人性論的指導,于是產生了目前的分裂危機。而中國古代的人性論在理解人性與動物性的本質區別、“理”與“欲”的辯證關系、人性的發展等重要的心理學基本理論問題上,卻有著極其光輝的思想,對于克服西方心理學的人性誤區有著重大的意義。
二、西方心理學的人性誤區
(一)西方文化的人性觀
古希臘早期的思想與古代東方的哲學觀點非常相似,如米利都學派提出過關于宇宙“有機統一”的一元論觀點,認為有生命的與無生命的,精神與物質并無區別。他們甚至沒有談到過物質,因為他們認為一切形式的存在都是“始物”(Physis)有生命和靈性的表現。愛菲斯學派提出了關于事物的辯證的發展觀。赫拉克利特相信萬物的本原是火,所有靜態的“存在”(Being)都出于虛幻, 世界處于不停的變化和無窮盡的“過程”(Becoming)中。
很快埃利亞學派的巴門尼德反擊成功。他提出事物的本質不是“過程”而是“存在”,過程或變化只是事物的現象,原則或存在才是事物的本質。這個觀點基本上就奠定了西方古典哲學的基調。 到了公元前5世紀,希臘哲學家們企圖調和巴門尼德與赫拉克利特的尖銳對立,于是提出了“原子”概念。他們設想物質是由不可分的原子組成,這些在虛空中運動著的原子是完全被動、沒有生氣的,并且假設它們的動力來源于與物質根本不同的外部精神。這種概念便成為西方思想中精神與物質、身體與靈魂二元論的基本要素。柏拉圖充分發揮了這種思想,提出了靈魂與肉體分離、靈魂不滅的理論。
古希臘思想的最終成果就是精神與肉體的分離,即人性的分裂。從此以后的2000多年中,哲學家們將注意力從物質世界轉向了精神世界,而關于事物的研究則為亞里士多德系統總結的“知識體系”——被稱為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所控制。但是,脫離肉體的人性思考,除了淪為宗教的囚徒又能有什么出路呢?中世紀的黑暗正是以人性的分裂、以靈魂的奴仆化為標志的。
文藝復興是科學的復蘇,但不是人性的徹底解放。雖然,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受到懷疑,人性也部分地從天上回到人間。科學與宗教的矛盾最后在笛卡兒那里得到妥協,即形成了更精致、更系統化的關于靈魂與肉體、精神與物質分離的“二元論”哲學。牛頓因此提出了解釋世界的經典物理學理論,上帝也因握有機械世界的“第一動力”而滿足。但不幸的是,人性卻成了科學獨立的犧牲品,文藝復興剛剛解放人性,科學革命卻放逐了自己的盟友。靈魂與肉體的分裂依然存在,人性問題依然是西方思想的瓶頸。缺乏人性關懷的科學不是真正的科學,遠離科學精神的人性也不是完整的人性。真正的科學與完整的人性是一致的,即必須是二元論的破滅,同時也一定是靈魂與肉體的團圓。
(二)人性在西方心理學中的誤讀
西方心理學是從西方文化的母體中降生的,西方傳統思想中科學與人性的分裂成了心理學的“原罪”。心理學的悖論在于:如果它是人性的就不是科學的,如果他是科學的就不是人性的。這也是西方心理學的悲劇:它在科學的路上進步愈大,它離人性就愈遠。同時這又是人性研究的悲劇:要么是“精神性”的但是哲學式的,要么是“科學式”的但是生物性的。人的生物性與精神性是人類心理活動缺一不可、不可分割的兩種屬性,西方科學卻制造了它的分裂。人性的分裂成為西方心理學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心理學的歷史證明,西方心理學最大的問題就是人性的問題。由于原子主義與經驗主義哲學的影響, 馮特把心理等同于經驗, 同時目睹19世紀前半期德國自然科學的空前繁榮,馮特將自然科學的分析方法移入心理學研究之中,致力于分解人的意識經驗,使活生生的人性成為無聲無息的“心理原子”;實證主義哲學與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促使華生干脆閹割人的意識,人性便成了一具既無生物性又無精神性的空殼;格式塔心理學是現象學哲學與現代物理學“場”的理論的混合產物,其體系是典型的笛卡兒式的——只有認知沒有欲望;弗洛伊德受存在主義哲學的啟發,開始注意人的肉體欲望等生物性內容,但對于理性等精神性內容的鄙視又使其學說呈現“病態”;所有的實驗心理學家(包括風頭正健的認知心理學)都無視人性的精神性內容而把人降為動物或機器;不滿的心理學家樹起“人本主義”的大旗,要為人性討回尊嚴,但他們對精神性內容的唯心主義理解以及貶斥生物性內容的極端立場,并不能將人性從二元論的分裂判決中解放出來。
西方思想中人性的分裂直接導致了近現代心理學研究中對人性的誤讀,這突出地表現以下方面:第一,人獸不分。西方人性論分裂人的精神性與生物性,意味著心理學在遵循科學研究的基本假設的同時,只能研究人的生物性而拋棄人的精神性。沒有精神性的人便必然等同于動物。“人獸不分的主要害處在于模糊了人的實質,也不利于對動物行為的正確了解,因為這就是一種擬人論。心理學要向前發展,必須把人和動物如實地嚴格地區別開來。就心理學而言,人和動物的區別是主要的。”[3](p.137)
第二,心生混淆。借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意味著心理學只能研究人的生物性水平的心理活動,從而排除了人的意識、精神等高級心理過程,把心理學和生理學混淆不分,在這一點上,行為主義最為明顯。“心生混淆是近代心理學最突出的一個明顯特征,這個特征不僅表現在一部分心理學者上,幾乎普遍表現在絕大部分的心理學者身上。 ”[ 3] (p.238)
第三,對人類心理活動的肢解。西方心理學長期受機械主義的人性論所支配,常常把人的完整的心理現象分割為互不相干的碎片。這樣,每個心理學家都沉溺于一個狹小的領域,得到一些破碎的心理現象的“客觀”數據,人的生動的心理活動成為死的標本。
第四,信奉唯方法論。由于混淆了生理學的對象與心理學的對象的本質區別,于是認為只要采用了自然科學的方法如生理學的實驗方法模型,就能保證心理學走上科學的軌道。傳統心理學所用的實驗室方法常常是把問題抽象化了再進行形而上學的分析研究,“所觀察到的人的心理活動往往不是活生生的,而是干巴巴的,僵化了的,歪曲了的,甚至是偽裝出來的。”[1](p.58)
心理學——一門以了解人性、促進人性發展為宗旨的學科——由于被錯誤的人性論支配,導致了自身的分裂危機,同時也加劇了對人性的誤讀。心理學要解決自己的學科危機,就必須糾正源自西方文化的錯誤人性論。但是,心理學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根子不在心理學內部,而是在其母體文化中。因此,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潘菽就頗有預見地指出:“就世界心理學的發展情況看,世界心理學顯然已走到要‘拐彎’的時候。”[3](p.213)即必須向其他文化主要是東方文化吸取精華,以改變自己的“貧血”狀態。
三、中國文化的人性解讀
中國文化綿延數千年,形成了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人性觀念,其中與科學心理學有關的主要是“天人合一”及與之相聯系的“人貴論”、“性兩元論”和“習與性成論”。西方心理學可以通過“嫁接”中國古代的這些光輝思想,糾正其人性論的誤區,從而根除心理學長期以來主干衰弱的痼疾,促進心理學的科學化,這也是我們大力提倡“心理學的中國化”的最終目的所在。
(一)天人合一與人貴論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國人對于人與外在世界關系的理解,同時包含對人生意義與價值的認識,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所有萬物和諧協作,都是構成宇宙和有機體的統一體的組成部分,它們所服從的正是其自然界的內在指令。”[4](p.81 )在中國人心目中并不存在一個類似于西方思想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或者說自然概念。在古漢語中“自然”是指“事物本來的樣子”,而非與人相對峙的“對方”,人就是整個世界有機體中的一部分。天人合一的含義是認為人與自然、人性與自然性是有機統一的,遵循著同樣的規律,這個規律就是社會的倫理規范。“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易傳·文言》)
天人合一的觀念作為中華民族綿延不棄的人生信念,蘊涵著珍貴的生命信息與生存經驗。其對于現代心理學的啟迪是:第一,人性與自然性是一個東西;第二,兩者不是統一于自然性或生物性中,而是生物性向精神性的發展,即統一在“道德性”上,統一在人的精神性上。現代心理學應該吸收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內核,從人性發展的立場對待人的生物性,研究人的精神性內容,促進人的精神發展。
人貴論是與天人合一觀念相聯系的一個重要見解。天人合一解釋了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探討了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規律。人貴論則是論述萬物之中人最尊貴的思想,它是建立現代心理學的基本出發點。西方心理學長期堅持人獸不分的行為主義研究路線,以動物的條件反射取代人的心理,造成現代心理學背離人性的發展。中國古代思想家則與此不同,自從《尚書》提出“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之后,綿延數千年,大多數思想家都認同“天地之間人為貴”的觀念。認識到人優于動物之處,把人放在恰當的地位考察,是促進心理學的科學化的關鍵所在。
(二)性兩元論
西方心理學由于受西方哲學二元論思想的影響,對于人性的結構或內容常持形而上學的觀點。即或者重視人的生物性,忽視人的精神性,如大多數實驗心理學家以及古典精神分析學派等等;或者重視人的精神性,忽視人的生物性,如新精神分析學派以及人本主義心理學派等等。中國古代思想則相反,對人性的結構及其關系持一種較為辯證的觀點。
孟子言“性善”,強調的是人具有與動物相區別的德性,并不否認人有獸性。他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稀”(《孟子·離婁》),又說“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滕文公》)。說明同于禽獸的不是人性,人性乃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荀子講“性惡”,并不否認人有善性,他反對的是認為人的“善性”源于天性的觀點。他認為“天性”就是“天之就”《荀子·性惡》、“生之所已然”(《荀子·正名》)、“不事而自然”(《荀子·正名》)。而那些生而未完成須待“習成”者,如孟子的“善端”,都不是“性”而是“偽”。因此,孟子與荀子的人性論雖然各持一端,但不矛盾。借用孔子的思想看,是“叩了兩端”,沒有“取中”。雖然未能將人性統一,但已經提出了人性的基本內容。
人性統一的理論到北宋時才出現,那時流行一種“性兩元論”。張載以為人性有二,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即宇宙全體之性,即氣之本性;氣質之性則是一物有形之后由其特殊形體而有之性。人稟宇宙全體之性以為其本然之性;更因其特殊形體而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純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他說:“性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張載:《正蒙·成明》)氣質雖有惡,可以依修養而變化。張載認為人生的一個根本原則就是變化氣質,故他說:“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圣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張載:《理窟·氣質》)張載的不足在于,他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雖然合于一人,但彼此還是分開的。
這個問題在朱熹那里得到了解決。朱熹認為,天地之性在人之外是獨立的,在人身上則與人的氣質一起構成人的氣質之性,兩者即為一性,不可分離。也就是說,人性即為氣質之性,氣質之性由“理”與“氣”構成。朱熹說:“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朱子·語類·四》)又說:“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墜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朱熹文集·答徐子融》)
在此基礎上,宋代思想家提出了一對非常重要的心理學概念:“理”與“欲”。“理”表示自然、社會、個人的存在及其規律,反映在人的意識中即為人的“理念”;“欲”表示人的生理的需要,反映在人的意識中即為人的“欲望”。在人的心理活動中,前者表現為人的認識過程,后者表現為人的意向過程。我國古代思想家關于理與欲的思考自先秦時期即有,到了宋代才比較成熟。“理念”與“欲望”的內容及其關系的展開,構成了人的心理活動的基本內容與規律,因而也就構成心理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西方心理學通過合理借鑒中國古代“性兩元論”的思想,就能克服其在人性結構中的形而上學傾向。
歸納以上要點如下:第一,人性不是單一的,包括既聯系又對立的兩方面內容,即“理”與“欲”,反映在人的心理活動中即為“認識”與“意向”;第二,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具體地說,通過“理”與“欲”的運動過程,也就是通過“變化氣質”,人性可以從“氣質之性”變化到“天地之性”,即提高人的心理活動的水平,不斷認識人自身以及宇宙萬物之中的規律。如果以“欲”與“理”的辯證內涵來補充西方心理學的人性觀,那么,中國古代的性兩元論不是很有科學意義嗎?傳統心理學對人性的形而上學解釋可以休矣。
(三)習與性成論
中國古代有不少思想家持“生之謂性”的人性觀點,認為人性是天生的,人性就是本性,這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觀點,“和科學的心理學關系不大”。[1](p.403)但是,中國古代還有一種幾近失傳的思想——“習與性成”說:“習與性成者,習成而性與成也。”(《尚書引義·太甲二》)就是說,當一種“習”形成時,一種“性”也就和它一起形成了,并沒有什么不可改變的本性。如果把生性理解為“生成”而非“天生”,那么生性與習性就沒有矛盾了。人性的本質主要體現為“習性”而非“生性”,人的生性是習性發展的基礎,習性則是人所特有的心理活動的實質。
習與性成觀對于解決現代心理學中的理論問題很有啟發。如遺傳與環境的關系曾長期困擾心理學的發展,從習與性成的觀點來看,這其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人性無論是習性還是生性都是發展而成,從生性到習性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換句話說,在遺傳中也有環境,在環境中也有遺傳,遺傳與環境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共同組成心理活動的連續不斷的運動過程。西方心理學長期將生性與習性對立,要么將生性絕對化,要么將習性絕對化,使得西方心理學沒有穩定而正確的基本原理,嚴重影響著心理學的發展。習與性成的思想可以幫助西方心理學解決這個問題。潘菽指出:“這個論斷具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學意義和科學意義,特別對于人的心理的發展以及人性的了解具有關鍵性重要意義。我國所要建立的心理學應該把‘習與性成’作為一個主要的原理。”[3](p.662)
總之,傳統心理學必須從單一的西方文化背景中擺脫出來,主動吸取東方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營養,在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的澆灌下,鍛造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新心理學即真正科學的心理學,使人性結束欲望與精神的分裂與對立狀態,并在欲望與精神的和諧統一狀態中向前發展。
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75~80B4心理學郭斯萍20012001西方心理學的人性誤區源于西方科學對人性的分裂,西方科學又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因此,西方心理學自己無力解決其人性論問題。能夠與西方文化互補的唯有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所蘊涵的豐富的人性論將有助于糾正西方心理學對人性的誤讀,從而提高現代心理學的科學性和理論性。西方心理學/人性誤區/西方文化/中國文化 the Western psychology/the humanity misunderstanding/theWestern culture/the Chinese cultureHumanity: the Humanity Misunderstanding of WesternPsycholog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GUO Si-pi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Nanjing 210097,China)The humanity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psychologyoriginates from the split of humanity made by Western science,which is also the product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erefore,the Western psycholgy alone couldn't resolve such subject ashumanity. It is only Chinese culture that can be thecomplementarity of the Western culture, because it containsrich thoughts of humanity which can be helpful to correct themis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rationality and theorization of modern psychology.郭斯萍,南京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郭斯萍(1963—),男,南京師大在職博士生,江西師大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 作者: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75~80B4心理學郭斯萍20012001西方心理學的人性誤區源于西方科學對人性的分裂,西方科學又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因此,西方心理學自己無力解決其人性論問題。能夠與西方文化互補的唯有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所蘊涵的豐富的人性論將有助于糾正西方心理學對人性的誤讀,從而提高現代心理學的科學性和理論性。西方心理學/人性誤區/西方文化/中國文化 the Western psychology/the humanity misunderstanding/theWestern culture/the Chinese culture
網載 2013-09-10 21:33:12